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1年的夏天，我的一位朋友被任命为一所学校的历史系主任。在9月新学期开始之前，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中有一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的记忆中，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学年到来之前都被要求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的专题论文。而此时，在我朋友的提议之下，学校开始进行一些改革。他向同事们建议，应当把希特勒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题目：十字军。这一激进的提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的同事们希望他解释，研究这样一个年代久远且与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甚相关的题目究竟有何意义。我的朋友回答道，历史系学生应该从研究一个与20世纪的各个独裁者不怎么相关的题目中获益，因为义愤填膺的情绪只能让人激动。其他的教师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鲜活的选题，而十字军则绝对不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仇恨，东方与西方的仇恨，这些与当下世界有什么联系呢？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问题就有了答案，2001年9月11日，19个劫机者心怀某种源自中世纪的怨气，将自己和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化为灰烬。至少在奥萨马·本·拉登的眼中，十字军从来没有结束过。“你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96年他就警告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人民一直遭受被侵略的痛苦，这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十字军同盟强加给我们的不公与无道。” 本·拉登善于利用现代世界的航空业和大众传媒进行威胁活动，但他一直以中世纪的视角诠释当下的潮流。在他的宣言中，过去和现在的时代仿佛融合在一起：用令人胆寒的罪行来恐吓美国或以色列的做法，混同于重新建立西班牙的伊斯兰教统治或中世纪的哈里发国家的要求。因此不难理解，当小布什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他不要再次使用引人憎恨的字眼时，他还是冷不防地在阐述战争政策时轻率地将恐怖主义描述为“十字军”。

当然，美国总统可能比本·拉登等人更不了解中世纪历史的种种细微之处，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很多人都和小布什总统一样绞尽脑汁想要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各个报纸的版面上充满了学者们对伊斯兰世界仇恨西方做出的种种解释，有人追溯美国数十年来朝令夕改的对外政策，有人考察欧洲殖民列强瓜分中东的历史，也有人追寻着本·拉登的分析回到了十字军这个起点。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首例重大危机可能产生于某种让人疑惑不解的古代仇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它似乎还将某些令人生厌的幽灵从远古先人的坟墓中唤醒。数十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借助被描绘为对立面的共产主义——东方世界来自我定义；现如今，又回到俄国革命之前的陈旧习惯，将东方描绘成伊斯兰教的天下。伊拉克战争，反移民势力（尤其是反对伊斯兰教势力）蔓延欧洲，以及关于是否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讨论，这所有的一切与“9·11”事件结合在一起，酝酿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意识：在基督教控制的西方和伊斯兰教控制的东方之间存在着一条善恶的鸿沟。

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和哈佛的学者们经常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至今仍然充满争论：在新的世纪中，不同文明之间注定发生冲突。然而，至少现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正在被迫检讨不同文明之间得以有所区别的基础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认为：“东西有别的武断看法在全球范围中都根深蒂固。” 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种看法是历史上最容易长久存在的假设。这种假设远比十字军的历史更早，甚至早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历史，其久远的谱系几乎可以向前追溯2 500年。历史的诞生就是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而来的：“你们为何恨我们？”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发生冲突时，世界上第一位历史学家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他创作一生的著作主题。

他的名字叫作希罗多德（Herodotus）。身为一名希腊人，他诞生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旅游胜地博德鲁姆（Bodrum），当时那里被称为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发展于亚洲最为边缘的地带。他非常想知道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为何难以和平相处。表面看来，道理非常简单。据希罗多德记载，亚洲人将欧洲视为不可理解的异族，“因此他们坚信希腊人始终会与自己作对” 。但是这种嫌隙最初产生的原因何在，对希罗多德来讲仍然是个谜。也许这可以怪罪到当初绑架索赎一两个公主的希腊海盗头上，或者怪罪到焚毁特洛伊城的战火。“至少这是亚洲许多民族不断争论的话题——但是谁又能肯定地说自己是正确的呢？” 正如希罗多德所了解的那样，世界如此之大，对一个人来说是真理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谎言。因此，即使东西方冲突的起源似乎已经迷失在神话之中，但它的影响却没有消减。这些观点直到最近还被不幸地加以证明。差异滋生疑虑，疑虑导致战争。

的确，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入侵希腊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这场战争正好发生在希罗多德开始写作之前30年。这种军事冒险是波斯人长久以来的一种特殊习惯。几十年以来的胜利——迅速而壮阔的胜利——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反映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征服范围和速度。从前，他们只是生活在今伊朗南部边区的平原和山地上的无名部落；而后来，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部落横扫整个中东地区，灭旧国，臣大邑，建立起一个东邻印度、西抵爱琴海岸的庞大帝国。经过这一系列的征服活动，薛西斯成了当时世界上权势最为强大的统治者。对他而言，能够动用的资源似乎无穷无尽，以至于令人感到麻木。直到1944年夏天盟军在欧洲登陆那天为止，欧洲都未曾经历过能够与这次入侵相匹敌的战事。

与这种空前的毁灭相比，希腊则显得小国寡民且众邦林立。希腊这个称谓仅仅是一种地理概念的表述：它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一系列争论不休且常常盲目自大的城邦拼凑起来的。的确，希腊人认为他们是由语言、宗教和习俗结合起来的一个民族；但是看起来这些不同城邦之间最大的共同习俗就是热衷于彼此攻伐。波斯人在崛起的早期过程中看到，征服那些生活在今土耳其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包括希罗多德的故乡——将这些地区纳入帝国领土易如反掌。甚至连希腊本土的两个主要势力：民主雏形的雅典和严苛的军事国家斯巴达，两者都看似装备低劣，难以有效作战。波斯国王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使这些生活在他的庞大帝国西部边陲的蛮夷小族接受安抚，这一切的结局貌似已经注定。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远征军，希腊本土却成功地抵挡了进攻。侵略者被赶了回去，希腊捍卫了自由。凭借一己之力抵抗强权并将其击退的传奇对希腊人来说一直是最为不同寻常的故事。他们如何成功做到这点？又为何能够如此？起初，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场针对他们的侵略战争被发动起来？解答这一类的问题即使在40年之后也依然紧迫，它们促使希罗多德完整地运用小说体裁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编年史学家全身心地投入于追问这次冲突的起因，而并不将之归结为一个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也不将之解释为某些神祇的心血来潮或智慧，更不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而是将它解释成一些能够亲自检验的道理。通过转述幸存的知情者和见证人的述说，希罗多德得以完成此书，他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人类学家、第一位研究性的报告人、第一位驻外通讯记者。 他称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为“询问”——这是“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我在此记录下这些内容，”他在人类第一部历史著作的开篇写下这样的句子，“目的在于保存有关过去的回忆，我的手段是记述希腊人与外邦人非凡的功绩——首先要说的是他们如何走向战争。”

当然，历史学家常常喜欢讨论材料的重大意义。以希罗多德为例，他的看法经历了2 500年的考验。在这段时间里，这些看法所依靠的假设——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发生的大战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马拉松战役即使在英国历史中也仍然具有比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更为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则用德国哲学家更为宏大的口吻声称，“整个世界历史的关注点都在平衡中战栗” 。事实的确如此。任何有关不屈反抗的传奇故事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人们的紧张程度则取决于该传奇所达到的难以估量或无可比拟的程度。与薛西斯眼中的恐怖主义国家大杂烩所拥有的独立性相比，在波斯人试图征服希腊本土的过程中，势如累卵的危急关头显然更引人入胜。作为一个异国君主统治的对象，希腊人绝不可能有机会发展它们独特的民主制度，培育希腊文明独特地位的许多因素也因此不复存在。之后，罗马帝国所继承并流传至现代欧洲的重要遗产也将不可遏制地被削弱。这不仅意味着西方世界第一次失去了为争取独立生存而进行的胜利斗争，而且，不幸的是，一旦希腊人在薛西斯的入侵中屈服，这个世界从此就不会再有“西方”这个实体了。

因此毫无疑问，波希战争的故事成为欧洲文明的神话之基石，是自由战胜奴役和淳朴的市民美德战胜衰弱的专制制度的完美典范。当然，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这个词汇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因此马拉松和萨拉米斯（Salamis）战场上的英雄气概开始打动众多的理想主义者，完全取代十字军成为西方人美德的光辉典范。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毕竟是抵抗而非侵略；为自由而战胜过为狂热而战。作为一个篇章，一小队希腊人在守卫温泉关（Thermopylae）小道的可怕战役时——“三百勇士对抗三百万大军” ，正如希罗多德笔下所写的那样——表现出惊人的神奇力量。许多亚洲人部落被迫加入战斗，一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决心非胜即死，他的300名同乡在阵亡时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勇气，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切。早在16世纪，伟大的法国随笔作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就曾经说过，虽然希腊人进行的其他战斗都是“世上所有的最光辉的胜利，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将这些荣耀与列奥尼达国王和他的战士们在温泉关进行的防御战所赢得的荣耀相提并论” 。250年之后，拜伦勋爵惊闻当时希腊将要沦为奥斯曼苏丹治下的一个省份时，他清楚地知道运用何种历史典故可以发出最为振聋发聩的战争号召：

大地！为了报答你的哺育

我们斯巴达人战死疆场！

百人余一，

仅仅为了坚守温泉关！

不仅如此，拜伦随后身体力行，效仿列奥尼达的榜样，为希腊自由之故光荣地战死疆场。拜伦之死所具有的魅力，现代第一例真正意义的名人之死，仅仅增加了列奥尼达的荣耀，更加有力地确立了温泉关战役的地位，使之在后世成为为自由而殉难的典范。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20世纪60年代初踏访这座关隘，尽管斯巴达这座城市自身是如此的“乏味和残酷”，他又为何觉得如此激动不安？

首先，这不仅因为人类精神会直接对一个关于牺牲和勇气的故事产生反应，就像酒杯会随着小提琴声发生共鸣一样，而且还因为在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这支队伍站在了历史线索最为恰当的地方。列奥尼达所具有的意义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使我今天能够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也能写下任何我想说的话。他的贡献在于令我们拥有自由。

换句话说，还有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反思，戈尔丁的赞美之词可能也会很好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煽动所用。对纳粹来说，温泉关战役同样也是希腊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这一点与蒙田的观点一样。300名守卫关隘的战士被希特勒认为是真正优秀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为战争和崛起而生，根据希特勒更为异想天开的推测，甚至连斯巴达臭名昭著的肉汤也完全起源于日耳曼人居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1943年，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正酣时，希特勒明确地将德国第六集团军比作300名斯巴达勇士，但是后来，当他的将军投降之后，狂怒的希特勒说他的战士们的英勇行为“被一个平庸的懦夫一笔勾销” 。希特勒盛怒之下否定了列奥尼达，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也失去了一个将自身重塑为新的斯巴达人的机会。

纳粹党同蒙田、拜伦和戈尔丁一样，都能意识到与300名勇士相提并论的做法的确让人热血沸腾，这种类比也暗示出仅仅将斯巴达人描绘成自由的捍卫者也许有些以偏概全。通常情况下，事情的真相比传奇更加复杂且令人着迷。假如薛西斯成功征服了希腊，占领斯巴达，这必将宣告这座骄傲城市的自由之终结——因为所有波斯国王的臣属都是他的奴仆。尽管奴役能够使人保全性命，斯巴达人却认为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而对他们的邻人来讲，奴役是一种宽容的庇佑。希特勒也非常明白斯巴达人的伟大之处建立在对其邻邦无情的压迫之基础上，是对待“劣等民族”的范例，纳粹入侵波兰以及苏联后残忍地效仿了这些做法。波斯君王的精明之处在于，压迫其臣属之敌手当然可视为解放和保护这些斯巴达的邻国，这样充分显示出帝国的慷慨与伟大。对于世代苦于斯巴达人统治的那些人来说，薛西斯的统治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

重要的是，这里确实有一个塑造历史的悖论。在某种情况下，被一个外来强权吞并也许会受到欢迎。如果按照希腊人所谴责的那样，薛西斯一定是一个暴君；而在古代伊拉克、阿卡德（Akkad）、亚述和巴比伦地区，千百年来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天下诸国，强者居之。薛西斯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统治权。伊拉克帝王的风范最为关键的要点始终是薄情寡义、铁腕统治。尽管波斯帝国也是在“攻城略地，铁骑铮铮，灭国无数” 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在扩张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更为精明的应对挑战统治权的策略。通过保证忠诚的臣服者以安定并发出一些号令，向他们表现出公正而合理的驾驭与掠夺的技巧，波斯的国王代代相传，为他们及其子民打下了历史上最为辽阔的帝国。这确实是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为后来的岁月展示了建立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世界帝国的可能性。故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榜样力量的影响也一定应当比特殊而转瞬即逝的雅典民主社会要长久得多。波斯诸王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启发了一个又一个帝国，即使进入了伊斯兰黄金时代也是如此，自称为世界主宰的哈里发们做出了很好的回应，虽然在伊斯兰的成语中有“自负如薛西斯”这样的说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古代波斯王权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在中东地区一直保留到1922年最后一位哈里发——土耳其苏丹——的统治被推翻为止。 当然这就是奥萨马·本·拉登的最终目的：见证哈里发制度重新获得统治世界的特权。

当然古代波斯的影响在同希腊比较的过程中常常是被间接地、隐约地承认。1891年，年轻的英国议会议员乔治·纳萨尼尔·寇松寻访薛西斯的宫殿遗址，此地于温泉关战役结束150年之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报复性地焚毁，从此便被废弃于焦土之中。寇松勋爵用一种拜伦式的浪漫口吻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它充满了历史的严肃教训；它矗立在事物停止存在的篇章中；这些沉默的巨石发出了声音，向我们诉说着废墟无法言表的痛苦。” 7年之后，当时已经是凯德尔斯顿勋爵的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因此，他也像莫卧儿皇室的继承人一样——这些人的高贵头衔并不被称为国王，而是波斯国王的总督——行使统治权力。英国的统治是由那些自觉的斯巴达式寄宿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进行管理的，但这种统治仍然被“东方所具有的环境和对令人神往的财富的夸耀” 彻底地浸染，这样的特点最终来自于薛西斯宫殿那些消失了的断壁残垣中。它也许会使大英帝国将自己想象为雅典的继承者而感到满足，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同样受惠于雅典之死敌。

波斯就是波斯，换言之，希腊就是希腊，但有时候双方总会狭路相逢。它们在文明间的初次冲突中成为对立的双方，但是它们的影响跨越千年，余波至今未平，有时令东西方的对立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清晰。假如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失败，他们的城邦被毁灭，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柏拉图，而如果没有柏拉图，那么此人对后来历史上各种神学流派的影响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很难说还会有今日启发本·拉登的伊斯兰教。相对地，当小布什总统声称“邪恶轴心”时，他这种将世界划分为彼此对立的光明和黑暗两部分的看法，从根源上来自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这位古代伊朗预言家的思想。虽然希腊人的确最终战胜了薛西斯，这一胜利也让所有欧洲人认识了自己的特质，但是波斯和希腊对历史的影响难以仅仅局限在东方和西方这样狭隘的概念中。一神教以及普世国家的看法，民主和极权主义的观念，这些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波希战争所发生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将它描述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

然而，今天人们常常忽视这一段历史。彼得·格林（Peter Green）在数十年前出版的精彩作品《萨拉米斯岁月》（The Year of Salamis）是迄今为止比较新的一部为大众读者写作的鸿篇巨制，作者机智的写作风格令这个缺乏关注的题材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在习惯看法的影响下，人们常常将希腊人在波希战争中的胜利理解为欧洲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这种看法的鼓吹者虽然没有十分强调，假设事情不是如此的话，今日的欧洲可能就是伊斯兰教的天下，但人们仍然能够在字里行间中体会到这一层意思），这种忽略似乎就更加不能理解了。

或许格林没有到过近年来的鹿特丹或者马尔默；如今即使在雅典也可以见到清真寺和宣礼塔，而仅剩下欧盟首府始终没有穆斯林礼拜场所，这样的事实并不能减少他所表达出来的困惑感。如果有任何外在力量的话，波希战争可能是一段古代历史，但是它也可以是20世纪或者当代历史中未曾发生过的一段。

然而在格林所描述为不可理解的看法中，并不完全如此。虽然影响深远而且富有戏剧性，波希战争并不是一个容易拼凑起来的故事。有一点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重新完整重现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有关此事的全部信息；可惜的是，事情远不止如此。历史学家们可以试图从其他古典作家的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弥补一些空白之处；但是这种修补工作需要极端的谨慎才可以进行。许多材料形成的时代距离这一事件几乎已经有成百上千年的间隔，虽然他们都声称要记述这个事件，但是其中相当多的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写诗歌或者剧本。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在她的小说《美与善》（The Nice and the Good）中将希腊早期历史描绘成“对循规蹈矩之头脑提出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而游戏者的技巧就在于将规则弄得复杂” 。那些很少看重小说的古风的希腊历史学者们喜欢引用这一段文字：他们致力于实现的任务就是利用那些少得可怜的证据片断来重现那消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类似一个游戏。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萨拉米斯这样的战役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所有解释都必须依靠这样的事实，而同时这些事实又处处都是漏洞——这看起来就像是要拼好一个坏了一半的魔方，无论如何研究、转动、重新组装，就是不可能把它拼成，永远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尽管萨拉米斯战役以其难以捉摸而闻名，但是表面上仍然充满了丰富的细节，让人觉得可以同斯巴达的早期历史相比较。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直率地承认那个特殊的话题“对最好的思想家也是一道挑战性谜题” ，另一位则称其为必需的“智力体操” ，还有一位更加干脆地直接将一本书的标题称为《斯巴达迷雾》（The Spartan Mirage）。

但是无论希腊历史的源头多么不完整，但总归是希腊人自己写作的。波斯人则例外，他们没有写下任何我们可以认定为有关真实事件的记录，尽管保存了帝国的官僚铭刻的石板，还有镌刻在宫殿的墙壁上的皇家公告，当然还有这些辉煌的宫室自身的遗迹。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对波斯人和他们的帝国做任何思考的话，我们必须大量地依赖他人的记述。由于希腊人经常受到帝国军队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所以他们所记叙的内容并非为了敏锐而公允地描绘波斯人的性格及成就。但是希罗多德这样好学而视野开阔的人则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一位愤怒的爱国者用“Philobarbaros”——意思是“喜欢蛮族的人”——的头衔称呼他， 这个词在古希腊人的口中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自由派老好人”。但即使如此，在希罗多德写到语言不通的远方特殊民族时，人们也不得不容忍他偶尔表现出来的错误、偏见和时常想把波斯的早期历史看作神话故事的倾向，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不敢贸然犯的错误。

学者们面对挑战表现出来三种明显的反应。第一种就是表面上承认希腊人的偏见，将波斯人描绘为衰老而懦弱的人，不可思议地征服了世界。第二种则谴责希腊人所写的一切关于波斯的内容，将其视为宗教主义、欧洲中心论以及其他所有思想罪行的责任根源。第三种反应是最具有建设性的，考察希腊人对他们伟大的对手产生误解的程度，并通过这一点发现被扭曲了的真相：波斯人如何生活和看待他们的世界。一群令人敬佩的学者正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整个帝国被重新赋予生命，从历史的尘埃中被拯救出来。为了表示对这一可信的结果的敬意，一位历史学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可以立足之处。” 而如果将其比作一项发掘古墓的工作的话，其价值堪与开启图坦卡蒙的陵墓比肩。

但是，波斯人仍然被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也许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这里并没有黄金尸面罩可以令其再现生辉，仅仅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和文献供学者们查阅。波斯学研究甚至比希腊学研究更为依赖于细致地筛选可靠证据，深入分析材料和极其精细地衡量并选择参考文献。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每个细节都可能引起争论，某些话题——例如波斯诸王的宗教信仰——则好比变幻莫测的深渊，即使是目前最为著名、最为卓越的学者在冒险进入这些领域的时候都会感到棘手和心虚。

无知者无畏，但是即使如此，我希望努力沟通学院派和大众读者的这一尝试，看起来不会像薛西斯从亚洲向欧洲架设起那两英里长的浮桥一样充满虚荣心，并最终贻笑于希腊人。请读者们注意，本书叙述所赖以维系的那些细节依然是不确定和充满争议的，而文中草率之处一定如同垃圾堆上盘旋的苍蝇一样多不胜数，我在文中也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总体意见。然而在承认我们难以准确复原一个遥远年代这一事实的同时，比这种无知更令我们震惊的或许是我们竟然可以完成这样的尝试。我在这本书中寻求证明某种东西而不仅仅是叙述它，这是我的野心，想要沿着希罗多德的脚步继续走下去，描绘出整个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陷入战争的全景画面。读者在被带到希腊之前先会被带到亚述、波斯和巴比伦；在谈到斯巴达军国主义和雅典民主制度之前先要看到第一个统治世界的王权的兴起；到了全书的中部才会开始对波希战争的阐述。传统叙事中从一方开始谈起的方式现在可以被忽略了，尽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含混不清，但是我希望有充足的理由尝试将众多散落、晦涩的证据片断拼接起来，对这场战争如何发生、有何人参加等问题形成新的阐释。这毕竟是一部同古代文学中任何其他作品一样有力而杰出的史诗；尽管有许多无法说明的地方，它不是一部神话，而恰恰是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