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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物语言学”已醒目地出现在各类谈话、课程、文章、书籍、工作室和会议名称中。它甚至成为新期刊的刊名，能在蒙特利尔、巴塞罗那和其他地方号召形成各类研究倡议。2007年国际生物语言学网站创办。目前对生物语言学研究的重新重视有各种缘由。首先，在Uriagereka和Jenkins的介绍性文章中所坚定采用的跨学科视角无疑重新开启了语言学家与周边学科同事的对话。Jenkins和Uriagereka都强调了从多学科视角正面回答“语言进化的逻辑问题”（人类语言机能这种客体如何在物种中出现）的重要性，从而避免了“轻巧”的适应主义。有趣的是，对生物学中心事件赞成多元论，而少一些适应主义的方法也可以在进化—发育研究范式的出现中看到，并且（生物）语言学家正在经常性地使用此研究方法。这在之后的“进化—发育生物学、深同源性与语言研究”一章中会着重介绍。
其次，欧洲的遗传学家从目前看来很著名的KE家族成员中突破性地发现了其语言缺陷与特定基因（ FOXP2 ）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初媒体广泛报道了一个大型三代家族（称为KE家族）的许多成员患有由单基因突变引起的所谓的语法特异障碍（Grammar－specific Disorder）（Fisher等，2006）的新闻。这些报道起源于一篇发表在Nature上的短讯，短讯称该患病家族成员不能判断、理解和运用语法［一种称为“语言特征盲”（Fea-ture Blindness）的缺陷］。此缺陷在患者自发性言语、书写和复述中都有表现，而根源可能在于潜在的语法程序发生了错误，且表现出单基因遗传模式（Gopnik，1990）。该短讯被认为是人类具有“语法基因”的难得的一手证据，似乎“普遍语法”这一语言学概念已获得生物学研究提供的实证理据。尽管当时还没有鉴定出导致这一障碍的基因，但媒体已高呼发现了“语法基因”。
尽管曾被长期质疑，但语言的遗传基础从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研究。虽然目前已确信， FOXP2 不是语言基因，然而对该基因功能的研究使得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神经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互相发问、彼此交流，以获得对数据的解释。这也成为生物语言学复兴的第二大缘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需要暂时抛弃各自为政的思想，至少需从各自的研究阵营中移步出来，清晰地发表相关的假说。多年来神经语言学家如DavidPoeppel一直强调跨学科的必要性，他尝试规避语言学各分区之间以及与相邻学科间少有的交流（这导致了对生物语言学可行性的怀疑）。幸运的是，在Chomsky的推动下，理论语言学家已决定再次造访语言学的最基础领域，探索语言学理论最简方案的合理性，这也成为生物语言学复兴的第三大动力。
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最简方案。在“生成语法”（更确切地说，是扩充的标准理论）的旗帜下，在经历了约15年的有关语言机能性质的集中研究后，Chomsky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感觉到整体的方法已经得到确立，应该对生成事业采取下一步的研究策略。下一步应该尝试高于“解释充分性”。Chomsky区分了三种充分性：观察充分性、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其中，他特别重视解释充分性。生成语言学家首要的目标是解释人类获得语言这一壮举的所有精妙之处。一旦感觉到这一模型被充分建立起来之后，人们很自然地就会问道：该如何理解模型中所提到的语言机能的性质，或为什么语言机能会有这种构造模式？
很合理的是，Chomsky超越了解释的充分性，以一种最有野心的方式（即强最简命题）来作出回答。这对语言学界也是一种挑战：是否可以认为语言机能核心的运算系统被最优化设计来满足它所作用的心智／脑的需求？通过优化或完美设计，Chomsky旨在探索语言运算系统的所有性能都遵循最简设计规范，即“光杆输出条件”（计算系统CHL提供的信息对外部的语言使用系统必须是可及的，以制约生成系统的输出表征）。换言之，语言的计算系统，若最简约地分析起来，将只由最有效的算法组成，与心智的其他构件形成接口，以最简单的步骤来计算（或形成）其输出（即表达），使输出与能解释它们的心智器官相交流，从而使它们进入思想和行为。如果强最简方案是正确的，那么语言机能（Faculty of Language，FL）将是一个理想的语言系统。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最简方案的观点不是为了证明这一极端理论的正确性，而是想看看这一理论能带我们走多远，这种探索模式能有多大成效。最简理论相当于想询问我们是否能对语言机能有最佳理解，而这也是发现我们对FL理解多少的最好方式。最简方案不能解释的地方标志着我们理解的局限性。如果某人不能理解FL的某个性能P（例如不能以“满足接口需求的运算有效性”的最简原理来解释P），那么P就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东西，是历史或脑进化的偶然事件，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FL的某些方面。
从战略上说，最简方案迫使语言学家以“初级单元、操作、接口条件”的方式重新认识以前的研究成果。最简主义者预测，它们中的许多将形成不是语言机能所特有的泛型。这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最简主义者表达的概念可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也能找到同类物，从而使他们能运用熟悉的方法更容易地进行检测。同时，这类操作使得有关语言进化的“有改良的继承”场景似乎变得更加合理。
总结起来，语言学最简主义会导致语言学隔离主义，是生成语法过于模块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语言机能作为一个几乎与人类或其他物种的其他认知模块没有任何相似性的自主系统被加以研究。
应该意识到仅仅把最简方案置于复兴的生物语言学研究的中心是不充分的，我们正在构建的这一假设至少会疏远对乔姆斯基学派的语言学理论部分持怀疑态度而仍然把语言视为需要以“生物语言学”方法来研究的生物客体的人们。事实上生物语言学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项目，允许不同渠道的研究者：形式主义者、功能主义者、主张语言机能独有的先天论者、主张普遍认知（而非关于语言本身）的先天论者。从Chomsky到Givon，从Lenneberg到Tomasello，所有这些人的研究都是生物语言学。在实践上，“生物语言学”常被狭隘地解释为“以生成语法为导向”研究的更为透明的标签。这一狭隘的描述可能部分是由于术语“生物语言学”最初使用者头脑中想着生成事业，同时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尽管有很多批评，研究语言机能的生成途径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把生物语言学推向前进的最好赌注。实际上，生成事业的最好例证——最简方案和生物语言学本身一样含义广泛且“理论中立”。正如乔姆斯基（2007c：4）自己评论道：“最近关于语言问题的探索被称为‘最简方案’，但是即使是在专业领域内，仍然对此有很多误解。需要重申的是，这是一个方案，在生物语言学框架被采用的情况下，这一框架总体上是传统的，而且是理论中性的。……不论人们对语言设计的信任如何，该研究计划的问题出现了。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人们采用哪种理论框架，对所需解释现象的描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且该方案也不像其他系统那样明显复杂。换言之，关于最简方案可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想象，只要开始问道：‘为何语言机能是那样的？’无论我们乐意与否，我们都在生物语言学领域内，同时也在最简领域内。”
1967年Eric Lenneberg的著作《语言的生物学基础》是生物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最佳典范。随着最简方案以及它所强调的“接口”和“原始操作”的到来，只构想一些纯理论的建议而不考虑任何跨学科的问题变得愈发困难。理论语言学家多年的工作重新开启了里程碑式的跨学科对话。生物语言学给我们提供了重新阐释语言机能及其本质、起源、获得、使用的黄金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