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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热是在国人的钱包鼓起来以后出现的现象。从囊中羞涩到出手大方，这是经济上的进步，但父母在子女培养上用金钱代替情感，就成了精神上的贫困者了，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首先刮起了财富的风暴。这风暴一刮，真令中国变了个样，从小家到大家，从购物到贷款，从经济到政治……变化的不只是钱包，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所熟知的变化，令思想没有充分准备好的人们措手不及。
拓起的经济鼓胀了钱包
改革开放的浪潮使我们国家人民的经济生活在三十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1978—1988年的10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9.6％，远超出1953—1978年的26年间年平均增长6.1％的发展速度。
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1.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8％。我国已经连续4年新增GDP达到世界经济增量的20％左右，居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53—1978年，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每年平均增长2.2％，1978—1988年则每年平均增长7.6％。1988年，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绝对值是714元，2010年则是9963元。1977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仅相当于1952年的1.72倍，2010年则增长了19.31倍。与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相比，2010年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9.62倍。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1978年是210.6亿元，2011年达343635.9亿元。
随着人们的钱包越来越鼓胀，现代衣饰、现代家具、现代家电不断进入人们的家庭生活。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是以电风扇、电视机的家庭拥有量作为衡量家庭财富的标准，但现在这种标准则远远过时了。
关心子女教育的人们愈发把钱用在孩子们的教育上。有效样本将近3万份的《2011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家庭每月用于孩子消费的平均金额为1370元，其中用于教育消费的平均金额为599元，占月消费额的44％。教育支出比重日益增大。”虽然它调查的是中国社会中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及消费意识、关注教育投资的中产阶层，但这也可看出人们的心态。
生活变迁的措手不及
衣食住行的变化，则令人们惊愕生活变化得太快而更加手足无措了。
四十年来家庭经济生活变迁
20世纪70年代：穿衣凭布票，衣服传三代；吃的粮食、鱼肉凭票定量供应；全家挤住的小房由房管所或单位安排；上下班是“11路”（步行）为主，自行车是少数家庭难得的奢侈品；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在内的“三转一响”成为当时家庭富有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穿衣看港台的新款式，但却被贬斥为奇装异服；鱼、肉不再凭票供应，可以大口吃鱼、大口吃肉；房子变大，房屋装修成为时尚；家家有自行车，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显现；电风扇、电视机普遍出现于家庭，“三转一响”的追求已经过时了。
20世纪90年代：穿衣讲究成为打扮自己的必要步骤；在农贸市场和超市可以随意选购自己爱吃的东西；家住大房子，并且有自己的产权；摩托车代替了自行车；空调、电脑进入家庭并逐渐普及。
21世纪以来：穿衣追求款式和潮流；上饭馆、餐厅成为家庭聚会、朋友聚会的常态；为了财产保值，许多家庭拥有几套房产；为了交通和环保，许多城市禁摩托车了，于是小汽车又成为普通家庭的代步工具，国外旅游胜地到处充斥着中国人；连小学生都有手机了，随时可以上网浏览信息和各种视频的平板电脑流行开来。
这一切变得是那么快，那么突然，以至于人们来不及和贫穷的昨天说声“拜拜”，来不及对突然转变的现代物质生活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就被卷进了闯入了我国大门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消费文化掀起的现代消费热中。
说这变化令人措手不及，是因为旧观念的转变跟不上形势，有钱了怎么用的考虑没跟上形势，精神的提升没跟上形势。于是，“土豪”作为炫耀、羡慕、嘲讽而百感交集的名词在2013年成为了年度热词。
钱包鼓胀的潮水无声无息地涌进了一向与铜臭无缘的宁静的校园。如果说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什么的话，那么当人们开始从热浪中清醒过来时，便惊讶地看到，它已使校园里“纯粹”的小消费者们变为“消费大亨”了。让我们把长镜头对准那些还未踏进生产者行列的小消费者一代吧！
“消费大亨”本该出现于会赚钱的人群之中，但还只是消费者的孩子们却沾染了乱花钱的毛病，在孩子们的观念里，好像钱真会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容易。
出手阔绰的“小消费者”
一所中学组织学生到外地风景区旅行，高三年级有两个学生姗姗来迟。当他们来到学校时，集体包租的大客车早已出发了，但这两位“阔少”一点也不着急。他们先到茶楼喝早茶，然后大大方方地在马路上截了一辆的士，直奔100公里外的目的地，并且追上学校的大客车。当老师问他俩坐出租车花了多少钱时，他俩却毫不在意地说：“小意思。”那满不在乎的表情令老师瞠目结舌。
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1999—2010年十年来，我国城乡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日益普及，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的质量档次也在不断提高。2005年，我国只有3.6％的儿童拥有300元以上的高档鞋子，而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11.8％，增长了三倍多。
记者调查发现，手机、笔记本电脑、MP4是最受中学生追捧的“三大件”，说起这些高档消费品的品牌的上市时间、价格、型号，很多中学生都倒背如流。一些老师表示，现在几百元的名牌运动鞋在学生中已经很普遍，甚至连上千元一双的全球限量版名牌运动鞋也有学生买。初三学生晓晓说，自己脚上的名牌新款运动鞋是她上次期末考试进入前十名后父母奖励的，如果中考能考上名校，妈妈承诺还会奖励几千元。
互相攀比的思想更使中学生的这种消费心态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在学校附近的高档餐厅里，常有穿着校服的“小寿星”宴请同学。据了解，现在一些中学生过生日还提前发请柬，被邀请的同学纷纷揣着礼金来赴宴。
一个女学生向其父母提出要钱摆酒席过生日，但却嫌父母给得少，父母不肯再多给，她便躲起来，急得父母通过电台、报纸寻人。三天后她回来了，父母只得答应给她大办生日宴会。一位同学告诉记者，现在同学过生日不兴送礼物了，都是随份子，简单又实惠。等到自己过生日时，送出的份子钱能如数收回来，没什么损失。有一个女中学生好几次花钱租场地开生日舞会，她偷偷地对别人说：这算不得什么，亏不了的，你看那么多客人，每人送一份贺礼就赚了。原本纯真无瑕的中学生友谊领地里，竟也逐渐散发出了生意场上特有的铜臭味。
这花钱如流水的派头岂止令刚进入小康水平的我国国民惊讶，就连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亦大惑不解。美国教育家约翰·史密斯参观了我国一些学校后，回国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目前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依然按算术级数在徘徊，而中国的中小学生对现代生活的奢望与渴求，却是按几何级数在膨胀……”
可是相比之下，我国国民人均收入，特别是许多父母口袋里的钱包并没有跟上这种欲望的膨胀。
“人情消费”闯入小学校园
节假日期间，在一些大小饭店里，一些小学生因各种原因纷纷大摆宴席请客吃饭，并且互赠礼物，由此造成的互相攀比风气着实令人担忧。
一天，记者发现了几个小朋友正围在一起吃饭，每人面前放着一大碗面，长桌中间则放着八九种小菜，一个小胖子正大模大样地招呼：“今天我请客，大家多吃菜！”记者好奇地上前想探个究竟。小胖子告诉记者，因为前几天自己的作文获得了班上第一，小伙伴们就一直嚷着让自己请客，今天趁着假期，向父母要了钱，请大家吃一顿。
目前小学生请客名目繁多。考试得了第一名，在体育比赛中或手工艺课上获奖，或者只是在周末为了放松放松，许多小学生就纷纷效仿成年人的做法，轮流请客吃饭。频繁的请客、回请使一些孩子不堪重负——当然，家境好的孩子让其父母掏钱就可以了；但家庭经济比较拮据的孩子在班上的处境就特别尴尬——不回请不符合“礼尚往来”的礼仪，而小请又拿不出手，大请又难以办到。
另外，除了请客之外，每到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孩子们也要过“人情关”，互相向自己的朋友送礼物，且有互相攀比之势。
“人情消费”进入小学校园，引起了一些教育界人士的担忧。有专家认为，小学生没有经济收入来源，人情消费容易让孩子养成乱花钱、互相攀比的不良消费习惯。同时，这种互相攀比的心态也容易使家境好的孩子模糊了学业为主的观念——如通过比花钱等谋取在班上的荣誉和地位；家境不好的孩子则因为常在攀比中处于劣势，容易导致抑郁、自卑和焦虑等心理问题。所以正确地引导和培养孩子健康、积极的消费方式是一项需要学校、社会、家庭联合起来共同建造的社会系统工程。
符号消费的炫耀
消费本来是缘于物品的实用功能，但后来喜欢以此炫耀的人们便转向追求“品牌”了，于是产生了“符号消费”。后现代主义派学者吉恩·布希亚认为，一切的物品在社会意义上只是一个符号。人们在消费物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消费符号。“通过各种物品，每个个体和每个群体都在寻找自己在一种秩序中的位置，始终在尝试着根据一个人的生活轨迹竞争这种秩序。通过各种物品，一种分层化的社会开口说话……为了将每一个人都保持在一个确定的位置里。”在“符号消费”的过程中，消费者除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以此表现个性、品位、生活风格、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
青年学生思想活跃，追求个性，渴望被关注，所谓90后乃至21世纪出生的人，成长起来的年代正是中国迅猛发展、物质丰富、选择多元化的时代。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彰显个人的地位和价值。有识之士就特别关注了这种现象并且进行了分析。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已经悄悄充斥着商家所布下的一个又一个符号式的诱惑。我们消费的已经不是所谓的物品的实用性，大部分人追求的是消费商品里被包裹着的文化意味。
在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追求商家在广告里宣传的符号价值。商品的全球化带来的西方式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消费观念脱离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使很多人养成超前消费的习惯。
哈根达斯提倡“尽情尽享，尽善尽美”的生活方式，鼓励人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享受。哈根达斯非常注重营造一种氛围，使品尝哈根达斯冰淇淋成为一种难忘的体验，“爱她，就带她去吃哈根达斯”。这样一小勺“冰淇淋中的劳斯莱斯”却能卖上五六十元，请吃哈根达斯成为女孩子让男孩子证明爱情的一种方式。
即使情侣们身上钱不多，可是他们仍旧追逐品牌背后所附加的所谓“文化”的符号。大学生日常消费行为已超越了单纯获取使用价值的目标，而增添了符号消费色彩，他们的消费不再是一种自主性的选择活动，而是凭着自己从商家那儿所接受到的符号感觉走。消费了他们想要的品牌，他们以为自己就是广告中的那种人了。
对于大学生消费群体，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均存在着符号消费的倾向，大学生的符号消费范围越来越广，从吃的到穿的，从用的到住的，从外到内，从内到外，无一不被符号所占据着。他们以为他们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个性。
当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适应了符号消费并进一步使符号消费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时，大学校园里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合理的消费行为。他们过分追求名牌，同学之间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攀比，更多人热衷时尚性消费。与此同时，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的理财意识却越来越薄弱……
在符号消费逻辑的支配下，很少有大学生再将理想主义作为自己的存身之道，大学生逐渐被塑造成为缺乏思想深度、没有价值追求、失去思维主动、丧失批判精神的“单面人”；大学生审美进入了“品牌就是美，与众不同就是高雅”的误区。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们，不能让商家强硬植入的观念先入为主，亦不能人云亦云，而应该摆正自己的消费观，做到理性消费、合理消费。
尚未赚钱的孩子们却学会了乱花钱，这种消费病毒侵蚀着他们抵抗力尚弱的内心。偏偏以“爱”为名的父母们却在病毒的传染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起着“害”的作用。
人小钱大“吞世代”
当广大中小学生被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汹涌而来的消费热潮激起了强烈的消费欲望时，他们还不知道或至少未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父母的真实的经济状况。但他们的父母却应该知道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庭的经济实力。
尽管前面所列举的那些数字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富了，人民富了，但是这个“富”只是一种相对比较的结果，绝不是富到黄金遍地，人们可以随意满足自己各种物欲的程度。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有不少地方的人们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就全国来说，2013年仍有贫困县592个。据初步测算，这些县覆盖的贫困人口（人均年纯收入仅为625元）占全国的54％，低收入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为865元）占全国人口的57％。
这些数字对于某些学生来说，仅仅是一两次生日礼物的开销。即使撇开贫困线以下的情况不讲，单就已达小康水平的家庭来说，也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能从容地面对他们子女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
每一个家庭的收入是有限的，但小孩的消费欲望却是无限的，于是老一辈便尽量压缩自己的开支，用以增加后一辈的消费资金。这就造成了家庭代与代之间的消费比重过分下沉的现象。它表现为这样的公式：老年人＜中青年＜少年儿童。或者正如一些人所概括的“人往高处走，钱往低辈用”。
有调查显示，在近八成工薪的三口之家中，孩子的月平均消费竟超过一个大人，追名牌、重样式、崇洋心理、讲排场成为中国儿童超前消费的突出特点，儿童的消费成了越来越多家庭无法承受之重。超“钱”消费的小人儿也因此被称为“吞世代”。
吞世代（Tweens），是2003年美国人马丁林·斯特龙在《人小钱大吞世代》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指8岁至14岁具有消费能力的少年。“吞”是Tweens的译音，teens指青少年。
《人小钱大吞世代》一书通过一个500人的团队对11个国家的调查，注意到了消费的变化，指出“吞世代”的消费虽然必须依赖父母，但在品牌方面却又有独立的偏好。同时受发达的媒体影响，他们（吞世代）平均一年“吞下”4万个广告，并控制和影响父母60％的决定，他们决定全球每年3000亿美元的消费，并影响1万亿美元以上的消费选择。
“吞世代”着装时髦，热衷上网沟通、发手机短信，说全新的语言；他们爱吃快餐，喜欢名牌，喜爱流行音乐；他们有自己的主张，有着超强的消费力。因此，盯着人小钱大的企业看到了父母的弱点，并从无孔不入的广告出发，使“小人们”日益膨胀的开销牵引着市场的消费。
2008年风靡中国的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正是有针对性地开发中国儿童市场而创作出的，它针对儿童，带来了很多衍生品。据调查，这部动画片播出以后，由动画片直接产生的衍生品达到了200种，比如QQ游戏产品，针对小孩子的特性设计出那种很有时代感的外套等。
商家的营销策略成功了，但小孩们却“吞”掉了父母们辛苦经营积攒下来的物质财富，实质上也“吞”掉了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勤俭持家的好作风。
压岁钱压了什么？
少年儿童消费现象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小家伙们都有自己的“小钱柜”。“小钱柜”是中小学生超前消费的主要钱源之一，而“小钱柜”的主要钱源则是压岁钱。
关于压岁钱红包，《新京报》记者在马年春节期间调查了102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放了超过1000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500元的人占了1／4，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往年，一些人趁给小孩“压岁钱”的机会，给官员的小孩大红包，曲线“贿赂”。据《北京晚报》报道，中央“反四风”影响了一些官员孩子的红包收入。父母严禁其子女收受红包，因为收红包家长要被处分。不懂事的孩子却因为压岁钱锐减，趁机要求家长给予补偿。
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9—2010）的调查表明，十年来，我国儿童拥有的个人财富不断增加，城乡儿童之间的“贫富差距”有所缩小，这从儿童压岁钱和个人储蓄两个方面可以反映出来。1999年春节，我国有12.3％的儿童可以获得500元以上的压岁钱，而2005年、2010年，这一数据分别上升到27.2％和44.1％，相对1999年增长了3.5倍。1999年，我国有14.8％的儿童的个人存款达到千元以上，而2005年、2010年，该数据分别上升到39.0％和49.8％，相对1999年增长了3.3倍。
马上有钱！这是广州部分小学生马年春节的写照。南都记者在天河、越秀区的三所小学班级QQ群里发放了问卷，89位家长接受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据家长粗略估计，孩子们收到的春节红包总额最低的为1000元左右，最高的可达2万元。有家长感叹，孩子的红包超过了父母的年终奖。“但是孩子收到的，也间接等于我要发出去的。”一位家长大吐苦水。
在天河区某重点小学的班级QQ群里，46名家长，有39人接受了问卷调查。根据调查所得，记者发现该班39名学生，今年收到的红包总额约12万元人民币，平均每人3000元左右。家长何女士表示，孩子过年最开心的就是收红包，平时不喜欢串门的孩子，一到过年都特别喜欢跟着大人走亲访友。“但有件事尤其尴尬，正月初一在家门的电梯口碰到一位老爷爷，孩子问好后，老爷爷给了他红包，结果孩子当场拆开红包发现只有10元后，马上很不屑地说，这么少！当时我和老爷爷都非常尴尬。”
有识之士认为，红包和压岁钱，要回到10元、20元这样的象征意义上，不要比拼厚度，重要的是情谊。在香港，利市就是10元、20元，这并没有影响过节氛围，讨吉利、送祝福的意义一点也没有少。
钱这个东西，挣得艰难用得就节俭，得来容易用得也就随便。一首歌唱道：“是谁发明了钞票？钞票，你在世上逞霸道，有人为你卖儿女，有人为你去坐牢……”且不说这首歌发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但它却道出了一句真言：金钱会腐蚀人，会诱使人犯罪。
“小钱柜”里轻易增长的三四位数，使得小主人的消费欲望、消费本领也飞速膨胀、增长。而这膨胀了的欲望并不会随着金钱数目的减少而消退，相反却居高不下，它的继续满足是通过向父母不断伸手要钱而实现的。于是一代“现代家庭乞丐”就这样造就出来了。当花惯了钱、享受惯了奢华的现代生活的“小皇帝”们从其父母身上要不到钱时会怎么样呢？很可能会搞邪门歪道，并开始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据一些学校反映，学生中因物欲膨胀而偷窃钱财，大同学欺骗、勒索小同学的现象常有发生。
压岁钱从个位数向百位数的迈进，分量增加了，但也压住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钱啊，真不该成为阻碍孩子们前进的绊脚石！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奋斗，我们国家经济的腾飞令世界瞩目。我们也都为此由衷地高兴。但是同时，我们必须面对富裕之后出现的伦理道德教育问题。在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的过程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了冲击，它将给家庭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又应如何削弱这种影响？尽管一部分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没有先富起来，但他们却率先忧虑到这些问题。他们发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当社会发展进入富裕阶段之后，青年在长期安逸的环境中成长，会产生个人至上与享乐主义，追求轰动效应，出现人际关系感情淡薄，感性文化色彩浓烈，商业化价值体系流行等行为症结。
这些症结是否也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同时涌进我们的社会、家庭？更让人忧虑的是，我们许多家长有富起来的强烈愿望却缺乏富裕之后如何教育子女的心理准备。“我们花得起”，这是那些出手阔绰的家长们在毫不犹豫地为小孩购买价值动辄数百元的物品或一掷千金为子女举办生日盛宴或大把大把塞给子女压岁钱时溜出嘴边的口头禅。可是，这仅仅是家庭经济账本上花得起与花不起的简单算术么？
国外有这样一个幽默故事：
“宝贝，干嘛愁眉苦脸？”母亲问儿子。
“老师今天对我很不满意，因为我不知道加拿大在哪里。”
“你老是这样子，什么都忘记！”母亲大声地说，“你细心想想，到底把它放在哪里？如果找不着，妈有的是钱，给你买！”
看来母亲很有钱，也喜欢挥霍，但结果挥霍掉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儿子的知识、智慧以及为人之本的勤奋。
故事的结论是：最贫穷的家庭是那些只把金钱作为财富的家庭，因为金钱是买不到知识的。
我们的推论是：金钱不但买不到知识，更买不到道德、人格等人生更为宝贵的东西，甚至会倒过来葬送掉这些宝贵的东西。
过于充裕、消费无度的物质环境难以培养出社会有用之才，相反，它很可能造就的是社会的不肖之徒、家庭的不孝之子。在国外，一些富豪很少给孩子零花钱，总是让他们自己打零工挣零花钱，其道理尽在其中。
尽管有的父母花得起上百上千，甚至上万元钱，但是他们花得起一个健全的人格、一个美好的心灵所蕴含的巨大的社会价值吗？
有个美国小孩问他爸爸：“我们很有钱吗？”爸爸回答他：“我有钱，你没有。”所以美国小孩从小就会自己努力，等继承了父辈祖业，也会如此传承，几代过去，就成就了百年家业。
有个中国小孩问他爸爸：“我们很有钱吗？”爸爸回答他：“我家有很多钱，等我死了，这些钱将来都是你的了。”所以，中国富人的小孩从小就被娇惯坏了，爹还没死，他们就开始大把花钱，整日无所事事。等到他们接手了父辈产业，很快就挥霍殆尽。所以，就有了“富不过三代”的现象。
可怜天下父母心
网上曾有一篇被热议的文章，该文章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其在新东方学校任教时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父母为子女所做的一切。
我来到中国之后，所见所闻更让我对中国父母的牺牲精神惊叹不已。有个朋友刚买了新房正在装修，我问他打算怎么处理旧房，他毫不犹豫地说：“留给儿子！”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那年仅3岁的小宝贝，心想：天哪，他什么时候才会用到啊！
美国的孩子年满18岁后就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父母，对他们来说，离开父母单独居住是证明他已经独立的最重要的标志。我结婚的时候，我和我的新娘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礼物除了30元钱，就只有一句关于婚姻的忠告：一对愿意向对方说“我爱你”、“对不起”和“请原谅”的夫妻将会白头偕老。
在中国时，我的一位同事有一段时间兴奋不已，这不光因为他即将踏上红地毯，更因为他的父亲将为他的新房买单。据我所知，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新房对老人来说是一笔极大的开支。
中国的许多父母都是如此省吃俭用，把所有的钱都存下来替儿女交学费、找工作、买房结婚、照顾孙子等等。实际上，年老的父母有权享受更好的生活，他们更应该把钱用于健康和养老。
我对中国父母为孩子所做的一切表示万分尊敬，这样的美德在西方国家是极受敬重的。但我仍禁不住要想，如果孩子并不需要，那他们这么做是否值得呢？
这种差异造成的困惑，其实是中外父母的“心”不同。“心”的不同造成中国父母的“可怜”。
中国的家长心太软，而对子女的乞求，最终还是自愿或不自愿地满足了其子女即使不合理的需求。中国家长们是怎样想的？分析一下他们的心态也许是有益的。
家长心态之一：孩子寒酸显得父母无用，不管条件如何，这个面子总得撑住。正如一位家长所说：“反正得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没有脸对孩子说：咱们买不起。我不愿让孩子觉得他的父母是个窝囊废！”一方面是孩子在学校里与小伙伴攀比，另一方面是父母与别的家庭攀比。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家孩子穿得更光鲜、玩得更愉快。孩子的攀比触发了父母的攀比，父母的攀比又鼓动了孩子的攀比。两代人都在为了争一个面子，而他们却极少仔细考虑过这面子得花费多少钱财上和精神上的代价。
家长心态之二：补偿自己失去的童年，希望孩子的今天比自己的昨天过得更好。现在的家长，特别是爷爷奶奶，可能经历过艰难的生活，当生活好了，便想方设法让自己童年的梦在孩子的身上实现。他们以为把大量的钱财倾注到孩子的物质需求上，梦想就会实现。可是，幸福和健康的成长是单纯靠钱财换得来的么？
家长心态之三：不愿意无限满足孩子的欲望，但迫于无奈最后还是迁就了孩子的需求。这种无奈或者是迫于小孩出走、打闹等方式的要挟，或者是担心孩子靠邪门歪道去弄钱而作出的选择。一位家长说：“看来，凡是孩子想要的，你就得乖乖掏钱，总比让他去搞邪门歪道强呀！”这种迁就尽管能求得家庭一时的安宁，但它助长起来的物欲以及暴露在孩子面前的父母的软弱却可能为日后的家庭危机埋下更深的祸根。
欧洲的许多孩子们，从八九岁起就懂得了如何精打细算地支配自己有限的零花钱，因为父母在给零花钱方面是绝不会迁就他们的。同时，学校从小学起就开设了专门课程，教孩子了解成年人的各种职业、什么是劳动报酬、如何区别各种商品及其价格的确定等。同时引导儿童理解媒体、广告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了解广告对消费者的行为影响。
这样，孩子们在买东西前就会再三权衡自己最需要什么，由此学会选择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拥有所有喜欢的东西。而这些生活常识与原则，才是伴随他们一生成长的东西。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摆脱只有近忧没有远虑的狭隘视野！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克服只算经济账不算心灵账的狭隘意识！
勤劳俭朴好像在鼓励“内需”的口号下变成该被丢弃的传统了！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它们并不矛盾，衡量的标准在于应不应该上。勤劳什么时候都必要，当然俭朴也不会抛弃扩大内需中的“需”。
传家宝丢弃了吗？
一个青年汉子背着装有大笔公款的挎包在小城的街道上走着。他是进城为乡亲们买稻种的。为节省每一分钱，他舍不得住最便宜的2角钱一夜的客栈，而挤在小火车站里过夜；他舍不得进饭店吃点热饭热菜，而只是买两碗5分钱一碗的面汤，啃吃着从家里带出的又冷又硬的干粮（如果按照收入比较，20世纪50年代的一分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元钱）。
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学语文中的一课，题目为《梁生宝买稻种》，它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农民所代表的中国人民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的形象。课文引自我国著名作家柳青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小说的开篇扉页写道：“创业难……”正是凭着小说主人公的这种奋斗精神，我们国家才创造了今天的财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通过教材、文艺作品对后一代进行艰苦奋斗传统教育的意识却淡薄了，传家宝也被丢弃了。在现今许多孩子们的心里，前辈创业的艰辛、后辈接班的责任、民族传统的美德、国家振兴的根本也逐渐淡化，仅留下一片可怕的苍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没钱消费也没有地方消费，但对于自制的陀螺、滚铁环等也玩得乐此不疲；70年代的儿童有了零食，有了小人书，也有了电视电影，玩具多了，自制的少了；80年代的儿童不缺物质也不缺玩具，他们有了洋娃娃，有了游戏机，也有了刚兴起的各种兴趣班。他们远离了自制，但也少了自己动手的机会和天然的乐趣。90年代后的小孩享受到了许多舶来的玩具，更不会也没有机会自制什么了。
21世纪的孩子们就更“阔绰”了，“勤劳俭朴”这些前辈赖以生存的优秀品质对他们来说好像成了遥远的历史名词。当今的中小学生的爷爷奶奶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的人，其父母也大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是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长大的。从学校课堂到家庭生活的实践，他们都受到生动的艰苦朴素的教育。“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不管是一斤钢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都要用得巧。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这歌声曾经是那样深深地打动着他们，鼓舞着他们去拾稻穗，收集废钢铁，节省每一分钱。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家长们送走了艰苦的岁月，迎来了富裕而多彩的生活，然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俭朴只能与艰苦为伍而与富裕无缘，因而也就开始对那“一个铜板掰成八个花”的中华民族节俭、朴素、勤劳的传统美德说“拜拜”。孩子们对俭朴的不屑一顾其实也是家长这种“勤俭过时论”心态的反映。
可能没有任何一种传统观念能比“望子成龙”更深地扎根在现代父母的心里，可是为了教子成龙而被历代文人学者总结出来的各种家训之精华却不为许多现代父母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流传至今的砸缸救人故事的主人公、宋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曾写过《温公家范》——这一反映家庭教育的伦理学著作。他在书中说“贤而多财，财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认为钱财对教育子女有害无益。他主张应“遗子孙以德以礼”、“遗子孙以廉以俭”，给子孙留下的最好遗产是优良的品德、俭朴的家风。这倡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千年古训在极“左”路线横行的年代曾被看作封建糟粕而遭受批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教训不能不汲取。今天，当它被一些人误作为与现代观念相对立的陈旧观念而被抛弃时，我们应该警醒，不应再糊涂，不能任由其演变成新的时代过失。
富翁的“吝啬”
一些现代人消费心态的又一种矛盾现象是他们一方面盲目追崇西方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却死抱着依赖父母，靠祖宗遗产吃饭的传统观念不放。于是就有了整天向家长伸手要钱要物的“现代家庭乞丐”。
事实上，在欧美等较富裕的国家，子女年满18岁以后都要自己赚钱谋生，去体会生活的艰辛。他们这时都以经济上仍依赖父母为耻。因而即使还在上学，也要半工半读或靠假期打工赚钱，积攒学费和生活费。许多有识之士对自己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严格控制其消费开支，即使他们是百万富翁。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二世拥有4.5亿美元财产。而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却过的是贫穷的生活。他的贫穷是其父亲有意为之，于是他经常自己烫裤子，自己缝纽扣，他也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成年后，他对自己的孩子也同样的“吝啬”。
到孩子们7岁时，小洛克菲勒就开始向他们灌输“金钱”这一主题。每周每人3角钱的津贴，要求他们既要花，又要节省，还要施舍。并且每个孩子在领到津贴的同时，还领到一个小账本，要求他们在这上面记载每一分钱的用途和时间，每笔开支都要有理由。每到周末检查时，发现谁漏记一笔账，就得罚5分钱，记录无误的便可得到5分
钱的奖金。
他的孩子们发现，仅仅靠父母拿不到太多的钱，唯一的办法是靠劳动去挣：如拍死100只苍蝇可得1角钱，捉住1只老鼠得5分钱，背柴火、垛柴火或锄地、拔草都能挣到钱。三儿子劳伦斯7岁、二儿子纳尔逊9岁时，取得了擦全家皮鞋的特许权。他俩清晨6时起床就开始擦皮鞋，皮鞋每双5分，长筒靴每双1角。小洛克菲勒说：“我要他们懂得金钱的价值，不要糟蹋它，不要乱花乱用，要把钱花在益处。”每周只有很少的津贴，就是让他们经常处于经济压力之下。
后来，小洛克菲勒有个孩子写的博士论文题目便是《未经利用的资源与经济浪费》，其中写道：“我们从幼年时代开始，就被教育不要剩食物在餐盘里，不允许在无人之时让电灯亮着，也不许我们不考虑就乱花钱，因为这都是浪费……”
洛克菲勒三世后来在美国《读者文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更简单生活法则》，他说：“就个人而言，人们逐渐发现一种更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能比无节制的购买提供更大的满意度。事实上，砍柴和健身锻炼一样能使人精神放松。”最终，“浪费总是可耻的”作为洛克菲勒的家族名言而代代相传。
对照这位石油大王的家教，我们的一些家长有什么理由说“我们花得起”？
有个小伙子大学毕业回家对父亲说，许多同学都收到父亲送的礼物，有的是时装，有的是名贵金饰，有的甚至是轿车。父亲把手伸进口袋，取出一枚硬币，塞进儿子的手里作为礼物，并诚恳地说：“亲爱的孩子，用这枚硬币买张报纸，翻开广告栏，自己找份工作，到这个世界去闯一闯，它现在已经属于你了。”儿子拥抱着父亲说：“爸爸，谢谢您。”
靠一首《爱的奉献》唱红了全国，再以《亚洲雄风》唱红了半个世界的歌坛歌星韦唯，2007年带着3个儿子从瑞典回到了国内。
当晚，儿子赛赛问韦唯：“妈妈，我们是不是太穷了？”韦唯诧异：“在你心中我们生活一直很贫困吗？”赛赛对妈妈说出自己的想法。原来，在回北京前，韦唯和3个儿子住在斯德哥尔摩一处面积较小的公寓里，为了让孩子从小养成自立的习惯，她让孩子们向当地小朋友学习，捡瓶子去超市的自动回收机上换取零用钱，结果却给儿子造成了家里很贫困的感觉。韦唯意识到这是一个家教的好时机，她认真地说：“那不是因为我们贫困得活不下去了，捡瓶子回收，是很好的事啊！中国也一样，妈妈小时候在内蒙古捡过煤渣，把煤渣拿回家后可以继续烧火使用。妈妈想让你们知道，钱不是理所当然由父母和政府给的，钱应该是自己劳动所得。”
他（她）们采用的这种种方法、措施表现出“吝啬”的目的都是一个：杜绝出现败家子！
“光盘”行动超越时空
现在的爷爷奶奶辈是唱着、听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长大的，它是一首歌，同时也是当时流行的教育方式。那时流行着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忆苦思甜常用于青少年集中的学校，以及后来知青下乡的地方。我们可以批判曾经的极“左”，但如果不知道过去的苦，也确实不知道现在的甜。
现在的爸爸妈妈没经历过战争年代，当然不会去说枪林弹雨的故事。但如果他们经历过“闭关锁国”时期的艰辛岁月，那肯定会明白“钱”的不易。如果是说“钱”的不易，那种俭朴的美德其实是不管穷与富、中与外、古与今都存在的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口袋里有钱，可以在饭店里点满一大桌美味佳肴请客吃饭，大人爽快小孩高兴。可是当主人、客人用完餐离开后，桌上剩下大堆未吃完而剩下的菜肴，不仅辛苦了服务员，更使俭朴的精神被“大手大脚”糟蹋掉了。
今天，中国的游客带着许多钱环游世界：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令人反思的是，中国游客在把钱撒向世界的同时，还留下了什么？
一次，德国某餐馆来了一些中国顾客。高兴地品尝了当地的美食并结过账之后，中国顾客满意地离开。正当他们走到门口之际，有人叫住了他们。旁边席上几个白人老太太正在和饭店老板叽里呱啦说着什么，好像是针对这些中国顾客。
看到中国顾客都围过来了，老太太改说英文，他们就都能听懂了，她在说中国顾客剩的菜太多，太浪费了。中国顾客觉得好笑，认为老太太多管闲事！其中一人说：“我们花钱吃饭买单，剩多少，关你老太太什么事？”听到这话，老太太更生气了，立马掏出手机，拨打着什么电话。一会儿，一个穿制服的人开车来了，称是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问完情况后，这位工作人员居然拿出罚单，开出50马克的罚款。这下中国顾客都不说话了，只好拿出50马克，并一再说：“对不起！”这位工作人员收下马克，郑重地说：“需要吃多少，就点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还缺少资源，你们不能够也没有理由浪费！”中国顾客脸都红了。
回去后，大家把罚单复印了并分给每人一张做纪念，他们都愿意接受并决心保存着。还有人把自己的一张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以便时常提醒自己：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大家的！
张贴的罚单提醒的不只是当事人，更有他们的子女，乃至国人。及时到来的“光盘”行动——浪费可耻，开始把节俭之风吹向四面八方。它正以“望子成龙”式的期盼，呼唤着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的回归。无论是从强国还是从富家考虑，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奉献多于索取的青少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