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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这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理式论时说的一句名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位有师承关系的哲人是西方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黑格尔指出：“哲学之发展为科学，确切地说是从苏格拉底的观点进展到科学的观点。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这则校训仿佛从“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脱胎而出。
公元前369年，亚里士多德慕名负笈前往柏拉图学园求学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而柏拉图已是闻名遐迩的六旬哲人了。起先三年亚里士多德还未能见到柏拉图，因为柏拉图正在西西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生活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为止，历时二十载，和柏拉图的交往达十七年。
雅典学院
某些希腊史学家不仅直接谈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分歧，甚至还谈到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不和。据记载，柏拉图把他的行动迟缓的门生塞诺克拉底和性格执拗的亚里士多德做比较，说：“一个须要马刺，另一个须要笼头。”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在许多哲学问题上和柏拉图有分歧，但是他根本没有想离开柏拉图学园，只是在柏拉图死后才离去。甚至当他不同意柏拉图时，他也往往不说“我”，而说“我们”，把自己当做柏拉图的弟子们中的一员。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批评柏拉图的理式论时写道：“理式学说是我们所敬爱的人提出来的”。当然，这首先指柏拉图。由此可见他们的个人关系基本上是友善的。彼此亲近的人们在理论观点上有分歧，这并非罕见的现象。其实，柏拉图是一个富于自由色彩的哲学家，他允许自己的弟子有各种不同意见。尽管亚里士多德和他有分歧，他仍然高度评价这位弟子的哲学才能，称他为“学园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
从阅读柏拉图著作到阅读亚里士多德著作，仿佛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柏拉图著作热烈奔放，汪洋恣肆，融思辨与想象于一炉；而亚里士多德著作严肃冷峻，“以表达的简洁清晰和丰富的哲学语汇见长”
。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中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和系统性，他总是在历史发展中研究每个问题，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前，先要仔细研究哲学史资料。他十分善于把经验的、实践的研究和平静的、怡然自得的纯理性状态结合起来。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式论做过尖锐的批判，但是他们都主张，物的存在就要求它是某种理式的载体。柏拉图使物的理式与物相脱离，进而形成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式世界，并把它移置到天国中去。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关于一般理式可以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全部基础在于，他不脱离物来理解物的理式。他认为，在个别的房屋之外不可能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一般的房屋是我们的思想从客观对象中抽象出来的。他主张物的理式就在物的内部。他论证的逻辑很简单：既然物的理式是这个物的本质，那么，物的本质怎么能够存在于物之外呢？物的理式怎能够存在于远离物的其他地方，而一点不对物产生影响呢？物的理式存在于物内部，在物的内部发生作用，理式和物之间没有任何二元论。这一论题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基本的和原则的分歧。
虽然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式做了无情的批判，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批判理式脱离于物的孤立存在，但是从来没有否定过理式本身。按照传统翻译惯例，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希腊术语eidos在拉丁文中译成“形式”，为的是使物的eidos尽可能与物本身相接近，从而强调亚里士多德的eidos处在物之中。而在柏拉图的著作中，eidos从来不被译成“形式”，只译成“理式”，为的是强调“理式”处在物之外。我们不反对把亚里士多德的eidos译成“形式”，但是始终要记住，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式。
柏拉图的理式论是“一般在个别之外”，亚里士多德的理式论是“一般在个别之中”。柏拉图仅仅承认理式的一般性，而忘掉它的个别性。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存在于物内部的理式既是一般性，又是个别性。
亚里士多德否定理式的孤立存在，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他在事物本身中寻找美的根源。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一个美的事物——一个活东西或一个由某些部分组成之物——不但它的各部分应有一定的安排，而且它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产生于大小和秩序，一个非常小的活东西不能美，因为我们的观察处于不可感知的时间内，以致模糊不清；一个非常大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万里长的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它的整一性；因此，情节也须有长度（以易于记忆者为限），正如身体，亦即活东西，须有长度（以易于观察者为限）一样。”
这段话常为美学著作所援引。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人们知道，美产生于数量、大小和秩序，因而大小有度的城邦就必然是最优美的城邦。城邦在大小方面有一个尺度，正如所有其他的事物——动物、植物和各种工具等等，这些事物每一个都不能过小或过大，才能保持自身的能力，不然就会要么整个地丧失其自然本性，要么没有造化。例如一指长或半里长的船干脆就不成其为船了，也有一些船在尺寸大小上还算过得去，但航行起来还是可能嫌小或嫌大，从而不利于航行。”
只有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整个美学体系和哲学体系，才能够弄清这两段貌似平常的言论的深刻内涵。这两段言论有两个要点。第一，美产生于大小和秩序。像其他希腊美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具有明确的结构感，他不喜欢混沌无序。强调秩序是他一贯的美学思想，他通过事物自身的秩序、对称和确定性来说明美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秩序存在于自然、天体、人和社会生活中。他指出，自然是一切秩序的原因，秩序和确定性在天体中显示得尤为突出。政体是城邦中各种官职配置的一种秩序，法律也是一种秩序。
第二，美产生于一定的尺度。亚里士多德的尺度理论产生于四因说。他认为，任何事物，不管人造物还是自然物，其形成有四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这里的“形式”就是柏拉图的“理式”，希腊语为eidos），动力因和目的因。比如书橱、木材是质料因，图纸是形式因，木工是动力因，书橱的用途是目的因。四因可以最完满地体现在事物中，从而创造出美和合目的性的有机整体。如果它们在事物中的体现缺少某种尺度，过分或不及，那么，整体就受到损害，从而失去美、艺术性、效用和合目的性。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取决于四因不同的相互关系。四因可以出现在最美的事物中，也可以出现在最丑的事物中。这一切取决于四因相互关系的尺度。
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尺度理论运用到伦理学和国家学说中。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分析道德范畴时指出，在情绪方面的道德是勇敢，它的不及是懦怯，过就是鲁莽；在欲望方面的道德是节制，它的不及是吝啬，过就是奢侈；在仪态方面的道德是大方，它的不及是小气，过就是粗俗，等等。在《政治学》中，他指出国家必须保持适当的疆域，国土不能太小，否则缺乏生活所必须的自然资源；但也不能太大，否则过剩的资源将产生挥霍消费的生活方式。国家最好由中产阶级统治，因为中产阶级既不过强过富，又不太穷太弱。而巨富只能发号施令，穷人又易于自卑自贱，这两类人都不适合治理国家。
亚里士多德也把他的尺度理论运用到美学上来，认为四因适中的、合度的关系产生出美的有机整体。
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徘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然而在美学上，他多持唯物主义观点。如果说柏拉图开启了从精神上探索美的根源的先河，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标明了从客观现实、从事物自然属性上寻求美的方向。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曾孜孜不倦地研究人体比例，认为美来自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18世纪英国画家荷迦兹提出蛇形曲线是最美的线条，他说：“如果从一座优秀的古代雕像上除去它的弯弯曲曲的蛇形线，它就会从精美的艺术作品变成一个轮廓平淡、内容单调的形体。”
所有这些，都可以见出亚里士多德美学的影响。
希腊美学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了，然而它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因为“后来美学上许多重要思想都伏源于此”。原创性是希腊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人这样评价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和其他的希腊精神产品一样，是一种始创性的创造品，并在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希腊哲学家所建立的体系不应当仅仅被看成是现代哲学的一种准备，作为人类理性生活发展中的一项成就，它们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
这些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希腊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