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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苏格拉底（Socrates）生于公元前470年前后，死于公元前399年。作为哲学家，他活跃在我们称为人类中心论的时期（公元前450—前400）。他与智者派生活在同一时代。是首位雅典哲学家，并在雅典度过一生。他不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是石匠，母亲是接生婆。他有一个妻子（珊提珀[Xantippe]）和三个孩子。通过柏拉图《对话录》，苏格拉底成为对西方精神产生最重大影响和鼓舞的人物之一。他的道德力量、正义、简朴的生活、机智、直言不讳和幽默都使他与众不同。但尽管有这些品质，雅典公民仍对他在街上和集市上的提问感到不悦。与智者派一样，苏格拉底也被指控腐蚀青年和危害社会，最后还被判服毒自杀。他本人并无著作留下；我们对他“学说”（要是他确实有的话）的了解来自其他人写他的著作：主要来自柏拉图的对话录。这样就很难确切知道苏格拉底的真实思想，也很难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区分开。为此，我们将结合柏拉图的学说来解释苏格拉底的哲学。
与智者派一样，苏格拉底感兴趣的主要不是自然哲学，而是认识论——借助对话澄清概念（下定义）——和伦理-政治问题。在伦理-政治问题上，苏格拉底把驳斥智者派的怀疑论作为自己的任务：他承认有普遍的善和正当的价值规范存在。我们也许可以把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概括为：美德和知识的统一。一个确切知道什么是善的人也会去行善。同时他也就获得了幸福。
希腊语中表示“美德”的词是 arete （卓越），这主要不是一种狭义的、道德意义的美德，即不去作恶。相反， arete 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中实现他的真正潜能。因此是积极美德，而非消极美德。 arete 的根本含义，与英语中的virtue（美德）一词相似，与优秀的观念有关，这种优秀无论是指道德的优秀还是指一个人尽可能好地履行被赋予的职能或角色的优秀。拥有 arete 的人会以恰当的方式实现他/她的职能。教师的优秀体现在教得好，铁匠的优秀体现在能制作出好的工具。而人的美德在于能尽其所能，即实现人之为人的真正潜能。
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即知识（希腊语：
episteme
）。但他对知识的理解相当复杂，既包括对人自身的知识，也包括对人所处情境的知识。但是，苏格拉底的特点在于，他不是通过经验，而主要是通过概念的分析和澄清一些关于人自身和社会的已有的模糊概念，如正义、勇敢、美德和好的生活等来获取此类知识。但光有知识还不够。美德还在于行为正当。它包含了对目的或价值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无法通过经验科学或形式科学获得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洞见善（希腊语：
to agathon
），洞见规范和价值，或是获得规范性的洞见。但即使这样仍不够。知识还必须是关于人的知识；必须洞见到真正的自己，而不是他/她口头所说的那样。
由此我们把知识分为三类：
1.有关是什么的事实知识
2.对应当是什么的规范性洞见
3.对真正自我的洞见
这一粗略的三分法需要做某种限定：因为苏格拉底既然把知识看作是通过概念澄清来认识自己——通过澄清和纠正既有的成见，来认识作为人类一员和社会成员的自己，那么上面列出的三类知识就将被全部包含在这个认识中。但如果坚持上述分类，那我们可以说第二类知识是苏格拉底用来回应智者派的：他认为普遍的善是存在的！而且我们能洞见它。在苏格拉底看来，通过对话，通过诸如正义、勇敢、德性、真理、现实等概念的分析，我们能洞见到确定不变的事物。借助概念分析，我们能获得有关情境和应当做什么的真理。这一方法，同时适用于对真实事态的知识和对价值目标的洞见，洞见到什么是正当和善，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苏格拉底的意思是否说的是，我们仅仅依靠理性和澄清概念，就能完全洞见善（美德）。他有时还提到朝他说话的内心的声音。他称之为 daimon （神灵）。这是希腊语中对一个干预自然和人类生活的非人格化神的称呼。这似乎表明，苏格拉底最终想将伦理学不仅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而且建立在人可以通过直觉洞见而分享的神灵意象的基础上。或许苏格拉底从来只是说他听从的是良知。但为什么良知之音能使他达到普遍道德呢，这仍是个有趣的问题。
即使苏格拉底得不出一个确定的哲学答案，但他仍在努力寻求答案，仍在赋予道德一个特定的认识论基础：为了行善，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善。在苏格拉底看来，善是个普遍性概念。行善要求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普遍的伦理概念所代表的含义。因此，对诸如善、幸福、美德等这些普遍概念进行概念分析，对道德行为来说是很重要的。评价一个具体行为，是以这些普遍的伦理概念为根据。这些概念的普遍性必须既能确保对普遍事物而不只是对偶然特殊事物的真知，又能确保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客观道德。
苏格拉底向人们提问并试图使他们考虑自身情境和反思指导他们言行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想“唤醒”人们。这一做法与第三类知识有关：如同精神病医生一样，苏格拉底不想人们只是重复那些他们听到的却不经消化的东西。在苏格拉底的富有挑战性的助产术的引导下，谈话的目的是让被问者形成属于自己的个人知识。我们将看到，后来的存在主义者（如克尔恺郭尔）也试图这样做。 [1]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通过谈话，个人能亲身意识到论题的本质。通过亲身认识到一个观点的真理，个人也就得到了属于他/她自己的观点。这儿，我们遇到了苏格拉底对智者派的一个主要批评。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地参与讨论，并利用争论去说服他人。在讨论中，每个人都应该试图对论题本身有更多的了解。每个人的观点要符合他在任何时候都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由此，苏格拉底区分了好的和坏的两种确信，区分了建立在对结论的支持理由理解基础上的信服和对理由缺乏理解情况下的被说服。可以说这种区分也正是通过修辞术获得的说服和通过理性获得的信服之间的区分。
就说服而言，我们有的只是缺乏洞见的信仰或拙劣地建立起来的试图去说服别人接受的意见（希腊语：
doxa
）。用的手段是说服术：即消极意义上的修辞学。我们试图找到最好的技巧去说服对手，而不讨论论题的正确性。宣传就是个明显例子：我们通过说服他人接受特定观点来得到权力。而就信服而言，我们进行公开争论，争论的目的是为了增长知识（希腊语：
episteme
）。在对话中，所有参与者都互相合作，尽可能使讨论的主题变明晰。目的是尽可能好地呈现和说明主题。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平等的，共同去追求真知。我们不是用强迫或欺骗的方法去说服弱者或头脑简单的人；相反，共同努力使双方互相确信，目的在于双方都获得更好的洞见。这种对话促进了双方认识的提高。
但苏格拉底本人仅仅是个对话者，使人信服者吗？有人会说，苏格拉底也利用修辞术——也试图通过言语和论证的技巧去“说服”他人。
在参与者缺乏理性和不平等的情况下——讨论者的智力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或在声望和物质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要进行自由讨论是非常困难的。无疑，论证常常是这种样子的。在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是去创造自由和理性讨论所需的各种条件。激怒、突如其来的震惊和修辞性的说服都能起到一些作用。就像交流中断或无法完全建立的时候，精神治疗师会用一些神经性的药物或其他方法诱导病人进行自愿交流一样，在对话中，我们也可设想利用“说服”手段产生一个理性“信服”的情境。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是用说服和其他操作方法达到一个自由和理性的情境，一种是用这些方法去压迫和控制他人。假如说在古代雅典交往同样无法建立，而苏格拉底却要用说服法去建立恰当交往的条件，那么他遇到如此强烈地反对就不足为奇了。
那些把苏格拉底的交谈解释为冗言或累赘的人，也将会认识到，苏格拉底发现，对自由和理性讨论来说，情境常常过于含糊。结果他用对话形式和修辞方法，试图建立一个共同的参照系，在这个基础上，参与者之间最终能够形成自由、辩证的思想过程。事实上，柏拉图通过场景描述来写对话录，而不直接断言的写作方式，也显示了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为了让双方甚至更多人能对论题进行恰当的交流，人们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参照系，使他们尽可能清楚地把握论题的具体内容。在平常的散文中，无法确定读者是否能理解作者的参照系。也许对话的形式更容易为读者和作者创造一个共同的参照系的基础。这意味着对话比注释和独白更可取。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自己没写任何东西，却经常与人进行交谈。据说柏拉图也认为写说明性的散文是靠不住的。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第一个命题，即在某种意义上，美德即知识，并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这个命题也说明了第二个命题：正当的知识必然导致正当的行为。
如果我们讨论的知识是我们所要“担保”的，那么这个命题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你洞见到正当，那你就是正义的人。因此，根据定义，一个知道善的人不同时去行善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起初洞见善，并获得对情境的正确认识和对善的正确洞见，那么从逻辑上讲，你必然会行善。或者更确切地说：行善证明了你自己确实获得真知。但第三个命题：正当行为必然导致幸福，却仍令人困惑。苏格拉底是正义的人，行正义的事，结果却被判了死刑，这能说是幸福吗？因而这清楚地表明，苏格拉底所用的幸福（希腊语：
eudaimonia
）一词包含了比欲望更多的东西。肉体的折磨和死亡不能阻碍苏格拉底获得幸福。对苏格拉底来说，幸福接近于心灵平静，良知和自尊。幸福与人的完善和特性有关。一个人作为人而优秀，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优秀，那才是幸福。因此，幸福、人格完整与德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幸福与德性和对善和善行的洞见相连一样。其他发生的任何事都与幸福的程度无关。在这里，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使我们想起了斯多葛学派。
柏拉图对话把苏格拉底表现为一个好奇的哲学家：他在交谈中试图发展我们提问的能力。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容易犯错的，而且我们对很多事都不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认识自己的无知。在以后的体系中，这种洞见被称为 docta ignorantia ，有学问的无知（参照奥古斯丁和库萨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1401—1464]）。从这个意义说，当我们“自知自己无知”时，我们就更容易接受他人可能有的更新更好的回答。通过他的哲学对话，苏格拉底不仅成为寻找普遍有效性回答的先驱，而且也开启了一种哲学观，一种把哲学看作是承认我们可错性的自我批评和开放性对话的看法。
1.智者派把古希腊哲学带入了一个新时期。请描述在这个时期所产生的哲学问题，以及智者派的成员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2.智者派经常被认为是认识论和伦理-政治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者。如何理解这句话？
3.普罗泰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请给出对这个命题的几种解释。
4.苏格拉底寻找何种方法来达到对善的洞见？他如何看待善的洞见、善行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从哪些方面可以批评这个观点，而柏拉图的理念论为什么被看作是追随了苏格拉底承认普遍有效道德存在的信条？
Gorgias ，translated by B.Jowett，Oxford，1892.
The Symposium ，translated by B.Jowett，Oxford，1892.
Jaeger，W.， 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New York，1965.
Kerferd，G.B.， The Sophistic Movement ，London，1981.
Zauker，Paul， The Mask of Socrates：The Imag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Antiquity ，translated by Alan Shapiro，Berkeley，1995.
[1]
参照第十八章。这个“一个人身上体现的个人知识”的观点，对教学法很重要。教师必须考虑教授的内容。而对于文学或哲学而言，学习这些学科的目的不仅是学习著作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去洞察不同著作所呈现的生活和世界观。因此有两种极端的教学法就不适用于这些学科：
1.权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把学生看作由教师塑造的黏土。教师捏得越紧，塑造出来的学生越好！但这种方法既不能提供学生可以亲身体会的知识，也无法提供反思的视角。
2.自由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把学生看作一棵树——教师给它浇水和营养，但不干涉它的成长。然而人靠自身无法让2000年的文化传统“生长”进他们体内。
3.剩下的就是苏格拉底的教学法了：对话，进行共同的哲学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和教师都进行着学习，其办法是“通过讨论而探索”，探索到关于一个问题的更深的洞见。讨论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这样就能获得一个学生能够亲身体会的反思性的洞见。这一洞见不是“敲打”或“设计”出来的。它也不会自动产生出来。洞见是通过关于一个问题的对话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