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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第二个全国地球日前夕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20年前，人们是以大谈特谈人口问题来迎接第一个地球日的。那时世界人口是36亿。但是，在第二个地球日到来之时，人口论题几乎完全被忽视了。难道这是因为世界人口已经停止增长了吗？全然不是这样：在这相隔的20年里，世界人口增长了47%，估计达53亿——增加了17亿人（超过目前美国人口的6倍）。
常识告诉我们，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均享有的环境财富必然下降，垃圾处置也必然成为更大的问题。当然，常识有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常识在这里果然出了错，那么1990年地球日的主办者就应当大声疾呼：“我们已经发现了长期增长的秘密！”少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确在捍卫这一立场，但大多数人将他们的主张与地心说者的观点归为一路，置之不理。但对于47%的世界人口增长，主办者总的来说保持着沉默。这是为什么？
答案源于两方面。一个属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经知道，1990年地球日的策划者是迫于经济的压力而舍弃了人口论题。当策划者们恳请经济支持时，慈善基金和企业的董事们表示他们不乐意看到强调人口问题。金钱万能，花钱能够买到沉默。（资助者们为何避开人口在后文就清楚了。）
答案的另一方面更加微妙。人们早就意识到，某些我们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纯粹而明确的，扮演思想看门人的是广泛的“全球性”态度，它只让那些对占据支配地位的现实图像没有异议的主张进来。德国人称这种态度为 Weltanschauungen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长词，它被恰当地译作“世界观”。除近代以外，整个人类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一种有限观：资源是有限的，人性是确定的，入不敷出是有罪的。这一本质上保守的主张盛行于17世纪以前。
然后，科学和技术动摇了上述观念的基础。一个又一个假定的极限被证明是部分错误的。古已有之的保守、节俭行为的理由受到质疑。在这个世纪，我们新的时代精神生动地体现在一个航空公司的广告中：“现在乘飞机，以后再付款！”因为人是一种乐观的动物，他通常假定“我们”以后会更富有，所以保守主义被重新界定为靠信用卡生活。在公众的思想中，有限的世界观被无限的世界观取而代之。这一新的倾向令人陶醉。
思想的得力看门人是默默无闻的。它激起一种被称为禁忌的心理机制。这个南太平洋海岛的单词于1777年由库克船长引入英语。从库克时代至今，有关人口的讨论始终显著地受制于禁忌，这一事实很容易说清楚。在这个英文单词被创造前10年，苏格兰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将贫困归咎于人口过剩，在论述结束时他承认：“如何为这烦扰之事提出补救办法，而又不对婚姻产生约束；如何对婚姻加以某种约束，又不冲击时代精神，我承认我拿不出答案；因此，我听任人们的揣测。”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于1798年真正使人口辩论浮出了水面。在斯图尔特屈从于禁忌的力量时，马尔萨斯只有1岁。
尽管远非绝对，但人口禁忌仍然与我们如影相随。从众多事例中列举两个便可见一斑。1980年，《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有关“正在消失的森林”的2600字的文章。文中对人口增长在引发世界范围的森林滥砍滥伐中的作用只字未提。1989年，《纽约人》刊登了环保著作《自然的末日》26000字的摘要，其中只有79个谨慎的字眼是关于人口的。
从一种文化移至另一种文化的行为要素很可能经历一番巨变。禁忌也是如此。太平洋的岛民显然会毫不犹豫地把禁忌作为终止讨论的原因。与之相比，珍视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传统的西方人，说出诸如“由于受制于某种禁忌，我们将不讨论人口”时会觉得尴尬。于是，他们改换了论题。每年都有几百篇关于人口过剩的病态影响的论文——交通拥挤、森林滥砍滥伐、物种消失、土壤侵蚀及空气污染——发表，但丝毫未将人口增长视作本质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人口控制的实践问题与堕胎的道德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有点儿令人迷惑，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堕胎较为便利，则控制人口增长更为易于实现，但是人口控制在禁止堕胎的国家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彻头彻尾的政治纠缠史仍在续写，但可以有把握地说，自1980年起，在几乎每一次关于人口的讨论中，堕胎都成为被有意扯入的不相干的东西。在30年前成为禁忌话题的堕胎现在依然被千百万美国人认为是粗鄙的，为此，人口控制论题也成了受到殃及的池鱼。
但这是后话。在马尔萨斯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对讨论人口控制的抵制来自其他方面，主要来自致力于将欧洲文化重塑为更人道的新形式的社会先驱者。那些试图使社会更富有同情心地对待儿童、妇女和穷人的改革者们常常视人口为分心之物。
起初，人口研究的主要支持者是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首位英国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倡导强调经济学与人口之间的联系。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19世纪50年代继续着这种联系。但是，到斯图尔特论述的百年之际，人口科目事实上已经在经济学教程中消失。现在，在又一个百年之后，人口论题依然没有出现在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
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宣称，技术的进步加之分配的公平，将自然而然地解决所有被错误地标上人口标签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那里，放任精神激发了自动而几乎是没有痛苦的人口控制理论。“温和的人口转换”和“儿童存活假设”的理论（后文将讨论）事实上是在告诉人们“别担心！”统计的例证是如此模棱两可，以至于幸存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两种乐观的自动人口控制理论才被专业人士所放弃。（它们依然存留于大学校园和通俗出版物之中。）
人口控制的“别担心”理论等于是在重申宗教的天命理念。职业宣传家知道，迎合公众对乐观报道的渴望总是好营生。以佛的看法，这种行为是全然不对的。公元前5世纪，佛说：“我只讲授两件事：人类不幸的原由和摆脱不幸的途径。”我虽然不是佛教徒，但在这本书里，我将沿着佛的足迹行进——首先揭示人口问题上人类不幸的原因，进而指出我们摆脱不幸的希望之路。
今天，听了佛的陈述，许多人会认为，“多令人沮丧啊！为什么要接受对生活如此悲观的看法？”但他们错了：如果用我们这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更熟悉的话重复一遍，这并不是一个悲观的看法。即“有些东西不能正常运转。我想修理一下，但在修之前我必须确切地知道它为什么不能正常运转”。一个为寻找解药而探求原因的人是不应当被判定为悲观主义者的。一般而言，大量探寻原因的工作必须先于对疗法的寻求。
近来，被我们虐待了几个世纪的环境成为人类普遍遭受的不幸的重大来源。描述不幸并寻求补救之策是生态学的责任。虽然生态学的命名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但直到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公众还几乎不知道。自那时起，有关环境的令人沮丧的报道如雪崩般地压来，吞没了公众。
广而言之，大多数生态问题可归纳为简单的供求平衡问题。这听起来也许简单之极，但供给与需求这两个单词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事物。虽然我们常常不能准确地说出什么是极限，但供给是严格受到限制的。然而，需求在本质上是无限的，因为这个单词暗示人类可以创造需求。人类所能创造的需求没有内在固有的限制。造成供给与需求失衡的自然倾向是佛教“不幸”的根源。防止这种不幸，或至少使之最小化需要解决人口问题。这就是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必须是我们的观点。
两个世纪以来，与人口问题时断时续的较量已使我们对极限的现实性和本质、进步的含义、指数增长的特点、利益的效用、规模效应和报酬递减的后果等有了很好的洞察。启示来自许多方面，尤其是机械的控制论。新闻工作者渴望用简洁明了的一段话回答人口过剩的威胁，不幸的是，有说服力的简单答案是不存在的。但我想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可接受的答案必须具有的形式，它们的摘要见最后一章。
四个世纪以来，资源无限的错觉带来的平静使人类在大量花言巧语中挣扎着前进。人口理论的历史是一部一厢情愿思想的历史。通过无数的计策，商业广告者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科学的保护原则上转移开去，暗示接受极限的现实性将成为一名悲观主义者。
但科学家们不会因保护法则而悲哀。相反，他们同意黑格尔的格言：“承认必然即是自由。”就此可以断定，有一天政治保守主义将被重新定义为在极限之内谋求生存。无限的世界观必将被抛弃。在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必然性之前，我们必须摆脱过去支持着空洞人口增长理论的许多错误观念。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这些错误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