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元前49年，罗马建国第705年，1月10日。太阳早就落到亚平宁山脉的那一边。黑暗中，第13军团的士兵们排好了行军队形。夜晚寒气逼人，但他们已习惯于各种恶劣天气。八年来，他们冒着严寒，顶着酷暑，追随高卢总督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血战，直到罗马世界的尽头。离开北方的蛮荒之地，在这一刻，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边界，他们迟迟不前。前方是一条窄窄的小河。军团一边是高卢省，远处的另一边是意大利，那边的道路通向罗马。踏上那条路意味着入侵。13军团的士兵突破的将不仅是省界，他们也将触犯罗马人最严厉的法律。事实上，它意味着内战的开始。不过，从军团战士向边界行进以来，他们对那种灾难性后果心知肚明。现在，他们跺着脚暖和暖和身子，等待号令兵召唤他们行动——扛起武器前进，渡过卢比孔河。

什么时候召唤？卢比孔河充盈着山上的融雪，在夜色中影影绰绰。士兵们听得到水流的声音，但听不到军号声。他们警醒着，倾听着。这些战士不习惯等待。战斗发生的时候，他们会像闪电般出击。人们都知道高卢总督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作战讲求速度和突然性，善于猛打猛冲。这一天的下午，他发出了渡过卢比孔河的命令。现在，军团战士已到了河边，为什么突然让他们停下来？士兵们看不见他，但在他身边的高级将领们的眼里，高卢总督显然正处于内心的煎熬中。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凝视着卢比孔河的暗黑水流，心神难定地沉默着，迟迟没有做出渡河的手势。

罗马人有一个词，专指这种状况。他们称之为Discrimen，意为非常危急而痛苦的紧张时刻，那一刻的抉择决定着人的一生。如任何一个渴望辉煌的罗马人一样，恺撒经历过许多类似的危急关头。一次又一次地，恺撒拿他的未来冒险；一次又一次地，恺撒成功了。在罗马人看来，男人就应该这样。然而，站在卢比孔河岸边，恺撒面临的是特别揪心的困局，而这一困局竟还是他先前的胜利造成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恺撒迫使800余座城市、300来个部落投降，整个高卢归顺于他。的确是伟大的成就，也许过于伟大了，罗马人既为之欢呼，也为之担心。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不容许任何人这样长久地独领风骚，远远地将其他人甩在后边。恺撒的政敌们嫉妒他的功劳，畏惧他的威势，早就策划要剥夺他的指挥权。公元前49年的冬天，他们终于把恺撒逼到了墙角。何去何从？或者，他服从法律，交出指挥权，接受失败的命运；或者，渡过卢比孔河。

“木已成舟，事成定局”（The die is cast）。最终，恺撒命令军团过了河。除了参照狂热的赌徒心理，我们还能怎样理解恺撒的行为？赌注太高，超过了任何理性的计算。进入意大利后，恺撒知道他冒着世界大战的风险。他跟同伴谈起过，其前景令他不寒而栗。他的决定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远见卓识如恺撒也看不清楚。Discrimen不仅是“危机关头”（crisis point）的意思，它也可以指“分界线”（dividing line）。卢比孔河正是这样的分界线。过了这条河，恺撒便将世界拖入了战争，将导致古罗马自由制度的毁灭，其废墟上将建起君主制度。这对西方历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以卢比孔河为界，人们不断争辩着各种制度设想——自由还是专制？秩序还是混乱？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卢比孔河只是一条小河，毫不起眼，连它的位置都被忘得干干净净，但人们牢牢地记着它的名字。一点也不奇怪。鉴于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重大意义，在他之后，人们用这件事指代任何重要的抉择。

一个时代结束了。曾经，地中海地区散落着许多自由城市。在希腊和意大利，城市中的人们自称为公民，而不是法老或皇帝的臣民。他们为自己拥有自由言论、私有财权、法律保护等权利而自豪，视之为将他们区别于奴隶的核心价值。随着一个个新帝国的兴起——先是亚历山大大帝与其继承者们的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逐渐地，这些城市失去了独立。到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地区只剩下罗马一个城市是自由的。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后，共和国完了，再没有自由城市了。

保持了一千年的公民自治传统结束了，要等到另一个漫长的千年之后才再次出现。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曾多次尝试摆脱专制，回到卢比孔河的那一边。英国革命、美国和法国革命都曾自觉地以罗马共和国为榜样。托马斯·霍布斯抱怨道：“说起反抗君主统治的叛乱，最常见的动因之一便是他们读了有关希腊人、罗马人的政治及历史的书籍。” 当然，从辉煌的罗马史诗中，人们学到的并非只是对自由共和国的渴望，拿破仑也是先做执政官、再做皇帝的。整个19世纪，有许多人建立了波拿巴式的统治，他们常被称为“恺撒主义者”。20世纪的20～30年代，各地的共和政府摇摇欲坠，幸灾乐祸的人们则引述罗马共和国的先例，将它们覆灭前的阵痛相提并论。1922年，墨索里尼曾大肆宣传他率黑衫党向罗马英勇进军的神话，比拟为之前恺撒的类似行动。一条新的卢比孔河已被渡过，有这样看法的人不止墨索里尼一个。“没有黑衫党就没有褐衫党，”希特勒后来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行动是历史的转折点。”

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西方政治的一个悠久传统达到了其骇人听闻的顶点，然后永远地消逝不见了。在受到古罗马榜样激励的世界政治领袖中，墨索里尼是最后一个。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者曾为他们的残酷、自吹自擂、力量心醉神迷，而今天，这些一起连带他们最高贵的理想都消失了。那种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理想曾深深感动托马斯·杰斐逊，今天再不时兴了。那样太僵化，太一本正经，显得律己太过严苛。将古罗马人当作英雄崇拜是19世纪的事，在咄咄逼人的后现代时期，没有什么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厌烦的了。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我们已经解放了，“从所有压迫性的古罗马价值观” 中解放了。许多个世纪里，它们构成了公民权利的主要成分，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古人闻所未闻的新大陆的国会山上，众议院之外为什么还有一个参议院？很少有人对此费思量。希腊的帕台农神庙仍在激荡着我们的想象，罗马的广场（Forum）却一去不返了。

我们常常沾沾自喜地想，西方的民主制度仅仅来源于雅典。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也是罗马共和国的继承人，既继承了它的优点，也继承了它的缺陷。若不是有人用过，我本来是会以《公民们》作为书名的。他们是罗马共和国的支持者，共和国灭亡悲剧的承担者。其实到了最后，罗马人自己也厌倦了古代的伦理道德，更愿意忍受轻微的奴役，同时享受和平及奴役带来的其他好处。他们选择了面包和竞技场，不要没完没了的内战。罗马人已认识到，他们的自由蕴涵着毁灭他们的种子。在后来尼禄和图密善（Domitian）的残暴统治时期，这一认识足以引起人们的道德无力感。此后的许多时代都是这样。

当然，说罗马人的自由并非虚夸的冒牌货，也不意味着承认共和国就是一个社会民主的乐园。它肯定不是。罗马人把自由和平等主义分得很清楚。只有戴着镣铐的奴隶是真正平等的。对普通公民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竞争，财富和选票是公认的成功标志。立基于此的共和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在西方，其影响力和控制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所有这些都没有降低罗马共和国同我们时代的相似性，尽管人们曾以为是那样的。事实恰恰相反。

其实，从我开始写这本书以来，拿罗马与今日美国做比较差不多成了老生常谈。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虽然有时候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令人震惊，他却不会大惊小怪。有那么一些历史时期，在时间上、空间上离我们都非常遥远，但它们会突然进入我们视线的中心，很是令人不解。尤其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它们有一种多变的特征，既非常奇特，又同我们的世界极为相像。在几个世代以前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恺撒式的人物登上了权力宝座，牛津大学的著名古代史学者罗纳德·赛姆（Ronald Syme）称之为“罗马式革命”。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时代的预言。就这样，伴随着世界上发生的一个个重大事件，罗马也被一次次地解读、再解读。赛姆继承了一条久远的、值得尊敬的史学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马氏曾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贡献给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市和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后者恰好与罗马共和国的毁灭者同名。“谨慎的人们倾向于认为，谁若想预言将发生什么事，他便应该关心曾经发生过的事。这话很有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发生的任何事，都在从前非常近似地发生过。” 如果说在有些时期，这种论断显得奇怪，在另一些时候显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从共和国走向世界大国，罗马是第一个；直到最近以前，它也是唯一的一个。罗马是我们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历史上再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了。镜子中，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全球化、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虽然有些模糊，有些扭曲。不仅如此，在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的学者心中，我们的许多风尚都禁不住引起他们的记忆错觉——从锦鲤到仿伦敦东区口音（Mockney）到明星厨师。

但这些可能暗含着欺骗性。不用说，罗马人的生存背景与我们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质、精神和知识领域都是如此。当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理解罗马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有时我们真的理解了，有时则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罗马人显出最为我们熟悉的形象时，他们反而最奇特。当一个诗人为情人的狠心悲伤时，当一个父亲为去世的女儿痛心时，他们似乎说出了人性中某些永恒的东西。与此同时，在性关系或家庭关系方面，他们和我们的观念又有着巨大的鸿沟。类似的还有导致共和国产生的价值观，公民们的愿望，他们的宗教仪式和行为准则。理解了这些后，罗马人的许多看起来乖张乃至明显是犯罪的行为便容易理解了，即使我们仍无法原谅。在竞技场杀人，毁灭一座伟大城市，征服整个世界，这些都被罗马人视作辉煌的功绩。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我们便无法理解罗马共和国。

那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年代，显然，企图进入它的思想内部是件危险的事，有点像堂吉诃德的冒险。众所周知，古罗马历史中，共和国的最后20年是资料保存最完备的时期，有演讲词、回忆录，甚至还有私人通信，对古典学者来说，称得上是一座证据的宝库了。但它们仍然只是巨大黑洞中的几束微弱光线。将来的某一天，等20世纪的资料散落得如古罗马时期一样，或许写一部二战史就只能依靠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和丘吉尔的回忆录了。历史变得完全碎片化，没有前线将士的家书，没有他们的日记。这种资料状况是古典史家非常熟悉的，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弗鲁伦（Fluellen）所说，“听不到庞培营帐里的任何声音”。没能发出声音的还包括农民和城市流浪者的简陋小屋，战地奴隶的工棚。偶尔能听到一些女人的声音，但仅限于身份高贵的女人；它们毫无例外地由男人转述，甚至是错误地转述的。在罗马史中，很难了解到统治阶级之外任何人的详细情况，就像沙中淘金一般困难。

即使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叙述也不完整，也只是一些残章断篇，如平原上的水渠，一会儿有高架的引水桥，一会儿又流淌在地面。罗马人很害怕这会成为他们的命运。他们中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萨鲁斯特说：“毫无疑问，命运女神随意地主宰着一切。她宣扬一个人的声名，隐瞒另一个人，丝毫不考虑他们也许难分高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的命运恰是这段辛辣议论的写照。萨鲁斯特是恺撒的追随者，曾记录了其庇护人登上权力高位前的一段历史。读过的人一致称赞这部作品的权威性。如果它能保留至今，我们便有了一部富于戏剧性描写的重要记述，一部同时代人写的从公元前78年到前67年这10年间的历史。可惜，我们只能看到萨鲁斯特的杰作的片段。依据这些和其他的一些片段，我们仍能重构这段历史，然而已失去的再也无法修复。

难怪古典学者都担心话说得太满，每写上一句便停下来，急于解释它、限定它。即使材料非常丰富，不确定和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也到处出现。以本书书名所指示的那个关键事件为例，它真的如我描述的那样发生了吗？只是有可能罢了。有材料说是在日出后渡河的，另一些材料暗示，当恺撒本人来到河边时，前卫部队已经过了河。甚至连日期也是根据其他事件推断的。学术界接受1月10日前后的日子，但从10日到14日，哪一天都有人赞同。此外，依照儒略历以前的古怪历法，罗马人说的1月其实是我们的11月。

一言以蔽之，本书对许多事实的陈述都有可能遭到反驳，或许反驳的依据还很充分。读者应该习惯这种情况。我也得加上一句，请不要为此沮丧。在序言中把这些交代清楚很有必要，毕竟，这是一部记叙体著作，由支离破碎的材料连缀而成，还不得不略去一些明显的关节和脱漏之处。无论如何，罗马共和国的覆亡意义重大，连贯而流畅地写出它的故事一直是古代史学者的心愿。他们认为这是可以的，我也一样。许多年来，叙述史很不招人待见，今天，它又令人欣慰地重新被认可。当然，人们也很清楚，成功的叙述史需要人为构造一种模式，自圆其说地将杂乱的事件一一编排进来。事实上，这样的著述能更近地引领我们走向罗马人的心灵。几乎所有公民都把自己看作那个时代的英雄，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了罗马的毁灭；与此同时，它也赋予这段历史一种特别绚丽的、英雄主义的色调。仅在一代人之后，人们便开始为那样一个时期、那么多的伟人惊异不已。维里乌斯·佩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是提比略皇帝的颂词作者，他在半个世纪后赞叹道：“曾几何时出现过如此伟大的人物呢？这样的时期根本不需要我们为它著书立说，它注定流芳百世。” 但很快地，他为这段时期写出了一部历史。他和罗马人都明白，正是在行动中，借助绝世的丰功伟业，罗马的天才们光彩照人地展示着自己。叙述体最适合表现行动，因此，也最适合揭示那些天才人物。

两千年过去了，罗马舞台上的伟大人物依然令人惊叹。罗马共和国也一样。或许，它不像恺撒、西塞罗、克列奥帕特拉那样为众人所知，但共和国本身的意义超出了所有这些人。它有许多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的内容，也有许多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去刻画的地方。古风的大理石上，罗马公民们若隐若现；在金黄与火红的背景下，在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的目光中，他们的面孔似亮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