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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六十余年中，管理学经历了惊人的发展，但绝大多数范式均源自20世纪40—80年代的北美，并受限于彼时的经验现象和文化、哲学与研究传统。不可否认，这些范式已在欧亚、南美与非洲得到应用和验证。并且，应用这些范式的研究也与日俱增地发表于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等世界顶级期刊（Kirkman and Law，2005）。如今，东方正在崛起为世界舞台上新的活跃力量，世界正从“西方领导东方”向“西方融会东方”转变（Chen and Miller，2010）。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制造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奇迹与正在经历的根本性社会变革，使得中国管理研究成为公认的重要学术领域。然而，目前中国管理研究大多依赖于西方情境中开发出来的既有问题、理论、构念和方法，直面中国企业特有问题的探索性研究和超越西方主流范式的理论开发等方面还比较落后（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2012）。情境可以改变构念的含义及构念间的关系（徐淑英，2011）。因此，立足中国实践，超越西方情境，挖掘东方的经验现象、文化、哲学乃至更宏大的知识传统，创建一个更富内涵、更为稳健且富有影响力的管理学领域，并从全球角度来理解并管理组织和行为（Barkema，2001；Barkema，Baum and Mannix，2002；Tsui，2007，2009；Chen and Miller，2011；Barkema et al.，2011），已成为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中国管理研究者的时代使命。
2011年， Journal of Management 发布专刊，呼吁管理学界致力于连接宏观与微观领域，既在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上开拓新路，又逾越科学与实践之间的鸿沟（Aguinis et al.，2011）。2012—2013年，中国一批知名会计学者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为主题，召开了两届学术研讨会，成为有机结合宏观与微观的有益尝试。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出，必然影响或改变企业经营行为，进而影响企业产出及其“加总”形成的经济产出，而当前国内外学术研究却普遍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割裂”开来（饶品贵等，2013）。
事实上，自Peng（2002）系统提出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based View）的分析框架以来，战略与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已经将微观企业行为的前因，从产业基础观（Industry-based View）所聚焦的产业环境特征及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所强调的企业资源基础，拓展到宏观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然而，既有基于制度基础观对微观企业行为的探讨，大多仅考察制度环境的直接影响（蓝海林等，2010；李善民、周小春，2007），却忽略了高管对企业行为的重要作用（Finkelstein，Hambrick and Cannella，2009），因而未能厘清宏观制度环境作用于微观企业行为的内在机理。正如许德音和周长辉（2004）所指出的，管理的精髓在于经理人的“管理自主权”（Managerial Discretion）
，在于战略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匹配（Fit），而不仅仅是政策、制度与行业环境的问题。可见，作为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的重要变量，管理自主权虽源自西方，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进程，为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提供了契机（郭重庆，2007）。并且，它所蕴含的“度”的概念，与“阴阳”等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构念不谋而合（赵怡雯、姚以镜，2013），有助于为促成中国与西方的有机融合、宏观与微观的有效连接开启新的视角。
管理自主权对协调学术观点与推动研究创新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它将经济学引入管理学领域，起于调解不同学术流派就“管理者是否重要”的激烈争论，可谓“奉命于危难之间”。新制度理论（New Institutional Theory）与人口生态学理论（Population Ecology Theory）认为，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外部社会规范（DiMaggio and Powell，1983）或内部组织惯性（Hannan and Freeman，1977）等因素，管理者的作用非常有限。然而，高阶梯队理论则强调，高层管理者将通过影响组织行为，进而决定组织产出（Hambrick and Mason，1984）。为了协调两派观点，基于Child（1972）及Montanari（1978）的开创性研究，Hambrick和Finkelstein（1987）首先承认上述两派看似矛盾的观点各具相对客观性；至于管理者何时重要，则取决于其“管理自主权”的大小；而这又受制于管理者个人、组织及任务环境等多层次影响因素。因此，进一步探讨其制度环境层次的决定因素与组织层次的影响效应，将有助于带来管理自主权概念的拓展（Hambrick，et al.，2004），实现宏观与微观领域的有效连接。
管理自主权对中国企业发展乃至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历史上，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正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早在1979年7月3日，国务院即已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打破了企业自主权的坚冰（袁宝华，2009）。现实中，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并面临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下，中国未来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二，这种增长能否在与自身的社会结构、生态环境乃至国际社会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3）？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就必须认识到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Coase，1937）。并且，从长远健康发展来看，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必须从政府向企业转移，特别是向民营企业转移（郭重庆，2012）。因而，从宏观制度的顶层设计上释放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自主权，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
管理自主权受到中国本土学者的持续关注，并有待进一步澄清、总结与开发。中国国有企业自主权改革破冰伊始，一些本土学者即开始探讨企业自主权的客观依据，为企业扩权提供理论支持（林青松，1980）；另一些学者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考察了企业权利界限与企业扩权的配套改革问题（黄振奇，1982），并理性看待落实企业自主权中的优势、误区和差距（尉安宁，1990）；还有一些学者则着眼未来，建议突破“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思路，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克服传统国有制弊端（杨瑞龙，1994），甚至介绍了国外（如新加坡）国有企业自主权配置的经验与启示（李征，1996）。在当时，这些早期研究者们为公共政策的颁布或制定提供了注解或咨询，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责任。美中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基于严谨实证的学理探讨，甚至难以走出意识形态的藩篱。21世纪以来，少数学者开始介绍西方管理自主权的理论文献。比如，李有根和赵锡斌（2003）归纳了管理自主权研究的三个阶段、影响因素、测量方法与指标及对中国国企改革实践的启示。又如，张长征和李怀祖（2008a）回顾了管理自主权的不同理论视角、影响因素及其对管理者薪酬、公司绩效与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效应和机理。这些总结工作有效推动了国内管理学界对管理自主权的关注与研究，但也存在不够系统、未能建立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甚至未能真正厘清其本质等遗憾。
图2.1 管理自主权文献回顾路径
为此，基于前述分析与前人的研究积累，顺应西方与中国管理学界的倡议，我们致力于通过系统回顾管理自主权的概念、测量、前因、效应与实践启示，来构建一个中国情境下连接宏观与微观、结合动态与静态的研究框架。我们期望未来研究能基于此框架，在探讨宏观影响微观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微观组织过程与结果入手，探讨宏观的中国经济、文化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路径，从而为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两大问题提供具体建议。本研究的分析路径如图2.1所示，各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介绍管理自主权的本质、内涵和测量方法；第三部分归纳其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不同层次的前因，以及其主效应、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第四部分从公司治理、企业战略与制度建设等三大方面总结了中国情境下既有相关研究的启示；第五部分则基于前人研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六个方向，并构建出前述提及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