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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向整个宇宙扩张，为什么要担心地球上有太多的人？早期欧洲通过将其过剩人口运往新大陆而解决了它的人口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这一进程？我们的太空计划已经指出了道路。”这种可能性时常在公众集会上提出，我们应当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只要还有逃向其他星球以回避人口过剩问题的一线希望，许多人就将拒绝通过努力以适应地球的极限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一位叫欧文·A·德布兰克的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强烈反对“一个时常挂在嘴边的看法，即节育是解决世界人口增长过快引发的问题的惟一方案”。为了在抑制人口增长之外另找出路，德布兰克说，我们应当欢迎人口增长并制定计划将过剩人口运往其他地方。这样我们能继续人类的千年传统，即在把老家弄得一团糟之后搬一个新家。
我们承认德布兰克的意图是好的。这符合他的价值体系：他是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家庭生活局局长。该组织致力于鼓励大家庭。他们公开宣传的东西主要针对罗马天主教徒。
一些天主教徒赞成太空移民，因为教会统治集团反对人工节育。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科学本身已经成为千百万人的某种宗教。技术的奇迹已经使许多人对一尊被称为“进步”的神不加批判地顶礼膜拜，而这位“神”有时又被等同于永不停息的增长。如果控制人口增长是不道德的，那就意味着只有向其他星球移民才能矫正地球上的人口过剩。这样，有神的和无神的宗教就能够在概念的交点相会。
1958年，NASA（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后4年，其国会监护人即科学和宇航委员会支持将太空移民作为“人口爆炸”问题最终解决办法的观点。受雇于NASA的技术人员无疑没有充分考虑德布兰克等人的建议，但是，如果一个机构在为其高薪职位的空间而战斗的时候，它的局长们完全不必急急忙忙地去纠正那些增加其预算规模的谈论。
适宜居住的行星有几个？这些星球对于我们这些地球人来说真的是可居住的吗？20世纪初，曾有人认为火星和金星是人类生活的可能之地。但NASA成立后不久发现，环绕太阳的其他行星都不适合我们这种生命生存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在金星表面的人将不得不在足以将铅融化的温度下生活，他呼吸的是二氧化碳含量为96%的空气，在相当于我们的洋面1/2英里以下水压的大气压下劳作。（据推测，金星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温室效应”，而这正困扰着地球上的人类。）
至于火星，这个科幻小说中的常客，在这颗红色的行星上生活就像住在两倍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上。火星的空气中仅含有极少量的水分，其大气压力只是地球海平面大气压的1%；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温度都在0华氏度以下。因此，当谈起天体间的移民时，其实我们考虑的只是恒星间的迁移，移向太阳以外的其他恒星——假设它们有自己的行星。进一步的假设是，在这些假想的行星中，有几个也许像地球一样适宜于生命。（我们对发现另外的金星或火星没有兴趣。）
近年来，美国人认识到教育的成果不仅必须包括识字，还包括识数——创造性地处理数字的能力。当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需要充分的计算能力。这一事实并不一定吓着非专业的市民，因为（幸运的是）许多含义是能够依据简单的常识从数字中抽取出来的。一位18世纪的有趣人物塞缪尔·约翰逊的生活片段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作为一部著名字典的编辑者，他的生活为文字所缠绕，但他具有一种以正确方式对待数字的敏锐感觉，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约翰逊：“如果我是乡绅，我不应过于好客，不应让我的房子里挤满了人。”
博斯韦尔：“先生，亚历山大·迪克告诉我他记得一年里有1000人到他家吃饭：在他那儿吃一次饭，就算1个人。”
约翰逊：“先生，那就是说每天大约3人。”
博斯韦尔：“你的说法让这一数字小了许多。”
约翰逊：“先生，那就是计算的好处。它使每件事在时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之前就确定了下来。”
博斯韦尔没能从数字中提取出最好的含义，因为他拘泥于“1000”这个大数目。然而约翰逊博士并不惊慌，而是继续将所提供的数字与其他相关的常识性数字即一年里的天数进行比较。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没有数字天生就是“大的”或“小的”；只有在和其他数字的比较中，它才体现出大小的性质。任何比较都会有些帮助，例如，显示所有改变了“新年新打算”的人数，如果他们脚对脚相接地躺着，从这里会延伸到哪里？廷巴克图吗？但是，真正有关的数字更好。不要像博斯韦尔一样惊慌；而是要像约翰逊一样找寻相关的比较。
并且，如果粗略的估计已经足够，就不要为了精确的数字而受折磨。一位陶醉于手算能力的约翰逊博士的现代仰慕者也许会用1000除以365，然后宣布每天客人的平均数是2.739726027。但是，为什么要为如此精确而费脑筋呢？粗略的“每天3人”就够精确的了。
一个时常被重复的质疑是：“既然人类已经成功登月，为什么我们不能________？”空白处填上说话者特别“想要做的事”。言下之意是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相似，所以在技术上不可能如此困难。
登月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它同时也是一项政治成就。1961年，肯尼迪总统和国会倾全国之力，以求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这一计划。仅仅8年以后，1969年，首位宇航员就踏上了月球。为了更好地评价这一成就，请注意以下事实：从1919年（这一年火箭先驱者罗伯特·哈钦斯·戈达德出版了《一种到达极高处的方法》）到1969年恰好50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技术进步是多么令人惊叹啊！
不幸的是，处理人口过剩问题的真正困难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其他东西。这是一个理解并控制人类行为的问题。它们是些令人生畏的问题。自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使世界意识到“人口问题”以来，已经过了4个50年。人口分析并没有取得什么可与人类登月相比的成就。太空旅行和人口控制是截然不同类型的“问题”。对于前者的解答，我们找牛顿们；对于后者，是菩萨们。我们需要理解其中的原因。
距离
除太阳以外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的α星，距离为4.3光年。（“光年”是一种长度单位，而不是时间单位，它是指光在一年中所移动的距离。）从地球到半人马座α星的距离是25万亿英里。
运输时间
为了逃离地球，宇宙飞船的速度必须超过每小时25000英里。以25000英里/小时的速度，这艘宇宙飞船要用10亿小时才能到达半人马座α星——运输时间合计达114000年。设计出一种能够成功地自我维持10多万年的自给自足的人类移民队，这种想法是令人可怕的。还需要更快的速度。
即使是光速，到半人马座α星的旅行也要用4年时间，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物理学理由认为不可能接近这一速度。塞巴斯蒂安·冯·赫尔纳认为光速的3%是我们所能期望得到的最大速度，也就是2200万英里/小时。以这一速度，从地球到半人马座α星要花费140年。旅行需要5代人的时间。也许有人会认为，未来技术的进步能缩短运输时间；但另一方面，如果半人马座α星没有假想中的适于人类生活的行星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五月花号宇宙飞船将不得不再次“起航”，也许再过5代，它的乘客才有望找到新的地球落脚。
能量
不要以为五月花号宇宙飞船能够像地球一样，通过平常的农业就能够自给自足。阳光只能使飞船上的绿色植物在旅行之初的个把月里生长。远在飞船飞到海王星之前，阳光就不足以进行光合作用了，而人人都知道遥远的恒星是多么的暗淡。在黑暗中，植物要吸入氧气，就像动物时时刻刻所为。所以在远未接近海王星之前，植物就会同人类争夺氧气了。既然半人马座α星是最近的恒星，这就意味着140年旅行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将只有星光相伴。毫无疑问，这非常浪漫，但并不非常有营养。需要用飞船上的能源来再生氧气。从什么渠道能使移民队成员获得5代人在黑暗中生活所需要的能源呢？
弗里曼·戴森建议旅行者可以在飞船尾部一个接一个地投下氢弹，利用飞船和爆炸之间的屏障捕获10%的能量。（显然在我们的飞船出发之前，需要解决不少工程上的细节！）移动的移民队需要一种安全的存储和使用能源140年的方法。
成本
近年来，由于通货膨胀，对那些远离现实的梦幻项目的货币成本的估计已没有什么可信度，对此我们经验颇多。戴森提出了一种考虑这一问题的方法，该方法绕过了由通货膨胀引发的混淆。我们的祖先用于支付驶向美洲的历史性的五月花号旅行的积蓄和捐赠，可以表示为用于积累必须资本所需要努力的人年数。戴森认为，在五月花号将清教徒前辈移民带到北美的旅程中，需要一个人用7.5年的劳动来支付一个家庭的旅费。对于19世纪摩门教徒从伊利诺斯州到犹他州的历史性旅行，他计算的费用是每个家庭需要花2.5个人的年收入。对于一个设计最为周到的太空移民队计划，他估计每个家庭的费用是1500人年。如果我们假设每个家庭有四口人，则意味着每个人要用375年的劳动收入来支付太空旅行。
当我们以工作的人年数这一基本术语表示旅行费用时，显然，几乎没有哪位旅客能付得起他的旅费。一个人一生工作50年（从15岁到65岁），结果只是50个人年的工作，并且在其生活的进程中消费了这一数目的大部分。说出他能积累多少并非易事，但肯定不多。因此，宇宙飞船上每一位假想的移民都必须得到留在地球上的一大群人的资助。这一科学事实显然呼唤着政治制度的某种慷慨。
虽然与工作的人年数相比，美元不是基础的尺度，但是粗略地以美元表示旅费我们也会有所收获。考虑一艘核潜艇的情况。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机器装置，但显然不如一艘能够进行140年星际旅行的宇宙飞船那么复杂。一艘典型的核潜艇耗资10亿美元，承载140名水手。每个水手的登艇费用是700万美元（我们还忽略了数目可观的运行费用）。如果每一名水手都必须购买其在潜水艇上的位置（就如19世纪的英国绅士不得不在官方机构购买他们的资格一样），一个普通人在老到无法上船之前能赚够一笔支付登艇费的钱吗？一个普通人能够从一份普通工作中一年省下10000美元，这已是很难得的了。以这一乐观的储蓄率，他需要700年才能积累起所需要的登艇费。
为了通过星际迁移来防止地球人口的增长，输出人口的速度必须与世界人口增长一样快。（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已经人口过剩，人口必须以比这更快的速度输出。但是，让我们采取乐观的态度，忽略地球已经人口过剩的可能性。）
在1961年，肯尼迪总统提请美国投入登月计划的一年，世界人口增长了6400万。
在1969至1972年间，作为阿波罗计划（现在已停止）的一部分，有一打美国人在月球表面登陆。在作最后努力的那一年，世界人口增长了7600万。
1961年，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1%。在稳定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一速度开始缓慢下降，1979年达到后阿波罗时代的最低点——1.7%，在这一点上稳定了10年，直到1989年它不祥地再次攀升到1.8%。虽然1989年的百分率比1961年的低，但百分率计算的基数更大了，因此，在1989年，世界人口绝对年增长数再创新高，达到9400万。
新闻舆论时不时地沉溺于乐观主义之中，报道说“人口增长正在减缓”。这既对也不对，有赖于如何解释这句话。“乐观”评价的制造者要我们注意百分率的下降，这一进程在印刷上可以这种方式表示：
2.1%→1.7%
但是关注绝对数增长的排印给出了不同的图景：
6400万→7600万→9400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口增长的绝对速率年年增长。正是这种绝对增长，而非相对速率给环境带来压力。如此之多的观点制造者无法领会相对和绝对速率的区别，这真是美国人生活中悲哀的一面。或者他们是在故作乐观，而不愿意面对事实。
到1989年，世界人口日增长258000人。从1961至1989年的累计增长超过了22亿。必须注意的是，20世纪后半叶仅发生在一代人时段的增长就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世界人口。在世界人口增长了22亿的28年里，国家航空航天局设法使12个人登上了月球，每次3人，呆几小时。这些三人队与构成自给自足的移民队还差得远。（而且到月球的距离只是到半人马座α星的十亿分之一。）
人们可以继续游戏数字，但梦想与现实相隔如此遥远，以至于对数字的进一步推敲是无用功。而且，对星际移民问题的数字分析与应该考虑的人类和政治事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在一些有趣的数字之上的，只是一个使精确数字分析琐碎化的简单逻辑原则。
不论人们还会对我们的宇宙飞船说些什么，它的质量是肯定有限的。并入其结构或进仓的旅客、货物的每磅重量都要破笔小财。在太空中急飞时，飞船不会通过打扫星际的尘埃而显著地增加其质量。太空的真空比我们在实验室中达到的最佳真空更空虚。的确，在高速下，飞船将遇到许多微小陨石，但它们必须是真正微乎其微的。（那些稍大一点的，就算质量是1盎司或稍重的陨石，都将对飞船构成严重威胁。以25000英里/小时的速度撞击飞船，1盎司的东西能造成巨大的损坏，修理将消耗飞船上某些珍贵的补给品。）在140年里，飞船上的乘客必须在绝对严格的预算下生活。这种预算的有限性必须在起飞之前就给他们以深刻印象。旅行者不得不在我们的民主立法机构通常不起作用的地方坚持下去：他们必须在自己的预算内生活。
显然，新五月花号上的居民不能是地球人口中任选出来的。这一点在他们的生育行为上会更为明显。既然他们的补给品和生活范围无疑是有限的，因此移民队人口的增加是不能容忍的。在登上飞船之前，个人生育权的概念将不得不被放弃。（注意地球也是一个有限的宇宙飞船，但这一事实在我们思考五月花号宇宙飞船的问题前并不明显。）
对一艘宇宙飞船上与经济有关的各种因素的数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以对未来技术进步最乐观的预计，通过这种方法解决地球人口过剩问题仍然是不太可能的。尽管这一分析令人沮丧，但是当与数字以外的分析相比，它事实上还是乐观的。
想象一下我们的飞船开始为它外星之旅载客那天的情形。准移民们获赠一本小册子，其中描述了在登上飞行舱后对人身自由的必要限制。他们被告知必须事先阅读这本小册子。在飞船的舱门口站着登舱官员，对于每一位候选人他问道：
“你发誓接受旅途中宇宙飞船社区对你的生育的绝对控制吗？”
如果一位报名者说：“我接受，”登舱官员回应道：“那么，你可以上飞船了。”
但注意在以下情况发生的事，如果一位报名者说：“不，我坚决反对任何社区对我生育的控制。就此而言，不论在地球上或地球以外，生育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不应以任何理由加以剥夺。”
在这种情况下，登舱官员只有一个反应：“抱歉，伙计！调头回去重新加入生你的那个社区。有像你这样想法的人是不能被容忍登上星际宇宙飞船的。”
在我们称之为“地球”的航天飞船上种种模糊不清的限制，在五月花号宇宙飞船上是精确而不容置疑的。无节制的生育显然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如果有足够多的宇宙飞船，那么宇宙飞船将能够把生育控制的接受者全部带离地球，只剩下反对者——他们将使导致人口问题的“治疗”失败的过度繁殖问题永存下去。只有生育控制接受者将从地球上被清除出去。虽然按照他们的行为就没有必要用宇宙飞船载人离开地球了。
欧几里得几何学夸口说有一种被称为“矛盾推理”的精妙而有力的分析技术。如果能证明某个问题的假设会导致逻辑悖理，那么这个问题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例如，假设也许使我们得到A既等于又不等于B的结论。这是一个悖理，因此不必进行更多的分析。不论是谁，如果认为一个不同的答案是正确的，他必须首先证明推断本身是错的。
作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星际移民建议，已经被我们可称之为矛盾推理的方法所粉碎。不仅奇妙的数学，而且政治现实都裁定所提建议是不值得考虑的：为这样的迁移选择候选人，而选择的那些人的观念使得此类奢侈对策毫无必要，然而正是留在地球上的那些人，他们的观念在过去制造出了难题并将在未来继续下去。这一“对策”为自己选择了“失败”。
这一对星际移民的反驳作为实践中的权宜之计，首次发表于1959年的《遗传杂志》。对这篇论文的接受过程十分有趣。文章有两个不同的部分：数字分析和逻辑分析。文章的结论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但是只报道了数字分析部分。然而逻辑分析显然是其中的决定性部分。报道为什么这样选择？
作为赞许的评论，人们可以说，报刊上强调数字是公众在使用数字思考方面终于取得进步的证明。数字嘎嘎作响已经成为时尚。没有人想与这种进步背道而驰，但是普遍不愿将逻辑包括在内是令人不安的。
也许拒绝关注矛盾推理表示对公平竞赛的极度喜爱？只要分析被限定于对数字的估计，就为不同观点留出了余地。争论得以继续。（事实上，争论定将继续，因为它是社交的一种形式。）接受矛盾推理的有效性和至高无上的作用是争论这一社会游戏的终结。
有些读者也许认为，为推翻宇宙飞船对策而投入的篇幅和时间过多了。但是在追随佛的道路上，我们在发现摆脱不幸的途径之前必须揭示不幸的原由。那些熟悉心理分析实践的人会意识到它也是佛的方向。
解决问题没有康庄大道，形成一份在发现的过程中所使用观点的清单是有益的。星际移民建议的分析中暗含着3种方法，我们称之为文字，数字，生态。与其给出这些单词的精练定义，不如让我们通过例子逐步展开它们的含义。
文字法
最初的含义仅指对印刷品的管理，但是认为文字法也包括对口语单词的掌握是有益的。在文化的层面，人口问题经常受到言辞武器的攻击：人权、职责、责任、义务、生命的尊严、生存意愿、需求、利他主义、地球村、人类统一。这些武器是有力的激发器，但是两个以上的合并使用经常会造成矛盾。登上五月花号宇宙飞船，少数人放纵行使“生育权”最终将取消整个移民队的“生存权”。相互冲突的权利如何调和？显然，只有通过使之量化——计算——并采用数字化标准进行分配。非计算的辩术不足以使我们脱离权利的沼泽。
数字法
这个词好像是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的。它指用数字解决问题的实践和艺术。如果某个家庭中赚工资的人由于老板的过错而在工作中死亡，他的家庭应得到多少金钱赔偿呢？那些对数字有说不出的讨厌的人也许会喊叫，“你不能对生命标价。”这一陈述导致了以下两个推论之一：（a）“生命是无价的”，或（b）“生命没有货币价值”。两者都无法产生可接受的行动。前者的失败在于没有哪个雇主能付得起无限多的钱；后者的失败在于对受害人的家属而言，一分钱不付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雇主将反对前者；受伤害的一方则反对后者。在口头上，说金钱和生命无法比较是容易的；在现实生活中，公正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比较不能比较的东西。
在口头上，通过诸如“命定说”、“下一个边疆”、“人类贪得无厌的好奇心”、“我们统治一切的宗教责任”等，几乎所有的太空行动都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我们得知某些“责任”的数字价格，我们或许会另有想法。通过移民来开发遥远的太空，其代价是高昂的；我们必须三思——计算地思考——而后行。
生态
这个词来自生态学，它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术语。大多数学科的名称是限制性的，界定一个较小的关注范围。生态学是一个宽泛的科学，它试图考虑在既定情形中所有有影响的因素：诸如热、光、湿度及化学制品等环境因素：诸如食肉动物、寄生生物和疾病等生物因素；以及随着时间流逝，人类在增加或削减其他因素上的作用。以既简洁又实用的方式界定生态学并非易事。只要说生态学家试图看到全部图景就够了。由于冒着巨大的风险，生态学家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但范围狭小的答案是不够的。
生态学思想家经常被时间的后果所纠缠。他不满意于一个在起初看似完美的计划；他想知道，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行，那么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后会有什么结果。当抗生素青霉素被采用时，医务工作者敏锐地意识到生态学的观点。在早期，由于青霉素价格昂贵，可以理解，医生通过使用最小剂量而试图使这种稀罕的药品得以维持较长时间的供应。其结果在生态学上是可预见的：以最小剂量对付致命感染的做法选择了个别最具抵抗力的细菌，使之很快成为医院中最具优势的类型，其结果是导致人类生命的损失。一旦自然选择的生态学被医学界所理解，新的策略随之被设计了出来。或者大剂量使用抗生素，或者根本不用。或者作为替代方法，内科医生试图通过迅速改换抗生素来愚弄“病菌”，希望以此摆脱对特定抗生素抗药性的进化。
文字—数字—生态的序列反映了这些方法被命名的次序，但它们运用的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无疑，词语的使用先于数字；但是，以最原始的方式，生态观也许比其他两个都早。“初民”身上那被复杂社会人群解释为不智的保守主义的东西普遍地产生于对生活复杂性的“本能的”和不可言传的认识。文明的人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重新获得某些原始的“神圣的”的世界观，同时不放弃形式分析这一虽有限但有力的工具。由于他们先做到了这一点，各种极限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对大局的认识更清楚，他们很少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几乎没有哪一种单一的看法会给出一个问题的最好答案。以这样一份问题清单对每一个可供选择的建议提出质疑是明智的：
文字方面的问题：“正确的词语是什么？”
数字方面的问题：“相关的数字是什么？”
生态方面的问题：“那又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