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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共和国之前，国王们统治着罗马，傲慢的塔昆（Tarquin）是其中之一。关于他流传着一个怪异的故事。有一天，一位老妇带着9本书，到王宫里找他。她想把书卖给塔昆。价格极高，塔昆嘲笑着拒绝了。老妇一言不发地走开，没有讨价还价。她烧掉了3本书。再次出现的时候，她以同样的要价卖剩下的书。塔昆还是抱以嘲笑，但心里稍稍有些不安。老妇离开了。到底是什么书？塔昆变得焦虑起来。神秘的老妇带着3本书又一次出现，索要一样的价格。这次，塔昆没有犹豫，赶快买了下来。老妇拿着钱离开，再不露面了。
她是谁？书中准确地预言了许多事，罗马人意识到作者是西比尔（Sibyl）。但这只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有关她的传说很奇特，很让人困惑。据说她曾预言特洛伊战争。她是10个女预言家的复合体？她永生不死？还是将要活上一千年？人们对此争论不已。另一些人更显睿智，径直怀疑是否有这么个人。只有两件事比较有把握：她的书真的存在，是用细长的古希腊语书写的；书中包含有准确的预言。虽然少了6本书，并且直到老妇第三次出现时才成交，可不管怎么说，由于塔昆，未来才对罗马人打开一扇窗。
但这对塔昆意义不大。公元前509年，一场宫廷政变将他赶下台。自罗马建城以来，国王们统治了两百多年，塔昆是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
塔昆被驱逐后，君主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共和国。此后，罗马人近乎病态地憎恨“国王”一词，无论何时提起，都会引起他们的畏惧与厌恶。反塔昆政变的口号是自由。渐渐地，自由和生活在没有主人的自由城市被人们圣化，成为衡量公民的标准和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为防止再出现暴君，共和国的缔造者创建了一种著名的制度：他们仔细地将被流放的塔昆的权力分配给两位官员；官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不超过一年。他们便是古罗马的执政官（consul）。
执政官位居其他公民之上，两人相互监督。这出色地体现了共和国的首要原则，不允许任何人独自掌握最高权力。然而，尽管执政官制度很新奇，但它并没有彻底地将罗马人与过去割裂。君主制废除了，但其他的几乎都保留了下来。新共和国根源于遥远的过去——事实上，往往是非常久远的过去。作为执政官的一种特权，他们穿的宽松长袍仿照以前国王的做派，边缘部分装饰着国王专用的紫色；占卜的仪式早在罗马建城前就有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罗马人拥有塔昆留下的三部神秘预言书，它们出自古代的、可能是永生的西比尔之手。
这些预言非同小可，罗马人将它们视作国家的秘密。普通公民若胆敢抄录，他们会被缝进麻袋，沉入大海。只是到了最危险的境地，当有可怖的奇事发生，预示共和国将有大灾难时，他们才能求教于这些神秘的书。预言书存放在朱庇特神庙，防卫十分严密。罗马人小心地选出一些行政官员（magistrate），授权他们登上神庙，翻阅预言书。他们的手指滑过已变得暗淡的希腊文字，努力解读它们，找出其中隐示的建议，以安抚愤怒的上天。
建议总能找到。罗马人既虔诚又实际，对宿命论毫无兴趣。了解未来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什么时候老天会下血雨，大地裂开并喷出火焰，老鼠吞金？罗马人认为这些怪事就像是被催债一样，警告他们亏欠了诸神。怎样补偿呢？办法可能是引入一种外来的宗教仪式，祭拜一位他们一直不知道的神。更多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行政官极力主张恢复长期忽略的传统，废除罗马人采纳的一些革新措施。回到从前，于是罗马的安全重获保证。
所有罗马人都深信这一点。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经常被社会变革的要求所困扰，比如扩大公民的权利、不断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等。与此同时，罗马人也顽固地一再表达他们对变化的厌恶。新奇的东西是邪恶的。罗马人不因新奇本身而接受新奇之事，只是在披上神的愿望或古老传统的外衣后，它们才能得到罗马人的赞同。这就是罗马的实用主义，保守性与灵活性并存。保留那些已经证明有效的制度；修正那些失败的；即使是显得多余的地方，罗马人也郑重其事地保存着——或许以后有用。共和国既是一个新的建筑工地，也在后院收藏着大量过时的“破烂”，它的明天就建基在混乱的过去中。
罗马人一点儿也不觉得自相矛盾。对他们的伟大城市，罗马人除了坚持祖先的传统之外，还能注入什么新的内容呢？一些国外的评论家把罗马人的虔诚看作“迷信”，
认为是犬儒主义的统治阶级愚弄大众的伎俩。他们错了。罗马共和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希腊城邦国家总是毁于内战和革命，罗马不是这样。在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尽管经常发生社会动乱，但城市里从来没有流血冲突。看看希腊人吧，他们的惯常做法是放弃普遍公民权的理想，遁入诡辩术。与之相对照，罗马人用公民权定义自己，把它看得比什么都神圣，比什么都可贵。共和国（republic）的含义正是公共事务（res publica）。在其他公民的眼中，罗马人确切地认识了自己。
别人如何提到自己的名字也很重要。在共和国，一个好公民是大家公认为“好”的公民。罗马人看不出美德和名声有什么区别，用同一个词honestas表示它们。全城一致赞同是罗马人所极力追求的。只要大街上聚集有心怀不满的公民，罗马便有机会得到更大的光荣。每次发生公民骚乱时，行政官的职位便会增加：公元前494年，增加了市政官（aedileship）和保民官（tribunate）；前447年，会计官（quaestorship）；前367年，司法官（praetorship）。职位越多，需负责任的范围越广，获取成就和赢得赞同的机会越多。公民们最渴求的是别人的赞美，最惧怕的是坏名声。之所以能维持健康的竞争精神，阻止它堕落为自私的野心，罗马人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觉悟：在公众面前，名声不能坏了。尽管斗争很激烈、竞争的形势很严峻，但虚荣自负被认为是幼稚的，罗马的公共生活容不得这种心态。置个人荣誉于共同体利益之上是不能容忍的，罗马人觉得只有野蛮人才会这么做，只有比野蛮人更糟的国王才会这么做。
在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罗马人受到的教导是驯服自己的竞争天性，使之服从于公共利益。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没有这些限制。“罗马人贪婪地追求赞美，追求荣誉，远远超过任何别的国家。”
对它的邻居们来说，这意味着灾难。罗马军团把残酷和效率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其对手们很难适应。每当罗马人遭遇抵抗，不得不强行攻略一座城市时，他们得手后的一贯做法是杀光所有能找到的生物。想知道哪些是军团留下的残砖断瓦吗？标志是混杂在一起的人的尸体、被分割的狗的脑袋、小牛的残肢。
与野蛮人的冷血不同，罗马人杀戮是为了让人恐惧，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军团士兵的勇气来自对罗马的骄傲，来自跟它的命运荣辱与共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为每一位公民所分享。对外人而言是致命的，对罗马人而言是关乎荣誉的。正是这同一种东西成为罗马战争方式的特色。
即便如此，要让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认识到罗马的征服天性，仍需要一个过程。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那些相距仅10英里左右的城市也不愿顺从，罗马人为征服他们煞费周折。这不奇怪。不管怎么说，最凶猛的掠食动物也有它的婴幼时期。起初，罗马人抢劫山地部落，与他们进行小规模战斗，逐渐发展了他们控制和杀戮的本能。到公元前360年，罗马成为意大利中部的主人。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向南、北两面扩张，粉碎一切反抗。共和国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到公元前260年代，它已囊括了整个亚平宁半岛。罗马的荣耀也同步增长。对恭顺地表示服从的城市，罗马人大度地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一如保护者屈尊俯就地对待被保护者；敢于反抗的城市将面临没完没了的战斗。罗马人决不容许他们的城市蒙受羞辱，为挽回颜面，他们愿死战到底，不惜任何代价。
很快，在一场可以说关乎生死的斗争中，罗马人有了展示决心的机会。这就是他们所进行过的最艰苦的迦太基战争。迦太基是一座闪米特（Semitic）殖民者建造的城市，位于北非海岸。它控制了地中海西部的商路，掌握了不亚于罗马的资源。虽然主要是一个海上强国，但几个世纪来，它也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移民城市进行了多次战争。如今，罗马人来到了墨西拿海峡，与西西里岛隔海相望。对迦太基人来说，随罗马人而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不祥的局势，西西里的军事平衡被打破了。希腊人很愿意将罗马人卷入他们与迦太基人的持续争端中；而一旦参与进来，罗马人便抛开了既有的游戏规则。公元前264年，发生了一次关于条约中条款的小争吵，罗马人将它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尽管长久以来共和国仅限于内陆，没有海军；尽管后来建成的舰队一次次地被对手或风暴摧毁，罗马人还是忍受了20多年的惨重伤亡，最终打败了迦太基。战后双方签定了和平条约，迦太基人完全撤离西西里岛。突然间，罗马拥有了海外帝国的第一块基地。公元前227年，西西里岛成为罗马的第一个行省。
共和国的战线拉长了。罗马人只是击败了迦太基，并没有击垮它。失去西西里后，迦太基人的帝国梦聚焦在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山区，凶猛的山地部落集群而居，但他们挡不住迦太基人前进的步伐。半岛上大量的贵金属被勘探、被开采，迦太基人遽然暴富，开始谋划报复。此时，对罗马人的本性，他们的优秀将领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不再抱任何幻想。他们知道，争端一旦开启，全面战争将不可避免，不彻底摧毁罗马人的力量就不能算胜利。
为此，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一支迦太基军队从西班牙出发，跨过了高卢南部的广阔地区，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汉尼拔表演了远胜过对手的高明战略、战术，三次大败罗马军队。第三次发生在坎尼（Cannae），汉尼拔歼灭了8个罗马军团。在共和国军事史上，这是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根据当时一般的战争情况推测，罗马应该认输求和了。然而，这不是罗马人的性格。面对如此巨大的军事灾难，他们没有放弃抵抗。很自然，在这种生死关头，他们需要西比尔预言的指导。根据预言的指示，罗马人应在城市的市场里活埋两个高卢人、两个希腊人。行政官们一丝不苟地遵照执行。通过这种野蛮的行径，罗马人表明为了保全城市的自由，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是自由就是死亡，没有其他选择。
一年又一年，共和国顽强地走出了失败的阴影。更多的军队召集起来；西西里岛守住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帝国被征服了。坎尼之战后15年，汉尼拔再次遭遇罗马军队，不过这一次在非洲。汉尼拔战败了。迦太基兵员奇缺，无力再战。罗马人对停战提出了苛刻条件，汉尼拔劝他的同胞们接受。不同于坎尼战役后的罗马人，汉尼拔更关心的是保全他的城市。撇开这些不谈，罗马人倒是从来没有忘记汉尼拔、他辉煌的军事成就、他的野心，承认在他们的对手中，汉尼拔与他们最相像。一个世纪之后，罗马城里还能看到汉尼拔的雕像。尽管迦太基大势已去，它的行省、舰队、战象都被没收，罗马人仍担心它会东山再起。他们不相信迦太基真的屈服了，对它的仇恨是罗马所能给予他国的最高敬意。迦太基人是他们的一面镜子，让罗马人照清了自身，深入到自己的灵魂深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是不可饶恕的。
这以后，罗马人再不能容忍一股能威胁到自己生存的力量。他们时刻警惕着，在任何潜在对手变得强大之前，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对手很容易找到，往往是太容易了。事实上，在汉尼拔战争之前，共和国便不时向巴尔干地区派出探险队。行政官们很乐意恐吓那里的小王公、地方首领，有机会就把边界挪一挪。罗马人从根子里喜欢到处显示力量，若有人怠慢，他们决不忍气吞声。意大利人早就领教过这种性格，但对那些反复无常、不断爆发争端的希腊城邦来说，罗马人不那么好理解。它们有理由困惑。希腊人刚开始与罗马打交道的时候，共和国的表现与传统帝国完全不同。如晴天霹雳一般，带着惊人的威势，强大的罗马军团来了，然后，又一阵风地离去。在不定期地干预希腊事务时，他们显得怒气冲冲；当罗马丧失对希腊的兴趣时，军团又会长时期地无影无踪。即使共和国真的介入了希腊人的争端，真的跨过了亚得里亚海，罗马军团的入侵也像是维持和平的行动。他们的目标不是吞并领土，而是明确树立共和国的威望，压制那些自大的地方势力。
在罗马人最初进入巴尔干地区时，那个地方势力是马其顿王国。它位于希腊的北部，统治希腊半岛已有200余年。王国传自亚历山大大帝，其国王觉得自己有资格傲慢。尽管常常受到罗马军队惩戒性的打击，王国并不觉得有必要做出什么改变。终于，公元前168年，罗马人的耐心耗尽了。他们先是废除了马其顿的君主制，将马其顿分割为4个共和国；公元前148年，罗马人完成从维持和平到攫取权力的转变，开始对马其顿实施直接统治。如在意大利那样，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建立起来，马其顿的国土呈现出网格状面貌。罗马人的雄壮之师可以便利地调动，马其顿的命运也最终被框定。爱格纳西亚大道（the via Egnatia）像一条由砾石构成的裂痕，撕开巴尔干地区的荒野。大道的一端是亚得里亚海，一端是爱琴海，将受奴役的希腊和罗马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了它，罗马人便能通达更具异国风情的地区。那些地方太遥远了，看不到蔚蓝色的爱琴海；那儿的城市闪耀着金子和大理石的光彩，极富艺术情调；那儿的人们有高明的烹调技术。显然，这些对罗马共和国不无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90年，一支罗马军队曾冲入亚洲，粉碎当地专制君主的战争机器，在整个近东的注视下羞辱那位君主。叙利亚和埃及是两个地区大国，此时匆忙收起它们的傲慢，忍受着罗马使节的指手画脚，奴颜婢膝地承认罗马的霸权。正式的帝国版图仍很有限，只包括马其顿、西西里和西班牙的一部分，但到了公元前140年，罗马的影响已伸展到许多陌生的地方，普通罗马人闻所未闻。共和国力量的扩张幅度和速度非常惊人，连罗马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虽然共和国的功业令人激动，但也有一些公民感到不安。道德家们做着他们一贯做的事，比较现在与过去时，往往更倾向于后者。他们毫不费力地指出了帝国的负面后果。随着金子的大量涌入，古老的准则受到玷污；对外掠夺同时引入了外国的风习和哲学；东方的财富在罗马的公共场所卸货；大街上到处可以听到陌生语言的叽叽喳喳，既让罗马人自豪，也引起他们的警觉。靠着农民的果敢耐劳，罗马赢得了一个帝国；正是在农民的价值观变得支离破碎、受人忽视的时候，它们重新得到人们的珍爱。“共和国建筑在古老传统和人的力量的基础之上。”
汉尼拔战争后，人们乐观地强调着这一点。可是，如果这些基础动摇了会怎样？共和国注定大厦将倾？从落后的穷乡僻壤到超级大国，巨大的转折使罗马人头晕目眩。共和国的成就会不会引起众神的嫉妒？罗马人很担心。他们所发动的世界战争似乎既可以衡量罗马的成功，也暗示着罗马的衰落。这一点颇有悖论意味，令人感觉很别扭。
即使成长为大国后，各种凶兆也不乏变成事实的可能性。怪胎啦，鸟儿奇异的飞行姿势啦，诸如此类的事总是困扰着罗马人。如果那些奇迹看起来特别凶险，他们便求教西比尔预言。每一次，罗马人都能找到预言的指示，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于是，传统和由来已久的行为方式得以复兴，或者被重新强调；灾难避免了，共和国得以继续留存。
但世界在快速发展和突变着，共和国也一样。有些危机不是任何古老的仪式所能克服的。有些变化一旦被罗马人引发，就很难再停下来，哪怕是西比尔的建议也没用。
不必找什么凶兆来证明，在新的世界之都随便走走就够了。
貌似宁静的罗马大街隐藏着种种不安。
拥有公民权（civitas）意味着人的文明化（civilised），直到今天，英语仍是这样表达的。罗马人认为，城市是自由的地方，只有在城市里，人才活得最像人。一个独立的城市为生命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没有它们，生活毫无意义。公民（citizen）与公民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分享共同的欢乐和悲伤，希望和恐惧，共有一些节日、选举制度及军事纪律。正如神龛因神的存在而有了价值一样，共同体的生活圣化了城市结构。对公民而言，城市的外部景观是神圣的。它见证了城市传统的形成，而传统塑造了人。借助城市景观，城市的精神方能为人所知。
别的大国就是这样想的。最初接触到罗马时，它们都松了一口气。与希腊世界众多的漂亮城市相比，罗马看起来既破败又落后。在马其顿王国，每次听到对罗马城的描述时，那些朝臣们都窃笑不已。
这还算客气的。即使在整个世界都向共和国顶礼膜拜的时候，罗马城仍显得很粗俗。罗马人不时做出一些努力，试图装扮这个城市，但收效甚微。见识了那些和谐的、用心规划的希腊城市后，罗马人自己也觉得脸红。他们说，“如果一个卡普阿人（Capuan）比较一下罗马和卡普阿：看看罗马的山和山谷，街道边不那么牢固的阁楼，糟糕的道路，狭窄的小胡同；再看看他们自己的城市，整齐地坐落在一块平地上，他们肯定会蔑视和嘲笑我们。”
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罗马是个自由的城市，卡普阿不是。
罗马人从来不会忘记这个。或许，他们会对罗马不满，但他们也为这个城市的名字自豪。它是世界的主人，在众神的佑护下，注定要统治世界。罗马人对此深信不疑。一些学者指出，这个城市既避开了使人精神萎靡的酷暑，也避开了使人大脑迟钝的严寒；显而易见的地理学事实是，“罗马人的城市温度适宜，又幸运地处在世界的中心，最适合人类居住”。
神的关照不仅仅体现在良好的气候状况。罗马有易于防守的小山，通向大海的河流；山谷中有汩汩流淌的泉水，有清风送来的新鲜空气。读着罗马作家对这个城市的赞美，
人们很难想象对立的不同看法：将城市建在7座小山丘上，其实违背了最初的城市规划原则；台伯河（Tiber）经常泛滥；山谷中流行疟疾。
罗马人深爱着他们的城市，即使在明显的缺陷中，他们也能读出积极的内容。
长期以来，罗马被理想化了。它混合着各种复杂的悖论和想象，遮掩了现实的黯淡。一切都多多少少走了形。虽然城市是“乌烟瘴气的，喧嚣浮华的”，
罗马人却总是怀念一片淳朴的田园风光，似乎它真的曾经存在于台伯河畔。扩张带来的压力提升了罗马的地位，也造成它的扭曲变形。成长为一个大都市后，罗马依然很逼仄，古代城邦国家的骨架在各处或明或暗地显露出来。记忆受到特别的珍视。现在与过去和谐共处，不安分的各种运动都透着对传统的忠诚，精明的现实感与对神话的尊重不相冲突。城市变得越拥挤、越腐化，罗马人越渴望一个保证：罗马还是原来的罗马。
因此，在7座小山丘的上空，燃烧奉给众神的祭品产生的烟雾从未消失过。自古以来，祭坛就建在埃文提尼（Aventine）山上。那时候，山上郁郁葱葱，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
森林早就没有了；祭坛中的烟仍在袅袅升起，但冒烟的地方还包括数不清的锅灶、熔炉和小作坊。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褐色的烟雾，提醒着旅行者罗马快到了。此外，还有其他的标志：在共和国的周围，一些城市从前很有名，如今都破败了，只剩下零星的几个旅店。那里的人们都涌向罗马了。
再往前走，旅行者能看到一些新建不久的居民区。由于人口的快速膨胀，罗马城四处膨胀着。每条干道的两边都有贫民窟。死者也埋在这里，城市墓地一直绵延到海边和南部的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大道两边聚集着很多乞丐和路边妓女，臭名远扬。墓地并不总是为死者准备的。新添的坟墓上覆盖着柏树枝。走近罗马城门的时候，旅行者发现空气变得好了些，微风中飘荡着没药和肉桂的香气。那是用于死者的香料。在罗马，许多时刻都跟过去联系起来，营造出一种共同体的气氛，葬礼是其中之一。然而，在墓地这样庄重肃穆的地方，显得不协调的东西有很多，不仅是静寂中隐藏的暴力与卖淫行为。尽管墓地里有警戒性的告示，禁止拉选票的标语，乱涂乱画还是到处可见。在被征服的城市，人们对选举漠不关心，罗马阉割了那里的政治生命；但作为共和国的中心，野心与梦想的世界性舞台，罗马的政治活动无处不在。
罗马是热闹喧嚣的。在城外，被涂鸦所玷污的墓地已提醒过旅行者，进入城里，杂乱的街道又加深了这种印象。如果关心城市的外观，一个独裁者可以对城市做出长远规划，但罗马的行政官极少有超过一年的任期。于是，各种冲动、各种临时需要支配着城市的扩建，毫无章法可言。一旦偏离萨可拉和诺娃（via Sacra and via Nova）这两条宽阔的大道，旅行者马上陷入拥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流。“这边，一个大汗淋漓的建筑承包商匆匆走过，带着他的驴子和搬运工，石块和木头等建筑材料用绳子捆在吊台上；那边，送葬的人群同豪华马车挤在一起；这边跑过一条慌不择路的狗，那边一只母猪快活地在泥地里打滚。”
街道上如此混乱，最终会让旅行者迷失方向。
甚至城市的公民也迷路。对策是记住一些醒目的标志：一棵无花果树，或一个市场的柱廊。如果有一座足够高的庙宇，高高耸立于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之上，那便是最好的标志物。幸运的是罗马有很多庙宇，这是一个事神甚恭的城市。罗马人很少动那些古代的建筑，哪怕它们只剩下一堆瓦砾。在贫民窟和肉食市场中，一些庙宇年代已久，有时连供奉的雕像的身份都被忘记了，人们仍不愿拆毁。碎石中保存着城市的过去，记录着最初的那些岁月，提供了罗马人迫切需要的方向感。对罗马人而言，它们是永恒的，众神的灵魂弥散其中——就像锚静静地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虽然看不见，但人们知道它在那里。
与此同时，各处也不停地响着大锤的叮叮当当声、马车的辘辘声和砸击碎石的声音。一片喧闹中，罗马城也不断地重建、推倒、再重建。每一处空地开发商们都想挤进去，榨取可能存在的一切利润。贫民窟到处都是，像大火后瓦砾堆中的野草一样，不断地生发出来。街道的两边，货摊和强行搭建的户棚四处林立。有那么一些负责的行政官，竭力想保持街道清洁，但只是徒费心机。长期以来，罗马的发展局限于自古就有的城墙内，人们把眼光转向了空中。在公元前的一二世纪里，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们像比赛似的，把出租用的房屋建得一个比一个高。显然这样更有利可图，尽管违反了罗马的法律。由于偷工减料，房屋都建成了豆腐渣。有关安全的规定敌不过利润的吸引力，一个个高高的贫民窟便立了起来。房屋一般都有六层，很狭窄，墙壁很薄。最终它们会倒塌，然后，人们再建更高的楼。
在拉丁语中，人们称这种由出租房组成的城区为“岛屿（insule，拉丁语）”。没错，贫民窟就是岛屿，这里的人们与大街上罗马人的生命“海洋”的确不相干。大城市总会造成一些人的疏离感，贫民窟最明显、最凄惨地反映这一点。对那些睡在贫民窟的人们来说，罗马不是他们的家。在“岛屿”中，即使住在最底层，他们也享受不到下水道的便利，屋里也没有新鲜的水供应。另一方面，罗马人引以为荣的公共工程就是下水道系统和高架水渠；他们说希腊建筑大而无当，不像罗马的那样实用。大克娄埃可（the Cloaca Maxima）是罗马的中央下水道，自建城以来便有了。高架水渠将山区清凉的水引到市中心，长达35英里，为建造它使用了来自东方地区的大量劫掠品。两者出色地表明了罗马人对公共生活的重视。偶尔，希腊人也承认水渠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水渠很大，水流很急，就像是一条河。”一位地理学家写道，“几乎每幢房屋都有一个蓄水池、一根辅助管道或是一个喷泉。”
显然，他没去过贫民窟。
罗马的自相矛盾清楚地体现在这里：它是最干净的，也是最肮脏的。流淌在大街上的有清洁的水，也有粪便。一边是公共喷泉，寓意着共和国的高贵和德行；一边是各种排泄物，象征着共和国可怖的一面。罗马人的生命是一场竞赛，如果哪些公民掉队了，真的会有粪便倾倒在他们头上。他们被称作“肮脏的平民（plebs sordida）”。“岛屿”的排泄物定期用手推车运往城外做肥料。通常车上都装得太满，走在大街上，粪便不时流淌出来。去世的平民享受不到体面的安葬，阿庇安大道两侧的墓地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埃斯奎林门（Esquiline）是罗马最东面的一个城门，城外有一些大坑，平民的尸体和城市的垃圾都丢在这里。旅行者若走这条路进罗马，他们能在路边看到许多白骨。这是罗马最可怕的地方，巫婆经常出没于此地。据说，她们从尸体上割肉，从大坑中召唤死者的灵魂。的确，在罗马，加在失败者身上的羞辱会延伸到他们去世以后。
对失败者的羞辱能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城市贫民承受着深重的苦难，没有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正是这种归属感定义着罗马人。住在租房区顶层的人们孤独地生活着，跟罗马公民所珍视的共同体恰成对照。在罗马人看来，如果不参加城市的仪式，不参与社会的律动，那等于被贬入到了野蛮人之列。共和国是不可抗拒的，无论对公民还是对敌人都一样。放弃共和国的，共和国也放弃他。最终，那些被共和国抛弃的人在垃圾堆中找到了归宿。
毫不奇怪，罗马人的生命表现为一场殊死搏斗，竭力避免那种命运。只要有可能，任何形式的共同体都受到特别的珍惜，默默无闻的状况也不是绝对的。尽管罗马城很大，看起来杂乱无章，人们还是建立了一些秩序。除了寺庙外，人们相信十字路口也积聚着精神力量。在所有的主要路口，虚幻的神明和家神们（the Lares）看护着罗马人。这些大街（vici）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地区，罗马人也用这同一个词指称整个街区。在每年1月的康姆皮塔利亚节（Compitalia），每个街区的居民们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家神的神龛旁挂上了许多木制玩偶，其数量对应着自由人的数量；神龛旁也为每个奴隶准备了一只小球。这种相对的平均主义也体现在同业公会（collegia）中。它们坐落在街区的中心，这一天向所有人开放：公民、自由民、奴隶。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他们不必到更大的舞台上寻求声望，同业公会就提供了这种场所。正是在一个街区中，公民们相互结识，一起吃晚饭，共同度过一年的各个节日，确信同伴们以后会参加他的葬礼。整个罗马城就像是一个各种共同体的大拼盘，每个共同体内部都保留了类似于传统小镇生活的那种亲密感。
不过，街区外的上层人士对此并不感到欣慰。走在宽阔的大街上，狭窄的、乱麻一样纠结着的后街小巷传来威胁性的狗吠声，空气中弥散着未清洁的尸体及商业的气息。对他们脆弱的鼻孔来说，两者都是有害的。上层人士本能地厌恶为生计所迫的人，担心同业公会会成为有组织犯罪的温床。他们势利地看待挣工钱的工作。这里有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一种是商业的，一种是朴实的、农民的。那些富有的、懒洋洋地在自己别墅里消磨时光的道学家们喜欢的是后一种，而无一例外地厌恶“暴民”：乞丐是暴民，生活在“岛屿”中的人是暴民，商人、店主和手工业者也是暴民。他们认为“需求使得每一个穷人都变得不诚实”。
显然，被如此看待的人痛恨这种想法。
如果不是在诅咒，体面人嘴里不会说出“平民（plebs）”这个词，那些平民们则为这个词自豪。曾经用来骂人的词成了身份的标志；在罗马，这类标志总是很受重视。
同生活中的其他要素一样，罗马人对于阶级和身份的划分也深深扎根于有关城市最初历史的神话中。埃文蒂尼山位于最南端山谷的边缘地带，罗马的港口就在这里。移民从此地上岸，以后也终老于此。新到罗马的人本能地聚集起来，相互结识，分有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惶惑。与埃文蒂尼山相对的是帕拉蒂尼山（Palatine）。罗马的山都比较排外。由于山上的空气比较清新，不那么有害，住在山上的花费也较高。在罗马的7座山中，帕拉蒂尼山是最排外的。城市的精英们聚集在这里，地价昂贵。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地价最高的地方，有一座芦苇搭建的牧羊人小屋，显得很不协调。芦苇会干裂散落，但人们经常更换修葺，使小屋一直保持着原样。这是罗马保守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小屋是孪生兄弟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少年时代的家。罗慕路斯是罗马最早的国王。
传说兄弟俩决定建一座城，但建在哪里、给城市起个什么名字，两人意见不一。据说，罗慕路斯站在帕拉蒂尼山上，雷慕斯站在埃文蒂尼山，等待着众神的指示。雷慕斯看到了6只秃鹫，但罗慕路斯看到了12只。罗慕路斯认为这是上天支持他的证明，很快在帕拉蒂尼山筑起城来，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雷慕斯又是嫉妒，又是愤恨，在争斗中被杀死了。这决定了两座山的命运。从此以后，帕拉蒂尼山是胜利者的，埃文蒂尼山是失败者的。城市的地理就这样标识了成功与失败、声望与羞辱两个极端，而罗马人的生命就纠缠于这两端之间。
两座山中间有宽阔的山谷，别墅里的元老们与棚屋里的工匠们也有着遥远的社会距离。在罗马，财富的划分是粗线条的，就是富人和穷人，没有类似于现代中产阶级的一批人。在这种意义上，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是“岛屿”，彼此被远远地分开。另一方面，借助可追溯至罗慕路斯的一个传统，将两座山隔开的山谷其实也将它们连了起来。远到国王时代，人们便开始在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举办双轮马车赛。它是罗马最大的公共场所，伸展在整个山谷中，一边是优雅的别墅，另一边是破败的棚屋。整个城市在这里共度节日，差不多能聚集起20万公民。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体育场馆比得上。这个数字令人敬畏，证明了人们对这里的重视程度。大竞技场的观众提供了观察罗马人最好的一面镜子。通过他们发出的嘘声、欢呼声、嘲笑声，公民得到了最明白的定义。对于这一点，从别墅里观看比赛的元老们清楚，从棚屋里观看比赛的工匠们也清楚。尽管有种种界线将富人与穷人分开，共同体的观念还是将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所有的公民都属于同一个共和国；无论如何，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不是真正的岛屿。
一方面，不同的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分享一种宗教般的共同体感。罗马社会最重要的悖论就在这里。它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抗拒压迫的革命构筑了共和国的根基，然而，在驱逐塔昆、废除君主制后，平民们渐渐感到，罗马显贵们的暴政其实不亚于国王们。再没有比这些显贵更势利的人了。他们穿着昂贵的鞋，声称自己能与众神交流。他们甚至说自己是神的后代。例如，朱利安族将世系追溯至埃涅阿斯（Aeneas），后者是特洛伊王室的一位王子，也是维纳斯女神的孙子。这些名门世族全都爱这么自高身份。
在共和国的早期，罗马社会曾显出危险的僵化趋势，但平民们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以罢工相抗拒。这是他们仅有的武器。当然，罢工地点只能是埃文蒂尼山。
他们不断地威胁要实现雷慕斯的愿望，在埃文蒂尼山上建一座新城。山谷里的傲慢显贵们生着闷气，不得不做些让步。一年年地，阶级体制变得不那么固定，显贵与平民的界限也不是不可跨越的了。“仅仅因为出身低下，就完全剥夺一个罗马人成为执政官的资格？还有公正可言吗？”
平民们质问道。最后，意见统一了，大家都认为那是不公正的。公元前36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给予所有公民当选共和国官员的资格。此前那是显贵们的禁脔。现在，他们的特权只限于几个不很重要的祭司职位，人们承认他们与众神的传统亲密关系。对那些不得不跟平民们一道竞选的高贵家族来说，这也算得上小小的安慰了。
几个世纪过去了，那些名门望族渐渐消失了。还以朱利安族为例，在两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只赢得过两次执政官。显然，维纳斯后代的出身对他们没有太大帮助。朱利安族失去的不仅是政治权力，他们还搬出了空气清新的帕拉蒂尼山，栖身于某个穷人居住的山谷里。空气不再清新。他们原来的邻居们也逐渐搬到了贫民窟。苏布拉（Subura）曾经是一个小村庄，如今成了罗马最臭名昭著的城区。如沉入水中的大船，朱利安宅隐藏在窑子、小酒馆、甚至还有犹太会堂的后面，寂寂不显。
在罗马，出身显赫并不能保证什么。连女神的后代都住进了红灯区，显然，担忧失败后果的不光是穷人。对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每一个公民来说，人生都是一场不死不休的竞赛，都想要赶上乃至超越先辈的成就。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原则上，共和国只关心成就。事实上，罗马人认为，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就。不言而喻地，对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全部历史都朝着摆脱奴役、通往自由的方向前进，其基础就在于永不停息的竞争带来的动力。这种社会模式是优越的，因为罗马教训了各种别的社会。罗马人知道，如果他们仍然是国王或贵族集团的奴隶，他们不可能征服世界。“建功立业是所有人的心愿。一旦人们获得了自由，共和国的绩业将无可限量。”
最顽固的显贵也承认这一点。或许，上层社会仍然认为平民们是一群肮脏的乌合之众，浑身散发着臭味；但当他们抽象地谈到包括平民的罗马人时，后者其实被理想化了，身上的臭味也消失了。
诸如此类的伪善定义着共和国——不是作为派生出来的东西，而是它的本质。评判他们的政治制度时，罗马人只关心有效与否，不关心它是否有意义。只是在政府的某个方面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或者是不公正的，罗马人才会抛弃它。若非如此，罗马人就不会仔细地重新思量他们的制度，正如他们不会将罗马推倒重建一样。其结果是，共和国存在着众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罗马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拼盘城市。这种状况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正如罗马的街道组成了一个大迷宫，罗马人的公共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岔道”，令人迷惑，而且到处是死胡同。这是他们注定要走的迷宫。尽管共和国的竞争显得无序，规则还是有的——很复杂、很灵活，但不可冒犯。掌握这些规则是罗马人一生的工作，不仅需要天赋、能动性，也需要关系、金钱和空闲时间。这些规则所导致的后果仍是矛盾的。尽管罗马的确是注重功业的，但注重功业的倾向却把罗马变成这样一个社会：只有富人才可能投身政治生活。个人会变成伟人，古老的家族会衰落，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念却不会改变。
对于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状况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含糊性。在法律上，罗马人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通过各种体制，他们可以选举执政官，颁布法律，向他国宣战。但共和国的制度像是一座镜宫，换一个角度来看，公众的权力很容易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对这些感到迷惑不解的不仅是外国人：“罗马人自己也搞不清他们的国家怎么回事。是贵族共和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
一位希腊学者说道。
变幻难断的不仅是公众的权力；即使最杰出的行政官候选人也毫不犹豫地、毫不脸红地讨好选民。无论对个人的形象还是对共和国的运作而言，竞选都是非常关键的。
决定谁能当选，当选什么职位，这是自由人的特权，尤其是伟大的罗马自由人的特权。罗马已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身处公众意见的浪潮之中，我们必须关心人们的愿望，抚慰它们，保护它们，在它们要反对我们前尽力讨好它们。公众可以决定将荣誉给谁。如果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就不必留在这里，不可能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可是，如果我们追求政治上的奖赏，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讨好选民。
公众至关重要，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像所有的选民一样，他们喜欢被讨好。在共和国，“没有什么比群众更易变的了。他们的要求变化不定，整个选举制度都难以逆料”。
不过，如果说罗马政治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地方，那么，其中还有更多可以准确预言的地方。的确，是人民在选举，但只有富人才有希望当选。
富有也不是充分条件。罗马人具有非常势利的性格，倾向于投票给名声好的家族；对于关键的执政官职位，他们尤其喜欢祖父、父亲、儿子这样一条线地选下来，近乎麻木地“选出”一个“王朝”来。在罗马，有偏见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人。即使最穷困潦倒的公民也想不到要改变社会，他们只想改良它。罗马公民愿意接受不平等，只要能保留那种共同体的感受。很久以前，平民以阶级为基础发起暴动，赢得了与显贵阶层的平等。如今，那种暴动再也不可能发生，甚至再不会有人想到。
这在共和国极具讽刺意味。公元前367年，平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废除了仕途上的法律限制。此后，富有的平民失去了与穷人并肩作战的动力。他们投身于更有利可图的活动，如操纵执政官的选举，购买帕拉蒂尼山上的产业等。两个半世纪以后，他们像《动物庄园》（Animal Farm）的猪一样，变得跟他们的压迫者难以区别。在某些方面，他们事实上占据了主宰地位。以前，行政官职位总是显贵们的囊中之物，现在则经常被平民中产生的、颇具政治野心的贵人占据。其中，保民官尤其拥有哗众取宠的机会。对不合胃口的法案，他们引人注目地有着否决权；此外，他们还可以召集公民大会，通过自己的法案。显贵们被禁止竞选平民职位，只能怀着既憎恨又厌恶的心情在一边看着。
当然，如果保民官滥用职权，危险也是有的。在共和国，大多数行政官职位都是机会与陷阱并存。即使按照罗马政治生活的标准，规定保民官行为的那些不成文规则也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保民官职位几乎提供了无尽的贪赃枉法的可能性，他们的人身安全则有神的护佑。自古以来，保民官是不可侵犯的，侵犯他等同于冒犯神明。另一方面，保民官在任期内不得离开罗马，他的家向公众开放；他必须悉心关注民众的疾苦和抱怨；在大街上，不论谁拦住他，他都要停下来，倾听他们的诉说；他要读人们在公共纪念碑上的胡乱涂画，那可能是鼓励他支持或反对新的提案。无论保民官本人多么自负，他都不能在公众面前显露出来。有时候，一些保民官甚至表现得像出身自贫民窟一样。罗马人用“亲民者（populares）”一词指称这种人：依赖于同公众接触才能维持自己地位的政客。
然而，在维护民众利益的同时，他也得关心自己那个阶级的愿望。掌握这种平衡艺术需要高超的技巧。保守的显贵阶层对保民官总是心存怀疑，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这个职位对拥有者的特殊诱惑力。往往存在着这种风险：保民官过于期望获取民众的拥戴，用激进的、非罗马式的改革贿赂他们。显然，贫民窟越膨胀，穷人的生活越艰难，这种风险越大。
格拉古兄弟就做了这种致命的尝试。两人的出身无可挑剔。利用他们保民官的职权，提比略在公元前133年，盖约在10年后，兄弟两人推进了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改革。他们建议将公共土地以小块形式分给群众；将谷物低于市价卖给他们；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建议共和国为最穷困的战士提供服装。的确是激进的改革，毫不奇怪，贵族们都吓坏了。在大多数贵族看来，格拉古兄弟同民众的关系很可疑，有种阴谋的味道。虽然在贵族中，提比略不是第一个提出土地改革的人，但贵族们认为他的家长式做派很过分。盖约走得更远。他向往希腊式民主，在他的改革图景中，罗马各个阶级间的权力平衡将被完全打破，民众而不是贵族将成为罗马的主宰。贵族们觉得他肯定想成为独裁者，否则怎么会有贵族想剥夺自己这个阶级的权力？他们看到了危险的征兆：提比略在结束一年任期后，立刻寻求再次当选；公元前122年，盖约不间断地获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这种违法的事何时才会结束？保民官或许是神圣的，想一直把持共和国的行为就不那么神圣了。维护共和国宪法的呼声两次高涨起来，两次都得到了应答。在一场狂暴的乱战中，提比略被人们用凳子腿打死；12年后的公元前121年，盖约也被贵族的打手杀死。他的头被割了下来，人们用铅水灌进他的头盖骨。紧随其后，他的3 000多支持者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
自驱逐国王以来，这是罗马的大街上第一次发生流血冲突，其荒唐之处生动地反映了贵族们的妄想狂。格拉古兄弟引起的对古代罗马的联想不仅仅是独裁制。例如，盖约死在平民事业的圣地埃文蒂尼山。这并非巧合。盖约和他的支持者在这里躲藏，真想把自己与古代的罢工者联系起来。尽管穷人们没有起来支持盖约，但他试图引发休眠已久的阶级斗争，这种做法还是令贵族们震惊。他们认为那是可怕的、不负责任的。但对他的报复行为也让他们觉得不舒服。文明人不应该干割人首级这种事。盖约·格拉古灌了铅的头盖骨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一旦共和国的惯例遭到破坏，根基被摧毁，罗马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它也是一种警告：罗马不喜欢激烈的变动。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共同的祖先和过去，如果没有一些共识，共和国是什么？抛弃传统就是走向深渊，如果共和国失败了，罗马人不是变成野蛮人，就是成为独裁君主的臣民。
还有最后一个悖论。罗马共和国是这样一种制度：它鼓励公民们无休无止地追求声名；因他们自吹自擂的相互竞争而喧闹不已；它产生了一种侵略性的活力，席卷了它的所有对手；与此同时，它也孕育着自我瘫痪的种子。这是格拉古兄弟的真正悲剧。没错，他们是罗马人，关心自己的声望，但他们也真诚地希望改变罗马公民的命运。两兄弟的事业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解决罗马显而易见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格拉古兄弟是他们的理想的烈士。然而，绝大多数贵族不这么看。对于政治目标和个人野心，共和国不做区分。影响来自权力，权力来自影响。格拉古兄弟的命运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实例，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罗马，试图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人都会被说成是独裁者。无论动机多么高尚，激进变革总会蜕变为自相残杀。格拉古兄弟尝试了激进变革，这一尝试最终毁掉了他们为之献身的改革。此后，想继承他们事业的保民官会做得更小心。社会革命仍不可能发生。
就像罗马城一样，共和国内部有着巨大的张力，几乎总像是处在爆发的边缘。也正如罗马城不仅一直存在还能不断地向外扩张一样，每次遭遇危机之后，共和国的体制都变得更加牢固。既然如此，罗马人为什么不应该坚持既有的、引导他们不断走向成功的秩序呢？当然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也曾多次遭到挫败，但正是这些特点使罗马经受住了各种打击，并从历次灾难中复兴。罗马人已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如果他们的共和国能一直保持原样，罗马人会为此感到欣慰的。将公民们维系在一起的同样是共同体内部的亲密感，每年竞争的焦点变化维持着同样的周期，还是那些原来的制度决定着罗马的事务。
溅洒在街道上的鲜血也很容易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