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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仅以个人的见解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来龙去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尽量抓住战后初期英国的气氛，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将说明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很少像门外汉想象的那样，完全按照直截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为此，我试图在书中再现我对当时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是对自发现DNA结构以来我所知道的一切做出评价。后者或许更为客观，但无法真实地反映一种冒险精神，这种精神的特征体现为年轻人的自以为是，并且认为真理一旦发现就应该是白璧无瑕、尽善尽美。书中的一些评论似乎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公正的。但是，人们对于某种新生事物缺乏全面了解就匆匆地评头论足，这种做法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管怎样，本书叙述的是1951—1953年间我观察事物的思路，还有其他一些当事人和他们的想法，以及我本人的情况。
诚然，书中涉及的人谈起往事肯定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我们的回忆绝不会完全一样。再者，在许多情况下，对于同一桩事的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缜密地写出一部发现DNA结构的历史，似乎我们都无能为力。不过，我感到有必要介绍一下双螺旋结构是怎样发现的，因为科学界的朋友对此颇感兴趣。对我们来说，这本书叙述的内容即使挂一漏万，也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很多人对于怎样“进行”科学研究这一点相当生疏。我当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科学研究方式之繁多，济济然如世间人群。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强烈事业心和公平精神并存对峙而变得复杂的科学界里，DNA结构的发现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之际，我就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因此，我对与这一工作有关的许多事件的记忆比对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那时，我每个星期给父母亲写一封信。我写此书时充分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为核对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帮了大忙。许多朋友提出的宝贵意见也同样重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的某些不完整叙述做了详细的补充。毋庸置疑，对某些事件我和其他人的回忆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我个人对一些事情的回忆。
本书的前几章是在圣捷尔吉（A. Szent-Györgyi）、惠勒（J. A. Wheeler）和凯恩斯（J.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和面对窗外大海的书桌。后几章的写成得益于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它使我能够短期重返英国剑桥，并受到英王学院院长和学者的热情款待。
我尽可能将当时拍的照片收入书中。我特别要向赠寄快照的古特弗罗因德（H. Gutfreund）、鲍林（P. Pauling）、赫胥黎（H. Huxley）和斯滕特（G. Stent）表示谢意。在本书编审过程中，奥尔德里奇（L. Aldrich）及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意见，不愧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优秀学生。莱博维茨（J. Lebowitz）在文字上帮助我订正，并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建议，对此，我深表感谢。最后，我要向威尔逊（T. Wilson）致以谢意。从第一稿起，他就不断地给我很多帮助，要是没有他那智慧、热情和明确的指点，这本书以我所想象的这样好的形式问世是不可能的。
沃森
1967年11月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