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难以相处的一对：人口与发展

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提到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能够步行穿越北非，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一路上总是行走在树荫下。这种情形当时已不存在：那片土地正在变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沙漠。希罗多德归纳道：“人类大踏步地走过风景秀美之地，而沙漠紧随其后。”在公元10世纪，一位萨曼王子确定了4个人间天堂：撒马尔罕地区、南波斯、南伊拉克及大马士革。今天任何一个参观过上述地方的人都不会称之为天堂。它们饱受战争之苦，但是战争只是其衰退的次要因素。

在整个历史上，人类对土地的开拓产生了这样一种进程：垦殖—破坏—继续前进。当乐天派撰写历史的时候，他们关注的仅仅是这三部曲的第一部，即北美的快速垦殖期间最为明显的令人向往的效果。1845年，一位现在姓名已无法考证的美国记者杜撰了一句永恒的短语：“在上帝赐予的这一大陆上实现命定的扩张。”“命定说”是一句我们喜爱的引人注意的词句。我们不欢迎把垦殖界定为破坏和抛弃的前奏的记者的话。

人类不停息地“继续前进”有赖于总有新的土地可供迁移。当然，乐观主义者是不容易被结果所吓倒的：直到1980年，一位乐天派轻松解释在这个各种可能中最好的世界上，一切是如何向着最好的方面发展：“每年沙漠吞没相当于马萨诸塞州大小的地区。所失去的大量土地是农田……然而，幸运的是，总有土地被替代或被耕种，以弥补损失的土地。”一位生态学家——他总是被“那又怎么样呢？”的问题所引导——会坚持要澄清以上引文：“总是”的意思是“永远”吗？如果是，它暗示着地球空间是没有极限的。在增长导向的经济中，生态学家不是最受欢迎的人这一点是不奇怪的。

无论何时，领土扩张终会结束，人类将被迫靠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为生。有限资源的分配问题将变成人类事务的中心。马尔萨斯作为经济学家发现人口增长加剧了这些问题是必然的。

马尔萨斯：走出革命，保守主义

在写作《人口原理》时，马尔萨斯的观点并非完全是他的原创——数十年后卡尔·马克思强调了这一事实。一些前辈已经清楚地阐述了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些重要部分，但是在他们的时代，公众的注意力被引向别处。

前言的第一句话表明马尔萨斯是如何开始写作该文的：“以下这篇文章源于同友人就戈德温的关于‘贪婪与慷慨’一文的谈话。”友人即是他的父亲。父亲—子女关系在政治上通常表现为保守—激进的关系。在这个家庭中，政见反了过来，父亲丹尼尔是卢梭的朋友与门徒。（事实上，在访问英格兰期间，这位法国哲学家是马尔萨斯家的客人。）年轻的马尔萨斯认为卢梭和他父亲对于人类未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钦佩法国的成就上，丹尼尔·马尔萨斯不比其他许多英国人更激进。他的信念是，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这场革命被看做是2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反抗英国殖民地的人类精神解放的续篇。通过将续发事件恰当地转变成趋势（它是“命运”的同父异母兄弟），一些政治权威人士怀疑，英国人会不会是命运的名单上下一个将被从根深蒂固的、外在权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民族。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华兹华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所带来的英国人对革命的幻想破灭的气氛，作了如下的回忆：

活在那个黎明是天赐的福，

但是年轻令人快乐至极！……

当理性看来使大众维护她的权利

当大多数人决心靠自己成功

一个青春妖妇……

法国革命爆发时，华兹华斯23岁。诗人柯尔律治21岁；随笔作家黑兹利特15岁。文人群体是法国大革命的英国支持者中的骨干。当恐怖取而代之的时候，骨干开始瓦解。

罗伯特·马尔萨斯继续走上了别人搭起的舞台，尤其是（如他的标题页告诉我们的那样）通过“对戈德温先生，M·孔多塞和其他作家的思考”。从文学常识看，马尔萨斯的文章是反革命的，但是反革命一词在这里不应被理解为是贬义的。通过同他父亲争论，32岁的罗伯特是如此干净利落地讽刺了英国人戈德温和法国人孔多塞的乌托邦，以至于兴奋的父亲竭力劝他发表他的评论，他这样做了。（他的父亲是否曾经改变过观点尚不清楚：他在两年后过世了。）

儿子的论证简而言之是：既然贫困使人们限制孩子的数量，那么根据假设，没有了各种苦难和忧虑的乌托邦将有违初衷。因为快乐的人们不受限制的生育将导致人口过剩，这样又会造成新的苦难。有了苦难才会达成均势——不是如戈德温和孔多塞设想的快乐。（马尔萨斯论证的详情见第11章。）

戈德温的著作

1793年，在人们对英吉利海峡另一侧正在发生的事件仍怀有巨大热情的时候，威廉·戈德温（37岁）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有关政治正义的质询》。该著作为知识界提供了一首对无政府状态的引人注目的赞歌。正如亚历山大·格雷所说，事件发生了将近两个世纪之后，“今天，我们难以理解受尊敬的阶级看戈德温的《政治正义》时所显示出来的惊骇”。然而，考虑收集在方框3-1中的判断，如果你自问“在这些理念中，我将用哪一条来教育我自己的孩子”的话，这些反感的某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从上下文中截取一段的做法也许会遭到反对，但这恰恰是一般读者从任何畅销书中摘取警句的方式。

也许对戈德温27万字的著作的最好总述是他的忠告“不顺从任何人”。戈德温的启示是不受富有者和掌权者欢迎的。

有人主张查禁此书；但书价是如此之高——3畿尼 ，因此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查禁。然而，尽管价格昂贵，它仍有广泛的读者群，并且不论是好是坏，其影响（通过衍生的作品）一直持续到当代。许多戈德温的主张依然被许多拒绝讨论人口的人所信奉。

如果一个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校园混乱的美国人看了方框3-1的主题，他可能有一种记忆错觉的感觉。戈德温竭力主张他的读者“既不要相信也不要给以”承诺、合作或感激。通过与先人批判法律、战争和合作，最近的幸存者对以前所谓“建立起的秩序”（在20世纪60年代它被称为“体制”或“系统”）表现出不屑。关于以尊重艰辛劳作为基础的社会，《有关政治正义的质询》没有发现任何值得称赞的东西。（听起来熟悉吗？）

戈德温其人

现在工作的重点是思想——它们的结构、互动、历史以及它们影响历史的力量。在大部分时候，个性被忽略了。但有时例外是有条有理的，这就是其中之一。与马尔萨斯持相反观点的两个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有趣的个人经历。与之相反，马尔萨斯自己的经历却是异乎寻常的单调。

威廉·戈德温是怎样一种人？也许有人会合理地猜想他所采取的极端立场是对他早期的家庭教师的反抗——的确是这样。他的父亲是那种最刻板的卡尔文教派的牧师。对于我们的俄狄浦斯似乎只有一条路是开放的，威廉走上了这条路。儿子反对卡尔文教派，认为所有罪恶源自内心的观点，宣布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是善的：人类的制度才是罪恶之源。戈德温说，我们应当废除制度。婚姻是一种制度，那么赶走它！当威廉遇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他发现了一个有着相似观点的人。在写作《妇女权利的辩护》的过程中，她与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未婚同居，并有了一个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戈德温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在我们这个世纪，在性解放的早期，一些年轻夫妇沉溺于“我们不结婚，但假装已经结婚”的游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玛丽和威廉发现自己为其观念所迫而玩了相反的游戏。当玛丽怀孕后，这对夫妇意识到，如果是私生子的话，他们的孩子将遭受真正的世俗伤害，因此他们结婚了。但是，由于两人都被认为因最根本的原因而反对婚姻，因此，如果被人知道已经结婚，他们几乎不能在公众——他们的公众——面前抬起头来；因此，他们尽可能长地保守其合法结合的秘密。他们的游戏是，“我们结婚，但假装生活在罪恶中。”（骄傲造成了自相矛盾的事。）

这无疑是一桩幸福的婚姻。也许是因为生物学的介入，这场婚姻没有持续太长。温柔的母亲染上了产褥热，在生产后两周去世了——一个在塞麦尔维斯和巴斯德之前极为普通的偶发事件。她死后，把小玛丽留给了戈德温。

鳏夫敏锐地感觉到他作为单身父亲的无能为力，但直到一位寡妇，克莱尔蒙特夫人采取主动，他才摆脱了困境。一天傍晚，他坐在小阳台上，一阵响亮而清晰的声音从隔壁的公寓里飘了过来：“我能见见不朽的戈德温吗？”威廉上钩了。对玛丽而言，发生在她6岁时的这第二次婚姻不是幸福的婚姻。一有能力，继女就离开了家——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她是如何做到的。

戈德温通过写作养家，与现在相比，这在当时不是一个收入较高的职业。他是一个不幸的管理员：钱一经他触摸就蒸发了。他不断地向一些英国最著名人士借债。当钱消失于戈德温的家中时，没有几个作家不是吻别着大把的畿尼的。即使是殷实的实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他是著名陶瓷厂的创业者的儿子，是年轻的查里斯·达尔文的亲舅舅）也“借给”戈德温大笔钱财。弗朗西斯·普莱斯，一位主张节制生育的先锋战士并且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估计戈德温在10年时间里，每年糊里糊涂地打发了1500镑，“尽管如此，在最后的4年或5年里，他没有付过每年200镑的房租。”戈德温不折不扣地忠实于他在《政治正义》中所表露的惊人思想。

关于戈德温家庭的描写，不提及玛丽和雪莱的私奔是不完整的。还记得吧，戈德温是反对婚姻制度的。但是，当青少年的玛丽，不快乐于她作为继女的地位，跟已婚的诗人雪莱跑了的时候，戈德温气疯了。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训斥这个年轻的富豪，只有在富有的诗人被迫付了大笔钱财之后才缓和了他的指责。

私奔后1年半，玛丽生了一个儿子，此后不到一年，雪莱的妻子自杀了。两个私奔者结了婚。当她写完《弗兰肯斯坦》时，我们再次听到了玛丽·雪莱这个名字。虽然高高在上的文人雅士们也许不同意，但是人们可以证明妻子最著名的小说具有比丈夫最受褒奖的诗作更持久的影响力。

至于玛丽的父亲，如一位维多利亚评论家所概括，他继续成为“最杰出的寄生虫”，举债度过了他漫长的一生。对于戈德温，不幸的是，马尔萨斯的著作发表后，他的影响下降了。大约20年后，他试图亲手消灭马尔萨斯，但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都不认为他会杀人。这位革命者的恰当的墓志铭也许是：

威廉·戈德温

1756—1836

《弗兰肯斯坦》作者的父亲

创造马尔萨斯的刺激物

孔多塞：终极中的勇气

孔多塞既是一名贵族又是一名学者。社会生活干扰和频繁要求会打断原创思想所要求的持续的努力，将这两种生活结合起来从来就是不容易的。然而，孔多塞设法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数学家。他渴望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但是他的家庭认为“ le titre et metier de savant ”（学者的头衔和职业）有损于贵族的尊严。最终他们发了慈悲，允许学院接纳孔多塞为院士。

在另一方面，孔多塞是高贵的丑小鸭：当革命逼近，他发现自己同情无产阶级。做革命的同情者可能比反对者更危险；1793年，巴黎律师皮埃尔·韦尼奥在被推上断头台之前说，“革命吞食了它自己的孩子。”当公正的孔多塞提出路易十六应当被投入监狱而不是被斩首时，他引起了他那嗜血成性的同胞的怀疑。意识到处境危险，他隐居了起来。

他的家庭必须受到照料。像许多贵族一样，他的婚姻是轻率的，但他越来越爱他的妻子，索菲。她现在被迫在一家妇女商店卖内衣。

在这个时候，孔多塞写道：“我将像苏格拉底和锡德尼那样死去。因为我已为国尽责。”那么，对他的女儿会发生什么呢？作为一名罪犯的后代，她将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离婚能使形势变得有利于孩子。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关于婚姻主题的新变化。有鉴于戈德温和他的情人是为了对孩子的爱而结婚，孔多塞和索菲离婚也是同样的原因。

然后是有保证的几个月的隐居和写作。躺在一位艺术家遗孀的朴素的房子的底层，他草就了一部著作，完成后经整理有68000字。这只有戈德温论文长度的四分之一。从1793年7月开始写作，孔多塞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以初稿形式）完成这部著作。接着，在1794年3月，听到雅各宾派热衷于打听他的行踪，他不想连累女房东，便离开了隐居之处，另找住处。传说他被认为是一个不习惯于照顾自己的人。在一家小餐馆吃便饭时，他要了一份煎蛋饼。“几个蛋？”店主问。“一打，”贵族数学家回答道，这反映出他对家务方面的数字不熟悉。他很快进了雷恩堡监狱。第二天他死了。他是否自愿服毒，或者是否被他人杀害不得而知：但这要紧吗？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一场革命吞食了它自己的孩子。

《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于作者死后的次年出版。英译本在同年出版。这是一部简洁的充满热情的著作。考虑到该书的写作环境，方框3-2中给出的结尾段落真称得上是崇高的。

进步的理念

要了解形成我们的无意识的现实图景的伟大理念并非易事。为了有助于描述无意识的意识，由物理学家转变为哲学家的托马斯·库恩把“范式”这一术语普及化了。这个意为“式样”的希腊语单词涉及比“理论”或“假设”更普遍且更少被关注的东西。它是否是最佳词语有待讨论，但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当我们追求这个目标，我们将被一个又一个的范式所引导。三个伟大的历史范式已经被识别并标注。这就是黄金时代、无尽的循环和进步的理念。

黄金时代范式假设了一个曾经有过但不会再有（或者只有在我们通过道德的行动向着它奋力向前之后才会出现）的奇妙世界。这一观念是伊甸园神话的体现。有些不同的是无尽循环范式，它认为历史的不间断重复不是持久的进步：变化愈大，就愈无所谓（ plus ça change，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

这两个范式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出现很久以后它们才被命名。两者必定是老人政府（一个由年长者统治的社会）的产物。对老人而言，自然会感到自过去的好时光以来一切都一揽子地见鬼去了；或者感到每次进步都有衰退跟随。这些结论是经验的合法产物，或者仅仅是说话者内分泌改变的副产品？哪里能够找到一个不受年龄制约的仲裁人做判断？

最后是进步的理念，它将空间概念形象地延伸到历史时代的领域。这个理念也有古老的根源，但直到18世纪，它才变得有影响。在那时，欧洲人口的年龄构成正变得有利于青年，技术变化率正在加速。在过去的200年里，进步的理念是西方社会的支配范式。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与人口动态理论密切相连。这个概念发展的经典描述于1932年由英国历史学家J·B·伯里在《进步理念》一书中给出。现在关于这个论题有大量文献。

当孔多塞的书出版时，进步的理念向人们的意识大步挺进。在某些方面，他的梦想与戈德温并非差异巨大：“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能被归纳为重要的三点：消灭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在一个又一个民族中平等的进步；最后，人类的真正完善。”

然而，孔多塞的论证较少强调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转变。他将人类历史分成10个时代，其中前9个已经完成，而第10个才刚开始。这个时代以有形之物的发明和发展为特征：弓和箭、畜牧业、农业工具、制造业等等。

孔多塞所倡导的进步有些前后矛盾。该书的书名涉及某种确实非物质的“人类精神”（机智），他大胆断言“自然并未对人类才能的完善设下任何限制”。但是他以物质的例子支持他的论证——例如，发明。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进步理念的重点从精神（孔多塞的重点）转向了更多的有形之物。现在当人们说“你不能阻止进步！”时，他们的意思通常是“你不能阻止物质进步”。我们不必踯躅于这一重点的转变：这个转变，一如其反映了消费者的心理，为所有从事物质产品销售的人创造了新的机会。从销售理念中榨取利润变得更加困难。

孔多塞是一个大乐观主义者。当人类接近完美时，将会出现人口和人均财富及收入的共同增长。但他质问，

必定不会出现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其财产增长的时期？它所必然导致的，如果不是繁荣和人口的持续下降，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衰退过程，至少是好与坏之间的一种摆动。并且，在达到这一点的社会里，这个摆动不会成为几乎所有周期性灾难的稳定源泉吗？它不会成为所有进一步的进步成为不可能的标志点吗，并且在人类完善的制约下，在一段很长的时期中，它将到达哪一点，哪一点它永远无法跨越？……

但是，假设这一时刻竟然到来，不论是对人类的幸福还是无止境的完善，都不会引起什么令人惊恐的事；如果我们假设在这一时刻之前，理性的进步将发展到科学和艺术同等的状态……那么人类将认识到，如果他们对尚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负有责任的话，就不能只给他们生存，还要有幸福。……然后，就会有生存的可能方式的限制，并且，其结果是对最大可能的人口的限制。这就不会导致已被赋予生命的人过早死亡，因为它与自然和社会繁荣大相径庭。

当我们熟悉了马尔萨斯的著作后，我们会看到他的结论客观上与孔多塞的没有很大差异。最明显的差异在于重点不同。不论孔多塞如何坦白地承认人口增长的危险，他总试图给他的讲话以乐观的“一转”。另一方面，马尔萨斯通常试图着重指出否定的一面。

孔多塞和他同时代的人比马尔萨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舆论氛围有更大的影响。乐观主义比悲观主义更富吸引力。在历史上，因果关系是一个微妙的概念，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进步的理念看来最有可能具有巨大的建设性的影响。确信没有极限，我们的鼓动者和激励者已经设法在明显的限制附近找寻出路。（关于是否有一些极限是真实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他们的成功并未回答。）

未来的进步怎么样？

我们对于（物质财富）损耗和物质消耗造成污染加剧的忧虑日益增加，使我们怀疑是否最终不能接近我们唯物论世界的“完美的极限”。虽然不确定，但目前的趋势清楚得足以使我们中的某些人对太过自夸的“进步”抱别的想法。

即使物质进步被扼杀，我们也不必放弃进一步改善整个生活状况的希望。如果我们恢复孔多塞最初的对人类精神的强调，这种精神可能真正支配着“无止境的完善”（虽然经常这样说，但是“无止境”与“无限”不是一回事），那么可能性的储备将大大增加。我们需要重建历史的进步理念的早期含义，呼吁关注非物质领域未充分开发的潜力。这是本书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朝着这个目的取得许多进展之前，我们需要粉碎有关人口增长的特征和结果的许多错觉，这些错觉都是在未经充分检验的进步理念的庇护下逐渐形成的。 Kf7C3GU/cPTpXJzdut/ftVPE/i2RqXyu3Wr+suFAkm4udc6/OhoOy6ULUfn/To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