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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又名《诗》、《诗三百》、《三百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集子。最初，《诗经》就称作《诗》。春秋时期，孔子教训他的儿子孔鲤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只称之为“诗”，而不是“诗经”。那《诗经》的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已经明明白白提到，“《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诗经》之名，似乎已经明列其中。但今人如屈万里先生认为，这里断句应该是：“《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并且认为，《诗经》真正作为书名，是晚到宋代的廖刚写《诗经讲义》一书的时候。
屈先生的解释固有其道理，但我们不同意此说。战国文献如《礼记·经解》提到“述六经”，这六经当然也包括《诗经》，《庄子·天运》也提及“六经”，《庄子·天道》言及十二经，《庄子·天下》又云：“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在这些先秦的文献中，《诗经》之名虽未直接出现，但已经是琵琶在抱，呼之欲出了。
我认为，《诗经》之名，实际上在汉代已经出现。《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申公教授《诗经》，“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其弟子王臧﹑赵绾，皆由于修习《诗经》而飞黄腾达，王臧做了太子的老师，赵绾官至御史大夫。这里所说的“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诗经》之名。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说：“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诗经》之名在汉代似乎并不少见。最诡异的是晋代干宝在《搜神记》里面讲的一个故事：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之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
这也许是古语“书中自有颜如玉”较早的故事来源。后来，谈生不听这女子之言，未满一年，就用火烛照她，结果二人终至仳离。这故事情节很像是古本的《白蛇传》。到唐太宗时，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已经屡屡提到“诗经”一词。所以，可以说在汉代已经有了《诗经》的名称。
但是，两汉时期，对《诗经》最常见的称名并不是“诗经”，而是“韩诗”、“齐诗”、“鲁诗”和“毛诗”。前面三者并称为“三家诗”，是靠老师对学生面提指授，口耳相传，在西汉时用当时的流行文字书写下来的，所以属于“今文经”。后者是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罗发现的古本，故称为“古文经”。据《史记·乐书》记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可见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诗经》已在其中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齐鲁韩三家诗在汉武帝以前已经设博士，立于学官，但最后流传下来的却是毛诗，主要是东汉大儒郑玄为《诗经》作《笺》，就以毛诗为本，参合了多家意见。郑笺流行之后，三家诗便逐渐失传。隋唐开始科举取士，要核定五经的文本，唐太宗时乃令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令孔颖达作正义，令陆德明作音义。今天所谓的《诗经》就是唐代颜师古所定的文本。
近年来，又有一些从战国晚期到汉代的与《诗经》相关的文本出现，如清华大学所藏竹简中的《耆夜》、《周公之琴舞》；上海博物馆竹简《孔子诗论》、《缁衣》；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竹简《缁衣》引诗、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汉代熹平石经鲁诗残石等，可以看到很多诗经的异文和对诗旨的解释。这些数据又丰富了我们对《诗经》的认识。
我们读文学史的时候，总会看到“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国风部分大多数是民歌的说法。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的话：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鲁迅本是杂文家，这一段话收在他的《门外文谈》中。其实本是一时兴到之言，未必经意。但殊不知随着他老人家身后地位陡升，他这些不经意的话竟也成了金科玉律。从四十年代以后，但凡讨论诗歌的起源、《诗经》和古代民歌，大家都喜欢从鲁迅的这段话说起。说：“诗歌起源于劳动号子”，“《诗经·国风》大都是民歌”，“《诗经》里面爱情诗主要在《国风》里面，其中多是民歌”。即如鲁迅所举的《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很多现代的注诗家都说是“民歌”。其实鲁迅本人都说了这诗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的意思是“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诗里面，一会儿说“琴瑟友之”，一会儿说“钟鼓乐之”，钟鼓、琴瑟无论是在周代还是后代，都是十分贵重的物品，显然不是平民所能拥有的。但现在还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歌颂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诗”。
如果一个农村男青年一心想着要用钟鼓、琴瑟来取悦农村女青年，恐怕不是“心怀异志”，便是精神恍惚了。
宋代出现了疑经的风气，郑樵、朱熹等因而提出了有别于古的《风》诗来源于民间的学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疑古之风复兴，魏建功和闻一多在三四十年代是支持这流行学说的代表人物。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诗经》中《国风》起源于民歌的说法，便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同。西方汉学界中，《国风》出自民歌，也是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法国汉学家Marcel Granet（葛兰言）一方面受西方诗经学中流行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师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研究方法的影响，从一开始即试图从初民的宗教、节日、习俗入手，为《诗经》定位。葛氏仔细研究《诗经》中的《风》诗，且翻译了当中的六十八首，具体标明哪一句是男声唱的，哪一句是女声唱的，从而得出结论，认为《风》诗的语言特征，如诗句的对称、词汇的重复、诗行的并列，凡此等皆表明这些诗本是农业节日期间，农民在进行节奏性活动时，即兴唱出的歌曲和表演的舞蹈，《诗经》中的诗篇很多都保留了当时初民于节庆时唱和的语言形式特点。
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与多数中国学者是一致的。他们大都认为《诗经》特别是《国风》中大部分的诗，其最初均为低下阶层的歌曲，如乡村的农夫、猎人、牧人、下层士人和年青的恋人。但是，如果我们对《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作一仔细的观察，便会见到与上述不同的状况。我曾经仔细考察《诗经·国风》的诗篇，从诗中所出现的“贵族称谓和被称的贵族”、“居处”、“公事与其他贵族事务”、“仆从”、“服饰车马武器”、“贵重礼器”、“商周铭文与文献之惯用语”等多方面来判断，发现《国风》中绝大多数诗仍是贵族作品，所反映的也是贵族生活，其中爱情诗也多与贵族有关。
《国风》中“贵族称谓和被称的贵族”的词语如“师氏”“公侯”“公孙”“公子”“公族”“君子”“淑女”“吉士”“驺虞”“先君”“寡人”“诸姬”“邦之媛”“大夫”“庶姜”“司直”“良士”“齐之姜”“宋之子”，都在在显示这些诗出于贵族文人之手，其他还有包括一些具体人物如：“郇伯”“周公”“有齐季女”“召伯”“王姬”“平王”“齐侯”“仲氏任”“孙子仲”“孟姜”“卫侯”“东宫”“邢侯”“谭公”“留子”“大叔”“齐子”“穆公”“夏南”等等，也在诗中有提到。
从“居处”来看，如“王室”“宗室”“公宫”“我畿”“中冓”“上宫”“楚宫”“公所”，所反映的也是上层贵族的生活。诗中还不断提到一些“公事与其他贵族事务”如“万舞”“锡爵”“王事”“执簧”“执翿”“射侯”“鼓瑟”“从公于狩”“于田”“兴师”“每食四簋”“值其鹭羽”“驾我乘马”“狐裘以朝”“何戈与祋”“其弁伊骐”“跻彼公堂”“朋酒斯飨”等等。还有很多“服饰车马仆从武器”等都不是平民所能拥有的，如“我马”“百两”“狐裘”“衮衣绣裳”“赤芾”“副笄六珈”“象服”“騋牝三千”“良马四之”“充耳琇莹”“会弁”“四牡”“佩玉”“琼琚”“我仆”“毳衣”“缁衣”“衣锦褧衣”“琼华”“簟茀朱鞹”“象揥”“朱襮”“羔裘豹袪”“锦衾”“驷驖”“輶车鸾镳”“骐馵”“虎韔镂膺”“骐駠”“䯄骊”“龙盾”“文茵”“黻衣绣裳”“琼瑰玉佩”“素韡”“皇驳其马”“两骖”“两服”“驷介”“赤”；此外还有一些“贵重礼器”，如“金罍”“兕觥”“钟鼓”“琴瑟”“路车乘黄”。另外，还有可以持以参证的是，《国风》中也使用了一些“商周铭文”中常见的与祭祀有关的套语，如“公侯腹心”“福履绥之”“夙夜在公”“威仪棣棣”“德音莫违”“寿考不忘”“君子至止”“万寿无疆”“以介眉寿”等等，不能一一列举。当然，不是说只要诗中一出现这一类的词语，就说明这首诗是贵族的，平民也完全可以说一些这一类的词语。我想这是一个综合的判断。比如《郑风·缁衣》第一章说：“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缁衣是一种黑色的衣服，周代贵族用为朝服，《礼记·缁衣》是明证。由此判断，这首诗应该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但是，《韩非子·说林下》中提到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这里的“缁衣”指一般的黑色衣服，或者有人会说仅凭“缁衣”一词，不能断定这首诗出于贵族之手。但是如果结合下文的“授子之馆”等语，再联系前后的诗章，我们认为此诗就不太可能与民歌有什么关系。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国风》中的诗歌可以断定大多与周代的贵族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一些不能确定的以外，绝大部分属于贵族文人作品。以我的观察，在一百六十一首〈风〉诗中，其所占的比重大约是百分之七十。其余少数则无法判定性质，但也未必就是民歌。
自宋代以来，学者就注意到《国风》中的《郑风》和《卫风》保存了大量的以情爱为主题的诗歌，朱熹每每从道学家的立场说：“此淫奔之诗也。”其实情爱不能说明其民歌的性质。不管有钱没钱，身份高低，男女情爱都是生命中一个永恒的主题。魏文侯曾经问孔子的学生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春秋时期的所谓新乐，主要指的一是郑卫之音，一是四夷之乐。而我认为所谓“新乐”并不全新，而“郑卫之音”中恰恰蕴含了不少郑卫地区，也就是殷商故地的古乐。无怪乎宋玉在《招魂》中称其为“郑卫妖翫”，
这种绮丽侈靡的音乐，岂是乡间平民玩得起的？
《韩非子·十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卫灵公其乐官师涓去晋国，行至濮水之上，半夜听到乐声觉得非常好听，于是让师涓“听而写之”，也就是记录下来。到了晋国以后，卫灵公向晋平公和晋国乐官师旷夸耀“有新声，愿请以示”。于是师涓用琴演奏，但演奏到一半的时候被师旷制止。师旷说这是商末的乐官师延为纣所作的“靡靡之乐”，武王灭商之后，师延自投于濮水，所以这是亡国之音。
如果剔除其中的传说成分，这个故事也许透露了殷商旧乐在其故地郑卫之间部分地流传下来。《释名·释乐器》中明确地记载：“箜篌，此师延所作靡靡之乐也。后出于桑间濮上之地。盖空国之侯所存也。师涓为晋平公鼓焉。郑、卫分其地而有之。遂号‘郑卫’之音，谓之‘淫乐’也。”
那么这些桑间濮上的音乐和诗歌能否算是民歌呢？
《诗经》三百篇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歧见纷出，莫衷一是。《毛诗》序传的作者据说是战国时赵国人毛亨和汉初的毛苌，他们把很多诗都推到文王、周公时期，并且认为大部分的诗都是有政治意涵的，与美刺比兴的艺术手法结合起来，总是关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国运的兴衰，所以每一首都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人物或事件联系起来。现在看起来，当然是很成问题的。今本《诗经》里面包括《国风》、《雅》、《颂》三大部分。在上海博物馆竹简中，这三大部分依次为《讼》、《夏》、《邦风》。各部分均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提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都说明《诗经》是可以配乐的。如果说十五篇国风大多出自周王朝所属各国和各地区的音乐和诗歌，那么《诗经》中《雅》、《颂》部分可以说更是与周王朝直接相关的音乐与歌诗。孔子曾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故《雅》、《颂》之名原不仅是诗体之名，也是音乐体式。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宋代郑樵、程大昌等则以为《风》为地方之乐，《雅》为朝廷之乐，《颂》为宗庙之乐。近代一些学者如张西堂也曾研究《诗经》的音乐特性，比如张氏认为“颂”是一种叫“镛”的乐器
。不过，现代很多《诗经》研究者并不接受这一说法
。这一理论虽由张西堂提出，但其理论根基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郑玄和宋代的诗经学者。以前人的这些研究为基础，我曾详细论证，所谓周、鲁、商三颂，是源于商代的青铜乐钟──庸和商代音乐体式──“庸奏”。
最近，香港御雅居所收的一件晚商铜尊，上面的铭文讲到了商王（很可能是商纣王）的一次婚礼，其中有商代乐舞“万舞”和商代音乐“庸奏”，铭文如下：
辛未妇宜才（在）大室王乡（飨）酉（酒）奏庸新宜㽙（
）才（在）六月鱼由十终三朕（媵）袭之同王赏用乍（作）父乙彝大万。
以上铭文若翻译成白话，就是：
辛未之日，某国之公主来大婚，在宫之大室。商王因赐以酒，并决定新婚用庸奏之乐来行礼。最初婚礼乃于六月，奏“鱼由（罟）”（或“鲁”）十段。另外有三女陪嫁，亲迎则同。商王行赏，因作父乙尊，并伴之以大舞“万”。
这段铭文多少印证了一些推断：庸为商人的青铜乐钟名，同时也是商人的礼乐，应该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一文，及文末所附《释万》一文指出，周代“万舞”实源自商代祭祀乐舞，
笔者进一步认为：
从甲骨文数据来看，万舞与庸奏往往相伴进行。庸为商代贵族使用的青铜乐钟，在商代中晚期亦指一种音乐、舞蹈、乐歌相伴进行的用于祭祀的乐舞形式。由“庸”与“颂”的字源来看，此庸奏乐舞后来演变为《诗经》中的三颂。最初庸奏和万舞都在商代祭祀中用于迎神娱神，此即甲骨文中常见的“宾”祭。故颂这种诗歌音乐舞蹈体式，实源自商代祭祀所用的万舞与庸奏。
甲骨文中的“庸”（
）不仅指商代的某种乐钟，也可能指某种舞蹈，或亦有可能是某种音乐表演形式。我认为“庸”为金文“颂”的前身，“颂”是周人的词汇，周人用以冠之于一种源自殷人的祀祖的礼乐。文献与新出土的数据都显示：周人早在灭商时期，就已使用庸这种乐器，并学会了“庸”的音乐表演。灭商以后，周人对“万”舞和“庸”奏既加以采用，又进行了改造，并予以正名，以标榜其自身的文化，并建立其礼乐制度。“周颂”和“鲁颂”恰恰和商人的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周人在征服殷商前后，采用了许多殷人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对殷人乐器的借用，也可以由考古发现加以证明。在今陕西竹园沟出土了一件庸，其兽面纹与商代的庸惊人地相似。
鲁国的始封是周公之子伯禽，在各诸侯国中是惟一特许在褅祭中用天子礼乐的。故鲁僖公时代的四首诗，可以称之为《鲁颂》。
《商颂》五篇是宋国的作品。宋的开国君主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武王灭商以后，为安抚商遗民，故封微子于殷之故地——宋。史书记载，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是宋隐公的后代，生活在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的戴、武、宣三朝。在《国语·鲁语》中，闵马父对子服景伯说
：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
这十二篇后来在毛诗中尚保留有五篇，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前两篇是描写祭祀殷人先祖的过程，后面三篇则为追溯殷商民族的史事。
《周颂》三十一篇，一般认为保留了《诗经》中时代最早的诗篇。在诗经各部分中，《周颂》有一个异于《诗经》其他部分的显著特点，就是其中很多诗都不入韵，据王力的拟音，全篇基本上无韵的诗有《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臣工》、《噫嘻》、《武》、《小毖》、《酌》、《桓》、《般》等。
其中《昊天有成命》、《时迈》、《武》、《酌》、《桓》、《般》极有可能是周初创制的《大武》乐章的歌词。
王国维曾解释说其诗不入韵是因为《周颂》的声调较缓。这个解释是不尽如人意的。以西周金文与《周颂》诸诗比读，我发现西周金文大约也是在西周恭王时期（公元前九二二—前九〇〇）开始向韵文方向演变，而且在宣王时期更是出现了一种普遍入韵的倾向。其中《周颂》与金文中某些成语正是在韵文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入韵而生成的。比如西周中晚期常见的“永保用享”“用享用孝”“万寿无疆”“眉寿无期”这一类的成语，是从早期的“永保用”“用享”“用孝”“无疆”“眉寿”等词变化而来。
从考古发现的乐钟和西周金文来看，《周颂》与金文四言成语的大量出现，以及两者在韵文中由无韵到杂韵、有韵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这些并非历史的偶合。四言诗句的定型，以及入不入韵，实际上与西周乐钟的使用，以及音乐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西周礼乐中最重要的乐器编甬钟，在西周穆王（公元前九七六—前九二二）时期以后才出现了《周礼》中所描述八件一组、与编磬和镈共同使用的范式，也即穆王时期以后才真正使用乐钟正、侧鼓双音，构成四声音阶的旋律效果，青铜器铭文特别是钟镈铭文上长篇韵文的出现，恰恰是在这个时候。
我曾经考察《诗经·周颂》诸篇与西周金文在成语和习语中的使用，以及同步发展的现象，发现在西周中期以后，伴随着音乐的使用和祭祀礼辞的发展，中国的四言体诗开始逐渐形成，并且格式化。
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也有不少是在周代的宗教活动中产生的，比如“呜呼哀哉”一词，《周颂·访落》里写作“於（呜）乎（呼）悠哉”，而在西周早期青铜器吊父卣铭文中则为“乌（呜）虖（呼）焂敬哉”。从现有的数据来看，“乌虖哀哉”这句成语最早是出现在西周宣王（公元前八二七—前七八二）时期的铜器禹鼎上。
再如金文中“亡（无）强（疆）”一词虽然在西周早期的辛鼎（殷周金文集成二六六○）铭文中出现，曰：“辛作宝其亡（无）强（疆）”，但是定格化为后来的“眉寿无疆”“万寿无疆”“多福无疆”“万年无疆”等成语成词，较早恐怕是在西周懿王、孝王时期的组及夷王、厉王时期的眉县杨家村逑组铜器上，最常见的格式是铭文最后以“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的祝嘏之辞收结，其用韵的特点很明显。二○○三年发现的眉县杨家村逑盘、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逑鼎铭文文末皆有“眉寿绾绰，㽙臣天子，逑万年无强，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之语，逑钟铭文则于文中云：“肆天子多赐逑休，天子其万年无疆，耆黄耇，保奠（定）周邦，谏乂四方。”
而上举这些“无疆”成语在《诗经》亦多处可见，如“万寿无疆”（《豳风·七月》、《小雅·天保》、《小雅·南山有台》、《小雅·楚茨》、《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寿考万年”（《小雅·信南山》），“受福无疆”（《大雅·假乐》），“申锡无疆”，“绥我眉寿，黄耇无疆”，“降福无疆”（《商颂·烈祖》），“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周颂·烈文》），上述例证虽不能说明这些诗篇的准确年代，但至少可以说明它们不太可能早于西周中晚期，也就是懿王（公元前八九九—前八九二）时期。事实证明，天子“万寿无疆”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万寿无疆”这个成语还真是颇有生命力。
《诗经·周颂》中的多数诗，用韵与西周中晚期金文用韵和使用的成语大致相合。很有可能，这些诗篇与西周金文有密切关系。由此可以推断，《周颂》三十一篇并不像学者所认为的皆创作于武、成、康、昭时期，而除去不押韵的诸篇外，可能大多数产生于恭王以后的西周中晚期。
《小雅》、《大雅》的部分诗合称为《雅》，包含了以宗周（即周的都城）为中心的一百零五首诗。大小雅中最晚的诗篇可能是《小雅》中的《正月》、《雨无正》和《十月之交》。在《正月》中，诗人提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显然是指周幽王宠爱褒姒而导致宗周覆灭的事件。其时间是公元前七七一年。而《雨无正》一诗也提到此事，曰：“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周宗”就是“宗周”，在西周金文和诗中都是指西周王朝的中心统治区域，以丰镐为中心，在今陕西省武功凤翔一带。
《十月之交》这首诗则提到了日食。根据这天象出现的时间，学者们断定这首诗应该指的是公元前七三五年，这次日全食在周疆域内的许多地方都可以观测到。
《小雅》七十四篇，其主题包括饮宴、祭祀、战争、劳役，基本上都出自贵族士大夫之手。其中“不无危苦之辞，亦以悲哀为主”。但同时，这些诗又都适用于礼乐场合，如《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在周代的文献中就常用于贵族的飨、射和两君相见等礼仪中。
这七十四首诗主要与上层生活有关，其主题集中在君主、卿士大夫、上层贵族，也许也有些少数的下层文人的作品。从宴饮迎宾（《鹿鸣》、《鱼丽》、《南有嘉鱼》、《湛露》、《采芑》、《頍弁》、《宾之初筵》、《鱼藻》、《瓠叶》），描摹音乐场面（《鼓钟》）、祭祀（《常棣》、《伐木》、《天保》、《蓼萧》、《楚茨》），到征伐劳役（《四牡》、《采薇》、《出车》、《杕杜》、《六月》、《车攻》、《鸿雁》、《黍苗》）；有些诗的内容是祝福平安寿考的（《南山有台》、《瞻彼洛矣》、《桑扈》、《鸳鸯》），有君子相见的（《菁菁者莪》、《庭燎》、《隰桑》），有记述畋猎的（《采绿》），描述婚姻的（《车舝》），庆祝丰年（《信南山》、《甫田》、《大田》）和其他仪式（《采菽》）的；也有些诗则讽刺时政（《巷伯》、《北山》、《角弓》）和徭役（《渐渐之石》），还有表达对公务的疲惫（《小弁》、《巧言》、《大东》、《青蝇》），对国事之多艰的感慨（《吉日》、《沔水》、《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四月》），对父母的感念（《蓼莪》），也有表达男女情爱（《谷风》、《裳裳者华》、《頍弁》、《都人士》）与内心忧伤（《小宛》、《何人斯》、《无将大车》、《菀柳》、《白华》、《苕之华》）的作品。在诗中，如皇父（《十月之交》）、司徒（《十月之交》）、师氏（《十月之交》）、膳夫（《十月之交》）、尹氏（《节南山》）、大师（《节南山》）都是西周时期的职官名称，很多可与西周直接的史料──金文相印证。而诗中也提到一些西周后期的著名人物，如尹吉甫、家父和祈父，这些都说明《小雅》大多数篇章成文于西周末到东周初。
《大雅》三十一篇，开篇就是《文王》、《大明》、《绵》这些叙述周人历史的较长篇幅的诗歌。一般认为这些都是周初的作品。然而，从这些诗歌的语言风格、用韵，包括所用的成语和诗篇的结构等方面来判断，认为他们是西周中晚期和东周早期之间（公元前九—前十）的作品是较为合理的。
在大雅三十一篇中，前半部从《文王》到《卷阿》是以赞颂为主，歌颂周人的祖先（《文王》、《绵》、《文王有声》、《公刘》），功烈与德业（《思齐》、《皇矣》），周族的始生（《文王》、《大明》、《绵》、《生民》），天命（《文王》、《绵》、《皇矣》、《下武》），宫室建筑（《灵台》），历史上重要的婚姻（《大明》、《思齐》），以及在军事上的成就（《大明》、《棫朴》），射礼和飨宴（《行苇》、《既醉》、《鹥》、《假乐》、《泂酌》）等等，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传统上称之为大雅之“正”。而与这些诗相对的，自《民劳》以下到最后的《召旻》，诗的主题大多是负面的，或苦于徭役与天灾（《云汉》、《召旻》），或抱怨政事之失（《民劳》、《板》），或控诉君上之失德（《荡》、《抑》、《桑柔》、《瞻卬》），这些诗，古人称之为大雅之“变”。但是在“变雅”中也有些诗是例外，如《嵩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这几首诗多为周宣王（公元前八二七—前七八二）中兴时期的作品，歌颂申伯、仲山甫、韩侯、召穆公虎、南仲这些中兴名臣的南征讨伐淮夷的功业，用现在的话说，这几首诗虽然置于变雅之中，但还是宣传“正能量”的。
《大雅》诸篇中，有不少诗追溯了周人的历史，涉及其部族诞生的神话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文王》、《大明》、《绵》、《生民》、《公刘》诸篇。我们通常习惯于称这些诗为周人的史诗。与之相类的还有《商颂》中《玄鸟》、《长发》、《殷武》三篇，当然歌颂的是商人的祖先。但是，在使用“史诗”这个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与西方的epic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诗与诗学汇典》中，对epic的解释是：
An epic is a long narrative poem that treats a single heroic figure or a group of such figures and concerns an historical event, such as a war or conquest, or an heroic quest or some significant mythic or legendary achievement that is central to the traditions and belief of its culture. Epic usually develops in the oral culture of a society at a period when the nation is taking stock of its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eritage.
史诗是一种长篇叙事诗，叙述一个英雄人物或一组这样的人物，及相关的历史事件，诸如战争、征服，或是一个英雄的业绩或一些重要的神话、有传奇性的成就，而这些故事对于某种文化传统和信仰来说又是具有核心价值的。史诗通常是在一个社会的口头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用以追溯其族群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
据此，可以概括epic的要素如下：一、长篇叙事诗；二、个别英雄人物或一群英雄人物；三、重大历史事件，如重要的战争或战役，英雄探险的经历，或是一个传奇性的伟大业绩；四、这些在一个文化传统中又具有核心价值；五、讲故事的叙述功能；六、经历过一段口头传播的历史。
《诗经》中叙说历史的诗篇虽然也讲述其祖先或族人中的英雄事迹，讲述重大历史事件，但讲述的方式是以赞颂为主，而很少有叙述性，不具备荷马史诗所见的细节、对话、故事的连贯性和情节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