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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的《理想国》是他写过的二十多篇对话录里面最负盛名的一篇。我第一次读到它，是在东海大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张佛泉先生从
埃利奥特
和
麦克唐纳
两位教授合编的《西方政治传统》
中选了几十页给我们念，而第一批里面就有《理想国》中挑出来的十几页。
一九六二年，我有幸获得美国政府给中国大专毕业生的
富布赖特
（Fulbright）全额奖学金，到
芝加哥
大学政治系去攻读西方政治思想，而
克罗普西
教授指定的第一本必读书，便是
柏拉图
的《理想国》。所不同的是：当年张教授只要求我们读它十几页，而这一回却是整本书。不仅如此，我和其他选修这门课的同学在匆匆读完整本书之后，都还必须再读一篇由一位研究
柏拉图
思想的专家学者写的评论文章，庶几我们能对《理想国》里的主要思想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从而增强我们在课堂上讨论该书的能力。当然，匆匆读完整本书，还是不足以充分了解
柏拉图
思想的。
一九七二年，我应聘到美国 科罗拉多 州的私立 丹佛 大学哲学系教书。有一位同事对 柏拉图 的哲学很有研究，于是我听从她的建议，买了 普林斯顿 大学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编辑们认为是收集了英语世界里最佳英译的《 柏拉图 对话录全集》。她还告诉我至少应该看全集里哪些对话录才能对 柏拉图 的整个思想体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照着她的话做了，也自觉有了进步，可是总觉得不够深刻。
二〇〇一年，我在加州
圣何塞
市住家附近认识了曾在大学里教西方哲学、而现在已经退休的
德匹柏
教授
。他年轻时曾经是一位耶稣会会士，因此精通
希腊
文和
拉丁
文，更是一位
柏拉图
迷。所以当我四年前出版了《
苏格拉底
最后的日子》之后，问他在我有兴趣翻译的
柏拉图
《理想国》和
亚里士多德
的《形而上学》之间，选哪一本较有意义，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前者。而我在译完全书之后，也觉得所花的精神和力气很值得，因为《理想国》确实是框定西方文化走向的一本巨著，而拿它跟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互相比较，更有许多深切的体会和感触。
如前所述，一九六三年出版的《 柏拉图 对话录全集》收集了当时英语世界里的最佳英译，而《理想国》是由 柏拉图 专家 肖里 教授执笔的。 肖里 的巨作《 柏拉图 说了些什么？》固然受到学术界欢迎，他的《理想国》也被 哈佛 大学的 洛布 古典丛书采用了。所以他英译的权威性是无须质疑的。不过， 普林斯顿 版的英译本和 洛布 版有很大差异——前者是分段分句的，读者很容易看懂是谁在说话，可是它只选了一部分最基本的脚注；后者只分段而不单独分句，读者必须小心地读，才知道是谁在说话，可是它的脚注非常细腻，能够大幅度提高读者对正文的了解。拙译在印刷体裁方面采用了 普林斯顿 版式，但是小心选择了一百多条 洛布 版里的英文脚注。这样我就把两者的优点都吸收进来了。
另外，为了确知至今为止的四十年间没有出现过比
肖里
教授更好的英译本，我在网上做了一点搜索工作，结果发现
布卢姆
教授和
里夫
教授的英译都很受读者欢迎。翻阅了他们的译文之后，我觉得还是
肖里
的译文比较优美，可是
布卢姆
的有些脚注对了解《理想国》正文颇有帮助，所以我采用了几个。他在译文后附加的一篇长文也值得大家参考。
里夫
译文里的句子通常比较短，对我了解
肖里
的特长句子结构很有好处。他在译文中的脚注，对贯通《理想国》前后文更是有巨大帮助，因此我采用了很多。基于随时注明用语来源的规矩，我在采用时一一注明出处，供读者覆验。
另外，我在翻译中遇到疑难句子的时候，还参考了当年在
芝加哥
大学读书时用过的教材——
劳斯
博士翻译的《
柏拉图
对话集》
和自备的
林赛
博士《
柏拉图
的理想国》的译文
。
总而言之，我的翻译步骤是先按照 肖里 的英译把中文译出来。遇到有疑难之处，特别是看到特长文句时，便参考 里夫 的英译，然后依次读 布卢姆 、 劳斯 和 林赛 的译文以求了解。脚注是在译完正文之后加上去的，而在所有脚注中，最能对读者了解本文有帮助的，是 洛布 版里 肖里 自己加的那些。它们包括 肖里 读过的英、法、德等国 柏拉图 研究专家们所做的注和按语，而且引用了不少原文。由于我自己的法、德语训练不足，无法跟着 肖里 的脚步走，所以只选用了 肖里 用英文加的注。等以后我的法、德文程度提高了，当再把这些文字的注加进去。
我当然不是第一个把《理想国》译成中文的人。事实上，商务印书馆早在一九二〇年就出版过吴献书先生的译本。后来，鉴于吴君的译文“语近古奥”，郭斌和及张竹明两位教授又把它重译了出来
。重译后的书虽然还是有文言的痕迹，但可读性已很高，而且意思明确。吴、郭、张三位先贤的努力和贡献是值得称赞的。
我参考过的第二本中译是由王太庆教授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可惜他的《
柏拉图
对话集》
只包括了十卷《理想国》中的四卷。不过《
柏拉图
对话集》的后面附了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讨论
柏拉图
的哲学和翻译问题，内容非常扎实。他对“相”、“型”和“是”等等这些专有名词的翻译和解释，我在拙译中都采用了。
我参考过的第三本中译是由候健教授从
乔伊特
（Benjamin Jowett）的英译本翻译过来的
。候君谦称他自己是治文学、而不是治哲学的人，因此担心他的译文中可能会出现“外行话”。其实《理想国》中第三卷和第十卷都讨论了
荷马
和抒情诗人的写作原则问题，刚好是候君的专业，让候君得以发挥所长。
我参考过的第四本中译是由王晓朝教授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并参考了权威英译（包括
肖里
的译文）之后写成的
。这本中译本有简体字
和繁体字
两种版本，我都翻阅过，结果发现有些地方，拙译和他的译文是同源的，都来自
肖里
的英译。
其他参考过的中译有台湾徐学庸教授译注的《理想国篇》
，庞曦春译的《理想国》
，张竹明重译的《理想国》
，善亚主编的《图解柏拉图》
和张造勋译的《理想国》
。
程序上，我是先把 肖里 的英译译成中文，然后再比较郭斌和、王太庆、候健和王晓朝等人的中译。如果遇到他们所译的名词比我的更好，我就采用；不然就保持我的原译。但总体来说，采用的次数屈指可数。
我生在上海，同时六年小学教育是在上海完成的，所以，我十岁就接触英文了。（那时候，我们是从四年级开始学英文的。）搬到台湾之后，初中三年基本是原地踏步（因为台湾从初一才开始学ABC）；高中三年，英文稍有进步，可是受益不多。一直到东海大学，才受到严格的发音和阅读训练。来到美国后，英文更是“不可一日无此君”，但是，平常所接触的词汇毕竟还是很有限。
这一次，为了把
肖里
的英译译妥，我可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由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
翻遍了。由于《英汉大词典》里包含的词汇量大，不仅许多在别的词典里不大容易查到的人名和地名都查到了，许多
肖里
在落笔时所用的词的合适同义中文也查到了（
肖里
用字非常精确，他常常会用同样一个动词，可是把后面所跟的介词改变了，结果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其次，这位老学者似乎很喜欢用字的古义，以至于有很多情况只有我把一些字的古义搭配上去才说得通）。
另外，我也必须感谢网络带来的便利。特别是许多与希腊神话有关的人名、地名和故事，当我无法在《英汉大词典》中找到解释时，我就上网找，而网络通常是有找必应的。
《理想国》篇是由 苏格拉底 用回忆方式写成的，所以篇中的“我”就是 苏格拉底 自己。另外五位对话人分别是 凯发卢斯 （Cephalus）， 波勒玛库斯 （Polemarchus）， 塞拉西马柯 （Thrasymachus）， 阿狄曼图 （Adimantus） 和 格老孔 （Glaucon）。其中 凯发卢斯 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幸福老人，他是 波勒玛库斯 的父亲，住在 比雷埃夫斯 （Piraeus）港市，距离 雅典 城大约五英里，而 波勒玛库斯 是 凯发卢斯 的长子，是读哲学的。 塞拉西马柯 是一位著名的智者和修辞学家。 阿狄曼图 和 格老孔 都是 柏拉图 的哥哥，是篇中第一卷之后的主要发问人。
对话发生在
比雷埃夫斯
，时间估计是公元前四一一或四一〇年，即
苏格拉底
被诬告并被判服鸩自杀前十一二年。那天全城为庆祝
本狄斯
（Bendis）
女神生日而举行了列队游行。游行完毕，
苏格拉底
和
格老孔
走在路上时，遇到
波勒玛库斯
并被强邀去他爸爸家。当然，
苏格拉底
和
凯发卢斯
相识已久，互相招呼问候过之后，
苏格拉底
问起老人家的情况，于是
凯发卢斯
就发表了他的一些感想。他说，人年老时如果有一点财富，会有助于他拒绝做出不公正的事，同时会减少他对进入下一个世界时的恐惧。他认为说真话和付清欠债就是公道。
接着 波勒玛库斯 提供了不同的公道定义，而 塞拉西马柯 则认为公道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第二卷里， 格老孔 和 阿狄曼图 两人分别介绍了坊间一般人对公正的人和不公正的人的行为模式的评判——不公正的人处处获利，而公正的人处处吃亏。所以最好的处世模式是行为上做一个不公正的人，可是在外表上又装扮成一个公正的人。 苏格拉底 被迫证明，为公道本身以及它引起的后果（公正的人生活比较好），公道是值得人们追求的。 苏格拉底 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两个问题，而是提出一个有效回答问题的方法——由于公道这个概念在个人层面和在国家层面是相通的，而国家层面的公道比较容易看清楚，所以，与其花时间在个人层面上找公道，不如先在国家层面上找。
这个提议获得在场所有人的同意，于是 苏格拉底 就展开了社会和国家起源的探讨。城邦的兴起是由于一个一个无法满足他在生活上的各种需要——有些需要是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而有些虽然并非必需，却是可欲的。于是城邦逐渐扩大，最后免不了引起城邦间的冲突和战争。为了避免被其他城邦消灭，城邦必须有武力，于是武士出现了。可是，武士一方面必须强壮得能保护城邦居民，另一方面又不可扰民，这就牵涉到他们的教育问题。
教育包括两大方面——音乐和体操训练，而广义的音乐包括孩子们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其中包括对神明的认识。
苏格拉底 接着在第三卷里继续讨论对神明的认识，特别纠正了 荷马 和一些诗人们对众神的描述。其次他讨论了音乐中的另一个环节——什么样的歌曲和曲调才适合武士的教育。接着他又讨论了健康原则和好医生及好法官的必备条件，于是牵出了他的基本信念——无论是音乐还是体操训练，背后的关键是每一个人的灵魂。能让音乐和体操训练平衡发展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健康的灵魂。
最后 苏格拉底 介绍了他的天赋成分论——人体内可说有三种不同的成分：金、银和铜铁。金的成分最可贵，其次是银，而铜铁殿后。在社会上，在城邦里，只有含金的人才适合当统治者。
在第四卷里， 苏格拉底 讨论了理想城邦的目的：促使城邦里所有人都能分享与他们本性相称的幸福。他接着又谈到财富和贫困对人的影响，单一城邦和复合城邦之间的区别，武士的共妻、共产制度，对在音乐和体操训练方面的创新的反对以及 阿波罗 （Apollo）神所定的最重要的法律等等。他最后着力介绍的，是城邦里的四种美德——智慧、勇敢、节制和公道——以及灵魂里的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生理欲望。四种美德中，智慧属于统治者，勇敢属于武士，节制同时属于统治者、武士和一般的工农阶层人士，而当所有这些人都能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美德时，国家就有公道了。
同理，当灵魂中的理智能占统治地位，而激情又能不站在生理欲望那一边，却时时帮助理智控制生理欲望，那么，公道就有着落了。 苏格拉底 最后谈到政治体制的问题。他说，政治体制大体上可分为五种，可是，他刚刚提起其中之一，王政和精英政体，对话就结束了。详细的讨论必须等下一卷。
第五卷刚一开始， 苏格拉底 正准备继续讨论在上一卷卷尾提起的政治体制问题， 格老孔 、 阿狄曼图 和 塞拉西马柯 却把他打断了。他们要他解释上一卷里略微触及的武士共妻和共产问题。 苏格拉底 拗不过他们，结果只好把他对政治体制问题的看法暂时搁在一边。他说一般人常常为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问题跟别人闹纠纷；如果想让武士全心全意地为全体人民出力做事，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他们断绝那一方面的顾虑，而共妻和共产制度不失是一个考虑因素。另外，鼓励优秀的男女武士结合而且多生子女，正符合优生学的理论。
第五卷里另一个讨论重心是 苏格拉底 的政治哲学。他认为最能带领全体人民走向幸福的因素是政治权力和智慧的互相结合，其方法是促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统治者能获得智慧，成为哲学家。然而统治者要如何获得智慧呢？其方法就是尽可能地获得知识，而获得知识的方法就是接触到事物的“相”，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变动不居、不能永久存在的，唯有万物的“相”才是永久不变的。这里便是另一个了解 柏拉图 “相论”的机会。 苏格拉底 同时也分析了意见的性质。
苏格拉底 在第六卷里描述了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的形象——他只关心永恒本质，同时希望获得全部知识。他公正，温和，学习奇快，记忆力强，讲真话，爱真理，不贪财富，心胸宽广，不怕死亡。他爱国，能为全民确立美、公道和善的法律。 苏格拉底 随后树立了一个知识的阶梯：它分为两大段，每一段又各自分为两小节。前一段是“意见”，而后一段是“知识”。“意见”下面包括“猜测”和“信念”两小节，而“知识”下面包括“理解”和“理性”两小节。我们日常看到的人、动物和植物跟“信念”相应，而人、动物和植物在水中的影像则跟“猜测”相应。在“知识”一栏里，由思想构成的影像跟“理解”相应，而美本身、公道本身和善本身的“相”和“型”等等，则跟“理性”和辩证思想相应。再往上推，那么视觉世界跟意见段相应，而心灵世界则跟知识段相应。最后，太阳光和太阳的力量跟视觉世界相应，而善和善的传人与影响则跟心灵世界相应。
第七卷一开始就介绍了 柏拉图 著名的地洞之喻：长年居住在地洞里的人平时所看到的，只是展现在他们眼前墙壁上的一些阴影，而这些阴影是由远在他们身后边的火光照在火光和他们之间的许多人和物造成的。一旦他们能从地下的洞穴上升到地面、看到阳光底下的人和物，他们才有望了解实际上他们和世界上的真情实事是完全隔开的。地洞当然只是一个比喻，然而它却可以让人明白：世界上的人、事、物，说来也好比是天上的“相”的一个映像。能够了解这一层的人，才可望能正确地处理世界上的人、事、物。
然而一般人究竟要遵循什么具体步骤才能往上走到看见真理的境界呢？ 苏格拉底 认为优秀的年轻人先必须在基本教育（音乐和体操训练）之外读算术、几何及天文学，然后再研究辩证法。读完之后，他就应该像从地面回到地洞里去那样，在国家内从事实际的政治训练和工作。服务完毕后，他才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事哲学思考，而这就是为做哲君作准备。
理想国的描述在第七卷里便告结束。
苏格拉底 在第八卷拾起他想在第五卷讨论，但被 格老孔 、 阿狄曼图 和 塞拉西马柯 联手打断了的政治体制问题。他说，除去君王制和精英政制外，政治体制可归纳为四种，而在每一种体制内，公民性格特征和体制的道德品质是互相吻合的。其次，那四种体制有依次转变的趋势，所以荣誉政制会转变为寡头政制（ 斯巴达 可能是这两种政制的好坏两方面代表），寡头政制会转变为民主政制。民主政制的最主要特征在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能享受最高程度的自由（这可能影射公元前四世纪的 雅典 ）。然而其后果是所有一切传统的规范和价值都被动摇或否定了，最后只有由暴君（这可能是指希腊常见的城邦状况）来收拾一切。之所以会如此转变，其原因是“任何一件事，一旦做过了头，就会导致相应的相反反应”。
第九卷主要介绍暴君的生活、性格和行为特点，而 苏格拉底 在这一卷里所述的内容，其实是沿着第八卷里的一段话来的。在描述民主政体时， 苏格拉底 说人的欲望可大致分为必要和不必要两大类；人必须满足前者，可是必须用理智来克服后者。这条线索在第九卷里有更全面的发挥。 苏格拉底 认为人的灵魂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最上层那部分是智慧，应该占领导地位；第二层是激情，它经常跟荣誉感连在一起；最下层是欲望，包括食、饮、爱情和金钱等等的要求。暴君的思想和行为主要是因为最上层的部分失去了其领导权，而完全被下面两层控制了；所以他表面上可能生活得很风光，而实际上却非常悲惨。与此相反，哲学家的生活是充满快乐的，而且他的快乐是最真实、最纯粹的。
苏格拉底 最后用一个集许多种形体于一身的怪物作比喻，来说明人体内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正的人和不公正的人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
在第十卷里， 苏格拉底 批评 荷马 以及一般抒情诗人，认为他们的诗作对理想城邦不会有正面贡献，因为那些诗作对灵魂中最优秀的理智部分没有什么帮助，而只是让灵魂中的情绪部分获得营养。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的作品本质上只是模仿而不是创作，有灵感而没有智慧。
苏格拉底 接着阐明灵魂不灭的理论，认为灵魂与神圣不朽、永久的“是”是类似的，而公道本身则对灵魂本身最好。所以公正的人不仅在世时会获得荣誉和其他奖品，死后也会在下面的世界里受到好待遇。可是，人们如何知道死后的情况呢？为此 苏格拉底 编了 厄尔 （一个战士）死而复活的故事。 厄尔 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可是他的灵魂却在阴间转了十来天，见到了许多有名有姓者的灵魂，知道了他们的遭遇，也知道了那些灵魂转世的故事。而 厄尔 之所以没有像其他灵魂一样投胎转世，正因为他有再回人世传达阴间情况的任务。他传达的重要讯息里面，有两句话很有深意：其一是美德无主，人人都可以拥有它；但是人们究竟是尊重还是轻视它，得由人们自己决定。这跟中国传统的谚语“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的道理是相通的。其二是人生中最要紧的事，是获得辨别善与恶的能力和知识，并选择其中的最佳方案，以便能过一个中庸的生活。这跟中国古代儒家的教训也是相同的。
柏拉图 在《理想国》里用了许多专有名词，这些我必须要先解释清楚，才能帮助读者减少迷惑。
1.理想国。这是十卷书的总名。
肖里
的英译是Republic（译自希腊文 politeia）。王太庆教授说，这个词的原意“指国家的治理，没有理想的意思，更不指共和政体”。
所以他以《治国篇》称呼它们。同理，王晓朝教授不用《理想国》，而用《国家篇》
称呼它们。不过，
格老孔
在第九卷结尾处（592b）说，他们所讨论的城邦是无法在这世界上找到的，即，那是一个理想中的国家。据此，称这十卷对话录为《理想国》还是合适的。
2.公道。这是
肖里
所用的justice的中译。公道一词的拉丁化希腊语是 dikaiosune，一般译为“正义”。我起先也是那样译，可是，当我翻译“just”和“unjust” 这两个形容词时，觉得译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似乎有点别扭，而“公道”可以同时用作名词和形容词，比较合适，所以我就采用了。张君劢先生在他所著的《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里就是这样译的
。不过，有些地方，当“公正”读起来顺口时，我也会用它来替代“公道”，毕竟两者的意思是相通的。
公道可以说是《理想国》一书的主题。
里夫
认为当
柏拉图
用这个词时，词义比我们今天所说的公道范围要广一些，有“道德的正当性”（ethical rightness）的意思。它的反义词，不公道（injustice，adikia）则泛指一般的“做坏事”
。
3.“相”、“型”和“实在”。这三个字相当于
肖里
的idea、form和reality。拉丁化了的希腊语idea和form来自
希腊
语"
和
。王太庆教授说：“这两个词同出于动词
（看），指‘所看的’。
是中性形式，而
是阴性形式，其意思是‘形相’……这是它的本意，原来指的是肉眼所见的形相，
柏拉图
将它借来指心灵所见的形相，但是并非出于主观的想象，而是客观实在的。”
基于这个原因，同时本着“术语从本义译”的原则，陈康教授认为应该把
柏拉图
的理论译为“相论”
；他认为译idea为“观念”、“概念”、“理型”或“理念”都不恰当
。王太庆教授接受陈教授的看法，提议把idea译为“相”，而把eidos译为“型”
。本书内的译法就是跟着陈、王两位教授的脚步走的。另一方面，王教授认为“相”就是“实在”（reality），而掌握了“相”，才能得到真理
。
4.“是”。这个词译自
肖里
的“is”和“being”，而这两个词又译自希腊文的to on（τò'óv）和estin（"
）。王太庆教授说，西方人的这个“是”，有三个意义：（1） 广义地“起作用”，相当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2） 判断中的系词，相当于“是”；（3） 用于时间、空间的动词，相当于动词“在”
。所以，把“is”、“being”译为“事物”或“存在”比较不完整，还是用“是”比较妥当。
不过，由于“是”这个词的专业用语跟一般人的习惯用法相差很远，贸然用它，不免会让读者感到迷惑，所以在使用时，我特别加了双引号，以表明这一词的特殊意义；在有些情况下，我会把专业译法放在脚注里面，以求两者兼顾。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们在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时，便是采用了这方式
。
5.“真相”和“真理”。这一词译自 肖里 的truth。当 肖里 谈到与人的感官有关的事物时，我把truth译为事实；而当 肖里 谈到比较抽象的意思、不是人的感官能及的事物时，我把truth译为真理。
6.神、众神和主神。这三个词分别译
肖里
的god、gods和God。神和众神泛指一般的神，神是单数而众神是复数。我的拉丁文老师
德匹柏
教授说，在
柏拉图
的对话录里，小写的god前面一般都没有定冠词，是泛指的；而大写的God前面有，是特指的。但是God究竟指谁呢？God这个词在《
斐多
》篇里的几段文字中显示它很可能是指
阿波罗
神。不过在《理想国》篇里，God前面却没有冠词，所以它究竟何所指，我不敢确定
。我自己认为他是指
阿波罗
神。
7.武士。这一词译自 肖里 的guardian。字典里，guardian的最通常意义是“守卫者”，也有人把它译为“护卫者”、“卫士”和“监国者”。综合这个词在本书中的各种用法，可见guardian是保护国土的人，相当于军人；可是他们中间又有人能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所以我觉得“武士”这名词可能较合适，因为，在中国古代，“士”是有知识的人，而文士的最高政府官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以，译guardian为武士，也许不太离谱。
8.哲学家。这一词译自
肖里
的philosopher，希腊文是philosophos，一般译为哲学家。张东荪教授接受
伯内特
（Burnet）教授的意见，说philosophos特指
毕达哥拉斯
派
里专门研究宗教性质的学者。他们认为药物可以疗身而学术可以疗心，而疗心者把学术视为修身做人的方法，所以张教授觉得译philosophos为“哲人”比较妥当
。我觉得今天哲学家的含意多半指“专门教哲学或在哲学范围内著书立说的人”，内容比较窄。而《理想国》中的哲学家，主要是指能作哲学思考、能一直追求真理的人。我在本书内把philosopher译为“哲学家”，是勉从习俗。
9.哲君。这个词译自 肖里 的philosopher-king。政治权力必须和智慧结合在一起，不是 柏拉图 独有的想法；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中，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他们称呼这种人为“圣王”、“明君”、“明王”或“明主”，因为有智慧的人看事情比较清楚，所以用“明”字来形容。由于 柏拉图 特别标出“哲学家”，所以我舍“明君”、“明主”不用，而把philosopher-king译为“哲君”，因为“君”就是“君主”、“君王”和“国王”的意思。译philosopher-king为“哲学家王”或“哲学家国王”可能导致读者产生“只有 柏拉图 才有政治权力必须与智慧互相结合这种想法，而中国古代没有”的误解。
1. 英汉译名对照表
我翻阅过的几本《理想国》中译本，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特点，即，中译的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各家几乎完全不同。其次，中译者常常没把英译名标出来，因此不同中译文本的读者读完《理想国》后，一般无法立刻舒畅地彼此沟通或讨论，当然更不能和其他国家的《理想国》读者用英语沟通或讨论了。
为避免这一缺点，同时为帮助读者确认我的中译究竟所代表的是哪一个词（因为一个英文单词有时很可能有许多个中文同义词），我在多数英文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包括拉丁化了的希腊文）第一次在书中出现时，会把它的英文（或希腊文）单词附在注中，然后把两者都收在书后方的英汉译名对照表里，并附它们第一次出现时的位置，以方便回顾参照，这样本书读者以后与他国读者讨论时会方便不少。
其次，在每一个英文人名和地名下面，我都加了一条横线，表示这是一个音译词。这么做肯定能节省读者很多时间，因为读者不会把那些音译词与旁边的字连读，从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联想。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东荪教授出书时的编印法，我觉得可取，因此在本书中也沿用了。
2. 异体字与引号
拙译中正文里有些地方用了异体字。这些异体字是我用来标示比较不重要的字眼，庶几读者能集中精力把握文中的主要思绪。
其次， 肖里 喜欢用长句子，因此英译文本中有许多定语从句和词组不容易在中译文本里依样译出。我的解套办法是广泛地使用双引号，以表明引号内文字的意思。有时候，双引号也用来指示特殊的单词，譬如说“相”（idea），“型”（form），“是”（is、being）和“实在”（reality），它们都有特定的、与一般用法不同的意义，如果不用双引号标出，可能会让读者感到迷惑。
3. 古希腊地图
另一个《理想国》中译者的缺失是没有帮助读者联系书中提到的地名和地图上的位置。为此我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古希腊简图，以方便读者按名索地，庶几在和别人讨论《理想国》中各种地理问题时，能言之有物。
我第一位想要感谢的，是我的拉丁文老师 德匹柏 教授。他不仅帮助我在 柏拉图 的《理想国》和 亚里士多德 的《形而上学》之间做了选择，而且还为拙译写了一篇序，从文化发展史的高度点出拙译的意义。如果今后我还要翻译其他希腊巨著，希望他能继续给我指导和协助。
本书第七卷开头有一幅画。它描述了举世闻名的“地洞之喻”。这是我特别邀请来自台湾的旅美画家曾鸿图先生制作的。曾先生反复细读了我的译文，然后依照柏拉图的写作精心策划了这幅充分传神的画。我一方面感谢曾先生的盛情高谊，另一方面，也要向所有读者推荐，请细看品尝它。
为完成拙译，我常常必须每天连续坐在电脑前几小时——构思、翻阅字典以及参考书——以便找到最恰当的中译文。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我必须能维持身心健康。我的妻子王文隽不但每天为我准备卫生、营养和可口的菜肴，还时时催促我坐久了应该起来走动走动，并且每天鼓励我外出运动（包括去公园健步、打太极拳以及打篮球）。我之能在两年内译完《理想国》，一大半功劳必须归属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