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老年、财富与公道

昨天，我和格老孔（阿里斯通的儿子）一起南下到比雷埃夫斯港去向女神祈祷，同时也盼望能看看比雷埃夫斯的老百姓如何举办他们的庆典，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

我觉得那里的公民的列队游行做得很好，不过，跟色雷斯的列队游行相比，却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献上了祷告、看过了表演之后，我们开始走向城中心，忽然波勒玛库斯在老远之外看到我们正急急忙忙地往家的方向走。他差一个童仆朝我们这边奔来，要我们等他。那童仆在我身后扯着我的大长袍，说，波勒玛库斯要我们等一等。

我回过头来问那童仆，他的主人在哪里。

“他就在你身后，正朝着你的方向走过来呢，”他说，“等他一下吧。”

“这么说来，我们就等他吧。” 格老孔说。不多久，波勒玛库斯果然到了，随他而来的，还有阿狄曼图（格老孔的弟弟）和尼刻拉图（尼西亚斯的儿子），以及另外一些人。他们显然都是从列队游行那边过来的。

接着波勒玛库斯开腔了，他说：“ 苏格拉底，你似乎是朝着城中心那个方向走的，而那样会把我们甩掉。”

“你猜得不错。”我说。

“可是你看看我们有几个人？”他说。

“我当然知道。”

“那你就掂量一下，究竟是你们比我们强呢，还是你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走。”

“是不是还有第三条路（我们说服你，要你觉得你应该让我们走掉）呢？”我问。

“如果我们拒绝听你说话，那你还能说服我们吗？”他说。

“那就没法子了。” 格老孔说。

“你们再好好想一想，然后做个决定，反正我们是不听你们的。”

这时候阿狄曼图插嘴说：“难道你们没听说，今天晚上会有一个为向女神献礼而举办的骑马火炬比赛吗？”

“骑马赛？”我问，“这倒是个新鲜主意。他们是怎么个玩法？是骑着马、在马上举着火炬，然后做接力赛？”

“就是那样，” 波勒玛库斯说，“此外，还有一个很值得看的夜晚赛会。回头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就动身出去看热闹，并且在那里跟很多很多年轻小伙子见面、交谈。所以，你们就留下来，做我们要你们做的事。”

格老孔说：“看来我们是非这么做不可了。”

“好吧，”我说，“既然别无选择，那我们就照着办吧。”

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去波勒玛库斯的家。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吕西阿斯和欧梯德谟斯（他们是波勒玛库斯的兄弟），卡尔西登的塞拉西马柯，培阿尼亚区的卡尔曼提德，以及克利托丰（阿里司托尼姆的儿子）。波勒玛库斯的爸爸凯发卢斯也在家里。

我觉得凯发卢斯比我上次看到他时（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老多了。他坐在一个有很多靠垫的椅子上，头上戴着一只花环，因为他刚刚在他自己的院子里祭拜完毕。所以我们到他家后，就在他身边坐下；那里有好几个座位，恰好围成一个圆圈。

凯发卢斯一看到我，就跟我打招呼，说：“ 苏格拉底，你不是一位常客。这一阵子，你不大南下来比雷埃夫斯港看我们，这就不对了，因为我如果体力上还能很轻易地北上到城里（应是雅典）去，我们就会去拜访你，而你也不必成群结队地到这儿来。可现在，你就不该隔那么久才跑到这儿来看我们。我一直想告诉你，我自己的身体需要正在衰退，可是对有味对话的兴趣和喜乐却与日俱增。所以请你不要拒绝和这些年轻人做伴；要把我们的家当作你自己的住所一样，把我们认作你最要好的朋友和最亲密的人。”

“哎呀，凯发卢斯，我当然会喽，同时，我也很高兴跟老年人谈话。就像我们能从走在前面的徒步旅行家那里学到很多有关他们已经走过的路（那也可能是我们将来必须走的路）的知识，我觉得我们必须从老年人那里了解上了年纪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条路是很艰难困苦的，还是平坦容易的？由于你现在已经进入诗人们所说的老年人的门槛了，我很想从你这里知道你是怎么想这件事的。在整个人生中，老年是不容易承担的吗？还是你有一个自己的看法？”

“ 苏格拉底，”他说，“我当然会把我自己的感觉告诉你。正像俗话所说，物以类聚，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相同年龄的人也常常会聚集在一起。而在这种聚会中，绝大多数的人是在那里抱怨。他们缅怀已经失去了的年轻时代的欢乐；他们想念当年的酒、女人、宴会以及其他相关的各种乐趣；他们相信，早年的生活是最美好的，可是现在已经说不上有什么生活了，因为生活中最美妙的事物已经被拿走。他们中间有些人埋怨他们自己的朋友和亲戚施加在老年人身上的无礼举动，同时能举出许多令人悲伤的、枯燥冗长的故事，而这些，他们都怪罪自己的年老体衰。可是，苏格拉底，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找到怪罪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年老是真正原因，那么我以及每一个有这把年纪的老人都应该有同样的经历。事实上，前一些日子里，我还遇到几个并不这么想的人；我听到其中一个人特别跑去问诗人索福克勒斯：‘你服侍阿佛洛狄忒的情形怎样了？你的自然体力还跟以前一样没衰退吗？’ 索福克勒斯回答说：‘嘿，朋友，我非常高兴自己已经能躲避你提起的这件事，就仿佛我逃避了狂暴野兽般的主人一样。’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我现在更认为如此。的确，人一到老年，就会在这一类事情上有一种巨大的安逸感和一种幸福的解脱感。当强烈的热情和肉欲所引起的紧张一旦松软下来，你就会赞同索福克勒斯所说的话，而我们也就甩掉了许多疯狂的主子了。不过，话说回来，就上述这种埋怨和亲戚朋友们的关系而论，苏格拉底，它们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年纪，而是人的性格。如果一个人心平气和，那么即使到了老年，他也只会有一点点麻烦。可是，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人具备相反的性格，那么无论他是年老或年轻，都会有困难。”

听到他这番话，我不由对他充满敬意，同时希望能再多知道一些他的看法。于是我说：“ 凯发卢斯，听到你这么说，大多数的人恐怕不会同意你的看法。他们会认为，你之所以能过一个愉快的老年，并不是因为你的性格，而是因为你的财富，因为，他们说，富人才会有许多起安慰作用的事物。”

“你说得对，”他说，“他们不接受我的看法，而且他们的反对也有道理；可是，那些道理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充足。地米斯托克利曾经说过一番反驳的话，很可以引用到这里来。有一次，有一个从塞里福斯小岛来的人很粗暴地跟地米斯托克利说，你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你出身的城市；地米斯托克利回答道：如果他当初来自塞里福斯，他可能不会出名；可是，那个挑战者即使是雅典人，他也不可能成名。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当地用在不富而生活艰难的老者身上，因为一个明智的人，如果他老而穷，固然不可能过一种安逸的生活；而一个不明智的人，即使有钱，也不可能自我满足，同时有一个愉悦的性格。”

“ 凯发卢斯，”我说，“我能否问一下，你的财富是祖传的呢，还是你自己挣来的？”

“你是问我有多少钱是我自己挣来的吗？”他问，“作为一个赚钱者，我的地位是介于我的祖父和我父亲之间。我的祖父（而我和他同名）从他先人那里继承了一笔和我现在的数目差不多的财富，然后把它翻了好几倍，而我父亲（他叫吕珊尼亚斯）呢，却把它挥霍得只剩下不到我现在的数目。如果我能够把不少于、而能略多于当年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财产留给我的这些男孩们，我就很满足了。”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是因为你看起来并不注重钱财，而通常只有继承大笔遗产的人才会有这种态度。可是那些凭自己个人努力挣到钱的人，跟其他人比起来，会加倍地爱钱。正如诗人们为他们自己的诗词、父亲们为他们自己的儿子感到沾沾自喜一样，有钱人也把他们赚到的钱当作自己的创造品而把它们看得特别重要；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夸耀钱的种种用途。由于他们除了钱之外不再称赞任何其他事物，人们简直无法跟他们交谈。”

“你说得对。”他回答说。

“我当然这么认为，”我说，“不过，你还得进一步告诉我，有了财富之后，你享受到的最大好处是什么？”

“是有一些好处，”他说，“不过，如果我把这些好处告诉人家，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我告诉你，苏格拉底，他说，当一个人开始理解他不久将会死去，他心里会充满前所未有的恐惧，同时会考虑一些他从来不曾考虑过的问题。那些与冥府有关的、以前可能曾被嘲笑过的故事（说凡在现世做了错事的人，必须在那里受罚）开始煎熬他的灵魂，促使他怀疑那些故事可能是真的。这可能是因为他年老体衰了，也可能是因为他离阴间近了些，所以对阴间的事更清楚些。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反正他是充满了怀疑、猜测和警惕，同时开始算，开始仔细想是否他曾经不公正地对待过任何人。如果有人在他自己的分类账上出现很多坏行为的账，那么他就可能会像一个小孩那样，不断地在半夜里从梦中惊醒，而他的白天也会被许多更可怕的预感缠住。可是，对一个自知一生中从来都没做过错事的人来说，一个甜蜜美好的希望就会不断地陪伴着他；就像品达曾说过的，那希望会做他的老年看护。苏格拉底，诗人对那些终生都依公道和虔敬过日子的人所说的话真美啊！

甜蜜的希望陪伴着他，维护着他的老年，让他的心灵感到欢欣；

而希望正是凡人不停变动的心灵的主宰。

那些真是美好而且令人钦佩的话。也正是因为这些话，我才坚持拥有财富是最有价值的——不是对所有人说的，而是针对好人说的。拥有财富能大大地帮助一个人不欺骗任何人（即使是无意地欺骗）或对他不忠实，不亏欠神任何祭祀或亏欠人任何钱财——这些都会使人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害怕进入另一个世界。拥有财富还有其他许多好处；不过，相互比较之后，我觉得，苏格拉底，对一个明智的人来说，财富的最大功能就是这些。”

“ 凯发卢斯，”我说，“这真是一个令人赞美的观点。不过，就你谈到的公道而论，我们是否能毫无保留地说，它就是说实话以及把受之于任何他人的东西还给他人，还是说，这些行为有时候是合乎公道的，而有时候是不合的？我的意思是，譬如说，有人向他的朋友借了一些武器，而那个朋友当时一切正常；可是后来那个朋友精神失常了，同时要求那人归还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认为大家也一定同意）那人不应该归还武器，而如果那人居然同意了，他的行为就是不公正的——同理，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在相同情况下也不应该说真话。”

“你说得对。”他回答道。

“这么说来，说实话以及把受之于任何他人的东西还给他人就不是公道的定义了。”

“不，苏格拉底，” 波勒玛库斯插话道，“如果我们对西摩尼得斯的话还有信心，那么，那样界定公道还是对的。”

“啊呀，” 凯发卢斯说，“实际上，我得把整个辩论都交给你们了，因为我现在必须去照顾祭祀。”

“好吧，”我说，“ 波勒玛库斯不就是你所有一切的继承人么？”

“当然喽。”他带着微笑说，同时闪身到举行祭礼的地方去了。

“那么，告诉我，你这位辩论继承人，西摩尼得斯到底说过些什么样有关公道的话，以至于你不但肯定他说过，而且觉得他说得很对？”

“ 西摩尼得斯说，把应该给每一个人的东西给他，就是合乎公道，”他回答说，“我觉得西摩尼得斯这么说很对。”

“我必须承认，”我说，“不相信西摩尼得斯的话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是一位有智慧、受神灵启示过的人。西摩尼得斯说过的那一番话的确切意义是什么，你，波勒玛库斯，毫无疑问是可能知道的，可是我不知道。显然，西摩尼得斯的那一番话，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话，意思并不相同；我们刚才是在说，当一个人的心智已经不再具备他以前正常形态的时候，而他还要求别人归还他寄存在别人那里的物品。不过，就某一层意义讲，寄存在别人那里的物品应该归还给寄存人，不是吗？”

“是的。”

“不过，当寄存人要求别人把他寄存在别人那里的物品归还给他的时候，他自己的心智已经不再具备他以前的正常形态，那么，别人就不该还给他。”

“那倒是合理的。”他说。

“看来，当西摩尼得斯说‘把应该给每一个人的东西给他，就是合乎公道’这句话时，他一定是指向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情况之外的情况。”

“ 西摩尼得斯是指向我们所讨论的这种情况之外的每一种其他情况，”他回答道，“因为西摩尼得斯相信朋友应该做对朋友有利的事，而不应该做有害的事。”

“我懂了，”我说，“你的意思是，西摩尼得斯不会履行把寄存的黄金归还给寄存人的诺言——如果这一归还对归还者和接受者（在两人是朋友的前提下）都有害。你说，这是不是西摩尼得斯的意思？”

“是的。”

“可是，你对下面这一个看法有何意见——人们难道不应该把欠敌人的东西还给敌人吗？”

“当然应该把该给他们和欠他们的东西还给他们，他说，同时还应该做合适的、敌人和敌人之间应该给和欠的事——给他一些祸害。”

“这么说来，西摩尼得斯依诗人的方式给公道所下的定义就令人费解了，因为他的原意似乎是：把适合于每一个人的东西给他就是公道，可是，他给这件事取的名字却是该还的债。”

“你认为还有什么其他考虑呢？”他问。

“啊哟，我的天！”我说，“假设有人这么问他：‘ 西摩尼得斯，一般称为医学的技艺，指的是应该并且合适地把什么样的东西施与什么样的对象呢？’你觉得他会怎么答复？”

“显然，”他说，“那是把药品、食物和饮料施与机体的技艺。”

“烹饪的技艺应该并且合适地把什么样的东西施与什么样的对象呢？”

“把调味品施与肉类。”

“很好。按同样方式，告诉我，称为公道的技艺是把什么样的东西施与什么样的人呢？”

“ 苏格拉底，如果我们遵循上面的几个例子，那么公道就是把好处和坏处施与朋友和敌人。”

“所以，把好处施与朋友，把祸害施与敌人，就是他的公道的意思？”

“我认为如此。”

“谈到病痛和健康，谁最能对患病的朋友带来好处，对患病的敌人带来祸害？”

“医生。”

“在海上遇到风险时，谁能对友好的航海者带来好处，对不友好的航海者带来祸害？”

“舵手。”

“对一个公正的人来说，在什么样的行为和工作中，他最能为朋友带来好处，为敌人带来祸害？”

“我必须说，是在战争中并肩作战的时候。”

“很好。那么，我的朋友波勒玛库斯，当人们没生病的时候，医生对他们来说就没什么用处了。”

“确实是这样。”

“对航海者以外的人来说，舵手对他们就没什么用处了。”

“是的。”

“我们是不是该说，对不是处于战争状态的人而言，公正的人就没有用处了？”

“话不能这么说。”

“即使在和平时期，公道也管用？”

“是的，它有用处。”

“在和平时期，农业是不是也有用？”

“是的。”

“为了有收获？”

“是的。”

“同样地，制鞋匠的手艺也是为了有收获？”

“是的。”

“我相信你会说，是为了获得鞋子。”

“当然。”

“当人们说公道在和平时期也有用时，你且告诉我，它到底做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

“ 苏格拉底，在人们做保证和做交易的时候。”

“当你说做交易的时候，你是指合作、签合同、合伙，还是另有所指？”

“当然是指合作了。”

“在下棋的时候，谁是公正的人，是棋士还是那个又善良又有用、在旁边帮着落棋的伙伴和合伙人？”

“是棋士。”

“造房子的时候，一个公正的人会是一个比把砖和石头按设计放上去的瓦匠更有用、更好的合伙人吗？”

“当然不是。”

“竖琴师在奏乐时，会比一个公正的人做得好些；那么，在哪一种合作关系里面，一个公正的人会比一个竖琴师做得好些呢？”

“我相信在银钱交易方面。”

“我觉得，波勒玛库斯，即使在银钱交易方面，如果有人想合伙买卖一匹马，那个懂马的马贩子会做得更好些，是不是？”

“显然是这样。”

“如果是一条船，那么船木工或舵手会做得好些。”

“看来是这样。”

“那么，究竟在银钱交易的哪一方面，一个公正的人会成为一个好一点的合伙人呢？”

“ 苏格拉底，在存放和保管银钱方面。”

“你的意思是：当银钱不被拿来使用，而是躺在那里不动的时候？”

“正是。”

“这么说来，只有当银钱没有用处的时候，公道对它来说才有用？”

“看来是这样。”

“同理，当人们把一把长柄大镰刀妥善藏起来的时候，公道才在公共和私人场合有用。可是，当人们使用长柄大镰刀的时候，葡萄整枝工的手艺才有用。”

“显然是这样。”

“这么说来，你一定会说，当人们把盾牌和七弦琴（古希腊弦乐器）藏起来不用的时候，公道是有用的，可是，一旦人们用它们了，军事技艺和音乐才有用。”

“一定是这样。”

“所以，在所有其他情况中，当每一样东西没有用的时候，公道就有用；而当它有用的时候，公道就没有用。”

“看来是这样。”

“这么说来，我的朋友，如果公道只有在各种东西不用或没用的时候才有用，它就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了。不过且让我们从下面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对一个在战斗中善于攻击或突袭的人（不管他是拳师或其他什么样的人）来说，他是不是最担心、并且也最防备对方的突袭？”

“肯定是的。”

“同理，一个最懂得如何防御疾病的人，也会是一个最了解如何把疾病传染给别人、并且不让别人发觉的人？”

“我认为如此。”

“那么，一个优秀的、保护部队的人，也会在规划战斗和一般部署方面，抢先敌人一步喽？”

“当然。”

“所以，不管是哪一类，一个善于保护的人，会同时是一个善于偷窃的人。”

“看来是这样。”

“这么说来，一个公正的人既然是一个保护银钱的专家，当然也是一个偷窃的专家喽。”

“论证当然是指向那方面的。”

“一个公正的人居然会变成一个小偷，你可能是从荷马那里获得这个主意的吧；因为他曾经用鄙夷的口吻论断奥托吕科斯（奥德修斯的舅舅）说：‘他在偷窃和作假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有天分。’所以，按照你、荷马和西摩尼得斯的说法，公道似乎就是一种偷窃，只不过它是为了朋友的利益，同时为了对敌人造成伤害。这是不是你的意思？”

“ 宙斯神在上，不是，”他回答道，“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刚才说的那番话的意思了。不过我还是认为公道对朋友有利、对敌人有害。”

“我能不能问你，你所谓的朋友，是一个看起来值得敬重的人呢，还是一个从外表上不太能看出来，可是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敬重的人？这些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你所谓的敌人。”

他说：“人们很可能会爱他们认为是好的人，同时不喜欢那些他们认为是坏的人。”

“人们不是会在这种事情上犯错吗？很多人看起来很好，可是实际上不好；反过来说也一样。”

“他们的确会犯错。”

“这么说来，他们就错在把他们的敌人当好人，同时把他们的朋友当作敌人了。”

“当然喽。”

“可是这么一来，他们就把‘对坏人有利、对好人有害’当作公道了。他们的两种态度就毫无区别了。”

“看来是这样。”

“可是，好人是公正的，而且不会做不公道的事。”

“是的。”

“然而，按照你的推理，‘伤害那些不做不公道事的人’是公正的。”

“不对，不对，苏格拉底，”他说，“这种推理是错误的。”

“那么，”我说，“‘伤害不公正的人、有益于公正的人’是公道。”

“这结论听起来比另外一个好些。”

“这么说来，波勒玛库斯，对很多人来说，由于他们错判人性，他们会伤害他们的朋友，因为他们的朋友中间，有些人是坏人；同时他们会善待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的敌人中间，有些人是好人。所以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看法跟我们方才肯定的西摩尼得斯的意思正好相反。”

“结论非常肯定会是这样，”他说，“不过，且让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讨论基础，因为我们似乎在朋友和敌人这两个观念上犯了错。”

“ 波勒玛库斯，什么观念呢？”

“把‘看来似乎是一个善良的人’认作朋友。”

“那我们该如何改变呢？”我问他。

“‘一个看起来像是朋友，而且实际上也是朋友’的人，才是朋友；而一个‘看起来像是朋友，可是实际上并不是朋友’的人就不是真正的朋友。同样的假设对敌人这观念也适用。”

“按照这个看法，那么朋友就是好人，而敌人就是坏人了。”

“正是。”

“所以你要我们为我们先前对公正的人所下的定义加上一点补充。方才我们说，‘对朋友做有益的事情、对敌人做有害的事情’是公正的，可是我们现在要加上一句：‘如果朋友是好人，我们就做对他有利的事情；如果敌人是坏人，我们就做伤害他的事情’就是公正的。”

“当然，”他说，“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说法。”

“这么说来，”我说，“即使一个好人也会伤害别人喽。”

“当然，”他回答说，“人应该去伤害坏的敌人。”

“当马匹受伤的时候，它们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坏了。”

“所谓变坏，是就狗的特质，还是就马的特质说的？”

“是就马的特质说的。”

“这么说来，当狗受伤的时候，是狗的特质，而不是马的特质变坏了，不是吗？”

“必然如此。”

“我的好伙伴，我们是不是该说：当人们受伤时，就人的特质或美德来说，他们变坏了？”

“肯定是的。”

“公道不是人的特质吗？”

“必须加以承认。”

“这么说来，我的朋友，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人们受到伤害时，他们会变得不公道些。”

“看来是这样。”

“乐师们会用音乐使别人变得不爱好音乐吗？”

“不可能。”

“马术师会用马术使别人不善于驾驭马吗？”

“不会。”

“公正的人会通过公道使别人变得不公道吗？或者，总结地说，好人会通过美德使别人变坏吗？”

“这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热的功能不是去冷却，而是去做与冷却相反的事。”

“是的。”

“干燥的功能不是去加湿，而是去做与加湿相反的事。”

“当然喽。”

“好人的功能不是去伤害，而是去做与伤害相反的事。”

“看来是这样。”

“可是，公正的人是好人吗？”

“当然喽。”

“这么说来，波勒玛库斯，公正的人的功能不是去伤害别人，不管那人是不是朋友；不公正的人的功能才是伤害别人。”

“ 苏格拉底，我觉得你完全正确。”

“如果有任何人声称：‘把该给一个人的东西给他，就是公道。’而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公正的人应该把伤害带给敌人，同时把利益带给朋友，因为他应该如此对待他们。’那么，这个说话人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明智的人，因为他的意思并不确切。我们已经搞清楚：不管是什么情况，伤害别人就是不公道。”

“这一点我承认。”他说。

“如果有人声称西摩尼得斯、比阿斯、庇达卡斯或者任何其他有智慧的、受尊敬的人竟然讲过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跟我一起拿起武器来对付他。”我说。

“对我来说，我已经准备好要加入你的战斗了。”他说。

“你知道我认为‘把利益带给朋友，同时把伤害带给敌人是公道的’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我问。

“是谁说的？”他问。

“我觉得这句话是柏里安得、佩尔狄卡、薛西斯或者底比斯人伊司美尼亚说的，要不然就是某一个有钱又自以为很有势的人说的。”

“那倒是非常准确的。”

“好极了，”我说，“由于我们已经了解这一个说法同样也不是公道和公正，那么我们还能说公道是什么呢？”

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塞拉西马柯已经三番两次地想插话进来控制我们的谈话，可是，坐在他旁边那些想听完我们讨论的人把他制止住了。这一会，当我说完这句话，而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像一头抖擞起精神来搏斗的野兽一样，他朝着我们的方向猛扑过来，仿佛要把我们撕成碎片。波勒玛库斯和我都很害怕，一边哆嗦，一边往外靠。

他声嘶力竭地在我们中间叫喊，说：“你们都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为什么你们这批傻瓜都那么轻易地彼此互相屈服？不过，苏格拉底，如果你确实想知道公道是什么，你就别老是在那里提问题，或者借着反驳别人的回答来炫耀你自己。你的聪明老早就告诉过你，提问题比回答问题容易。所以你就自己老老实实地回答，告诉大家你认为什么是公道。你别跟我说公道应该是这样那样，或者它对谁有益，对谁有利，对谁有好处，对谁有帮助，而是清楚地、准确地说出你想说的话。我不想再听你讲那些幼稚的无聊话。”

当我听到他那些话时，我很气馁；我望着他，心中充满了恐惧。若不是因为我在他注视我之前先盯着他看，我肯定会失声以致讲不出话来。由于在他被冗长的辩论激怒的一刹那，我已经在盯着他看了，所以我还能回答他的话。带着一丝颤抖，我对他说：“ 塞拉西马柯，别对我们说那些刺耳的话。如果我和我的朋友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犯了错，你可以放心，我们的犯错并不是故意的。如果我们现在是在找黄金，你肯定不会假定我们会由于彼此客气以致影响了我们找到黄金的机会，更何况我们现在所找的是比大量黄金还贵重的公道。我们怎么会笨到只知道彼此互让而不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它呢。我的朋友，你千万不可以那样猜疑。你知道错在于我们没有能力。按理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应该同情我们，而不应该对我们那么严厉。”

他听到我这番话后，发出一阵狂笑，然后讥讽式地笑笑，说：“嘿，老天爷，这就是我们有名的苏格拉底佯装无知法。我早就领教过它，而且早就料到，如果有人问你问题，你该回答的时候，不但不会直截了当地回答，还会拒绝回答，并且假装不懂。”

“那是因为你聪明，塞拉西马柯。现在假定你问一个陌生人一个问题，十二是多少？同时警告他：‘朋友，别告诉我十二是六的二倍，或四的三倍，或二的六倍，或三的四倍，我不会把这一类幼稚的无聊话当作你的回答。’我相信你会明白，没有哪一个人能回答你用这种方式提出来的问题。再假定那个陌生人反过来对你说：‘ 塞拉西马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我别用上述禁止回答中的任何一条——即使其中有一条确实是对的——而必须给一个不合真情的答复，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给他的回答可能会是什么？”

“嘿，”他说，“这两桩案情可真相像呢。”

“这可是没法阻止的事。”我说，“不过，即使我们退一步说，两者之间不相像，如果那个提问人认为它们之间很相像，那么，不管我们禁不禁止他，你觉得他会不按他所看到的一切作依据来回答你吗？”

“那就是你想做的事吗？”他问，“你想用上述禁止回答中的一条来作回答吗？”

“如果经过思考之后，我认为那么做是对的，我就会做。”我说。

“如果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与公道有关的回答——与你们所有这些都不同，可是比较优秀——你认为你该获得什么样的惩罚？”

“唷，”我说，“除去那个适合任何一个无知的人应该忍受的惩罚之外，还有什么呢？我认为他应该向那个知道的人学习。我建议那就是我应该接受的惩罚。”

“我喜欢你的真诚坦率。”他说，“不过，除去学习之外，你还应该付罚款。”

“当我有钱的时候，我一定会付。”我说。

“这没问题。” 格老孔说，“如果仅仅只是钱的问题在阻挡你发言，塞拉西马柯，那你就开始讲罢。我们都会捐钱给苏格拉底的。”

“当然喽，”他说，“这么一来，他就可以玩他玩惯的把戏——他自己逃避回答，可是却要交叉检验别人，同时反驳那个人的回答。”

“唷，我的好朋友，”我说，“如果有人首先既不知道，也没声称知道，其次，即使他对手上问题有一点概念，可是他被有力人士警告过，不许用他自己的推测来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回答？不，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你自己应该来当发言人，因为你承认你知道，而且能讲出来。来吧，别固执了，帮我一个忙，回答吧，别吝惜你的智慧，快来教导格老孔和所有我们这些人。”

当我说完这些话之后，格老孔和其他人都劝他别固执。显然，塞拉西马柯很想讲，这样他就可以赢得赞扬，因为他相信他有一个非常杰出的、针对我们问题的答复。可是他拖着，假装还坚持要我做答复人。最后他让步了，说：“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苏格拉底的智慧——他自己拒绝教导别人，可是经常想从别人那里学习点什么，而事后却又不表示谢意。”

“ 塞拉西马柯，你说我向别人学习，这你说对了。”我说，“可是当你说我不感谢别人时，你却错了。我一向是尽我能力所及感谢人家的。当下我只能赞颂别人。我没有钱。至于说‘我会很高兴地赞扬那些讲得很杰出的人’这一点，你在说完你的答复之后，很快就会知道。我相信你会讲得很好。”

“那你就好好听着，”他说，“我坚持声称，公道不是这，不是那，就是对强者有益的东西。啊呀，你为什么还不鼓掌？你什么事都会做，就是不会鼓掌。”

“我会鼓掌，可是我必须先了解你的意思，”我说，“因为我现在还不太明白。你坚持声称，公道就是对强者有益的东西。可是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波吕达马斯这位拳击摔跤师长得比我们壮，同时吃牛肉对他及他的身体都很有益处，我相信你不会坚持声称，对我们这批比他弱的人，吃牛肉会对我们很有益处，而且这么做是公道的。”

“ 苏格拉底，你是个小丑。你把我说的话用最有害的方式解释了。”

“我亲爱的朋友，完全不是那样。”我说，“我只是要你把你的话说得更明白些。”

“你知不知道，”他说，“有些城邦是由暴君统治的，有些是民主政体，而另外一些是精英政体。”

“当然知道喽。”

“在每一个城邦里，当政者是不是强有力的，而且是控制着城邦的？”

“一定的。”

“每一种政府都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来颁布法律——民主政体颁布民主的法律，暴君颁布独裁法律，其他类型的政体也一样；而在颁布法律的时候，它们声称：凡是对统治者有利的，对他们的属民来说，就是公道的；任何人，如果触犯了这一条法律，就会被统治者以犯法者或犯错者论罪。这，我尊敬的先生，就是我了解的在所有各国都遵行的同一的公道原则——当权政府的利益。我相信你会承认，掌权者是强大的。所以，如果我们正确地推论，我们将会发现‘公道’在所有各地都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对强者有利的就是公道的’。”

“我现在知道你的意思了。”我说，“可是我还是必须试着去了解它是否准确。所以，塞拉西马柯，虽然你不许我提出那个看法，但你在给出‘什么是公道’这一问题的答案时，也同时说它是有利的，而且你另外加了‘强大者’这个字。”

“也许你认为加上去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他说。

“加上去的东西究竟是重要还是不重要，现在还不清楚，可是，情况很明白，我们必须探讨你说的话是否准确。我跟你一样，也承认公道的是有利的，可是你加了一点东西，肯定有利是对强大者有利，而我却没有表示过我会这样理解。我们必须探讨一下。”

“那就不断探讨吧。”他说。

“我会那么做。”我说，“你是不是也承认，服从当政者是公道的、恰当的。”

“我承认。”

“我想问一下，各国的当政者是永不犯错的呢，还是有时候会犯错？”

“他们当然可能犯错。”他说。

“所以他们在立法的时候，他们制定的法律有些是正确的，而有些是不正确的。”

“我相信是如此。”

“所谓正确，是对他们有利；所谓不正确，是对他们不利。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正是。”

“可是不管他们制定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的属民必须照着做，而这就是公道，是不是？”

“当然喽。”

“然而，按照你的理论，做对强大者有利的事固然是恰当的，而做对强大者不利的事也是恰当的。”

“你在说什么呀。”他回答道。

“我相信我只是在重复你说过的话。让我们更仔细地来考虑这一点。我们方才不是已经同意了吗，当当政者向他们的属民颁布命令时，有时候会把‘什么东西对他们有利’搞错，然而我们又说‘不管当政者颁布什么，属民照着做就是公道的’。我们不是已经同意了那一点吗？”

“我相信是的。”他回答道。

“这么说来，”我说，“你就必须考虑，你已经承认：当当政者不经意地颁布对他们自己不利的法令时，做不利于当政者和强大者的事是公道的；而你也肯定：其他人做当政者和强大者规定的事是公道的。按照这个推理，我的绝对聪明的塞拉西马柯，结论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做与你所说的正相反的事是公道的；不是吗？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下属奉命执行的事，对强大者或高位者是不利的。”

“以宙斯的名发誓，是的，苏格拉底，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了。” 波勒玛库斯说。

“当然喽，如果你能为他作证。” 克利托丰插进来说。

“有必要找证人吗？” 波勒玛库斯说，“ 塞拉西马柯自己承认统治者有时候会颁布对他们自己有害的命令，然而他又说，属民执行这命令是公道的。”

“ 波勒玛库斯，那是因为塞拉西马柯曾规定‘服从统治者的命令就是公道’。”

“对的，克利托丰，不过他同时采取‘强者的利益是公道’的立场。在这两项预设之外，他也再一次承认强者有时候会要求较弱的那一帮以及他们自己的属民做不利于统治者的事。从这些确认的事实看来，对强者有利并不比对弱者有利更公道。”

“噢，这个，” 克利托丰说，“当他提到位于高处的人的利益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位于高处的人自以为是他的利益。这是指较弱的那些人必须做的事情，而他的立场是：他们那么做是公道的。”

“可是，” 波勒玛库斯说，“他可不是那么说的。”

“ 波勒玛库斯，”我说，“别在意那些。可是，如果那就是塞拉西马柯现在认定的意思，我们就从他的那层意思开始讨论。所以，塞拉西马柯告诉我，说‘位于高处的人的利益就是公道’这话里面，位于高处的人的利益是不是指‘位于高处的人自以为是他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不是确实对他有利？我们能不能说这就是你的意思？”

“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他说，“你认为我会把一个犯错的人在他犯错的时候还叫他是一个位于高处的人吗？”

“当你同意‘统治者不会永不犯错，而有时候会犯错’时，我确实认为你有那层意思。”我回答道。

“ 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你在辩论时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嘿，就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当一个医生为病人治病时犯一点错，你是就他犯错那一刹那称他为医生的吗？当一个计算者在计算时犯错，你是就他犯错那一刹那以及他犯错这件事称他为计算者的吗？我们通常会说‘医生犯错了’，‘计算者犯错了’或‘男老师犯错了’。我们确实是那么说的。我认为事实是：在上述每一个情况里面，就我们给他们的称号而论，他们永不会错；所以，严格地说（因为你是个为琐事争论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巧匠会错。因为只有在一个人的知识弃他而去的时候，一个犯错的人才会犯错——换句话说，当他不再是一个巧匠的时候。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巧匠、智者或者统治者会在他担任统治者的时候犯错，虽然每一个人都会用‘医生犯错了’‘统治者犯错了’这种说法来说。你必须按这种松散的讲话语气来理解我方才给你的回答。不过最确切的话是：统治者在担任统治者的时候是不会出错的，在他为自己的最佳利益下达命令时也不会出错，而老百姓必须按着他的命令来做。这也就是我最初说‘做对强者有利的事就是公道’的意思。”

“这么说来，”我说，“ 塞拉西马柯，你觉得我辩论的方式真的是吹毛求疵吗？”

“是。”他说。

“你觉得我在提那个问题之前就有恶意，并且试着要以不公平的方法来赢你吗？”

“我并没有那么想，而是知道你会那么做。”他说，“可是你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你不可能以偷袭的方式赢我，而一旦你偷袭失败，你也不可能在辩论时把我打败。”

“愿老天保佑你，”我说，“可是我从来没想到要那么做。为了要防止刚才发生的事再一次在我们中间发生，你且界定一下你所说的‘统治者和强者’的意思。你是指‘所谓的统治者’，还是指你刚才告诉我们的确切的意思——‘为他自己的利益打算的在高位者，而在下位者必须按着他的意思去做，才是公道’。”

“我所说的统治者是指那个词的最确切的意思。”他说，“好了，如果你能，现在你可以针对这一个词来施展你的吹毛求疵本领和你的讼棍花招了。我不要求你宽恕。不过我相信你是无法施展的。”

“唷，”我说，“你认为我会发疯到要去捋狮子的胡须和尝试着在塞拉西马柯身上找渣滓么？”

“你这个可鄙的家伙，刚才你还那么做呢。”他说。

“我们已经为这种争论费太多口舌了。”我说，“不过，告诉我，你方才所说的严格意义的医生是一个赚钱的人、挣费的人，还是一个为病人治疗的人？记得要描述那个真正的医生。”

“为病人治疗的人。”他回答道。

“舵手——正确地被称为掌舵的人——是什么情况？他是水手们的统治者呢，还是仅仅是一个水手？”

“他是一个水手们的统治者。”

“我觉得我们不必考虑他实际上是在船上航行，也不必考虑他是否会被称为一个水手。他之被称为舵手，并不是因为他在航行，而是因为他的航海诀窍和他对水手们的掌控。”

“的确是。”他说。

“那么对每一个水手来说，难道没有一些对他有利的东西么？”

“应该有。”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说，“航海诀窍自然而然地就在于找到每一个水手的利益，并且为他提供利益？”

“是的，是这个目的。”

“这么说来，就航海诀窍的每一项目而言，利益是不是指‘尽可能地完善’？”

“你那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说：“假如你问我‘光是一个身体本身就足够了吗’，还是说‘身体还需要一些什么其他东西？’，我会回答‘身体当然需要其他东西’。那也正是现在医术之所以被发明的理由，因为身体是有缺陷的，而这种缺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了补救这一点，为了提供利益这个目的，于是医术就产生了。你觉得这么说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回答？”

“是正确的。”他说。

“可是，你对下面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医疗技术本身是不是有缺陷，或者会犯错？扩大范围来说，任何一种其他的技术是不是都需要一些美德、品质或优点——就像眼睛需要视力，耳朵需要听力——换句话说，为了实现眼睛和耳朵的功用，是不是在眼睛和耳朵之外需要另外一些技艺来考察和提供有利的因素？一门技艺是不是本身有一些缺陷，因此需要另外一种技艺来帮助它发扬它的优点，而那个帮助它的技艺，自己又需要其他技艺来协助它，并且依此类推以至于无穷？还是说，每一种技艺都能找到自己的优点？是不是一种技艺事实上既不需要自己，也不需要其他技艺来帮助它发扬它自己的优点，同时防止它自己的缺点，因为，任何一种技艺的本身都没有缺点或过错？要求一种技艺不寻求跟它目标有关的利益，而去寻求任何其他利益也是不合适的。可是技艺本身是没有任何害处的，同时不掺杂罪恶。只要它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地是它自己，它就是正当的。要记得，我们就是用那种精确的说法来考虑事情的。是不是这样？”

“看来是这样。”他说。

“这么说来，”我说，“医术并不考虑医术的利益，而只考虑身体的利益，是不是？”

“是的。”

“马术并不考虑马术的利益，而只考虑马的利益；任何其他的技艺也并不考虑它本身的利益——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而只考虑它从属的主体的利益。”

“看来似乎是这样。”他回答道。

“不过，塞拉西马柯，毫无疑问，技艺确实掌握统治权，并且比它们所从属的主体还要强。”

他承认这一点，不过承认得很勉强。

“这么说来，没有哪一种技艺会考虑或者规范强者的利益；相反地，每一种技艺都只考虑或者规范它所统治的弱者的利益。”

虽然他试着要抗拒这一点，他最后还是同意了。

“那么，”我说，“我们能否认‘任何一个医生，只要他还是医生，会寻求或者规范他的病人的利益，而不是寻求或者规范他自己的利益’吗？因为我们已经同意过，‘严格地说，医生是一个身体的统治者和长官，而不是一个赚钱的人’。我们没有在那一点上同意过吗？”

他同意了。

“所以一个‘严格的’舵手是水手们的统治者，而不是一名水手？”

“这一点他也同意了。”

“这么说来，那一类的舵手和统治者将不会考虑或者规范舵手的利益，而只会考虑或者规范他们所统治的水手们的利益了。”

他勉强地同意了。

“这么说来，”我说，“ 塞拉西马柯，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担任统治者的人，都不会考虑或者规范他自己的利益，而只会考虑或者规范被统治者的利益并且为那个被统治者而施展他的技艺。无论他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他会把他的眼睛盯在那个利益上以及盯在有利于和适合那利益的事情上面。”

当我们的讨论进展到这一点时，每一个人都明白，塞拉西马柯所了解的公道已经在形式上翻转过来了。可是他并没有回答我，却对我说，“ 苏格拉底，告诉我，你有保姆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为什么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却反过来扯这样一个没头没脑的话题？”

“因为，”他说，“她让她的一些鼻涕往四处飞，并且没把你的脸擦干净；如果她无法帮助你分辨牧羊人和羊之间的区别，那你确实需要擦一擦。”

“你怎么会想到那方面去的呢？”我说。

“因为你认为牧羊人和牧牛人之所以会照料羊和牛，把它们养肥，并不是为他们主人或他们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羊和牛的好处。同理，你似乎认为我们各城市的统治者（我的意思是真正的统治者）在想到那些被他们统治的人群时，会在想法方面和一个对待他的羊群的人的态度不同吗？他们夜以继日所想的，难道不就是他们自己利益的来源吗？在公正和公道、不公正和不公道这种议题上面，你的想法真是太不对头了，以至于你不了解所谓公道和公正确实是指别人的好处——对强者和统治者而言是利益，可是却完全是对那个惯于服从和服侍的属民的伤害——而不公道呢，却正好相反，它统治那些在每一方面都是单纯且公正的人们。他们为强者的利益劳动，为他服务，使他快乐，但绝不是为他们自己。所以你啊，我的头脑简单的苏格拉底，必须从下述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公正的人在和不公正的人打交道时，永远是吃亏的。首先，当他们两人合伙做生意时，不管是什么方式，在拆伙那天，公正者永远占不到不公正者的便宜，反而永远会吃最大的亏。其次，就他们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如果两人都必须向国家纳直接税或捐献什么，而且两人的房地产价值都一样，结果那个公正者一定比另外那个人捐献得多；而一旦轮到国家分配东西的时候，其中一个人会拿到很多很多，而另一个人则什么都拿不到。同理，当他们两人各自担任公职的时候，且不说任何其他损失，如果因为一心为公以致疏忽了家事，一个公正者，出于他的公道感，不会向国家要求什么补偿，更由于他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手段给他的朋友和熟人谋好处而会引起后者的不满。可是对一个不公正者来说，所有各种相反的利益他都能弄到手。当然，顺着我刚才讲话的语气，我是指那个有能力大规模地过度发展的人。如果你想个别地评判一个不公正者能比一个公正者多谋多大的利，你就应该研究这一种人。在所有各种方法里面，最简单的理解这件事的办法，是来看看最完美的不公道形式以及它造成的后果——做坏事的人非常非常快乐，而那些坏事的被害者、那些本身不愿意干坏事的人则非常非常悲惨。这是一种专制暴政。它把应该属于他人的东西，不管它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也不论它是私人的或是公家的，一股脑儿而不是一点一滴地，借着偷窃和暴力全部拿走。在个别的这种不法行为里，被抓到的罪犯会被罚款，会遭受到极端的侮辱。寺庙的强盗、拐子、破门盗窃贼、骗子、偷窃犯等等，就是给触犯这些个别不公道形式的人所加的称号。可是，当有人不仅侵犯公民的财产，而且劫持和控制其他公民的人身时，他们不但没被冠上上面所说的表示轻蔑的名称，反而被他们的同胞以及所有听到这种彻底、全面地做出不公道行为的人的故事的人宣称是幸福和享受天国之福的。痛斥不公道的人们之所以提出指摘，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怕做不公道的事，而在于怕受到侵权行为的伤害。因此，苏格拉底，大规模的不公道和公道相比，是比较强劲的、比较自由的、比较有主人架子的，就像我刚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强者的利益就是公道，而不公道是指能替一个人自身带来好处的东西，而且只是为他的利益。”

跟一个公共澡堂里的粗壮工人一样，塞拉西马柯把他的演讲像突发的洪水一般灌向我们的耳朵，而说完这些话之后，他就有意要离开。可是我们这群人不许他那么做，坚持要他留下，要他把所说的话交代清楚。我尤其感到急迫，于是说：“ 塞拉西马柯，我感到很惊讶。你刚才口气激烈地向我们表达了你的信念，现在既不留下来好好地教导我们，也不想知道你的看法是否行得通，居然想要离开？你觉得你想决定的事是一件小事，而不是一件足以影响我们整个人生规划、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得非常有意义的大事么？”

“哎呀，我否认过了吗？” 塞拉西马柯说。

“你似乎有这种倾向。”我说，“要不然你就是对我们毫不关心。我们不了解你声称你知道的事，而这种事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也许把它变好了，也许把它变坏了——可是你不在乎。不，我的好朋友，你应该尽你最大的努力把事情交代清楚。任何一种你赠送给我们这一批人的帮助，都将不会是一种坏的投资。我告诉你，就我自己来说，你并没有把我说服；即使有人让不公道自由发挥，不去阻挡它的意志，我也不认为不公道会比公道更有利。不过，先生，你且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是不公道的，而且能够在下面两种情况里做不公道的勾当——他做的时候没被发现，或者他借着暴力继续在做。同理，他不能使我相信他这么做会比按照公道做更有利。当前的情况是：在场的人里面，也许有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而我不是唯一有这种看法的人。所以，我亲密的朋友，请充分地说服我们，让我相信‘我们宁可要公道而不要不公道’是考虑得不周密的。”

“可我要怎么样才能说服你们呢？”他说，“如果我刚才所说的一番话还没说服你们，我还能为你们做什么？你难道要我把我的论点捡起来，然后硬塞到你们的脑袋瓜里去？”

“但愿老天不让这种事发生！”我说，“别那么做。不过，当你说过一句话之后，你首先必须守着它；如果你改变你的立场，你应该公开地做，而不要欺瞒我们。不过，你知道，塞拉西马柯，就当前的情况而论——让我们回顾一下先前举过的例子——当你开始讨论医生这名词的时候，你要就那名词的真正意义发表看法；可是后来，当你谈到真正牧羊人的概念时，你觉得保持前后一致并维持确凿的意义不太合适；你显然认为当牧羊人以牧羊人身份照顾羊群的时候，并不着眼于‘什么事情对羊群最好’，而是着眼于‘卖羊的时候什么价钱最好’，仿佛他是一个生意人而不是一个牧羊人，也仿佛他心情好得像一个参加宴会的人一样，等着被款待和称赞。可是牧羊人的技艺确实只是为他所设定的工作目标提供最好的服务，因为，有关这技艺的情况，它的最佳状态，都已经规划好了，只要牧羊人的技艺不低于标准，一切都没事。同理，我认为刚才我们已经被迫承认每一种统治（只要它是统治）方式都会考虑，而且只会考虑什么东西对受他统治和照顾的人最好，不管这统治是政治的还是私人的。唷，你觉得我们几个城邦的统治者和公务人员，那些真正的统治者，是心甘情愿地办公和统治的吗？”

“我并不如此认为，”他说，“我对他们很了解。”

“可是，塞拉西马柯，其他几种统治方式怎样？你难道不知道，没有人会自愿担任公职吗？他们要求领薪水，而这表示他们担任公职时，好处不会积累到他们那里去，而是会积累到被他们统治的人们那里。你且回答我下面这一点：通常我们会说，由于力量或功能不同，每一种技艺都会跟别的技艺有异，是不是？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有结果，我的好朋友，请你不要用违背你真实信仰的方式回答我。”

“好吧，”他说，“那正是促使每一种技艺不同的原因。”

“是不是每一种技艺也为我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好处？譬如说，医术带来了健康，舵手技艺带来了航海的安全，其他技艺也个个类同。”

“肯定是的。”

“靠工资为生的人的技艺，不就是带来工资吗？因为那就是它的功能。你要不要来确认一下医术和舵手的技艺？假定现在有一个舵手，由于海上旅行对他有益，因此导致他恢复了健康，你会因为这个原因把他的技艺称为医术吗？请用你提议的办法‘精确地’分辨一下。”

“当然不会。”他说。

“我相信，如果一个靠工资为生的人身体很健康，你不会因此而把赚工资称为医术吧。”

“保证不会。”

“可是，你对下面这一点有什么看法？如果一个从事医术的人在治疗过程中赚了工资，你会把那个人叫作赚工资的人吗？”

“不会。”他说。

“我们是不是同意过，从每一种技艺那里引申出来的好处，都是对那个技艺而言的特殊的好处？”

“是那样吧。”他说。

“如果有一种共同的或者普遍的好处，是所有工匠都能得到的，那么，这些好处显然是因他们共同地使用了另外一些同源的东西而得来的。”

“看来是这样。”他说。

“我们可以说，赚到工资的好处之所以积累到工匠那里，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使用了赚工资的技艺。”

他勉强地同意了。

“这么说来，赚工资的好处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技艺才积累到每一个工匠那里去的。不过，如果我们‘精确地’考虑这件事，我们知道医术带来了健康，可是，是赚服务费的技艺产生了工资；建筑术建造了房子，可是，是伴随着它的赚服务费的技艺产生了工资。所有其他技艺也可以类推——每一种技艺执行它自己的工作，然后使工作的对象获益。不过，除去加上去的工资之外，工匠还能从他的技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吗？”

“显然不能。”他说。

“当他不为任何报酬工作的时候，他就不提供好处了吗？”

“我认为他还是提供了。”

“这么说来，塞拉西马柯，‘没有一种技艺或者公职是为它自己提供好处’的这层道理不是马上就显出来了吗？正如我们很早以前所说的，每一种技艺都在提供和规约对它的对象有好处的东西，而它考虑的，是弱者的利益，而不是强者的利益。塞拉西马柯，我的朋友，那也正是我为什么刚才会说，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统治，担任公职，或者把别人的麻烦承担起来，并且把它们解决掉；每一个人在做那种事时，都会期待报酬，因为正确地施展技艺的人，从来不会考虑他自己的最佳利益，而按照技艺的要求发布命令的人，也不会责令别人照顾他自己的最佳利益；他只会考虑他服务对象的最佳利益。看来那也正是必须为那些同意出来统治的人提供报酬——金钱、荣誉，或者处罚（如果他们拒绝）——的原因。”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格老孔问，“我明白你说的前两种工资，可是你提起处罚，而且把它当作一种工资，这一点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说来，”我说，“你就不了解，当最优秀的人才同意出任公职，出来统治时，他们领取的‘精英人才工资’的意义了。你知不知道，人们把贪求荣誉和贪求金钱认作一种责备，而且事实上也是一种责备吗？”

“我知道。”他说。

“哎呀，”我说，“那正是好人不愿意为金钱或荣誉出来统治的原因。他们不愿意公开领取为奖励他们非生产性统治劳动而给他们的工资，以免被人称呼为雇用工；又不愿意以偷窃的方式取得工资，以免被人叫作小偷；更不愿意为荣誉而劳动，因为他们并不贪求荣誉。因此，当他们同意担任公职时，必须要在他们身上加上一些强制力和处罚来迫使他们出来统治。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自己出来寻找公职，而不是等待别人强迫他出来’是不光彩的了。不过，如果有人自己不愿意出来担任公职并且统治别人，那么，主要的惩罚是被比他差的人统辖。据我看，就是因为害怕这一点，比较优秀的人才在他们实际出来担任公职时出来任职，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得到乐趣，也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善事，而只是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灾祸，同时也因为他们无法把差使转交给比他们更优秀或跟他们一样优秀的人。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有那么一个城邦，住在里面的人全都是好人，那么，他们将竞相争取免于出任公职，就像现在人们竞相争取出任公职一样。而在那里，人们都明白，事实上，真正的统治者并不自然而然地寻求他自己的利益，而是会寻求被统治者的利益，而明白事理的人宁可选择被别人赐益，而不愿承担赐益给别人的麻烦。所以在‘公道是强者的利益’这一点上，我无法向塞拉西马柯让步。不过，我们且保留到另外一个场合再讨论这一点。我觉得，此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讨论塞拉西马柯目前所说的话，即‘不公道者的生活比公道者的生活好’。格老孔，你现在会怎样选择？你认为哪一种说法比较准确？”

“我觉得公道者的生活比较有利。”他说。

“你有没有听到塞拉西马柯刚才列举的一个不公道者的生活中能享受到的所有那些好处？”

“我听到了，可是，”他说，“我并没有被说服。”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办法，你想不想让我们试着去说服他，他所说的话是不准确的。”

“我当然那么希望。”他说。

“如果我们在预定的发言中反对他，依次一条一条地列举做公道者的好处，让他回答，然后我们再反驳，这样我们就必须把双方在发言中列出来的好处总结起来并且加以衡量，这样我们就需要立即找裁判来为我们双方做评审员。可是，如果我们像刚才讨论时那样，彼此认同我们在探讨过程中都承认的事，那么我们自己就可以同时成为裁判和申诉人了。”

“正是这样。”他说。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办法呢？”我说。

“后面这一个。”他说。

“这么说来，塞拉西马柯，”我说，“回到最初那一点，然后回答我们的话。你确定‘完美、完整的不公道比完整的公道有利’。”

“我确定。”他说，“而且我也已经把我的理由告诉给你们听了。”

“这么说来，那你且告诉我，在公道和不公道这一点上，你会怎样表达你自己。我猜想你会把其中一个叫作美德，而把另外一个叫作恶德？”

“当然。”

“公道是美德，而不公道是恶德？”

“你太不谙世故了。当我说‘不公道有报酬，公道没有报酬’的时候，它有那种倾向。”

“可是，后来怎样了，你说说看？”

“正好相反。”他回答道。

“你说什么？公道是恶德吗？”

“不是，不过公道是一种非常崇高的纯朴，或者说心地很善良。”

“那么你把不公道叫作心地邪恶？”

“不是，而是判断的精华。”

“ 塞拉西马柯，你是不是也认为不公道者是明智而善良的？”

“是，如果他们能做出完整的不公道之事，”他说，“同时能把城邦和各族人民统辖起来。不过你很可能以为我是指那些偷钱袋的人。即使做那一类的事，如果没被发觉，肯定会有利润。不过那种事不足挂齿，只有我刚才说的事才值得讨论。”

“我注意到你那方面的意思。”我说，“不过，你把不公道放在美德和智慧那一项下面，而且把公道放在相反的那一类，这让我很惊讶。”

“唷，我就是那么把它们分类的。”他说。

“那可是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论点，我的朋友。”我说，“而且如果你的立场偏得那么远，我就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因为，如果你说不公道是有利的，可是，像其他争议人承认过那样，你也承认不公道是邪恶可耻的，那我们还可能按照符合习俗的原则来进行一番辩论。可是，在当前这种氛围里，你不愿意从‘把不公道放在美德和智慧的范畴里’的立场上退一步，你显然准备确定‘不公道是光荣强大的’，同时把我们给予公道者的其他品质附加到不公道上面去。”

“你是一位非常名副其实的先知。”他回答道。

“哎呀，”我说，“只要我认为你确实是在表述你脑子里的想法，我一定不能从‘把探索的逻辑弄个水落石出’的立场上退缩。现在，塞拉西马柯，我绝对相信你不是在嘲弄我们，而是在把你对真理的真正意见告诉我们。”

“我是不是相信我所说的话，对你来说又会造成什么差别？”他说，“你为什么不测试一下论点？”

“没有什么差别。”我说，“不过在你刚才所说的话之外，我这里还有一些事希望你能告诉我。你觉得一个公道者有意愿要超越或者胜过另外一个公道者吗？”

“不会。”他说，“不然，他就不再是一位可爱的傻瓜了。”

“那么，他会超越、胜过或者越出公道行为的限度吗？”

“那不会。”他说。

“可是，他会怎样对待不公道者呢？他会不会认为‘战胜、胜过或者越过一个不公道者’是正当的呢？”

“他会那么想，”他说，“可是他办不到。”

“那可不是我提的问题。”我说，“我的问题是‘一个公道者并不声称或者希望战胜另一个公道者，而只是声称或希望战胜一个不公道者’是不是事实？”

“那倒是事实。”他回答道。

“不公道者那边如何？他会声称能超越或者胜过一个公道者及公道行为的限度吗？”

“当然。”他说，“因为他声称在所有事情中，他都能超越和占上风。”

“这么说来，一个不公道者将超越和胜过另一个不公道者以及不公道行为的限度，而他的所有活动，将只是为了他自己在一切事情中占尽便宜。”

“情况正是那样。”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公道者不会占同类人的便宜，而只会占不同类人的便宜；然而不公道者则两类人通吃。”

“说得真令人钦佩。”他说。

“可是，不公道者是明智善良的，而一个公道者既不明智，也不善良。”

“那也正确。”他说。

“那么，”我说，“‘不公道者像明智善良的人，而公道者不像’是不是也正确呢？”

“当然喽。”他说，“他既然是那样的人，当然就像那样的人，而另外的那位就不像。”

“好极了。所以，每一个人就像他像的人一样。”

“你认为还该怎样呢？”他说。

“很好，塞拉西马柯，可是，你能分辨谁是音乐家，谁是不懂音乐的人吗？”

“我能。”

“那么，在这两个人中间，谁是明智的，谁是不明智的？”

“我认为音乐家是明智的，而那个不懂音乐的人是不明智的。”

“在他明智的那个领域里，他会做得好，而在他不明智的那个领域里，他会做得差，是不是？”

“是的。”

“这道理对医生来说也适用？”

“适用。”

“这么说来，我的朋友，你认为任何一个音乐家在为一架里拉琴调音的时候，会想在收紧和放松琴弦方面胜过另外一位音乐家，或者声称他已经胜过或超过后者，并且觉得那么做很合适吗？”

“我不认为他会那么做。”

“可是，如果对方是一个不懂音乐的人，他会吗？”

“必定会。”他说。

“换了医生情况如何？在调配食物和饮料的时候，他会想要胜过另外一个医生或者超越一个医疗程序吗？”

“肯定不会。”

“如果对方是一个不懂医术的人，他会吗？”

“会。”

“现在来考虑所有种类的知识和无知。你认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会比另外一个有知识的人做更多的事，说更多的话？还是说他会和另外一个跟他一样有知识的人在相同的情况下做相同的事？”

“呃，也许在那些情况里面，事情必然会像你所说的那样。”他说。

“可是，那个无知的人，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会怎样？他难道不会想到要同时超越或者胜过有知识的人和无知的人吗？”

“可能啊。”

“可是那个有知识的人是英明的？”

“我认为是的。”

“英明的人是善良的？”

“我认为是的。”

“这么说来，一个既善良又英明的人，不会想到要胜过跟他相同的人，而只会想到要胜过跟他不相同的人或者跟他相反的人啰。”

“看来是这样。”他说。

“可是坏人和无知的人会想同时胜过相同的人和不相同的人？”

“看来是这样。”

“我们刚才提起的不公道者，塞拉西马柯，不就是要同时胜过相同的人和不相同的人吗？你没有提到过吗？”

“我提到过。”他回答道。

“可是，公道者不想胜过跟他相同的人，而只想胜过跟他不相同的人，是不是？”

“是的。”

“这么说来，公道者就像英明善良的人，而不公道者就像邪恶无知的人啰。”

“看来很可能。”

“可是我们还一致认为，每一个人就像他像的人一样。”

“是，我们认同过。”

“这么一来，在我们这边的公道者，结果就成为善良英明的人，而不公道者结果就成为邪恶无知的人。”

塞拉西马柯承认了所有这些论点，可是，他当时的模样并不像我现在所说的那么轻松，而是多方回避，非常不情愿，而且满身大汗。那时候正当夏天，于是我看到了一幕我从来没见过的景象—— 塞拉西马柯脸红了。不过我们终于获得了我们的结论，那就是，公道是美德和智慧，而不公道是罪恶和无知。“好，”我说，“让我们把这一点当作已经确立了的论点。不过，我们同时也肯定过不公道是一个强大、有影响力的东西。塞拉西马柯，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他说，“可是我不同意你现在所说的话，而我对那些话有我的回答；不过，如果我试图把我的回答讲出来，我明白你又会说我是在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所以，你要不就让我爱讲多长就讲多长；要不如果你宁可提问题，你就发问吧，而我呢，就像我们听老太婆讲故事那样，会说‘很好啊’，可是不置可否。”

“别这样。”我说，“别违背你自己的信念。”

“会的，就是要讨你高兴。”他说，“因为你不让我有说话的自由。你还想要些什么呢？”

“没什么，真的。”我说。“不过，如果你确实建议我这么做，那你就得履行你的话，我可就提问题了。”

“你就提出来吧。”

“下面就是我要提的问题，其实跟以前所提的一样，这样我们的探索就可以有序进行了。跟公道相比，什么是不公道的性质？我相信，前些时候的说法是：不公道比公道更有力、更强大。可现在，我说，如果公道是智慧和美德，我觉得我们能很容易地表明，它是比不公道更强大的东西，因为不公道是无知——现在没人会无法认清那一点——不过我要的并不是像那种说法那么简单的东西。我希望，塞拉西马柯，用下面这个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你也许会说，有一个城邦本身可能很不公道，同时想用不公道的方式来制服其他城邦，奴役它们，而且已经令好几个城邦屈服了。”

“我当然会那么说。”他说，“这是把不公道做得最彻底的、最好的城邦主要想做的事。”

“我了解。”我说，“而这是你的看法。可是我正在考虑的问题是：这样一个用这种方式来向另外一个城邦显示自己优越性的城邦，在拥有力量的刹那，难道不需要公道吗？还是说，它必须把力量跟公道结合在一起？”

他回答道：“如果你最近的说法（即，公道是智慧）是准确的，那么，那力量就必须跟公道结合；而如果是按照我的说法，那么，那力量就必须跟不公道结合。”

“真令人钦佩，塞拉西马柯。”我说，“你不仅用点头和摇头表示了可否，而且给出了卓越的回答。”

“我正在试着让你高兴。”他回答道。

“你非常体贴。不过，请你告诉我下面这一点，让我再高兴一次。你觉得一个城邦、一支军队，或者一群强盗小偷，或者任何其他想集体采取行动的团体，如果成员之间彼此伤害，他们能成就什么事吗？”

“当然不能。”他说。

“可是如果他们不彼此伤害，他们是不是比较可能成就一些事？”

“肯定是的。”

“内讧，塞拉西马柯，是不公道产生的结果，它也产生了仇恨和自相残杀型的长期斗争，可是公道能带来心智的统一和爱。是不是这样？”

“就让它这样吧。”他回答道，“这样就不会跟你不一致了。”

“那太好了，我的朋友。不过，请你告诉我下面这一点。如果不公道的任务是不论在何处何地都制造仇恨，当它在自由人或奴隶之间突然涌现出来的时候，它难道不会使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仇恨和冲突，导致他们无法共同采取有效行动么？”

“当然。”

“假定不公道在两个人之间涌现出来，他们难道不会彼此意见相左、互相怀恨，并且变成敌人，同时敌视公道人么？”

“他们会。”他说。

“告诉我，如果不公道在一个人身上出现了，它会失去它的力量和功能吗？还是它会保持它的力量和功能？”

“既然有了力量，它会保持它。”他说。

“它的力量会是这样子的——不管它是在城邦、家庭、营寨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发现，它首先使那个单位内部由于内讧和意见相左的关系而无法合作，其次使该单位成为它自己的敌人，也成为它在所有各种情况中的相对面——公道者——的敌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情况不是如此吗？”

“当然。”

“当不公道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时，我相信它也会产生上述的效果，因为它的本性就是那样。它首先会使那个人由于内在的矛盾和缺乏自我整合而无法完成任何事，然后使他成为自己的敌人，也成为公道者的敌人。情况不是如此吗？”

“是的。”

“可是，我的朋友，众神也是公道的。”

“你可以那样设想他们。”他说。

“所以看起来对众神来说，不公道者会激起仇恨，而公道者会吸引人。”

“尽量陶醉在你的演讲里吧，别害怕。”他说，“因为，为了不冒犯你在这里的虔诚信徒，我不会反驳你。”

“你且把我的盛宴杯子注满。”我说，“同时，继续回答问题，就像你一直在做的那样，这样你就会为我把盛宴顺利结束了。由于公道者看来比较英明、优秀、能干，而不公道者无法采取任何共同行动——如果我们曾经说过‘任何一群不公道者曾经有力地联合起来完成一些事情’，我们这个说法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如果他们是彻底地不公道，他们就不可能互不侵犯；然而，在他们中间，肯定会存在一些公道，阻止他们在攻击外人的时候彼此互斗。结果他们完成了他们所做的事。而他们出发去做不公道之事时，他们只是被不公道腐化了一半，因为完全不公道的十足恶棍是完全无法采取有效行动的——我的了解是：所有以上这些话，而不是你当初所说的那些话，是准确的。至于‘公道者跟不公道者相比，会有一个比较良好、快乐的生活’ 这话是否也属实，我们先前提议过要接着检验，现在必须考虑。对我来讲，从我们已经说过的话来判断，我觉得公道者的生活是比较良好、比较快乐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更小心地检验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不是平常之事，而是跟生活中的正当行为有关的。”

“继续进行你的探索吧。”他说。

“那我就继续喽。”我说。“那么，告诉我——你是不是会说，马有一种特殊的作用或者功能？”

“我会。”

“你愿不愿意把马或者任何其他一件东西的作用界定一下，显示出它的‘人需要或者仰赖它才能做得最好的’那一特性。”

“我不懂。”他回答道。

“好吧，让我来这么解释。除去眼睛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你能用来看？”

“当然没有了。”

“其次，你能用耳朵以外的东西来听吗？”

“不能。”

“你会不会公正地说，这些就是这两个器官的功能？”

“当然。”

“再来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用一把短剑、一把刀和其他许多工具来削葡萄藤的枝。”

“当然。”

“可是，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一把专为削枝这个目的而打造的整枝剪刀更好的了。”

“那倒是真的。”

“我们是不是必须假定这一点是那把整枝剪刀的作用或者功能呢？”

“我们必须那么假定。”

“这么一来，我认为你现在能理解我前些时候提出的‘那是不是一件物品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或者比其他任何东西都优越的作用’这问题的意义了。”

“好吧，”他说，“我确实理解了，同时同意：所谓‘任何东西的作用’就是指那个。”

“好极了。”我说，“你是否也认为‘每一样东西都有一种具有特殊作用或者功能的美德或者优点’？让我们回到刚才说过的例子。我们说，眼睛有一种功能？”

“是，它们有。”

“那么，眼睛是不是有一种美德呢？”

“有。”

“耳朵是不是有一种功能？”

“是的。”

“也有一种美德？”

“也有一种美德。”

“其他所有的东西呢？情况是不是一样？”

“一样。”

“你必须听明白喽。如果眼睛缺乏它们固有的优点，却相反地拥有它们的缺点，它们还能好好地完成它们的功能吗？”

“怎么可能？”他说，“我觉得你的意思是失明代替了视觉。”

“别管那优点是什么。”我说，“我还没有涉及那个问题，而只是在问‘当任何一样东西具有自己美德的时候，是否它的作用就好些；而当它具有自己缺点的时候，它的作用就差些’？”

“你所说的那些事，”他说，“你可以安全地声称是准确的。”

“如果耳朵失去它们自己的美德，它们就只能很差劲地起作用了？”

“肯定的。”

“我们能把同样的原则适用到所有事物上去吗？”

“我认为可以。”

“既然如此，那么考虑下面这一点。灵魂是不是能帮你完成一种工作，而这种工作是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帮你完成的，譬如在管理、统治、研究等等方面？除掉灵魂之外，你能把上述各方面的任务合适地分配给任何其他一种东西，然后说，那些是它特殊的工作吗？”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

“那么，生活方面如何？我们要不要说生活也是属于灵魂的工作？”

“绝对是的。”

“我们是不是也说灵魂有一种优点或美德？”

“是。”

“如果灵魂失去了它自己的美德，它还能好好地完成它自己的工作吗？还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低劣的灵魂必然只能低劣地统辖和管理各种事务，而一个优秀的灵魂必然能完善地统辖和管理各种事务了。”

“必然是。”

“我们不是同意过，灵魂的优点或美德是公道，而它的缺点是不公道吗？”

“是，我们同意过。”

“公正的灵魂和公正的人将会生活得很美好，而不公正的灵魂和不公正的人将会生活得很艰难。”

“按照你的推理方式，情况看来会那样。”他说。

“此外，生活得美好的人是受尊敬的、幸福的；而生活得很困难的人则相反。”

“当然喽。”

“这么说来，公道者是幸福的，而不公道者是苦恼的。”

“就算那样吧。”他说。

“可是，生活苦恼对人不利，而生活幸福对人有利。”

“生活苦恼当然不利。”

“这么说来，最尊敬的塞拉西马柯，不公道永远不会比公道更有利。”

“ 苏格拉底，就让这一个结论为你在本狄斯庆典上的文娱节目画上句点吧。”

“ 塞拉西马柯，”我说，“由于你已经变得温和了，同时不再对我发怒，所以，这宴席是你提供的。不过，我还没有好好地享受它——这主要是我自己的过错，而不是你的。正像一个老饕一样，还没来得及仔仔细细地享受前一道菜，却已经伸手抓取品尝送到面前的另一份食物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找到我们探索的第一个目标——公道是什么——就把它放走，同时开始考虑跟它有关的一些问题，即，它究竟是邪恶和无知，还是智慧和美德。而且，当你后来提出不公道比公道更有利的看法，我又忍不住从其他主题转到这一问题上来。所以，对我来说，我们讨论的当下结果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而如果我不知道‘公道是什么’ ，我就更不知道公道是不是美德，以及拥有公道的人究竟是不是幸福的了。”

第一卷 老年、财富与公道

第一卷老年、财富与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