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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出发，本节分别介绍了管理自主权的本质和内涵，并详细归纳了代理变量与直接感知两类测量方案的多种操作方式。
自主权即个体所享有的行动自由（March and Simon，1958；Williamson，1963）。基于Williamson（1963）的基础工作，经济学与金融学领域的研究将自主权纳入代理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1976）与管理者资本主义（Marris，1964；Misangyi，2002）的框架中，认为管理自主权是管理者（代理者）追求个人利益而非股东（委托者）福利最大化的程度（Williamson，1963），即目标自由度（Latitude of Objectives）。不同于此，基于Child（1972）及Montanari（1978）的开创性研究，Hambrick和Finkelstein（1987）在管理学领域引入管理自主权的概念，用以评价管理者在诸多内外部因素制约下的影响力程度，即行为自由度（Latitude of Action）。
进一步，运用管理者非自愿离职的例子，Shen和Cho（2005）将管理自主权描述成目标自由度与行为自由度的组合。张三保（2012）研究表明，在薪酬安排上，CEO会运用管理自主权实现利己目标；而在企业研发投入上，CEO则敢于冒险又适时规避风险，从而进一步表明：CEO管理自主权的本质，实为CEO行为自由度与目标自由度的二维复合结构，而非单纯的行为自由度或目标自由度。
客观的管理自主权，是由正式的组织结构或者行业特征所提供的自由度（Shalley，1991；Hambrick and Abrahamson，1995；Magnan and St-Onge，1997；Hendrickson and Harrison，1998；Dobbin and Boychuk，1999；Olk and Elvira，2001；Zohar and Luria，2005）。这为人们理解环境特征如何影响管理者自主权开启了视角。客观环境特征的影响固然重要，然而，这些情境因素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管理自主权——并非所有管理者的行为或其追求的结果都完全一致，即使他们处于同一行业。因此，真正决定管理者行为的，是管理者所感知的自主权。也就是说，管理自主权仅当被感知到时才会存在。Carpenter和Golden（1997）指出，管理者所感知到的自主权的显著差异，取决于其内外控倾向（Locus of Control）及稳定的个性差异。
必须指出，上述对管理自主权本质与内涵的简要阐述，仅反映了其基本内容。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其测量方法、决定因素与影响效应进行深入探讨。
管理自主权的测量方法，经历了由间接代理到管理者直接感知或专家评价的演变。代理方法包括企业或行业两个层面的多重指标（Rajagopalan and Finkelstein，1992）。感知方法则来自经理自评、他评（相关学者或公司其他高管）或二者结合。
代理方法起初停留在行业层次（Hambrick and Finkelstein，1987）。然而，由于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所受市场限制存在差异，因而比起行业环境的层次，从组织内部结构与治理角度等企业层次的测量将更能够促进对CEO管理自主权的认知（Boyd，Dess and Rasheed，1993；Finkelstein and Boyd，1998）。目前，代理测量主要涵盖如下四种方法：
（1）仅使用行业作为单一代理指标。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0）应用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成长性的综合指标，来比较不同行业中管理自主权的大小。Hambrick、Geletkanycz和Fredrickson（1993）进一步通过差异化、资本密集度、管制程度以及增长率来判别不同行业管理自主权的高低。随后，一些更加严格的测量方法陆续被采用。比如，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3）采用广告强度、研发强度、市场成长度、管制程度的档案指标，创造出行业自主权的综合指数。其中，管制实施的前后时段，亦被用作区分行业自主权高低的标准（Hubbard and Palia，1995；Cho and Hambrick，2006）。借鉴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3）的分析方法，井润田（2009）使用2002—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37个两位数代码的行业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将这37个行业的管理决断权分为高、中、低三类，并从研发投入密集度、市场增长率、行业集中度、需求不稳定性、固定资产密集度和行业管制程度等六个维度，构成行业管理自主权指标体系。
（2）使用个人、组织与任务环境三维度中某一维度的某个方面作为测量指标。比如，企业的战略态势（Rajagopalan and Finkelstein，1992）、研发强度与广告强度（Finkelstein and Boyd，1998）、所有权结构（Tosi and Gomez-Mejia，1989；Gedajlovic and Shapiro，1998）、债务契约或耗资巨大的设备（Fox and Marcus，1992；Phan and Hill，1995）等。又如，陈静（2007）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中提取相应数据，分别从任务环境（市场成长性、研发强度、广告密度、产品需求的不稳定性、资本密度和管制程度等）、组织因素（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构成）及CEO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任期、两职兼任和持股比例）等三个方面的14个独立指标进行测量。
与此类似，在中国情境下，Li和Tang（2010）通过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合作获取一手调查数据，并分别从行业特征（如市场规模、复杂性与稳定性）、组织特征（如企业年龄、规模、无形资产、CEO两职兼任）、企业性质（是否国有）及CEO政治关联（是否政治任命）对其进行测量。更进一步，连燕玲等（2013）从组织、环境和制度三个层面分别测量管理自主权。其中，组织自主权包括组织惯性（规模、寿命）和冗余资源（权益债务比例）；环境自主权包括市场丰腴性（过去五年行业平均增长率）和行业资本密集性（是否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制度自主权包括国有企业制度约束（是否为国有企业）和区域制度环境（所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
此外，借鉴Finkelstein（1992）对高管团队权力（Power）构成指标的划分，彭倩（2011）和窦鹏（2011）均从结构职位权、专家声望权和资源运作权三个维度的多个指标分别度量CEO管理自主权。类似地，李有根和赵西萍（2004）以职位权与报酬权；李有根（2002），张长征、李怀祖和赵西萍（2006），张长征和李怀祖（2008b）分别以职位权、薪酬权与经营权；袁春生（2009）以职位权和资源运作权构成CEO管理自主权。
（3）将构成管理自主权的各方面指标综合成一个总体系数。比如，陈惠源（2005）通过专家访谈，确认CEO管理自主权的测量指标体系包含三大因子（职位权、专家权和声望权）、六大指标（领导地位、领导力、教育程度、任职经历、相对报酬、兼职水平），并将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获取的六个变量的相应指标进行正态变换，求其平均值即为CEO管理自主权的综合系数。类似地，苏文兵等（2010）、Dong和Gou（2011）采用职位权、报酬权、运作权三个间接指标，取其正态标准值的均值，来综合反映CEO管理自主权的水平。
（4）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
的多重指标法。高遐、井润田和万媛媛（2009）采用该方法，从任务环境（管制程度、投资机会、需求不稳定性和行业结构）及内部状况（规模、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资源丰足度和内部政治条件）两个方面，构建出管理自主权的多指标衡量体系，对2002—2007年中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CEO管理自主权进行了测量。
（1）经理自评。与上述代理方法不同，Key（1997）在开发个体自主权调查问卷（Individual Discretion Questionnaire，IDQ）的过程中发现，管理者感知的管理自主权与个体内外控和组织伦理文化均显著相关。Carpenter和Golden（1997）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了管理者们自我感知的自主权大小，从而更加直观地反映了管理自主权的大小（Ganster，1989）。Caze（2007）亦通过问卷调查到欧洲六国研发经理人员自我感知的管理自主权。王世权和牛建波（2008）从投资决策（包括投资方向、投资规模及产品研发的决策权）、产品销售（含产品定价、营销渠道及广告宣传的决策权）、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中层干部任免、员工聘任及员工薪酬福利的决策权）三方面，构建了管理自主权的评价指标，并通过访谈国有大型总分公司式企业集团部分中层领导干部，获得了自我评价数据。张长征和胡利利（2011）、张长征和蒋晓荣（2011）均从专家声望权、资源运作权与结构职位权三个方面，通过询问CEO与同行业、历史以及自身期望的自主权水平相比，获得当前自主权水平的差距大小，分为高和低两种状态。胡玲（2012）对子公司自主权的测量，则通过考察母公司对其在以下九种决策中施加影响的程度来实现：信任主要客户的程度、产品推介、招聘、培训、广告代理商选择、设定总体生产日程、销售目标、投资回报，以及质量控制模式。此外，世界银行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对中国18个城市和120个城市进行了“投资环境调查”，其中询问了CEO在人事、投资与生产等三个不同方面的管理自主权。
（2）他评。与直接询问公司高管的方法不同，一些学者通过采访相关知情人士，获取他们对CEO管理自主权的评价。比如，Chang和Wong（1999）运用董事会秘书对CEO在63项具体决策中所享有的自主权的评价，计算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CEO的管理自主权。类似地，王丽敏、李凯和王世权（2010）从投资决策、产品销售、人力资源管理三个方面构建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分公司CEO自主权的评价指标，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了公司高管或熟悉公司运作情况的内部人士对CEO自主权的评分。又如，Crossland和Hambrick（2011）获取了学界专家对15个市场经济体国家层次管理自主权的评价。
（3）结合自评与他评。综合上述实务界和理论界两种不同的主体，Hambrick和Abrahamson（1995）通过访问一些专家小组（包括学者与证券分析师）的评价，测量了行业层次的管理自主权。类似地，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了61位学界专家与84位企业高管对中国30个省CEO管理自主权的主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