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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希庇阿斯篇》是西方第一篇有系统地讨论美的著作，他的作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因为他的胸肩宽阔，一说额头宽阔，原名就被希腊文表示“宽阔”的谐音词“柏拉图”所替代。他的诞生被渲染得颇为神秘，他的生日与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相同。一次，当他嗷嗷待哺时，蜜蜂用蜜喂养了他。这预示他有杰出的口才，正如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所描绘的那样，“谈吐比蜂蜜还要甘甜”。在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上柏拉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他极端贬抑的现代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也认为：“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
柏拉图深深爱戴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后，柏拉图离开了雅典这块使他伤透心的地方。他在各地周游，十年后才回到阔别已久的雅典。他在雅典西北部购置了带花园的住宅，在那里居住并创办了哲学学校。这就是柏拉图学园。除了两次又去西西里岛外，柏拉图一直在学园中过着平静、俭朴、家庭式的生活。柏拉图是学园的第一任领袖，他生前就指定外甥德彪西波为自己的继承人。学园领袖的更迭标志着学园发展的不同阶段。学园存在了九个世纪之久。学园门口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表明柏拉图及其弟子对数学、包括几何学的重视。其中不难看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如果苏格拉底教导柏拉图追求知识和道德理想，那么，毕达哥拉斯学派使柏拉图重视思维的精确性、理论建构的严密性和考察对象的全面性。在学园中，柏拉图于讲学之余，继续写他那著名的对话。
柏拉图
除了《申辩篇》和书信外，柏拉图的全部著作都以对话体写成。朱光潜先生指出：“在柏拉图的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向来不从抽象概念出发而从具体事例出发，生动鲜明，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后成就或结论，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柏拉图树立了这种对话体的典范，后来许多思想家都采用过这种形式，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赶得上他。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学中一个卓越的贡献。”
柏拉图对话瑰丽多彩的文风和严肃深邃的思想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哲学家柏拉图和诗人柏拉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大希庇阿斯篇》是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的对话。在柏拉图的全部对话中，柏拉图本人始终没有出场，出场担任主角的大部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通过他的师尊说明自己的观点。希庇阿斯是一位智者。智者指公元前5世纪希腊一批以传授知识、诡辩术、语法和修辞学为业的哲学家。
智者是希腊民主制度的产物。在希腊民主制度下，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大增。在这些活动中，往往要发表演说，进行辩论。于是，能言善辩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本领。智者作为周游于希腊各城邦、收费传授雄辩术的教师应运而生。智者又被称为诡辩者，诡辩者当然是一个贬义词。不过，“早期智者是高尚的、备受尊敬的人，他们常常被所在的城邦委以外交使命”。智者一词后来“获得吹毛求疵的咬文嚼字断章取义者的贬义”，那是伟大智者的不肖的后继者连同他们的逻辑诡辩造成的
。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智者一般都作为苏格拉底的对立面出现，受到苏格拉底的攻击和嘲讽，往往被描绘成夸夸其谈、洋洋自得的江湖骗子和傻瓜。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希庇阿斯在大智若愚的苏格拉底的层层诘问下窘态百出，不得不屡屡承认自己的无知。实际上希庇阿斯博闻强记，精通多种学问。《大希庇阿斯篇》有很大的文学虚构成分。柏拉图有两篇《希庇阿斯篇》，一篇写得较早、较好，篇幅也较长，叫《大希庇阿斯篇》，另一篇则叫《小希庇阿斯篇》。
《大希庇阿斯篇》一开头，希庇阿斯就说：“苏格拉底啊，我实在太忙了。”然后他自夸声名和学识，说不久要公开朗诵一篇文章，请苏格拉底去听。苏格拉底说，要评判文章的美丑，先要知道美是什么，他有一个论敌拿这个问题问过他，由于自己愚笨，回答不出，丢了脸，他想请教高明的希庇阿斯，以便下次应战。希庇阿斯连声说，这个问题小得很，小得微不足道。苏格拉底就假装那个论敌，和希庇阿斯对辩美的问题。其实，这位假想的论敌还是苏格拉底。他用第三者的口吻，可以痛快地嘲讽希庇阿斯
。
那位论敌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美？而不是：什么东西是美的？也就是说，他感兴趣的是美本身和美的定义，而不是各种美的东西的罗列。前者是各种美的东西之所以为美的本质，后者则是具体的、千姿百态的美的现象。希庇阿斯却看不出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分别，他的第一个答案是：“美就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苏格拉底半开玩笑地说，一匹母马或一只汤罐也可以是美的。但这还不是美本身，“这美本身把它的特质传给一件东西，才使那件东西成其为美”，一个年轻小姐、一匹母马或一只瓦罐都不能起这种作用。
由此希庇阿斯给出第二个答案：“黄金是使事物成其为美的。”他说，一件东西纵然本来是丑的，只要镶上黄金，就得到一种点缀，使它显得美了。苏格拉底以那位论敌的口吻反驳道：你瞎了眼睛吗？希腊大雕刻家菲狄阿斯雕刻女神雅典娜的像没有用金做她的眼或面孔，用的是象牙。而且，他雕两个眼珠子不用象牙，用的是云石。由于象牙和云石配合得很恰当，所以雕像很美。
这就引出美的第三个定义：“恰当的就是美的。”在讨论这个定义时，希庇阿斯只注意到恰当和事物外在性质的关系，恰当是使一个事物在外表上显得美的。例如，其貌不扬的人穿起合适的衣服，外表就好看起来了。苏格拉底强调，美本身不是外在的性质，而是事物的内在内容。恰当使事物在外表上显得比它们实际美，所以隐瞒了真正的本质。至于恰当是否产生实际美，对话没有明确谈到。辩来辩去，美终于“从手里溜脱了”。希庇阿斯理屈词穷，想一走了之。苏格拉底留住了他，换了一个讨论方式。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美的定义，逐一进行讨论。这些定义有：美是有用的，美是有益的，美是视觉和听觉所产生的快感。可是说来说去，仍然没有能够解决“美本身是什么”的问题。从这场讨论中，苏格拉底得到了一个益处，那就是更清楚地了解了一句谚语：“美是难的。”
我们上面说过，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代表了柏拉图的观点。这篇对话对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区分了“什么是美”和“什么东西是美的”这两个问题。“我问的是美本身，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使那件事物成其为美，不管它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一个人，一个神，一个动作，还是一门学问。”
柏拉图对美本身的追问被称为天才的追问，正是有了这个追问，西方才产生了美学。两千多年来，美学家们通过探索美的本质，来理解和解释各种具体的美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是哲学美学的始祖和创立者。所谓哲学美学，就是以美的本质为核心来研究审美对象的美学。
柏拉图所说的美本身究竟是什么呢？《大希庇阿斯篇》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这篇对话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从中可以见到柏拉图思想发展中徘徊犹豫的情况。在以后的对话中，柏拉图回答了这个问题：美是理式。
柏拉图把美本身说成是理式，理式就成为柏拉图美学的核心概念。理式在希腊语中由idea和eidos来表示。一般说来，这两个词的含义没有区别，柏拉图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由于idea和eidos本身的多义性，更由于柏拉图在使用中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意义，这给后人理解柏拉图的理式带来很多困难和分歧。
在我国的柏拉图理式论研究中，首先碰到的难题是idea和eidos的翻译问题。这两个词的中文译名已达二十多种。
我国哲学著作一般把柏拉图idea和eidos译成“理念”，朱光潜先生则极力倡导译成“理式”。由于朱先生的影响，我国美学著作中采用这种译名的较多。为了理解美作为理式的特征，我们先看一下柏拉图理式论的内容。柏拉图认为，每一种物都和任何一种其他物有所区别，因此，它具有一系列本质特征，而物的所有这些本质特征的总和就是物的理式。比如，桌子是某种物质材料制成的东西，这是一。桌子适用于不同的用途：用来吃饭、看书、写字、放置物品等，这是二。桌子所有这些本质属性的总和就是桌子的理式。如果我们不懂得桌子的结构和用途，那么，我们就没有桌子的理式，也就根本不能把桌子同椅子、沙发、床等区别开来。这样，物的存在就要求它是某种理式的载体。
柏拉图的理式论是在思索“物是什么，对物的认识怎样才可能”的问题时产生的。为了区分和认识物，应该针对每个物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物是什么？它和其他物的区别在哪里？物的理式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为了认识物，同它发生关系，利用它，制造它，必须要有物的理式。任何物乃至世上存在的一切都有自身的理式。如果没有理式，那么，就无法使甲区别于乙，整个现实就变成不成形和不可知的混沌。
理式是对它名下的所有个别物的无限概括。北京的四合院是房子，上海的石库门是房子，天津的小洋楼还是房子。房子的理式就是对这些个别的房子的极端概括。房子本身是可以见到、可以触摸的，房子的理式是不可以见到、不可以触摸的。然而，个别的房子只有在同房子的理式的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没有房子的理式，也就没有房子的个别的表现形态。作为物的一般性，理式是物的规律。柏拉图是第一个使用“辩证法”术语的人。他的理式论包含着一般和个别的深刻的辩证法。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转述过两则笑话，对于我们理解“理式”很有帮助。柏拉图有一次派人到街上买面包，那个人空手回来，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着手回来，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着手回来，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这样，那个人跑来跑去，总是买不来面包，柏拉图于是饿死了。另一则笑话说，先生给学生讲《论语》，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先生说，“吾”就是我呀。学生放学回家，他父亲叫他回讲，问他“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先生。父亲大怒，说“吾”是我！第二天上学，先生又叫学生回讲，问“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我爸爸。先生没有办法叫学生明白，说“吾”是“我”，这个“我”是泛指，用哲学的话说，这个“我”是“抽象”的我，既不是他的先生，也不是他的爸爸
。
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谈到，物的理式是物的“道理或规律”，柏拉图综合个别事物得到概念，表明他“思想中具有辩证的因素”，因为“人们的认识毕竟以客观现实世界中个别感性事物为基础，从许多个别感性事物中找出共同的概念，从局部事物的概念上升到全体事物的总的概念。这种由低到高，由感性到理性，由局部到全体的过程正是正确的认识过程”。
柏拉图的理式是以素朴的方式提出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他力图用这些规律来替代古老的神话。那个时代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探索刚刚开始，对这些规律的解释也是相当素朴的。不过，柏拉图对万物规律的探索表明了由神话向人的思维过渡的深刻变革。在这里，柏拉图完全站在先进的、甚至是革命的立场上。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柏拉图发现了物的理式，他和弟子们惊喜不已，理式被他解释为神的本质。如果历史主义地看问题，我们应当理解这种狂喜、赞叹和惊异。哲学发现使哲学家狂喜的例子在柏拉图以前就有过。从前人们不能区分思想和感觉。公元前6—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发现了这两者的区别，这种发现引起狂喜，巴门尼德甚至在充满神话象征意义的赞美诗中歌颂这种发现。因为这标明希腊人全新意识的产生，这种意识把思想同人对生活的感性知觉区分开来，把人的理智提到第一位。
面对理式柏拉图陷入狂喜中，结果夸大了理式的作用。他不仅主张理式高于物质，而且理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这导致了理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离。在柏拉图那里有两类存在：理式世界和现实世界。理式世界是第一性的，现实世界是第二性的，它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和影子。例如，桌子之所以为桌子的道理是桌子的理式，是第一性的；而木匠做的桌子只是桌子理式的摹本，是第二性的。与桌子的理式相比，木匠做的桌子受到材料、工艺的限制，总是不完满的。这样，柏拉图成为客观唯心主义的鼻祖。而他后期的继承者们又进一步走入极端，使得现实世界在理式世界面前黯然失色并完全消失。现实世界只是每个人意识中观念的产物，从而，客观唯心主义为主观唯心主义开辟了道路。
弄清了柏拉图理式论的内容，我们就容易理解朱光潜先生对理式的解释。20世纪40年代朱先生阐述了idea的翻译问题：“idea源于希腊文，本义为‘见’，引申为‘所见’，泛指心眼所见的形相（form）……柏拉图只承认idea是真实的，眼见一切事物都是idea的影子，都是幻相。这匹马与那匹马是现象，是幻相，而一切马之所以为马则为马的idea。”
20世纪60年代翻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时，朱先生在一则注释中写道：“柏拉图所谓‘理式’（eidos，即英文idea）是真实世界中的根本原则，原有‘范形’的意义。如一个‘模范’可铸出无数器物。例如‘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一个‘理式’，一切个别的人都从这个‘范’得他的‘形’，所以全是这个‘理式’的摹本。最高的理式是真，善，美。‘理式’近似佛家所谓‘共相’，似‘概念’而非‘概念’；‘概念’是理智分析综合的结果；‘理式’则是纯粹的客观的存在。所以相信这种‘理式’的哲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理解了理式的内容，我们再看美的理式的特征。柏拉图在洋溢着欢乐和青春气息的《会饮篇》中斩钉截铁、酣畅淋漓地肯定了美的理式的永恒性、绝对性和单一性：“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不是在此点美，在另一点丑；在此时美，在另一时不美；在此方面美，在另一方面丑；它也不是随人而异，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还不仅此，这种美并不是表现于某一个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问，或是任何某一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或天空之类；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但是那些美的事物时而生，时而灭，而它却毫不因之有所增，有所减。”
这段话常常为美学著作所援引，它集中而扼要地阐述了美的理式的四个特征。第一，美的理式具有永恒性。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至于那些美的对象，如美的人、马、衣服等等，却不是永恒不变的。第二，美的理式具有绝对性。它不是在此点、此时、此方面美，而在另一点、另一时、另一方面丑，它也不随人而异。第三，美的理式具有先验性和单一性（一类中只有一个）。美的理式先于美的事物而存在，它存在于彼岸世界，或者天国中。它和美的事物相分离，它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中，无论是某一个面孔或某一双手，还是某一篇文章或某一种学问。它只是自存自在。第四，具体事物分有美的理式。各种美的理式却不因此有所增损。与美的理式相比，各种美的事物总是不完满的。
柏拉图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什么是美”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哲学的回答。
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柏拉图的理式存在于彼岸世界或者天国之中，然而我们仍然能在他的理式论中找到积极的内容。柏拉图的理式论在西方美学史上产生了长久而广泛的影响，柏拉图思考问题的方式使美学成为美的哲学。
柏拉图提出“什么是美”的问题，他把美的本质和美的现象区分开来。他想寻求一种普遍因素，由于它各种美的现象才成为美的。虽然很多人对柏拉图的答案不满意，但是两千多年来美学家们步柏拉图的后尘，苦苦思索着这种普遍因素：它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内容的还是形式的？这些都是哲学性很强的问题。所以，柏拉图的提问是从哲学角度的提问。
同时，柏拉图的回答也是哲学的回答。因为柏拉图是依据他的哲学体系来回答美的问题的，他的答案和他的哲学体系密切相关。我们已经说过，按照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可以见到的、易朽的物质，另一种是不可以见到的、永恒的理式。各种美的现象属于前者，美的理式属于后者。柏拉图的美学学说是他的哲学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各种哲学体系都会对美的本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由于美学和哲学的这种关系，所以西方美学史上最著名的四位美学家，即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德国的康德、黑格尔都首先是哲学家，而不是艺术理论家。
柏拉图的理式论使他的美学成为一种本体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在柏拉图那里，美和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美在理式，理式是惟一真实的存在，为一切世界所自出。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美学也是一种本体论美学。他们的数指事物的结构，是本体论的；而数的和谐是美，所以，数又是审美的。如果说柏拉图的本体论美学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本体论美学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这种区分表现为：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来说，宇宙是自在的；而对于柏拉图来说，宇宙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因为他的理式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生成模式。在柏拉图那里，美的对象是分等级的。它们逐渐上升的梯级是：一个形体的美、全体形体的美、心灵和行为制度的美、知识学问的美，最高的梯级是理式的美。美的等级取决于存在的等级，而存在等级的高低又取决于距离物质的远近。柏拉图的这种本体论美学、美的等级以及美的等级取决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看法，对罗马新柏拉图主义的首领普洛丁和中世纪基督教美学最重要的代表奥古斯丁都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柏拉图路线”贯穿于整个西方美学史。
柏拉图的理式论也对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建立了柏拉图学园，柏拉图甚至被当做神来供奉。大艺术家米开朗琪罗参加了学园的活动。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理论家利用柏拉图的理式论证典型的客观性与美的普遍标准。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大半把“理式”理解为“理想”。这个时期的许多诗人和美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其中最明显的是德国的赫尔德、席勒和英国的雪莱。
根据传说，柏拉图临终前看见自己变成一只天鹅。在苏格拉底第一次见到柏拉图之前，苏格拉底梦见了一只天鹅。天鹅是诗神阿波罗的神鸟。柏拉图的外甥德彪西波更把柏拉图说成是阿波罗的儿子，他在失传的《柏拉图颂》中写道，柏拉图的母亲和父亲没有肉体接触，通过阿波罗向她显圣便生下了柏拉图。这样，柏拉图成为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同父异母兄弟，因为医神是阿波罗和女神可罗尼的儿子。这些传说似乎暗示，柏拉图是人的灵魂的医治者，他终生追求美与和谐，追求真善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