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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夏天，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狄西雷斯
当时在国王学院任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特峰（Rothorn）顶上去。虽然在空荡荡的高空我有点胆怯，但是，这个时候可不能做胆小鬼。我先由向导带路，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使身体适应一下，然后就乘邮车到齐纳尔（Zinal）去。在这两小时的旅途中，汽车行驶在悬崖峭壁的蜿蜒窄路上。一路上，我希望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后来，我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同三一学院一位蓄长胡子的学监聊天，这位学监在战争期间待在印度。
因为狄西雷斯久未训练，我们决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步行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位于由上加伯尔山（Obergabelhorn）倾泻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次日，我们就横越这条冰川。我们走了几分钟后，来到一个已经看不见旅馆的去处，迎面碰到一群人走下山来。在这群爬山者中间，我立刻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西兹（W. 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国王学院
和威尔金斯一起研究DNA纤维的光学性质。西兹也很快认出了我，他走路慢了下来，似乎想放下他的背包和我聊聊。可是，他只说了声：“诚实的吉姆
怎么样了？”就匆匆忙忙加快脚步下山去了。
后来，我吃力地爬着山坡，早先我们在伦敦会面的情景一幕一幕在我的脑海中萦回。那时，DNA仍然是一个谜，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显显身手，但如果这真像我们暗自预料的那样激动人心的话，究竟鹿死谁手，以及优胜者对这项荣誉是否当之无愧，都还很难说。现在竞赛已经结束，作为胜利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不简单，而且肯定和报界的报道不一样。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威尔金斯、富兰克林
、鲍林
、克里克和我。因为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将从他开始写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