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天地在其间

火，是人类利用的第一种自然力。

泥土，是人类的大地母亲。

烧一把火，炼一团泥，成了陶器。陶器是多元的发明，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陶器，瓷器则是华夏先人的创造。

成熟的瓷器始烧于公元1世纪的东汉时期。在中国古代工艺品中，瓷器的产量最大，沿用时间最长（图1-1）。至少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开始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2003年，在河南省洛阳附近的二里头文化下层的宫殿遗址（考古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夏代晚期的宫城遗址）中，发现了一片原始青瓷残片，它的时代是公元前18至公元前15世纪，这有望将中国人用瓷的时代提早200年。由于它的原料是瓷土而非陶器的原料黏土，可以承受高温，表面罩有釉，所以，古陶瓷界认为，虽然它的烧成温度达不到瓷器的烧成温度1280℃，但是，它具有如上的瓷器基本特质，故称之为原始青瓷。

中国人认为，陶和瓷的本质区别在于原料和烧成温度，陶器的原料是陶土，它不能承受1280℃以上的高温，在高温下会坍塌变形；瓷器的原料是瓷土，最好的瓷土是高岭土（Kaolin）。它的可塑性强，可以由人所欲地施展工艺技巧，做成各种形状，再上釉彩而成为瓷器。西方人对瓷器的要求则更加苛刻，认为具有透影性和白色胎子的“瓷器”才是真正的瓷器。英语中的china是对宋代以前瓷器的称呼，对于元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硬质瓷有另外的称呼——porcelain。

原料是烧瓷的基本条件，火是烧瓷的决定因素。瓷器是火的艺术，是火拥吻瓷泥而产生的爱子。

瓷土是中国大地上最丰富的资源之一，山间的露天瓷土矿开采起来并不十分困难。在北方，瓷土与煤层共生，有煤层的地方就有瓷土层。现代大部分烧瓷器的瓷窑是置于室内的煤气窑（图1-2），全国都如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北方馒头式瓷窑以煤为燃料，在南方，浙江、福建用龙窑（图1-3-1），景德镇是鸭蛋形窑，都用松柴。

龙窑是最早的瓷窑。浙江德清发现了西周时期至战国中期的窑址；2001年，萧山的前山窑址中发现了春秋中晚期长达13米的龙窑，这是迄今发现的商周时期最长、最完整的烧制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龙窑窑炉。景德镇的清代瓷窑在外面搭有窑房，它看上去好像一座长方形的“礼堂”，一侧的顶部伸出高高的烟囱（图1-3-2）。窑房是穿逗式木构架建筑，窑炉约占四分之一的面积，窑炉为穹窿顶，结构与无梁殿顶部结构相似，高度6米，长15-20米。窑炉以外的地方是两层结构，底层为装匣和开窑之用，二楼堆放松柴。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浙江省龙泉市大窑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因出土了龙泉窑明代官器轰动考古界和古陶瓷界。现在,这里建起了遗址博物馆。霍华摄于2011年11月20日。

烧制瓷器不像绘画。绘画是画者将个人的情感一倾如泻地泼向纸墨，即成好作品，而烧瓷是人与自然的磨合。采泥、练泥、制坯、绘画、上釉，这些工序的完成，仅仅是制瓷的开端，景德镇窑工说，“瓷器全仗最后一把火”—那时，从瓷坯入窑到瓷器出窑，要经过烘坯、烧制、保温、降温等阶段，历时三十六，甚至七十二小时；瓷器在窑炉中放的位置不同，烧窑时的气温和湿度差异，甚至人们烧窑时的心理状态，都会对瓷器的成品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古人烧窑，除了一定要选择好天气开窑，还有诸多禁忌，例如，在景德镇，女子不能上窑。至于传说—为了烧出皇帝所要求的精美瓷器，女儿跳入窑内以身救父，那是经过现代人改编的动人故事。在景德镇清乾隆年间的传说中，跳入窑中捐身的是一位神，它化作本地的窑民，姓童，来拯救当时景德镇的数十余万窑工。现在景德镇仅存屈指可数的几座柴窑。1988年，我到景德镇作调查时，只能在稍远处观看它，而不敢近前。

在烧窑成功之后，还要祭祀窑神。清乾隆时期的《陶冶图编次》，以图说的形式展示了20道景德镇官窑的制瓷工艺，最后一道是“祀神酬愿”。烧窑成功之后，人们要搭台唱戏，以表示对窑神的敬畏和酬谢之心（图1-4）。实际上这是一项与烧瓷工艺完全无关的事情，但是，它却成了一项重要的压台工艺。这种现象，不仅是古代中国，也是世界性的一种文化现象。

人在旅途，安身立命。谋生固然为安身，但是，不管你是否有宗教信仰，立命是安身的另一个重要层面。一个人活着，总有所求，为生活，为家庭，为自己，为朋友，为钱财，为理想，为事业，为国家等等，即使人到无求境自高的境界，也是在追求自己的操守。中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保佑神，使人们有所求。种地有先农神，制茶有茶神，烧窑也有窑神。

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中，中国人的思想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精神所垄断，除了这种“革命”精神，其他的信仰一律都被当做封资修思想破除。“文化大革命”结束，立命的大厦倾倒，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在人们心间弥漫，似乎一切都变得无所谓，没有了规则，又将安身在何处呢？

和谐的社会，需要秩序，需要建立规则。哪怕是游戏。

烧瓷器的规则和中国人做事遵循的法则一样：天时、地利、人和。

瓷器有很强的可塑性，原料价格低廉，加之中国人似乎对火和瓷土有天生的驾驭能力，从夏代晚期，就拉开了《火·土·人》这出大戏的帷幕。

上海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战国原始青瓷兽面鼎（图1-5），口沿半侧约二分之一处上支一只兽首，另一侧口沿下竖支一条小兽，两侧有一对带孔洞的长方形耳，下设三只矮蹄足。口沿下装饰着精细的刻画纹饰。这件造型略显怪异的鼎是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这件原始青瓷兽面鼎的造型，是对青铜器的模仿。青铜器是商周时期的重器。它用造型和线条表达了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以及宗法社会统治者的威严和意志，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青铜器坚利的金属材质能充分传达这种狞厉神秘的感觉。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越国和吴国一带的贵族大墓中，流行以原始青瓷礼器陪葬的习俗。这些原始青瓷模仿青铜器的造型，制作非常精美，尤其是越国的原始青瓷，体形大，工艺精，几乎和青铜器如出一辙（图1-6）。瓷土经过火的历练，表现出坚硬的质感。原始青瓷，声音铿锵，有金属音质，为环太湖地区吴越贵族找到了一种渴望并可及的随葬品，原始青瓷甬钟、原始青瓷錞于、原始青瓷钩鑃和原始青瓷鼎，作为礼器，成套成组地出土于吴越贵族墓葬中（图1-7），这样即节约了贵重的铜料，又不失贵族的威仪，吴越人务实的传统在两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所显现。

我们现在看到的商周至唐代的瓷器，在当时，绝大部分并不是艺术品，而是明器。商周至东汉时期的青铜器，两汉的漆器、帛画和玉器，这些高档的随葬品，不管它们曾经多么盛行，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即使是在贵族的墓葬中，也大多以陶瓷器代之。怪兽玉尊、青铜羊灯不再随葬，而用瓷器代替，青铜羊形灯头顶部的盖子，重新放回到青釉瓷羊的背上（图1-8-1、图1-8-2）。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西晋青釉神兽尊（图1-9-1），为国宝级文物。神兽口衔珠，四掌相撑；两侧各有三条横系，罐的背面有五条横置的鳍，器物周身刻着排列整齐的篦划纹，两侧有戳印纹，象征性地表现皮毛和飞翼。神兽尊这种奇特的造型灵感来自东汉的玉器（图1-9-2）。

浙江临安县博物馆收藏着一件青釉褐彩熏炉，出土于晚唐五代时期吴越国第一个国王钱镠的母亲水邱氏墓，它是当时瓷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薰炉通高66厘米，器身由盖、炉、座三部分组成，炉下有五条虎首兽足，虎额上印有“王”字，罩青釉，施褐彩，绘着如意云纹。无独有偶，在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唐代皇室供奉释迦牟尼佛祖的鎏金银薰炉（图1-10-1）。浙江钱越国是著名的秘色瓷产地，完全有条件烧制出与金银器异曲同工的瓷薰炉（图1-10-2）。唐宋时期的许多窑场都仿照金银器烧制瓷器，本书首件唐代瓷瓶上的珍珠地划花工艺就是借鉴了金银器的簪花工艺，也是唐代瓷器精品。

中国古代瓷器不仅仿青铜器、漆器、玉器、金银器，至清代乾隆时期，正像当时人朱琰在《陶说》中记叙的那样：“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钿、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近代一技之工，如陆子刚治玉、吕爱山治金、朱碧山治银、鲍天成治犀、赵良壁治锡、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濮仲谦雕竹、江千里螺钿、杨埙倭漆，今皆聚于陶之一工。”清乾隆官窑有仿金釉、仿银釉、仿红宝石釉、仿蓝宝石釉、仿玉釉、仿雕漆釉、仿朱漆釉、仿木釉、仿斑花石釉、仿青田石釉、仿青铜釉及象生瓷等品种。

仿木釉特种工艺瓷始于清雍正官窑，这件扎木亚木釉瓷碗（图1-11）不仅是仿木釉器，而且述说着民族团结的佳话。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始自元代。17世纪中叶，清王朝入主中原，对藏传佛教采取了即尊崇又限制的政策。针对班禅、达赖两大活佛在藏族人民心中有着至尊地位的状况，清朝廷决定采取多封众建、以分其势的政策。清朝廷对青海佑宁寺章嘉活佛系统的扶持，就是实施这项政策的最好例子。

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7岁就被送到北京，当时掌朝的雍正皇帝让他与皇四子弘历—后来的乾隆皇帝—一起读书，由此，三世章嘉活佛与乾隆皇帝开始了长达60年的友谊。由于这个背景，有极高艺术修养的乾隆皇帝，于他当政时期，授意乾隆官窑生产了一些具有藏式特色的官窑瓷器，清乾隆官窑外仿木釉内金釉碗就是其中之一。

在藏区常见这种造型的木碗，它的腹部很浅，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徒生活用品。藏族僧人平时将它揣于怀中，吃东西的时候拿出来使用，用完再揣回去。这种碗，许多木料都可以制作，其中有一种由扎木亚（译音）树的树节做成的，被称为扎木亚碗，即汉族所说的瘿木碗。但是，由于时代变迁，它现在已经不多见。扎木亚碗有三种形制和用法，纯木质的扎木亚碗用于喝茶等热饮；内壁包金、银的扎木亚碗十分珍贵，用于饮青稞酒等“冷饮”；内壁不仅包着金、银，而且在碗心还镶嵌宝石的扎木亚碗就更珍贵了。藏族民间认为，用内壁包金银的扎木亚碗喝饮料，可以预防和医治在高原地区最常见的偏瘫和心血管病。

象生瓷的种类也很繁多，有胡桃、花生、菱角、茨菰、海螺、螃蟹、栗子、石榴、桃等，形象皆足以乱真，充分表现出优质瓷土的可塑性，陶人的技艺与瓷釉的表现力（图1-12）。

古陶瓷不仅在造型上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可塑性，在纹样方面也使人感到意趣横生，随手捡来，皆成“文章”。金代一件极其普通的瓷枕（图1-13），枕面寥寥几笔，绘着一只生机盎然的寿带鸟。

自然界中，全世界有12种寿带鸟，其中中国有寿带鸟与紫寿带鸟2种（图1-14）。寿带鸟是中国鸟类的正式命名，学名是Terpsiphone　paradisi，英文名为Asian　Paradise　Flycacher，中文为亚洲天堂鹊之意，别名有一枝花、紫带子、长尾翁、长尾练鹊等，它的叫声吉利，音调似“求福——求福——求”。如此吉利的口彩，人们自然喜欢，在宋金时期的磁州窑瓷枕上有许多寿带鸟的纹样。

唐代铜镜上常见双鸾衔绶带的装饰图案，寓意“官运亨通”，于是在工艺品上也就有了绶带鸟的纹样名称。古代工艺品纹样讲究谐音和寓意，寿带鸟着重在长寿，绶带鸟主旨于禄位，这种意象一直传延下来。上世纪50年代，近代画家陈之佛先生的笔下就常常出现题名为绶带的形象，那是以寿带鸟的形象为原型的艺术创作，雅致艳丽的画面透出对建国初期欣欣向荣祖国的祝福（图1-15）。从金代民窑的瓷枕到陈老的祝福，串起了历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当青铜饕餮以凌厉狰狞之美震撼着商周先人的时候，原始青瓷悄然出现；当秦汉漆器、帛画以轻灵的意韵铺洒神怪浪漫情调之时，瓷器完成了从原始到成熟的过渡；当南北朝的佛教借石窟壁画的魅力使人们沉浸在虚幻幸福之中的时候，瓷器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以至于在隋唐时期“天下通用之”，而终于在宋代登上了主流器物的舞台。瓷土的可塑性是其他材质不可比拟的，它可以相形付物，烧成的瓷器雅俗共赏。流传至今、地下出土的古代遗物中，瓷器最多。它俗随日用，雅入高堂，从民间的饮食起居到皇宫的陈设摆饰，从普通农舍的日常用品到皇家祭祀的庙堂礼器，从事死如事生的冥间随葬品到佛堂企求精神解脱的佛事五供，从中国古老的传说到欧洲上流社会的家族徽章，从唐诗宋词的意境到菱角花生等小吃的形象，都有瓷器的踪迹，而明清时期更以官窑、民窑的分水岭为官本位的中国文化做出了深刻形象的诠释。

赏玩瓷器，被原始青瓷的神秘所折服，为东汉六朝青瓷、黑瓷的古朴而陶醉，对隋唐白瓷的精美感到不可思议，被宋代青瓷如玉般的釉色而倾倒，也面对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大气发出由衷的赞叹，更沉浸于明清官窑瓷的美轮美奂、民窑器的洒脱和外销瓷的奇妙之中，被它纵横上下五千年，跨越四大洋所散发出来的人文力量所折服。

看着这样的瓷器，我每每被感动。世界是多么的美妙。这美妙的世界不仅是大自然，也包括人们创造的人工自然，还有这些古陶瓷中的奥秘和情趣。不管你是否曾经接触过古陶瓷，都可以在这出大戏中发现自己心仪的一段。在这里，没有丝毫的占有欲，有的只是对历史趣闻的回顾，对古瓷的欣赏，对古人创造力的赞叹。

让我们留下一点空间，让思绪偶尔离开繁闹的尘世，去追寻悠古的情志，去巡游瓷戏中的美好，听它述说，与它交流，找寻知音…… tVcvQDDWKuZ4GK3GqfoE+9EP973pRLhZTNkT8klXeR0e5o1A/NkVhQhmZifFXa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