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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格拉古兄弟之前，西比尔已预料到这一切。根据她的冷酷预言，罗马人将起来反对罗马人，暴力行为将不限于发生在首都的打斗。她对未来图景的勾勒非常惨烈，远远超出这些：“意大利，伟大的国家，强奸你的不是外来的入侵者。你的儿子们将要强奸你，没完没了地轮奸你，残忍地惩罚你，因为你堕落了。你将匍匐在地，倒在燃烧着的灰烬中。互相屠杀！你不再是正直的人的母亲，你养了一群吃人禽兽。”
本来，这些话会把迷信预言的罗马人吓坏的。不过很幸运，罗马人可以继续保持着心灵的宁静，因为它们不是从西比尔的书中抄录的。预言书一直锁在朱庇特神庙里，严加看管着。预言虽然很恐怖，但它们最初流传在远离罗马的地中海东岸王国里。西比尔大概不仅拜访了罗马人。在罗马，她的预言是高度机密的，在希腊人和犹太人那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许多预言明显指向共和国：“帝国将在西方兴起。那里的人是白人，有好几个头。它将把毁灭与恐怖带给国王们，从一个又一个城市抢劫金银。它的势力范围没有尽头。”
罗马人害怕奇迹，但在其他人的眼里，罗马人本身就是奇迹；根据西比尔发出的警告，他们是最可怕的奇迹。
在预言中，共和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一片黑暗。古老的城市、伟大的王国和帝国都被一扫而空。人们只承认一个权威，一个超级大国将统治一切。但这远不是世界和平的开始。罗马人注定将沉溺于他们的伟业，放纵自己。“他们将彻底地堕落：男人和男人睡在一起，小男孩被带到妓院；国内到处发生骚动，一切都陷入混乱。世界充满了罪恶。”
学者们确信，这些话出现于公元前140年左右。此时，罗马已初具世界霸主的气象，对它做一些描述不必劳烦西比尔女神。那是一些托名西比尔的诗人，声称自己能看到未来。不同于共和国的那几本书，流传在希腊东部的预言书没有提到未来会有什么改变。世界帝国一个接一个走过历史，罗马是其中最伟大的、最具毁灭性的，但人就是人：人是会死的、无能的。难怪这些诗人在提到共和国时，说她是“一群吃人禽兽”的母亲，将被她的孩子们撕成碎片。这些预言同等地包含着希望和绝望，表明对于如何才能打破罗马人的霸主地位，预言家们想不出什么办法。“他们把绝望带给别人，可是，一旦他们屈服于自己的野蛮和光荣，他们失败的结局将非常悲惨。”
在公元前140年代，可以肯定的是西比尔有关罗马人的野蛮和光荣的说法。这10年中，他们展示了无可匹敌的强大力量。整个地中海世界面临遭蹂躏的命运。首先，共和国决定结束尚未完成的一项任务，消灭半死不活的迦太基。但国内有人反对，他们说罗马需要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够分量的对手。这种问题只有罗马人才会提出来：在这里，人们将无情的竞争看作一切公民美德的基础。当然，大多数公民不接受这种逻辑。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迦太基人魔鬼般的残酷和背信弃义暴露无遗。公民们问道，为什么要用罗马人的标准保护这样的一个敌人？最终，公民们投票决定了对迦太基的战争，打算彻底摧毁它。共和国对于成功的理想是怎么样的？战争的结果做了充分的展示。没有任何同胞情感、义务的约束与缓和，罗马人渴求最好的愿望极端地表现出来。
公元前149年，不幸的迦太基人收到了惩罚性的命令，要他们放弃自己的城市。迦太基人不打算屈服，决心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圣地。这也正是罗马的鹰派所希望的。军团开拔了，准备大肆杀戮。在3年的时间里，迦太基人抗拒着不可抗拒的命运；在围城的最后阶段，他们抗拒着罗马最优秀的将军，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Scipio Aemilianus）。最终在公元前146年，城市陷落了。地狱般的景状持续了17天，军团掠走了城市的财宝，还到处放火。借着城里的一片废墟，罗马人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人重建这座城市。700年的历史被一扫而光。
与此同时，为让人们记住这个教训，公元前146年春，一支罗马军队开进了希腊。在这之前的冬天，希腊南部的一些城市联合起来，想打破罗马在这个地区主导的均衡局面。这是不可容忍的，必须予以惩罚。战争几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罗马军队重创了一支希腊军队，就像捏死一只烦人的黄蜂；古城柯林斯（Corinth）成了一堆冒烟的瓦砾。这个城市以两件事著称于世：漂亮的妓女和辉煌的艺术品。罗马军队兴奋地期待着对它的抢劫。被屠杀的城市公民的女人都成了奴隶；在港口的码头上，士兵们掷骰子决定那些珍品的命运。他们身边胡乱堆放着柯林斯的雕塑，准备大批拍卖或用木箱运回罗马。
地中海的两座伟大城市被同时毁掉，实在是耸人听闻的暴行。西比尔为此诅咒了罗马。甚至罗马人也觉得有些不自在，再不能以自卫来掩饰他们对世界的征服。无论何时，想起对柯林斯的抢劫，罗马人总觉得尴尬。在迦太基犯下的罪行让他们想得更多。据说，当西庇阿看到火苗舔上那座伟大城市的城墙时，他流泪了。如西比尔一样，看着罗马最强大的敌人在自己手里灭亡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命运不可抗拒的威力。在共和国权威开始确立的时候，没有对手能阻止罗马前进，阻止罗马抢劫整个世界；此时，西庇阿想到了罗马的毁灭，脑海中浮现出荷马的诗句：
圣城特洛伊毁灭的日子不远了，
普里阿摩和他的人民的死期不远了。
但在他的想象中，共和国是如何毁灭的，它的人民是如何被屠杀的？跟西比尔不同，西庇阿没有说。
在公元前146年的灾难发生之前，希腊人对“自由”的准确意义产生了怀疑。罗马人也声称在保卫自由，他们说的自由是什么？不必考虑野蛮人怎么看，他们的词语极不精确。谁都知道，这个词本身很含糊，它的意义依赖于说话的人、说话人的立场。不久，这一点在罗马人和希腊人那里得到了证明，他们对“自由”的解释岔向了两个方向。罗马人认为“自由”指的是一种机会，是希腊城邦国家遵守罗马人设定的规则的机会，因为希腊人是不听话的小孩子，需要家长严加看管。希腊人则把“自由”看作彼此间作战的机会。两种观点的冲突导致了柯林斯毁灭的悲剧。
公元前146年后，再没有人死抠那些外交语言的字眼。共和国和同盟国间的关系由双方的友好条约界定，至于条约究竟是什么意思，流在柯林斯的血已经做了说明：共和国有行动的自由，同盟国没有。后者仍有名义上的自治，但这仅仅因为罗马只想享受帝国的好处，而省去管理上的麻烦。在希腊海岸之外，心惊胆战的其他国家竭力做出顺从的样子，再三揣摩共和国的意图。东方的君主国对罗马人百依百顺，那些住在王宫里的人们很清楚，只要他们露出一点独立的迹象，罗马人会立刻打残他们的战象，或者把他们的对手送上王位。帕加马（Pergamum）是一个希腊城市，控制着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它的最后一个国王将合作的意义推向了极端，公元前133年，他在遗嘱中将整个王国献给共和国。
这是历史上最奇特的遗产让渡。根据一些寓言式的说法，帕加马林立着巨大的纪念碑，拥有许多从属的城市，它所提供的财富是罗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是，该如何处理这笔遗产？做出决定的责任留给了元老院。罗马的元老院有300人，都是一些杰出人士，被公认为既善良又智慧。元老的资格不是单由出身定的，它要求出众的成就和好名声。事实上，如果名声不是太糟，对那些曾经担任过共和国高官的人来说，进入元老院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元老院有极重的道德分量。从技术上说，他们的意见不具法律效力，但任何一个不太鲁莽的行政官都不会轻视。共和国是什么？说到底，共和国不就是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就像“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这个短语所表达的那样吗？它的缩略式是“SPQR”，最小的硬币上印着它，最大的庙宇山墙上刻着它，到处都能看到它。它是威严的共和国宪法的简明体现。
然而，在任何伙伴关系中，钱的问题是最易引起冲突的。提比略·格拉古觉得帕加马的横财来得正是时候；作为维护人民利益的勇猛斗士，他建议把它们用于改革大业。人民当然赞成，但他元老院的同伴们反对。这部分反映了元老院对提比略蛊惑人心的宣传的不满，以及对他敢于冒犯元老院尊严的行为的愤恨。但元老院并不仅是赌气，继承整个王国的确同一些由来已久的罗马原则相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罗马人总是将金钱跟道德腐化联系在一起；罗马人对亚洲人根深蒂固的猜忌。元老院不是很情愿接受帕加马的财产，除了维护传统价值观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考虑。他们认为管理行省是个负担，榨取外国人的财富有比直接管理更好的办法。元老院属意于一种很实用的东方政策，在剥削和不干预之间巧妙地维持平衡。现在，他们觉得平衡要被打破了。
最初，除密谋了对提比略的谋杀外，元老院没有对王国做什么。后来，王国的秩序变得很混乱，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于是共和国向帕加马派去一支军队，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战斗，花几年功夫慑服了罗马新的臣民。但元老院仍克制着，不急于建立罗马的第一个亚洲行省。他们向帕加马派去了地方长官，代替国王管理王国，同时严格要求地方长官延续以前的政策。这是罗马人的一贯策略，重点在于让人们相信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改变。
这样，罗马的统治阶级坚持了他们本能的孤立主义。以前，他们统治一个城市，现在，他们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世界性权力，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能够粉碎任何胆敢反抗的势力。然而，罗马的行政官们觉得，海外世界还是老样子，仍然是他们追求荣耀的领域。抢劫在继续，但无论对罗马城还是对罗马人来说，声名是最重要的。坚持这一理想就是坚持朴实的老祖宗们的传统，罗马的贵族对此感到很安心，尽管他们也为自己庞大的势力范围洋洋自得。亚洲的君王软弱无能，他们的使节努力揣摩着元老院的每一种意图；罗马的军团长官皱皱眉头，非洲的沙漠部族就得收敛起野性；高卢的野蛮人不敢挑战共和国的权威。这就够了，罗马满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谦卑姿态。
但只是元老院的精英们觉得够了。他们既有钱又有地位，所以有这种自信。商人们和金融家们不这么想，更不用说那些穷人了。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东方世界总是和金子连在一起的。如今，帕加马已经平定，系统地榨取财富的机会来了。可笑的是，正是元老院坚持要维护帕加马的传统统治方式，也正是后者指明了榨取的方法。传统上，帕加马的国王对臣民所得的一切都征税，征税就是管理。这是一个榜样，罗马人得好好学学。共和国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即战争应该带来利益；而对罗马人来说，利益来自抢劫。当然，在西部的野蛮人地区，征服之后就是征税，但那仅仅因为征税意味着管理，不征税就没什么好管理的了。而在东方，系统的管理制度甚至比罗马的历史还悠久。在这里，大肆掠夺一番显得更便当。不必费神想别的什么，拿劫掠品填满国库完事。
然而，帕加马的情况证明征税的方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向罗马人预示了更好的机会，并且不麻烦。很快，派去的官员们都学会了盗用税款。罗马人夸张地传言着他们的行为。这是犯罪：帕加马是罗马人民的财产，罗马人民有权分享——盖约·格拉古大声疾呼。此时，他已接替被杀害的哥哥成为保民官。与提比略一样，他也热衷于控制帕加马的财富，也支持激进改革，而且急需资金。最终，在骚乱发生10年后的公元前123年，他成功地通过了一项决定性的法案。根据法案，罗马将在帕加马建立系统的征税制度。蜜罐打开了。
新税制既是实用主义的，又显得玩世不恭，支持它顺利运转的是罗马人被调动起来的贪欲。东方的君王们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借此榨取臣民。共和国没有这些，只好求助私人力量来提供必要的技能。罗马公开拍卖农业税合同，由竞拍成功者负责征集国家应得的供物。由于数额巨大，最富有的人才能支付得起。但也不是个人，他们得组成一些公司，共享资源，共同管理那些天文数字的财政税款。他们分配股票，召开股东大会，选出经理人员对董事会负责。在行省里，合作财团的雇员们包括士兵、水手和信使。管理财团的商人被称为收税员（publicani），但他们跟国内的收税员完全不同，丝毫没有那种公共精神。利益就是一切，而且越隐蔽越好。他们不仅是替国家收取供物，更重要的目标在于用严苛手段让受剥削的人交出更多财产。他们甚至逼得人们倾家荡产。这些谙熟商业运作的家伙以极高的利率放债，等债务人被榨得一无所有时，就把他们卖作奴隶。在那些大财团的股份持有者看来，行省的人遭受再大的苦难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这里远离罗马。城市没有受到野蛮的抢劫，它们被慢慢地放血，直到流干死去。
表面上，罗马的新臣民有抵制过分压榨的可能性。税收体制虽然私人化了，但行省管理权保留在元老院精英手中，后者仍然坚持共和国的理想。根据这些理想，行政长官应保证臣民享有和平与公正。而在实际生活中，贿赂行为十分猖獗，什么原则都变得一钱不值。正直的罗马人？笑话！对那些可怜的行省人来说，收税员和行政长官属一丘之貉，贪婪是他们的共同本性。
巧取豪夺几乎是公开的。在争取罗马的荣耀的事业中，共和国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在帕加马，这些权力成了挣钱的执照。拜金主义压倒一切。大道的建筑本来是为战争服务的，现在则大大便利了征税人员；军团行进在大道上，其后则尾随着长长的牲畜组成的队伍，它们的身上沉重地压着东方的财物。正在迅速成为共和国内湖的地中海上，船舶满载着殖民地的财富，川流不息地驶向意大利。帝国的各个大动脉因金子而变得硬化了；硬化越厉害，罗马挣的金子越多。
随着罗马控制的加强，行省面貌发生了变化。在东方，罗马人为寻找财富而在城市里掘地三尺，在西方，罗马人挖的是野外的地。共和国在西班牙开矿的规模非常之大，工业革命以前，没有哪里能超过它，所有见识过的人都为之目瞪口呆。甚至远在朱迪亚（Judaea），人们“也听说过罗马人在西班牙旷野中所做的事，因为那里有金银”。
一个世纪以前，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这些矿藏，现在，它们被转给了收税员，后者以特有的干劲开始了大规模的开采。挖掘出的坑道网络面积就超过了100平方英里，4万左右的奴隶在这里生不如死地辛劳着。地表坑坑洼洼，空中总飘浮着一层浓雾，是从熔炉的巨大烟囱中冒出的。浓雾包含着大量有害化学物质，裸露的皮肤会被它灼伤并变得苍白，飞进雾中的鸟儿会就此毙命。罗马的权威延伸到哪里，这些烟雾就跟到哪里。
起初，罗马人认为西班牙的广大地域既偏僻又危险，不值得开发。传言说那里的部族极其野蛮，他们将盗匪视作光荣的职业，用尿液洗牙齿。
尽管如此，到公元前2世纪的末期，除北方的一些地方外，整个半岛都向商业活动开放了。
巨大的新矿陆续出现在西班牙中部和西南部。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知道格陵兰岛的冰川中蕴藏着铅矿，探明储量呈迅速增长的势头。大量的铅化作了西班牙上空的有毒烟雾。
这里有丰富的银矿。据估计，每采出1吨银子，需要熔炼1万吨的矿石。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的造币厂差不多每年消耗50吨银。
在西班牙如在亚洲一样，不可避免地，如此规模的商业活动伴随着公与私的冲突。行省为罗马投资者驯服了当地的部族，建造了优良的港口和道路。渐渐地，行省的官员们开始寻求回报，恶劣的腐败行为由此产生。这种腐败行为非常虚伪，在大量攫取金钱的时候，元老们也是一副势利的嘴脸，显出厌恶金融业的样子。他们甚至还用法律来掩饰：收税员不得进入元老院，就像元老们不得涉足海外贸易一样。然而，在表面文章之下，这些规定根本不能实现其目标。它们提出了一些规范，目的是让行政官员与实业家密切合作，结果却是他们狼狈为奸，共同致富。罗马政府渐渐异化为一个军事—财政的复合体。得到帕加马后，罗马人追求财富和声望的动机越来越多地纠结在一起。孤立主义的传统政策濒于解体，行省人民受到不断加剧的压榨。
并非共和国的所有理想都在消亡中。有些行政官员对于正在发生的变化很震惊，试图阻止它们。这很危险，因为那些财团一旦发现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便迅速地采取强硬手段。鲁提利乌斯·卢福斯（Rutilius Rufus）是财团最广为人知的牺牲品。他是行省的一位官员，以品行正直著称于世。他曾努力保护人民免受收税人员的过分剥削，结果在公元前92年受到审判。大财团事前做了一些准备，陪审团里挤满了收税员的支持者。他们精心选取了指控的方向，厚颜无耻地告卢福斯敲诈。宣判后，他们同样厚颜无耻地挑选了卢福斯的流放地，定在他被指控敲诈的地方。然而，在那里，人们用鲜花欢迎他。
行省在亚洲，以前是帕加马王国。成为共和国行省40年后，这里仍被罗马人视为摇钱树。在行省的人们看来，卢福斯事件正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他们能做什么呢？有人胆敢反抗的话，贪婪的罗马人决不会约束自己的残暴，柯林斯的破砖碎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苛捐杂税加上绝望，压垮了希腊人的亚洲殖民地：他们拿什么对抗贪得无厌的金融家和无敌的罗马军团？
控告卢福斯三年后，行省的权势人物又积极推进了他们的发财大计。为广开财源，这一次，罗马商人的贪婪目光盯上了本都（Pontus）。它是黑海岸边的一个王国，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北部。公元前89年的夏天，亚洲地区的长官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Manius Aquillius）制造了一个入侵本都的理由。他不想让自己的军队受到损失，转而命令一个附属国王替他作战。完全出于狂妄自大，他认为这样的挑衅即使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他也能够应付。事实上，此时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Mithridates）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的传记由一个吹捧的天才精心编撰而成，读起来像一篇美丽的童话。孩提时代，米特拉达特斯受到邪恶的母亲的迫害，不得不逃进森林，在那里生活了七年。他能独力与狮子搏斗，比鹿跑得还快。由于担心母亲的谋杀，他着迷似的钻研用毒的知识，不断服用抗毒药物，直到身体能抵抗毒药。显然，这样一个男孩不会让家人挡住他走向王位的道路。后来，米特拉达特斯率领一支军队回到了首都，命人杀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牢牢地掌握着权力，并肆无忌惮地滥用，根本不像是一个驯顺的罗马傀儡。对本都的入侵被轻易地击退了。
更要命的还在后面。现在，米特拉达特斯考虑是否应该向共和国发起攻击。尽管罗马很强大，但他认为开战的时机到了。他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像所有自负的独裁者一样，他不断地努力加强军事实力，他的军队都是新崭崭的——一点也不错，军队的武器包裹着黄金，铠甲包裹着闪亮的珠宝。他不仅喜欢炫耀，也重视幕后的行动。米特拉达特斯曾秘密在亚洲各地旅行，认为自己看到了足够的证据，看到了亚洲行省对罗马的仇恨。这促使他下了决心。在亚洲的行省里，他看到罗马人的要塞数量不足，而且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希腊人的城市向他欢呼，把他看作解放者。仅仅过了几个星期，罗马在行省的势力便彻底崩溃，米特拉达特斯来到了爱琴海边。
这是一个曾犯下弑母大罪的野蛮人，其形象距希腊人心目中的英雄肯定非常遥远。然而，即使弑母的野蛮人也比收税员好得多。行省人如此渴望自由，如此痛恨罗马人，以至于为赶走压迫者，他们什么都愿意做。挣脱罗马人的锁链后，行省人用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展示了这一点。公元前88年夏，为了把希腊城市的命运与自己紧密连在一起，米特拉达特斯写了封信，命令行省人屠杀留在亚洲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希腊人残忍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据说在一个夜晚就杀掉了8万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对屠杀进行了精心准备和策划，暴行也因而更骇人听闻。受雇的暴徒将牺牲者集中在一起，砍杀那些紧抱着神像的人，射杀那些试图跳海逃生的人。尸体被扔出城外，任其腐烂。
暴行尽管造成了罗马人极大的经济损失，毕竟还是可以计算的，但它对罗马人声望的打击则难以估量。米特拉达特斯善于宣传造势，不仅复活、利用了西比尔的预言，还在其中加进了新的内容，使它们对自己更为有利。宣传主题是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君王，作为神用来惩罚、羞辱狂妄自大的罗马的工具。米特拉达特斯策划了大屠杀来证明预言。不仅如此，为加强预言效果，他还设计了对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的死刑。后者最先触怒了米特拉达特斯，导致本都国王投身战争。不幸的阿奎利乌斯在最不该的时间病倒了，结果被抓到了帕加马，一路上戴着镣铐。米特拉达特斯先是把他拴在一条驴子的身后，在嘲弄的人群中游街。接着他又命人熔炼了一些首饰。阿奎利乌斯的头被猛地向后拉，嘴巴被撬开，熔化的金子倒进了他的喉咙。“罗马人是战争狂，太阳下的所有国家、民族、国王都无法逃脱他们的魔掌。他们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深蒂固的贪婪——对帝国和财富的贪欲。”
这是米特拉达特斯对共和国下的判词。如今，面对共和国在亚洲的代表，米特拉达特斯象征性地执行了判决。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吞金而死。
满载着帝国财物的船只驶向意大利时，船上的水手总是选取维苏威火山那光秃秃的山锥作为参照物。他们在空中检视着，寻找火山那熟悉的平顶轮廓。一旦找到，水手们便向诸神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它们将水手安全地从危险的航行中带出来。前方就是航程的终点。在海湾碧蓝的天空下，水手们看到了点缀在岸边的众多城镇。如诗如画地，希腊风格的城镇绵延在意大利海岸。它们是几个世纪前的殖民者建造的。在那不勒斯海湾，商业活动一直是国际性的。如今，这些年代久远的港口不像以前那么繁忙了，比如，那不勒斯就开始从事完全不同的行当了。阳光下，它显得懒洋洋的。由于距罗马只有两天路程，那不勒斯的古老街道挤满了游客。品味希腊风情是他们的旅行目标：与希腊哲学家辩论，向医生寻医问药，或者在装点得很精致的妓院里厮混一阵。与此同时，巨大的货船在外海中若隐若现，轻轻驶过。
如今，这些货船的停泊地是普特里（Puteoli），还要再走上几英里才到达。在那儿，罗马人早已消除了希腊传统的一切痕迹。在普特里停靠的船只来自整个地中海地区，船上往往老鼠成群。这些船只装载粮食以满足罗马的惊人胃口，运送奴隶替罗马人做工。货船上的物品还包括搜罗自远方属地的奇珍，如雕塑和香料，绘画作品和奇花异草。当然，只有最富裕的那些人才买得起这些奢侈品，但分布在普特里两侧的别墅对奢侈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它们是那些域外物品的最终目的地。如任何地方的超级富豪一样，罗马贵族也想把他们心爱的度假地装扮得与众不同，为此将种种奇珍抢购一空。
整个90年代，这个地区的不动产稳步增长着。富有的企业主纷纷在这里造房建屋，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牡蛎养殖主塞尔吉乌斯·奥拉塔（Sergius Orata）。他看好罗马人对贝壳类食品的庞大需求量，建造了当时最大的牡蛎养殖场。他修筑了水坝和引水道以约束海水，在卢克林湖（Lucrine Lake）的湖口处建起高高的穹顶。在那里，奥拉塔养出了最美味的牡蛎。当时的人们被他的创举弄得目瞪口呆。他们说，如果奥拉塔愿意，他能在房顶上养牡蛎。不过，真正让奥拉塔出名的是另一项技术创新。垄断牡蛎市场后，他发明了温水游泳池。
温水游泳池大概是最接近原义的翻译了。原来的拉丁语写作balneae pensiles，含义非常模糊。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悬在空中的浴池。
据说这项发明需要将大量的热水提升到一定高度，使用起来非常舒适。它也给奥拉塔带来巨额财富，像他养牡蛎一样成功。不久以后，所有的房产都得安装“悬在空中的浴池”，否则便算不得完备。当然，是奥拉塔亲自安装。他大批地买下别墅，在其中建造浴池，再把它们卖出。
很快，新发明在那不勒斯海湾传播开来，成为财富与时髦的代名词。远一些的内陆地区也一样。在以香水业闻名的古老城市卡普阿（Capua），在罗马超过两个世纪的忠实盟友诺拉（Nola），温水游泳池到处都是，象征着宁静与舒适。城墙外是苹果园、葡萄园、无花果园，以及大片的野花，一直延伸到维苏威火山和海边。这便是意大利的明珠坎帕尼亚（Campania），富人的游乐场,富饶、兴旺且奢华。
并非所有的地方都一片繁荣景象。在诺拉城外，从低地到山谷的地形逐渐蜿蜒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萨谟奈（Samnium），地势陡峭险峻。正像这里的崎岖地形与下方的平原形成强烈对照一样，这儿的人也跟平原地区大不相同。他们得土中刨食，但土里尽是石头和低矮的灌木。萨谟奈没有牡蛎，没有温水游泳池，有的只是粗鲁的庄稼汉，说话带有滑稽的乡土口音。他们相信巫术，在脖子上戴丑陋的铁项圈。最恶心的是，他们当众让理发师为他们修整阴毛。不用说，罗马人对他们一点都看不上眼。
尽管如此，罗马人不得不记着一个事实：这些野蛮人是半岛上最后屈服于罗马的。距诺拉不到1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考迪内的山口（Caudine Forks），萨谟奈人（Samnites）曾在这里战胜罗马人，让他们遭受了最丢脸的失败。公元前321年，一支罗马军队在纵队行军时遭遇埋伏，被迫投降。萨谟奈人没有屠杀他们，而是剥去俘虏的上衣，驱赶他们走在由锋利的矛组成的轭的下面。胜利者身着耀眼的铠甲，站在一边观看、欢呼。萨谟奈人错误地用这种方式羞辱敌人，而他们的错误是致命的。罗马人只要一种和平，那就是他们自己主导的和平。尽管已签订和平条约并发誓遵守，罗马人很快找到破坏条约的借口，重新发起进攻。于是，萨谟奈被征服了。偏僻的山顶建起了殖民地，山谷中修筑了道路，崎岖的土地被翻开、耕耘。不过，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那些懒洋洋地躺在奥拉塔式游泳池中的人来说，谁还记得萨谟奈人冲下山来劫掠坎帕尼亚的事呢？
突然地，难以置信的事在公元前91年底发生了。对罗马人的怨恨爆发了。萨谟奈人虽然长期克制着，但怨恨一直没有消除。萨谟奈山谷战事再起。山里的人们拿起了武器，就像漫长的罗马占领时期根本不存在一样。如前辈们曾做过的那样，他们迅速冲进了平原地带。罗马人事先毫无觉察，在坎帕尼亚也没有像样的军备。形势岌岌可危。整个那不勒斯海湾本来一直是宁静、闲散的，现在，一个个城镇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入反叛者手中：色兰特姆（Surrentum）、斯特比（Stabiae）、赫库莱尼（Herculaneum）。诺拉远在内陆，因为它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反叛者最重要的成果。几乎刚刚把它包围起来，诺拉便投降了。反叛者要求当地驻军加入他们的阵营，被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傲慢地拒绝。他们被活活地饿死了。城市得到加固，并储存了大批粮食，成为反叛者的坚强要塞。
反叛罗马的不仅是萨谟奈人，诺拉的背叛也不是孤立的事件。维苏威山坡上的庞贝（Pompeii）距那不勒斯仅几英里远，也在第一时间加入反叛的行列。在意大利其他地方，一些部族和城镇多年来一直顺从罗马，现在也拿起了武器。反叛地区主要集中在亚平宁山脉一带，如萨谟奈那样多山和落后的地方。贫穷是反叛者长期以来的命运，贫穷也使他们积聚了对低地城镇的强烈仇恨。在反叛者攻占的第一个城市阿斯库鲁姆（Asculum），他们杀掉了所能找到的全部罗马男人。罗马人的妻子如不顺从，也会受到凌辱并被出售。
或许，这些暴行不过是落后的野蛮人报复心理的发作。农民的仇恨其实算不得什么，统治着意大利各个小国的寡头君主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煽动、利用了他们。罗马人的一贯做法是贿赂、抚慰同盟国的统治阶层，在过去成功地维持了意大利人的忠诚。富人、地主和有学问的人都属于这个阶层。然而，渐渐地，这些在同盟国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们疏远了罗马。原因有很多。服役的负担不成比例地压在他们肩上；根据罗马法，他们的地位低人一等。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的眼界开阔了，先辈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机会和权势展现在他们面前。意大利人不仅帮助罗马建立了一个帝国，还积极参与了对帝国的剥削。无论罗马军队开到哪里，意大利商人总是紧随其后。在行省，来自盟国的人同罗马人享有同样的特权，那些凄惨的行省人根本分辨不出，憎恨地把他们都称作“罗马人（Romaioi）”。可是，在海外成为特权阶级不仅不能满足来自盟国的人，反而使他们下定决心，在国内也要和罗马人平起平坐。在这个时代，罗马的权威已成长为世界性的，与此相比，它所给予意大利政客们的那一点有限自治权算什么呢？掌管一个地区的事务跟主宰世界的命运能比吗？
世界已经变小，普特里的诸多码头证明着这一点，它附近的诸多优雅别墅证明着这一点，意大利人的起义也一样。在同盟者军队中，多数人或许是在为模糊的地方荣誉而战，他们的领袖可不想回到罗马崛起前的地方主义。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并非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想的是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权政府。战争一开始，领袖们便看中了考菲尼姆（Corfinium）。它位于意大利的中心，领袖们选它做新的首都，“它将取代罗马，为全体意大利人所有”。
为了让人们都明了它的象征意义，考菲尼姆和新的国家获得了同样的新名字，“意大利亚（Italia）”。他们发行了新硬币，建立了新政府。直到19世纪，加里波第才做出了又一次尝试，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
如果说模仿是讨好的最真诚形式，那么，至少对意大利亚的大多数领袖来说，反抗罗马并不是挑衅，而是一种微妙的欣赏姿态。从根本性的法律到新的硬币，意大利亚的一切都在模仿罗马。正如意大利人的愿望是成为罗马公民，虚弱的新国家想的也不过是成为另一个罗马。对普通的士兵而言，罗马公民权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虽然如此，仍有迹象表明，士兵们分享着一种同胞情谊，有时会削弱他们对共和国的不满。在同盟者战争的早期，罗马一支主力部队在意大利中部遭到挫败。幸存的士兵们感到很绝望，因为对手的装备和训练同他们一样好。在公元前90年的整个夏天，共和国军队一直进行着艰苦的阵地战，逐渐将反叛者的战线推后；到农业收获的日子临近，战争季节即将结束时，他们准备给对手决定性的最后一击。但到了双方排好队形、相向而立时，士兵们纷纷认出了对方阵营中的朋友，互相召唤着放下了武器。“紧张气氛消散了，战场上的人们像在过节一样。”士兵们互叙友情，罗马指挥官也跟对手见了面，讨论“和平以及意大利人对公民权的渴望”。
当然，会谈并不成功。罗马人怎么可能在战场上向敌人让步呢？但是，他们能坐在一起谈判，已经表明双方都有悔意。最有意义的是罗马指挥官的身份。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是共和国最有名的军人。尽管已经60岁了，坐在马鞍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自在，马略仍然有明星般的号召力。反叛者知道并敬重他，许多人曾在他的麾下作战。人们心怀感激地记得，马略曾独断地给予整个意大利同盟者的步兵（cohort）以罗马公民权，作为对他们勇敢作战的奖励。人们还记得，马略本人也不是罗马人，他是在阿尔皮努姆（Arpinum）长大的。那是一个小山城，距离首都有三天路程，人们只知道它既贫穷又偏僻。在远古时代，阿尔皮努姆是部落人的堡垒，他们曾与罗马人发生战争，但战败了，然后是被同化，最终获得了公民权。他们获取公民权还不到一个世纪。如今，意大利同盟者也开始了争取公民权的殊死搏斗。在这种背景下，考虑到马略并不显赫的出身和如今所处的高位，他的经历的确能给反叛者带来一些希望。
也不仅是反叛者。许多罗马人同情意大利人的要求。无论如何，罗马不正是一个移民者的城市吗？追溯到罗慕路斯年代，最早的罗马妇女是一些被劫持的萨宾人（Sabine）。她们奔波于父亲和丈夫间，乞求他们不要相互争斗，而要像公民一样，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请求被接受了，罗马人和萨宾人在七个小山丘上定居下来。传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罗马那样，大方地让渡自己的公民权。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人都可以成为罗马人，分享罗马人的价值观和信仰。反过来说，在罗马人的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对非罗马人不可遏止的轻视。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
不幸的是，在意大利人起义前的那些年里，有关开放还是排外的争论变得壁垒分明。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偶尔给某个人或某个社团公民权与给整个意大利公民权是完全不同的。尽管许多罗马政治家很傲慢或沙文主义，不过，有关其城市会被毁掉的担忧与之关系不大。一下子将全部意大利的百万人口接纳进来，罗马的古老体制如何承受得了？保守派觉得罗马受到的威胁非常现实，相应地，他们的反应也显得歇斯底里。在他们的鼓动下，罗马通过了一些法案，驱逐所有不是罗马公民的人。更可怕的是，为阻止对手提出自己的法案，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暴力手段。公元前91年，由于发生了骚乱，一项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法案被搁置起来，法案提出者愤恨地回家去了。黄昏的薄暮中，他被刺死在自家的门廊里。凶手一直没有找到，但意大利人的领袖们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暗杀发生没几天，他们便开始动员山里的同胞们准备战争。
当阿斯库鲁姆的惨剧传到罗马时，各个政治派别都惊呆了。正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危机的发生，现在，他们迅速地团结起来。即使最认同意大利人要求的罗马人也准备战斗了。无论在哪里遭遇从前的盟友，马略都指挥着军团冷酷而顽强地战斗。战争初期，罗马人受到一连串失败，现在，一次次沉重打击临到了同盟者头上。当马略坐下来谈判的时候，整个意大利北部已经平定。几周以后，反叛者开始崩溃。阿斯库鲁姆的屠杀拉开了起义的序幕，让罗马人庆祝其第一次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也来自阿斯库鲁姆。获胜的将军是“斜眼（Strabo）”格奈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他可能是罗马最讨厌的一个人，不仅因为他是个斜眼，也因为他阴暗的性格。在意大利东海岸的皮西努姆（Picenum），斜眼庞培拥有大片地产，战争初期他被困在那里很长时间。斜眼不想饿着肚子在皮西努姆过冬。秋天来临后，他发起了两次突袭，以钳型攻势成功地打击了对手。反叛者的残余部队逃到了阿斯库鲁姆，他也在这里困住敌人，完成了命运的反转。
随着胜局的日益明显，元老院也发动了自己的钳形攻势。一方面，罗马继续加紧军事进攻，在整个中意大利追逐对手，迫使日益窘迫的敌军躲进积雪最厚的深山；另一方面，那些一贯主张给予意大利公民权的政治家们也发动了攻势。由于军事上的胜利，罗马人有了表现大度的资本。那些政治家说，长远地看，罗马别无选择，必须给予同盟者公民权。最顽固的保守派也被说服了。公元前90年10月，罗马通过一项法案，决定立刻给予一直忠于罗马的意大利社团以公民权；在规定的期限里，如果反叛者放下武器，他们也将获得公民权。对多数人来说，这种诱惑难以抗拒。到公元前89年的夏天，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绝大多数地区恢复了平静。
难以平定的是萨谟奈地区，在这里，斗争根源深植于久远的积怨之中。正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在共和国已筋疲力尽、后院的战斗仍未平息的时刻，亚洲传来了警报。萨谟奈地区的村庄被群山环抱着；东部希腊人富丽堂皇的城市则相当国际化，城市里装饰着大理石或金属的雕像。二者看起来有着深刻的裂痕，但罗马人的统治使它们有了共同点。亚洲属地有大批钻营自肥的意大利商人和农业包税人，其中不乏萨谟奈人。在导致亚洲对罗马的憎恨方面，萨谟奈人也有份；而在萨谟奈地区，他们则推动着同胞们发起叛乱。不过，虽然意大利的战争如火如荼，亚洲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都忙于从行省人那里捞钱，没功夫发动彼此间的战斗。事实上，他们没功夫跟任何人战斗。
这时候，米特拉达特斯来了。公元前89年，罗马人在亚洲的统治已崩溃，影响波及整个地中海经济圈。意大利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反叛者的领袖利用了他们的同胞在东方的商业关系，请求米特拉达特斯加入反叛的行列；然而很可笑，米特拉达特斯应邀采取行动后，受打击最沉重的却是意大利商人。另一方面，罗马的元老们则公开欢迎同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看好这场战争的前景。他们都知道东方人很无能，打仗时像女人一样。而且他们还知道原因：东方人太富有了。毫不奇怪，对这样的战争，罗马贵族们简直迫不及待。
马略觉得指挥官职务非他莫属。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米特拉达特斯。10年前他在亚洲旅行时，见过这位国王。以一个好战男人的坦率，马略指明了两条路：国王或者服从罗马的意志，或者变得比它更强大。当时的米特拉达特斯隐藏了他的傲慢，小心地避开战争。不管怎么说，最终促使米特拉达特斯投身战争的那个人是马略的亲密盟友，而这个事实似乎并非巧合。最初，地方长官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挑动罗马的傀儡国王进攻本都。他曾做过马略的军事副手，在马略担任执政官时也是他的同事。当阿奎利乌斯被指控敲诈时，马略施加了影响，结果他被无罪释放。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对阿奎利乌斯的某些行为提出一种解释。为什么当罗马还在意大利为生死而战时，他无视东方的局面，仍对本都国王采取挑衅行为？阿奎利乌斯想为他的保护人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指挥光荣的亚洲战争的机会。
真有这样一个阴谋吗？不管怎么样，它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无论对阿奎利乌斯、对马略还是对共和国来说都是这样。战事不断蔓延，最初在街道上，后来遍及整个意大利，纠缠罗马长达10多年。新的危险因素也出现了。东方战争指挥官是一个肥缺，没有人能轻松地获得；马略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人盯上这个职位。由争夺指挥官职务引发的事态迅速恶化了。
公元前89年的秋天，多种不祥的预感烦扰着罗马人。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争虽已接近尾声，通向未来的道路仍显得危机四伏。罗马出现了各种奇怪的征兆，似乎诸神又在用这种方式警示共和国的灭亡。其中，最可怕的是许多人都听到的号声，它发自晴朗无云的天际，把人们吓个半死。星占师急忙翻阅他们的卜书，令人惊恐的答案明白无误：既有的秩序将发生重大变动。革命性的事态将影响整个世界，旧的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