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注意到,每一部论及法国文学的书,必然要提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对它的褒扬用的是最高级的词,说它是一部可以给作家们当教材当老师的书呢。我愧有小说家的虚名,多年前,也曾怀着敬畏的心情捧而读之,指望获得高人真传。也许那时我尚年轻,也许译文不对我的脾胃,反正没读出什么好来。读了一半,居然自暴自弃地割爱了。心里还纳闷得很,那书好在什么地方呢?
我把此书一字一句读了是在周克希先生送我他的新译之后。压在枕下,每天睡前读一段,用了十来天就完工了。倒不是不能快读,而是觉得此书和快读不相宜,要咀要嚼。每天半夜,昏黄的台灯下,和那个叫爱玛的女人约会一幕,或者说是偷窥,反正想看看她到底怎么了,想看作者还能做出什么事情。书好像比印象中的薄了许多,那些句子也不再烦人。以前嫌那故事太老,无非红杏出墙不得善终,多么没有新意。现在看起来,故事越老,写的人越要有想法和本事,不靠花招就拢住了读者。再说,小说写到今天,还有什么故事不是老故事呢?福楼拜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狂热写了四年零四个月,最后竟把写成的一千八百页原稿删节到五百页,这种对文学的沉溺和偏执是没几人能做到的。它的长处是磨出来的,却不失神采飞扬的激情。它不夸张,只求把人原来的样子写出来。还有什么比人原来的样子更令人惊骇的吗?它几乎没有评判地叙述了一个女人的可爱和可气,梦想和痴狂。故事顺水而下,自然到必然,而福楼拜又是狠毒的,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不肯网开一面。
《包法利夫人》首次发表于1856年,距今快一个半世纪。这本表面安静的书,号称古典和经典的书,对现代人,比许多一惊一乍的当代文学更为中肯。古往今来,人的道具在变,而人性和人的困境总是恒一的。洋人和华人说到底也是一样的人。一本好书,只可惜了爱玛的性命。爱玛没有走出去,不是福楼拜不让她走,而是,那种燃烧和欢乐永远是走不出去的。如果没有牺牲,那样的燃烧还有什么热量?
我私心感谢周克希先生翻译了此书,让我感觉到书变得薄了,从而读完全文,影影绰绰地望见福楼拜的居心。真正的阅读当然是读原文,有色彩也有韵律,但对不识原文的我,这样的翻译就是恩赐了。我看见周先生的一字一句,看见他努力在中文里找出和原文相称的节奏。他的译文是可以读的。我曾出声地读,很舒服。他的文字不夸张更不嚣张,肯用真嗓平常地说,把功夫做到了内里,贴心贴肺。从来的好的文学都是这样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简直是白话,还不避同字,而且再读下去居然还敢又弄出一个“黄鹤”来。我欣赏周先生如履薄冰的翻译态度,欣赏他对文学的福楼拜式的沉溺。这么说,此书在中国真是找对了翻译者。
听说周克希先生的译本将去台湾。我有幸写了以上这篇文字充作代序,其实乃一读者的阅读感想,记录对作者和译者的敬意。
陈村
2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