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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其含义有所不同。
《老子·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道体所体现的运动规律。自然，即自然规律。道法自然，归根结底是要求人类效法自然规律，寻求并制定出完善的人生法则和社会法则。老子突出强调的是由“道”所体现出来的“道”性。用“道”来命名世界的本原，旨在表明人类与“道”的重要关系。“道”是万物之奥，蕴含着真理。人类要想把握真理，就必须识“道”。所以，“道”既是认识的对象，又是认识的方法、实践的方法。在老子看来，“道”作为最基本的物质，是宇宙万物之母；作为最一般的规律，是贯穿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老子的“道”的哲学理念就在于为人类指明合乎自然规律的治身之道和治国之道。
“道”的原始含义指道路，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易经》中有“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小畜》），“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等等，其“道”均为道路之义。
《尚书·洪范》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道”从道路引申为正确的政令、规范和法度，其含义开始向抽象化发展。
《左传》提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道”的概念逐步上升为哲学范畴。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天地万物由“道”而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而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是道法自然，本根阴阳之肇始。从此，“道”作为哲学范畴，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并在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国语·越语下》载：“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持倾，有节事。’王曰：‘为三者，奈何？’对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问，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
意思是：
越王勾践继承王位后的第三年就想去攻打吴国。范蠡进谏说：“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国家将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平时处理国家政事要得当。”越王问：“要做到这三点该怎么办呢？”范蠡回答：“要保持国家强盛就应顺从天道，要使国家转危为安就应顺从人道，要妥善地处理国家政事就应顺从地道。君王不问我，我不敢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圣人顺着天时行事，这就叫守时。对方没有天灾，不要发动进攻；对方没有人祸，不要挑起事端。现在君王没有等到国家富强，就要采取过分的举动；没有等到国势强盛，就骄傲起来；没有辛劳，就夸耀自己的功劳；对方没有天灾，就想发动进攻；对方没有人祸，就要挑起事端。这样会违背天意，而且失掉人和。君王如果这样做，必将危害国家，损害自身。”
这里的“道”，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即天道、天时、人事，蕴含了从自然到人事的诸多规律。
后世有管子的“精气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管子·内业》）把“道”表述为无所不在而又富有生机活力的精气，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是至大与至小的统一。老子的“道”论与管子的“精气说”，为建构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对中医精气学说的形成，影响更为深远。
对于世界本原或本根论的阐述，无论庄子，还是韩非子，皆与老子之“道”论一脉相承。如《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认为“道”是世界的终极根源，是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的宇宙本体。
《韩非子·主道》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韩非子·解老》）至宋代张载，把德与道统一于气，说：“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张载《正蒙·神化》）
至此，可以大略看出道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从道法自然至本根阴阳的变化过程，从道论哲学到精气阴阳的发展脉络。为理解《内经》道论养生思想和以阴阳为万物根本的理论提供了借鉴。
《内经》中关于世界本原的论述，引《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问·天元纪大论》）以“太虚”立论，太虚即太极，由太极而阴阳，更多的是受《易传》影响的太极阴阳说。
“道法自然”之“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然，即“无状之状”（《老子·十四章》）的自然。意即人受制于地，地受制于天，天受制于规则，规则受制于自然。
“道”就是对自然欲求的顺应。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天然的自然欲求，谁顺应了这种自然欲求谁就能与外界和谐相处，谁违背了这种自然欲求谁就会同外界产生抵触。
《内经》一书之养生理论丰富，散见于相关篇章，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生气通天论》以及《灵枢·本神》、《灵枢·天年》、《灵枢·贼风》、《灵枢·百病始生》等。
《素问·上古天真论》开篇即言：“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上古之人能够尽终其天年，在于法则于天地，和调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而今时之人则不然，常常沉于酒色，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
《内经》提出的养生方法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这里有外避虚邪贼风，内养真元之气，也有适应社会环境和加强自身修养。要合于阴阳之道，其最高境界是“朴”。
对于阴阳之道，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的理想是“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至人者次之，“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圣人者又次之，“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贤人者，亦“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以下就有关篇章中的养生内容，摘其要者分别进行论述。
（一）《素问》中的养生观念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四时之序，春为始，冬为终；四时阴阳，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阴阳和则生，阴阳离则死。故养生之人，基于阴阳互根之理，春夏养阳，为秋冬养阴奠定基础；秋冬养阴，为春夏养阳奠定基础，即从其根。若春夏不能养阳，秋冬多患疟、泻；秋冬不能养阴，春夏多患火证。因此，《内经》强调，四时之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应之则昌，逆之则病。
又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基于四气调神和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提出了“见其安而不忘其危，治于未病，事半功倍”的预防思想，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古代医家治未病之论述甚多，如：
《难经·七十七难》：“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张仲景《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孙思邈《千金要方·论诊候第四》：“古人善为医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
朱丹溪《丹溪心法》：“与其求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
张介宾《类经·摄生类》：“治于未形，故用力少而成功多，以见其安不忘其危也。”
叶天士《温热论》：根据温病的发展规律和温邪易伤津耗液的特点，提出对于肾水素虚的患者应防病邪乘虚深入下焦，损及肾阴，在治疗上主张在甘寒养胃的同时加入咸寒滋肾之品，以“先安未受邪之地”。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该篇内容丰富，阐发了事物的阴阳属性及其运动，并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论述阴阳五行的道理及其运用于有关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说明人体之阴阳和天地四时之阴阳息息相通，无论养生、治病，皆法于阴阳。
帝曰：法阴阳奈何？岐伯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帝曰：调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一是强调治病养生法则天地；二是提出年六十下虚上实的基本病机；三是强调“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的养生思想。其阴阳应象的具体是，“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
《素问·生气通天论》，该篇的养生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此寿命之本”。二是顺应自然，固护卫气，指出“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净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若“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内伤，气之削也”。因此，基于“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的生气通天的生理规律，提出“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的养生防病措施。三是谨和五味，提出五脏因五味而生，亦因五味而损。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二）《灵枢》中的养生观念
《灵枢·本神》，该篇提出了精神养生法，曰：“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者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者谓之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强调了神为人体生命活动的总体现，也论述了人的思想意识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目的在于顺应四时，调摄精神，外避风邪，长生久视。
《灵枢·天年》，该篇从人体先天禀赋和后天发育条件，指出了精神昌亡、气血盛衰、脏腑组织强弱等与生命长短的关系；分别论述了生命过程中各阶段的生理特征。在首次提出关于“人”的概念及有关人之长寿的生理特点和外貌特征之后，按照不同年龄阶段，分别描述了从十岁到四十岁人体的发育状况和五十岁之后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顺序五脏功能依次衰退的过程。与《素问·上古天真论》之内容相呼应，亦是体现《内经》养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人的胚胎发育过程，《灵枢·经脉》的描述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灵柩·天年》则为：“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里的“神”，即《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说“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之事物变化过程。
关于人之长寿的生理特点和外貌特征，《灵柩·天年》的描述为：“黄帝曰：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夭寿，或卒死，或病久，愿闻其道。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黄帝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遂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若“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
十到四十岁的发育状况为：“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踈，荣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之后五脏功能按照五行相生顺序依次衰退的过程为：“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无，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灵枢·贼风》，该篇论述疾病发生，是内外两因所加，在既无感受外邪，又无怵惕思虑之伤的情况下，突然发病，必是故邪宿疾，因新感触发。这种“伏邪”概念的提出，为后世伏气温病奠定了理论基础（《素问·生气通天论》谓“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认识此概念，对于养生防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曰：“黄帝曰：夫子言贼风邪气之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离屏蔽，不出空穴之中，卒然病者，非必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歧伯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其有热则汗出，汗出则受风，虽不遇贼风邪气，必有因加而发焉。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正是因为这种伏邪与血气搏结的变化是潜在的，所来微细，视听难知，似鬼神作祟，故巫医在掌握了一些五行生克知识并了解到病人病因的基础上，利用“祝由”方法来转移情欲，安慰精神，使内在血气协调，也可达到治疗的目的。
《灵枢·百病始生》认为养生防病，一是提高正气，加强自身的防御机制；二是避免病邪侵袭。故本篇特别强调“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两虚相得”，反映的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于天时”，反映了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既是阴阳理论之总纲，也是本于阴阳治疗观的指导思想。
“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素问·调经论》），是《内经》最早的病因分类。“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为病机总纲。基于对病因和病机的认识，在治疗上，提出了“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基本治疗原则。
阴阳偏盛，是指“邪气盛则实”的病理变化，包括“阳盛则热”之实热证和“阴盛则寒”之实寒证。前者反映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阳气偏亢、脏腑机能亢进、邪热过盛的病理变化；后者反映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阴气偏盛、机能障碍或减退、阴寒过盛以及病理性代谢产物积聚的病理变化。
“盛则泻之。”（《灵枢·经脉》）阴盛者，“寒者热之”（《素问·至真要大论》）；阳盛者，“热者寒之”（《素问·至真要大论》）。
阴阳偏衰，是指“精气夺则虚”的病理变化，包括“阴虚则热”之虚热证和“阳虚则寒”之虚寒证。前者反映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阳气虚损、失于温煦、机能减退或衰弱的病理变化；后者反映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机体精、血、津液等物质亏耗，以及阴不制阳导致阳相对亢盛、机能虚性亢奋的病理变化。
“虚则补之。”（《灵枢·经脉》）阴虚者，“阳病治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者，“阴病治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黄帝与岐伯通过对话方式进行的病例讨论，即针对阴阳偏衰而提出的。“帝曰：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岐伯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帝曰：善。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气，是以反也。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不治五味属也。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
意即用苦寒药治疗热证，而热不退，反见加重，这不是有余的实热证，而是阴虚所致之虚热证，故治疗当以滋阴。同样若用辛热药治疗寒证，而寒不祛，反见加重，这也不是有余之实寒证，而是阳虚所致之虚寒证，故治疗当以助阳。
王冰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也。夫粗工偏浅，学未精深，以热攻寒，以寒疗热，治热未已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热病更起，热起而中寒尚在，寒生而外热不除，欲攻寒则惧热不前，欲疗热则思寒又止，进退交战，危亟已臻，岂知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哉。取心者不必齐以热，取肾者不必齐以寒，但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观斯之故，或治热以热，治寒以寒，万举万全，孰知其意，思方智极，理尽辞穷，呜乎！人之死者，岂谓命，不谓方士愚昧而杀之耶？”
张介宾注：“诸寒之而热者，谓以苦寒治热而热反增，非火之有余，乃真阴之不足也。阴不足则阳有余而为热，故当取之于阴，谓不宜治火也，只补阴以配其阳，则阴气复而热自退矣。热之而寒者，谓以辛热治寒而寒反甚，非寒之有余，乃真阳之不足也。阳不足则阴有余而为寒，故当取之于阳，谓不宜攻寒也，但补水中之火，则阳气复而寒自消也。”（《类经·十二卷·论治类》）
针对阴阳偏衰的治疗，张介宾还进一步发挥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张介宾《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引》）
《内经》中根于阴阳的治疗观念还具体体现在针刺、药食等方面。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
用温远温，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寒远寒，食宜同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
五味阴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