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目标

具体而言，我们将致力于开发中国情境下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内容、指标及测量，并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与大样本二手数据获取CEO管理自主权与企业动态效应的指标数据，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开展多个定量研究与两案例比较研究。基于研究结论，我们将为企业治理、战略选择和创造价值提出建议，并为新形势下的国家制度建设与完善提供依据，力图实现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

第一，致力于连接宏观与微观领域。2011年3月， Journal of Management 发布专刊指出，当今管理学者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在于如何整合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他们呼吁，管理学界应在研究中致力于连接宏观与微观领域，既在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上开拓新路，又逾越科学与实践之间的鸿沟（Aguinis et al.，2011）。为此，我们计划以不同内容的CEO管理自主权为核心变量，通过考察其不同层次的制度前因与不同方面的企业战略选择和结果，连接宏观与微观领域。

第二，致力于构建“制度环境—战略领导—企业效应”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①在框架构建上，本研究将通过分别回顾“制度环境与战略领导”“战略领导与企业战略”“制度环境与企业战略”的相关研究，并基于制度基础观和高阶梯队理论构建“制度环境—战略领导—企业效应”的分析框架。②在实证分析上，我们致力于开发中国情境下的制度差异的量化指标，通过扩大样本量更新已有的30个省 CEO管理自主权的调查结果，检验基于理论的研究框架，并为后续有关中国区域差异、高层管理者的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此外，还将致力于从多方面测量信任水平，丰富非正式制度的指标及其量化方法。

第三，致力于揭示“制度企业家”的形成机制。尽管DiMaggio（1988）试图通过“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来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的影响，但后续研究多局限于质性探讨制度企业家的特质，而对其形成的制度机制缺乏实证支持（周其仁，2000；邹辉霞，2002；胡祖光、张铭，2010）。为此，我们将通过实证探讨CEO管理自主权的影响效应与制度前因，回答“管理者何时重要”的问题，揭示“制度企业家”的形成机制，丰富制度基础观的研究内容。

第四，致力于开发“管理自主权”的内涵、外延与解释力。①在内涵开发上，我们使用包含人事、投资、生产等不同方面内容的CEO管理自主权，致力于从这些“管理者活动”挖掘管理自主权的内涵。②在本质界定上，我们将通过考察CEO管理自主权对企业过程与结果的影响，厘清其究竟是目标自由度、行为自由度还是二者的有机组合。③在解释力上，传统的高阶梯队研究多强调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Hambrick，2007），我们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其中介效应，增强其解释力。

第五，致力于探索“管理自主权”的时空效应。①在时间效应上，我们拟将CEO管理自主权前因及效应的研究分为2002—2004年、2005—2007年、2008—2010年三个阶段，探究制度变迁、CEO管理自主权与企业战略选择和结果三者之间是否存在持续而稳定的影响，即是否具备时间效应。②在空间效应上，我们拟将CEO管理自主权的决定因素从个人、组织与行业层次拓展到制度层次，并将研究背景从市场经济体切换到转型经济体，考察转型经济体内部地区间制度差异对CEO管理自主权差异的影响。

第六，致力于为企业治理与战略、国家制度建设建言献策。就中国转型期面临的两个宏观命题，结合“十二五”规划，我们将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着眼，以CEO管理自主权为关键变量，通过实证探讨它与制度前因、企业战略与绩效结果的关系，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检验上述研究的可靠性，从而为企业实施跨地域发展和技术创新战略、提升财务与社会绩效提供建议，并就新形势下国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fSyZv2to9BMx/I2TYQQmBM3bFxAnkjTWZeOxJIOFeZLePn26qABsBteEH+l4qw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