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布喇格爵士
本书记述的是阐明基本遗传物质DNA结构的故事,其笔法在各方面都是独特的。沃森约我写前言,对此我深感荣幸。
首先,此书在科学价值上引起人们的关注。克里克 和沃森发现了DNA的结构,这一发现及其以后在生物学方面引起的影响,乃是20世纪科学界重大的事件之一。受其鼓舞开展的科研项目,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这项成果促使生物化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而生物化学本身就是一门使科学改观的学科。我和其他人一直在敦促作者撰写他的回忆录,因为很多事情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们知道这些事件对于撰写科学史又是何等重要!书写成以后,其内容大大超出了预料。尤其是后面几节,简直就是一部结构严谨、情节动人的剧本。它把新概念的诞生描绘得栩栩如生,把许多扣人心弦的情节逐步推向全剧的高潮。我不知是否还有别的著作能够使读者如此休戚相关地与研究者一道分担他的疑虑、分享他的奋斗和最后胜利的喜悦。
同时,书中记述的故事又深刻说明了研究工作者可能陷入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他知道有个同行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工作了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因为知道成功就在眼前,这些资料并未公开发表。他看到过这些资料,并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想象中的一种新研究方法,或者说仅仅一种新观点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提出同对方合作,可能会被认为是想捞一点外快。他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干吗?很难判断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究竟真的是一个人独出心裁想出来的,还是在同别人交谈中不知不觉吸收来的。鉴于这种困难,在科学家中间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大家不去侵犯同行在某个研究领域中的选定课题。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当竞争不止来自一个方面的时候,就不能再踌躇不前了。在解决DNA结构的过程中,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由于考虑到伦敦国王学院(KCL)的威尔金斯 长期耐心的研究,以及剑桥的克里克和沃森最后出色地并很快地解决了DNA的结构问题,1962年在颁发诺贝尔奖时,才使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皆大欢喜。
最后,本书不仅讲了科学,也讲了人。从故事中可以看到,欧洲特别是英国给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留下的印象。作者善于用佩皮斯 式的坦率笔法进行写作。书中涉及的人们应该以一种谅解的精神阅读此书。请记住,他的这本个人记述并不是一部历史,而仅仅是对历史有点贡献的一种自传式作品。这部历史总有一天要写出来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此书乃是印象记录,并非历史事件纪实。事实上,很多事情比他那时看到的要复杂,而当事者的动机比他想象的要单纯得多。但是,必须承认作者对人类弱点的直觉洞察力确实入木三分。
作者曾将手稿给我们几个书中涉及的人阅读。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我们都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但以鄙人拙见,此书不宜修改太多。因为以生动活泼和坦诚直爽的笔调记录下来作者当时的印象是此书趣味盎然的根本特色。
在本书中,我仅以个人的见解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来龙去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尽量抓住战后初期英国的气氛,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将说明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很少像门外汉想象的那样,完全按照直截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为此,我试图在书中再现我对当时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是对自发现DNA结构以来我所知道的一切做出评价。后者或许更为客观,但无法真实地反映一种冒险精神,这种精神的特征体现为年轻人的自以为是,并且认为真理一旦发现就应该是白璧无瑕、尽善尽美。书中的一些评论似乎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公正的。但是,人们对于某种新生事物缺乏全面了解就匆匆地评头论足,这种做法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管怎样,本书叙述的是1951—1953年间我观察事物的思路,还有其他一些当事人和他们的想法,以及我本人的情况。
诚然,书中涉及的人谈起往事肯定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我们的回忆绝不会完全一样。再者,在许多情况下,对于同一桩事的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缜密地写出一部发现DNA结构的历史,似乎我们都无能为力。不过,我感到有必要介绍一下双螺旋结构是怎样发现的,因为科学界的朋友对此颇感兴趣。对我们来说,这本书叙述的内容即使挂一漏万,也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很多人对于怎样“进行”科学研究这一点相当生疏。我当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科学研究方式之繁多,济济然如世间人群。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强烈事业心和公平精神并存对峙而变得复杂的科学界里,DNA结构的发现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之际,我就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因此,我对与这一工作有关的许多事件的记忆比对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那时,我每个星期给父母亲写一封信。我写此书时充分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为核对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帮了大忙。许多朋友提出的宝贵意见也同样重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的某些不完整叙述做了详细的补充。毋庸置疑,对某些事件我和其他人的回忆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我个人对一些事情的回忆。
本书的前几章是在圣捷尔吉(A. Szent-Györgyi)、惠勒(J. A. Wheeler)和凯恩斯(J.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和面对窗外大海的书桌。后几章的写成得益于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它使我能够短期重返英国剑桥,并受到英王学院院长和学者的热情款待。
我尽可能将当时拍的照片收入书中。我特别要向赠寄快照的古特弗罗因德(H. Gutfreund)、鲍林(P. Pauling)、赫胥黎(H. Huxley)和斯滕特(G. Stent)表示谢意。在本书编审过程中,奥尔德里奇(L. Aldrich)及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意见,不愧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优秀学生。莱博维茨(J. Lebowitz)在文字上帮助我订正,并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建议,对此,我深表感谢。最后,我要向威尔逊(T. Wilson)致以谢意。从第一稿起,他就不断地给我很多帮助,要是没有他那智慧、热情和明确的指点,这本书以我所想象的这样好的形式问世是不可能的。
沃森
1967年11月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