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有些从未读过本书的人错误地以为我在说日本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或将变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那不是我的本意。读过我书的人知道，我说“日本第一”，意指日本的社会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成功，所以日本堪称第一。举例来说，日本有着世界上最低的犯罪率以及最高的人寿比例。作为一个大国，日本还有世界最好的教育水平。

当本书于一九七九年出版时，我能看到日本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在许多方面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竞争者挑战美国。在一九七九年，很多美国人认为我夸大了日本的成功。然而在进入一九八○年代后，大家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感到担忧，本书在美国于是引起人们兴趣，但只有少数人在日本的成功中开始觉醒。

我相信民族间的竞争就如同国家间竞争一样，只要竞争者致力于把事情做好就可能导致健康的结果。当我写作本书时，我认为美国有很多地方可向日本学习，所以我把此书副标题取为“对美国的启示”。在那个时代，多数美国人认为本国什么都比日本做得更好。作为长期在日本观察过它发展的人来说，我相信日本倒有许多值得美国学习之处。

在我童年时，我有一位老师向我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的故事。老师说：“这个人是那么聪明，他可以向任何他人学习。”现在，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感到，从规模上讲，中国经济已超日本，所以中国也就不再还有什么要向日本学习的了，一些美国人也这么看。但我相信我的老师是对的，每个国家都能从其他许多国家学到许多东西。我相信邓小平绝对正确：他呼吁中国不要跟随任何一种模式，而应研究整个世界发展，考虑中国可以尝试哪些，之后进行实验并改造那些对中国国情最为适用者。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最为发达。尽管如此，美国仍有许多方面能向他国学习。譬如，我们能向中国学习如何在高铁领域取得快速进步。日本向其他国家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它还发展了许多独特的解决方案，成绩尤其显著。

我的这本书在一九七九年发表后不久，我们美国人确实从日本受教，学到了如何改善质量控制。一九八○年代，在本书发表后，美国非常担心来自日本的经济竞争。我则认为，美国对于日本成功的健康应对，应是懂得日本的那些成功之道以及向其取经。我感到本书曾对美国产生相当影响，因为更多的美国企业因此研究了日本公司取得高质量的途径。此书在美国也促进了大家关于美国孩子为什么在国际成绩测试中不能取得更高分数的讨论。当日本公司在美国建立了制造厂的时候，许多美国经理与工人既因日本质量控制与效率的成功而感到印象深刻，他们也学到了日本人所发展的工厂管理方式。

我原先是为西方人写这本书，而不是为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的人们。许多在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读者把这本书当作一种思想的来源来读，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一些关于推进现代化的东西。本书已被译成韩文、中文、马来语和其他语言。那些国家的读者从本书中获得的信息，不是实现现代化仅仅就是关于技术，而是发展能够增进现代化的宽广的社会系统。

在一九八○年代，本书仍然受到欢迎。但在一九八九年日本的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各国许多人士感到日本不再是一个有用的榜样。确实，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变慢，股市也不给力。但在事实上，普通日本人还是享受了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国家领导们也发现社会制度运转良好。当日本公司高管面临销售下降时，即使公司亏本，他们出于照顾那些忠诚员工的责任也不愿将其解雇，这样股价就会下跌。对公司利润而言，不解雇员工并非好办法，但对凝聚社会、对促进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却是好消息。

本书中我所描述的日本诸多强项，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于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迄今仍能给它们提供启迪。我曾听说当这本书出版之时，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读者希望通过读这本书从日本获得借鉴，以帮助他们自己的现代化。我希望在三十五年后通过再印此书，仍能激励人们思考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国家能做什么。

目前，日本仍在一些领域表现出色，值得学习。日本人民收入相对均衡，只有较少的极端富裕或贫穷。日本非常富裕的人群不多，绝大多数家庭有着中产阶级的收入。日本腐败程度低，产品质量高端。日本医疗保健十分普及，而且价格合理。日本犯罪率极低，民众客气有礼。日本污染水平较低，城市干净。早在一九六四年，日本就已发展新干线快速铁路，迄今没有出过导致死亡的任何事故。由于社会有序，日本年轻人愿意在日本生活。日本人民具有诚信，接受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

同本书三十五年前首次出版时比较，今日日本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本书那时所讲述的日本做得很好的那些精华今天依旧还在，本书所讲述的日本之成功仍然提供了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

作为自认为既是中国朋友也是日本朋友的一个人，我希望这两个国家能扩大他们的和平互动。这两个国家和平共处，日本和中国人民密切交往，有利于双方利益。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够找到改善彼此关系的方法。然而，本书不是关于对外关系的，而是用来描写关于日本取得非常成功的一些重要特点。

二○一五年四月

初版序言

我在一九五八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最初选定的研究题目是家庭关系与心理卫生，希望通过国际比较，搞出一个概论。我选定日本为研究对象，并非自以为是日本专家。其实，我对日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在现代国家之中，日本别具一格，为了验证有关现代社会的学说，日本是一个最能发人深思的国家。倘要就日本的家庭和心理卫生问题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我认为先决条件是在生活上同日本人打成一片。于是我和妻子在日本人中间住了两年，完全不同其他外国人来往，边学日语边研究，一头栽进日本生活方式的怀抱里去。其结果，日本这个国家使我大感兴趣，超出我要搞的社会学概论范围。在这段期间，我从事一项专题研究，写了《日本新中产阶级》。在这本书中，我力求从内部深挖日本的家庭生活，而将概论让给其他研究人员去做。有几个日本家庭成了我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我同他们仍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从初次着手研究以来，已历二十年，我对日本社会的好奇心，泉涌不息，从未枯竭。我每年都到日本访问，同朋友们畅叙旧谊，并涉猎其他研究报告。我在哈佛大学教授关于日本社会的课程，每讲一课，总要反复思考自己对日本的看法。日本那些令人惊奇、发人深思、隐而不露的部分，此去彼来，不断出现，而且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犹如发掘一个无尽的黄金宝藏一样。

这些年来，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于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能无动于衷。这就是，人民愈加不信任政府，犯罪，城市问题，失业，通货膨胀，国家的财政赤字，等等。一九六○年，当我首次访日归来时，我仍未怀疑美国社会和制度总体上的优越性。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比日本先进。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创造发明，日本望尘莫及。至于天然资源和人口，美国更是丰富得多了。然而十五年之后，当我一九七五年离日回国时，和我的日本朋友们一样，我开始产生了疑问：美国究竟是怎么搞的？

就是在这段期间，我所研究的这个国家，惊人地飞跃发展起来了。当然，目前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并不占世界第一位，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不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是，只要仔细观察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日本是名列第一。

日本近年来的成就，使我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我想来想去，终于认为，日本确实具有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我已经不能满足于把日本当作一个猎奇的对象了，我想就具体问题去探索和理解日本的成功。

首先，我曾想去研究日本人引以为美德的特性，例如勤劳、耐心、克己、同情别人等。可是，经过深入探究日本人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和官僚制度等类结构后，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我于是用了几年工夫来研究日本成功的原因，并写成了这本书。

我总是觉得奇怪，美国人为什么从不大张旗鼓地介绍日本成功的全貌呢？熟悉日本的美国商人、政府官员、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差不多早就敏锐地看到这件事。不过，总的说来，答案倒是很简单的。原来，日本人一般都是秉性自谦，往往低估自己的成就。有些日本人，可能为了巩固国内的团结，或者为了转移外来的压力，时常有意强调日本将来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人常以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自豪，总想自己是世界第一，很难老老实实地承认东方在实际问题上有什么可学之处。但是，我相信，对于日本的一系列成就，应当认真对待，对于由此而出现的许多问题，应当周密研究，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这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从美国的传统思想来看，我在本书中的论述，乃是离经叛道，将会受到许多指责。人们会说：你是戴了玫瑰色的眼镜在看日本；你光看日本美满和谐的一面，而不看矛盾冲突的另一面；你只是调查了日本的特权阶级，而不接触贫苦的老百姓；你是埋头观察那里的功利，却把民主置诸脑后；你低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很难向另一个性质不同的文明社会学到什么的；而且，还会有人批评我是对美国失掉了信心。可是，本书的读者当能感到，我并没有故意隐瞒日本搞得不好的方面，本书的目的并不是面面俱到地描绘日本社会结构及其个体的形成。本书的目的在于从日本各种制度之中，选择对美国有所裨益的几个良好的侧面，加以分析和论述。本书也将提到，日本还有不少制度，美国是决不想去仿效的。应当指出，日本的成功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一点有研究的必要。日本绝不是乌托邦。世界上现代国家还解决不了的种种问题，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存在的。这本书没有把日本当作一个实际上矛盾重重的国家来描写，可能有时使人感到是在塑造样板。这并不是想把日本化为理想，而是想要强调这个样板的重要部分，从中美国也许可以采而用之。日本各种制度的好处，有许多是从日本独具一格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与美国风马牛不相及，不是简简单单地就可以学到手的。然而，如果考虑到过去日本为了以西欧为借鉴，如何从体制上进行了变革，而且到头来搞成功了，那么，我们不是也可以很好地向人家日本学习吗？因此，本书首先是出于对美国满怀信心之作。因为我深信，美国人遇到困难时，从不退却，对于过去的缺陷，也不会因为那是“美国方式”而供奉起来，把它无休止地传宗接代下去。如果必要的话，即使同自己的传统知识背道而驰，或者即使尚未拜这些国家的人们为师，美国人也将善于向他们领受教诲。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以下人士指教，谨此致谢。沃尔特·L·埃姆斯、汉斯·贝尔沃德、大卫·贝利、约翰·C·坎贝尔、罗伯特·E·科尔、艾伯特·M·克雷格、威廉·K·肯明斯、理查德·戴克、格伦·S·福岛、威廉·L·古文斯、南森·格雷泽、安德鲁·D·戈登、卡尔·格林、托马斯·豪特、夏洛特·艾克尔斯、罗伯特·伊梅尔曼、艾伦·耶林、尤金·J·卡普兰、苅田吉夫、唐纳德·克莱因、托马斯·里弗森、乔治·洛奇、大卫·麦凯克伦、加里·马克斯、泰瑞·E·麦克杜格尔、迈克尔·麦克马伦、詹姆斯·W·莫利、理查德·诺-施塔特、石黑糠沢、丹尼尔·I·奥奇马特、T·J·潘佩尔、大卫·普拉斯、李·雷恩沃特、马丁·雷恩、赖世和、大卫·里斯曼、托马斯·罗伦、盐田长秀、帕特丽夏·斯泰因霍夫、末次胜彦、武见敬三、雷·弗农、大卫·沃格尔、约翰·惠勒。本人尤为感谢乔治·C·洛奇在美国商贸方面与我的启发性讨论，并感谢原学、船桥洋一、苏珊娜·H·沃格尔、尼科尔·赛利格曼和安娜·罗索在该研究中参与合作。我在此特别致谢无数提供了帮助的日本朋友们，特别是大内勉、佐藤三郎和宫泽洋三人，并且感谢艾达·唐纳德与苏珊·华莱士在编辑方面提供的建议与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