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赖斯韦克之路

一旦木已成舟，文森特也就很快拥抱了他的新生活。似乎想要为多年的孤僻和懒散赎罪，他百般努力，一门心思扮演好他的新角色。昨天，这个邋遢粗野的乡下男孩还穿着破鞋，手中提着爬满臭虫的渔网。而今，他摇身一变成了荷兰最耀眼的大都市中前程似锦的明日商业之星。他换上了年轻绅士们的夏日行头（白袜、草帽）。他的周末不再浪费在格罗特比克，而是与其他时髦的人们一起在附近北海的海滨浴场席凡宁根的沙滩上度过。工作时，他埋头扮演好公司卓越的领导者森特伯伯的“门徒”（他这样自称）。他承认，与伯伯同名这个事实让他不禁油然而生一份“恰如其分的自豪”。

如果文森特需要一个崇拜的偶像——或者看见未来的自己，那么他只需要望一望他的上司赫曼努斯·海斯贝特·泰斯提格（人称H.G.）。泰斯提格英俊、勤奋，有与他24岁的年龄不符的镇定与自若。他年纪轻轻就攀上了事业的高峰，并非依赖家庭背景，完完全全是个人成就的体现。早在少年时期在阿姆斯特丹书店当学徒的时候，泰斯提格就已经展现出了荷兰人所赞赏的毫不感情用事的经世致用的态度，以及冷静机智的头脑。而且，他懂穿衣打扮。所有这些特质，与非凡的记忆力、对细节的敏锐、儒雅的举止一起，迅速赢得了森特·梵高的赏识和信任。在这个圆滑机敏的年轻人身上，他无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仅仅六年以后，泰斯提格就晋升为了总店的经理。

年轻的上司对这位公司的新职员显出了特殊的关怀。他邀请文森特前往画廊附近他的家中一起喝咖啡。泰斯提格与年轻的妻子玛利亚，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贝琪一起居住。新上司身上有太多让文森特仰慕的地方。和文森特一样，泰斯提格识得多种语言，饱读各国作品。作为海牙活跃的文学团体的领导者，泰斯提格喜欢讨论书籍——据文森特所述，他“充满了诗情”。文森特喜爱聆听他的谈话。“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森特后来回忆，“我将他视为奋斗的目标。”

以泰斯提格为榜样的文森特将身心都扑在了他的新工作上。在给提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很忙碌，并且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消失在公众视线之中的文森特把大把的时间都花费在了库房里。画廊的巨额生意都在这儿一锤定音，完成的油画订单也变成了大部分的利润。在大量的库存中找到所需的复制品之后，文森特会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叠在一起，打包邮寄。偶尔，他也会帮忙装箱上船或者在直供艺术家作品的店铺（森特的原始产业）里招呼客人。

作为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艺术“百货公司”，画廊还拥有修复工作室，甚至提供竞拍服务，所有这些业务也需要一个学徒。在奢华的公共画廊内，总有展览，画作被挂上去、取下来和被买走供私人欣赏。为了缩减开支，泰斯提格雇用了最精简的员工以维持画廊的正常运作（森特就是这样做的）。文森特是在岗的两位学徒中的一个，多数时候都需要起早贪黑地工作，周六也不例外。当然，画廊雇有仆人（这在当时很常见）做一些擦洗打扫的下等活。但忙碌的日子里，像文森特这样的学徒也免不了要做一些给画框除尘、摆放橱窗之类的杂活。

在对新工作的热情中，文森特对一个全新的领域突然产生了狂热的兴趣，那就是艺术。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荷兰及各地艺术家、艺术史和艺术收藏的书籍。他埋首于最新的艺术杂志——在海牙这样的国际大都会，这些读物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他经常去参观莫里斯皇家美术馆。那儿离普拉茨只有几步的路程，在满墙的黄金时代的画作中，有维梅尔的《台夫特风景》和伦勃朗的《解剖课》。他怀着朝圣之心去阿姆斯特丹瞻仰佛兰斯·哈尔斯的《快乐的酒徒》，当然还有伦勃朗的《夜巡》，去布鲁塞尔一睹伟大的佛兰芒“原始人”（文森特喜欢这样称呼扬·范·艾克和汉斯·梅姆林一类的画家）的珍品，去安特卫普看鲁本斯。“尽可能多去博物馆，”文森特这样建议他的弟弟，“多看些古董画是件好事。”

他也研究“新生代”的画家——比如他伯伯偏爱的荷兰当代艺术家安德里亚斯·谢夫霍特和康纳利斯·施普林格。他不仅在古庇尔的墙壁上，还在其他画廊里、当地艺术市集的一堆乱糟糟的古董和小古玩间、离他寄宿的地方几个街区远的新开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见到他们的作品。

也许就是在这些地方，文森特感受到了即将兴起的艺术革命的征兆。随处可见的成排的风车、城镇风景、狂风中颠簸的渔船和从田野里经过的滑冰场景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荷兰艺术家创作的素材，但这些新生代艺术品——多数是风景画——有着模糊的构图、随意的笔触、柔和的色调、薄透的光线，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讲究细节精准和浓墨重彩的绘画风格相去甚远。在文森特那双新奇的眼睛中，当时的许多此类风格的画作似乎有一种尚未完成的感觉。然而，不久以后，泰斯提格开始将它们购入。此类风格的艺术家也开始来到店里采购原料。一来二去，他们经常能碰上这位姓氏出名的学徒工。19世纪70年代初期，文森特就已经见到了约瑟夫·伊斯雷尔、雅各布·玛丽斯、亨德里克-威廉·梅斯达赫、简·魏斯勃鲁赫本人及其画作。他们都以新的风格作画——人称“海牙画派”，是他们最终从黄金时代的桎梏中解放了荷兰艺术。

文森特无疑对这场新兴的运动早就有所耳闻：它诞生于荷兰乡村一次又一次的远足中，对室外与自然极端推崇。一个偏远、山林掩映、名为巴比松的法国小山村点燃了伊斯雷尔等艺术家竭力捕捉“对自然的第一印象”的热情。文森特热切地将这些荷兰的“新生代”艺术家，以及他们的法国同行卡米尔·柯罗和查尔斯·雅克的作品纳入了自己拥挤的头脑博物馆中。泰斯提格则谨慎地检验着它们的市场。

然而，巴比松画派终究没有壮大到可以在古庇尔繁花似锦的展示墙上占据显要位置。在荷兰艺术革命风起云涌的关头，没有人注意到另一批法国画家已经登上了艺术舞台。他们吸取了巴比松画派的教训，重新调整了对光线和印象的处理。也没有人知道，1871年秋天，一位名叫克劳德·莫奈的年轻法国画家悄悄出现在了荷兰，出现在了普拉茨。

即便文森特亲眼见证了一场新兴艺术运动的萌发，古庇尔库房还是他最重要的课堂。每天，各种画作在他的办公桌前经过——有木刻画、版画、蚀刻画、平版印刷画、照片、艺术家作品集、插图册、杂志、目录、专题著作及特殊出版物。那时，古庇尔已经垄断了市场销售的艺术。一旦一幅画作大获成功，它的复制品往往也会大卖。热销的画作通常被定制成各种尺寸、形状、价位及材质——有时甚至就与原作并肩排列。

在古庇尔，各式画作应有尽有：有长于细节的保罗·德拉罗什的历史奇幻，也有乌格斯·默尔的本土肖像；有伦勃朗利用明暗对照再现的《圣经》故事，也有阿里·谢弗的耶稣圣像（一个世纪以来，谢弗塑造的耶稣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有布格罗迷人的牧羊女，也有热罗姆笔下诱人的东方女郎；有激动人心的战争场面，也有细腻的意大利乡村生活装饰画；有浪漫的威尼斯河道，也有17世纪荷兰的怀旧风情；有非洲的猎虎图，也有英国议会议政的场面；有扑克游戏，也有无垠的海战；有新大陆的木兰，也有埃及的棕榈；有美洲平原的野牛，也有宝座上的维多利亚女王。所有这些作品都被富有强烈求知欲望的文森特尽收眼底。有人说，古庇尔的大量存画确实能“持续地激发想象。在想象中，天知道我们踏遍了多少土地，历经多少奇遇，挥手描绘下多少传世之作”。

文森特对每天流经案头的画，保持着一名销售员应有的开放态度。即便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批判过任何一幅作品或任何一位画家。他没有窒息在这片艺术品的汪洋里，反倒被激励鼓舞着。“尽情地赞美吧，”他建议提奥，“太多人过于吝惜他们的赞美。”他的“心头好”组成了长长一串名单——出现在上面的知名不知名的画家有60余位，包括了荷兰浪漫派、法国东方派、瑞士风景派、比利时乡村画家、英国前拉斐尔派、海牙风格派、新兴的巴比松画派、沙龙新宠，以及“那些老大师们”。“我还可以把它拉得更长。”他叹道。然而，十余年后，文森特爽快地承认，他喜欢的是那个年代意大利和西班牙画家创作的愚蠢而俗丽的乡村画。“我当时觉得那些艳丽的孔雀羽毛，”他在1882年不无难堪地回忆道，“漂亮极了。”

曾几何时，文森特似乎已将年少的脆弱和挫败决然抛在了脑后，似乎也放下了渔网和那些瓶瓶罐罐。但某种意义上说来，那些年的愠怒、自闭与孤独却让他具备了许多适应新工作的绝佳技能。通过观察鸟巢和甲虫腿练就的细致的洞察力，而今被用来发现印象派后期难以觉察的堕落或不同的雕刻家处理同一件作品的百变风格。搜集与归类的无限精力，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帮助他摸清了库房的海量存画，帮助他熟记下绘画部大量艺术家作品的清单。不论是在包装室，还是在展示柜，他独自一人对待甲虫收藏的小心翼翼和谨慎认真，全都有了用武之地。

作为一个天生的橱窗设计师，文森特尤其擅长发掘作品之间的联系：不单单看它们是否表现了同一主题，是否出自一位艺术家之手，他还能清晰地判断它们的才智、风格、氛围，以及“重量”。（他观察到，麦斯达格的油画若是摆放在柯罗的油画旁边，便显得特别“笨重”）。他建议朋友们（当然还有客户们）制作当下时髦的剪贴簿——可以在空白的本子上收集喜欢的画作。“剪贴簿的优点在于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排列布置它们。”他解释道。文森特也有一本剪贴簿（最初收集的是意大利的“孔雀羽毛”），在未来的人生里，可以供他随意地编辑和布置，精细地排序和布局。

不知是出于文森特的学识和热情，还是那层特殊的关系，他很快便被允许来到古庇尔会客室一般的奢华画廊，与戴着高帽在土耳其睡榻上小憩的绅士们交流。几年后，文森特已经着手打理一些最重要的客户。对于价值与稀有，时髦与需求，文森特显示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悟性，对于要售出的画作，他总那么胸有成足，志在必得。1873年，他踏上了去往布鲁塞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地维系客户和展示古庇尔新产品的年度销售之旅。他还歪打正着地学习了会计。对自己新角色颇为自信的文森特，坚信他的父母不会再因为要为他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而伤神。

但成功或者成功的希望都不能抚去文森特的孤独。十余年后，他视自己在海牙的早年岁月为“痛苦的日子”。一开始，他也许可以将自己的闷闷不乐归咎于他无时无刻不在恐惧的离别的悲伤。“万事开头难，”他在提奥1873年离家开始工作时这样告诫提奥，“你感受到的陌生我十分了解。”但两年以后，他意识到问题并非思乡那么简单。即便都市绮丽诱人，即便身边的照应不少，偶尔能带来家一般的抚慰，即便一天劳作之后身心俱疲，文森特身上还是带着津德尔特荒野的那份坚不可摧的孤独。

在一个极度缺乏人手的工作环境中，即便八面玲珑的人也会发现交际变得异常艰难。作为仅有的两名学徒，文森特和陀伊纳斯·范·伊特森不能同时休假。文森特怪异、带刺的性格却没有让人们疏远他，由于森特的频繁巡视，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这层裙带关系，也自然而然地让文森特受到了其他员工的排挤与孤立。森特变得越来越像是个挑剔、严苛的工头。他要是即将离开前往巴黎或里维埃拉，泰斯提格常常能暂时松一口气。其他员工莫不如此。“他是个难搞、暴戾的老板，”泰斯提格后来回忆道，“总爱揪住一件事喋喋不休。”

1870年冬天，森特害病，几乎奄奄一息。泰斯提格全权掌控了普拉茨。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对上司侄子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办事利落、气度不凡的泰斯提格对文森特的拖泥带水和怪异举止早就骨鲠在喉。他把这归咎于文森特的乡野习气（他常不怀好意地将文森特的父亲与世故的森特进行比较）。而现在，这种蔑视赤裸裸地显露在怒气冲冲的谩骂和脱口而出的诽谤中。文森特则以痛苦的、对待父亲一样的矛盾心态应对：一旦他的老板在场，他会一面退缩于顺从和“胆怯”之中（“我开始保持距离。”他回忆道），一面忍受着被拒绝。这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1870年临近圣诞节时，在海牙待了一年半的文森特依然痛苦不堪。他租住的地方离画廊不远，里面挤着房东卢斯一家。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和文森特一般大（包括他的同事伊特森）。但似乎没有哪个可以交心。他又一次陷入了习惯性的孤单，宁愿一个人孤独地徜徉在附近的城郊，而不愿和室友们参加溜冰派对。不论有多么丰富的活动可供选择，不论大家如何鼓励他，文森特还是在海牙“再次落单”了，父母和森特伯伯对此有无数怨言。但社交需要钱，文森特微薄的薪水几乎都担负不了他的食宿，于是父亲只好“倾囊相助”。后来，文森特用“赤贫”来形容当时的境况。圣诞节期间回津德尔特的车票通常很昂贵，而且泰斯提格也有可能取消他的圣诞节假期——他确实也这么做了，因为假期通常是画廊生意最为红火的时候。

1870年11月，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从家中传来：全家人即将离开津德尔特。坚守岗位22年后，多洛斯接受了距离布雷达以东25英里的赫尔瓦特的任命。那儿有一个濒临衰落的布拉班特圣会正等着这个坚毅的播种者去拯救。那一年，梵高一家一起庆祝了在津德尔特的最后一个圣诞节。1871年2月，他们永远告别了牧师公馆、花园、溪流和荒野。

在搬家带来的感伤中，文森特只与他在牧师公馆的唯一盟友提奥取得了联系。

想要唤醒曾经的亲密无间并不容易。提奥在赫尔瓦特的朋友们，也就是劝说多洛斯与安娜离开津德尔特的贵族的子弟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文森特这个“一根筋的怪胎”，想必是个“软蛋”。他一旦出现，他们就在背后取笑捉弄。多年后，这些子弟们依然还能记得提奥如何跟他们一起嘲笑他的哥哥——有人回忆：“他都说得那么大声，那么肯定。两人的关系一定不怎么样。”

1872年8月，也许是在文森特的百般劝说下，提奥来到海牙探望哥哥。他现在15岁了，差不多是文森特离家的年纪。他待了一段时间——差不多足以让文森特重新习惯他的陪伴。他们去了莫里斯皇家美术馆，在那儿，文森特可以炫耀他获得的惊人的新知识。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走着。有一天，他们突发奇想来到了席凡宁根的海滩。两人没有走两侧建有别墅的时髦大道，而是由文森特选了一条需要穿越树林（他称之为“我的林子”）的神秘小径。还有一次，他们决定朝反方向行进：往东，往赖斯韦克的方向，也许是去参加某个家庭聚会。

赖斯韦克运河旁，兄弟俩走在堤坝顶的牵道上。不经意间，一艘扬帆的驳船悄然滑过。无风的日子，马匹依然会利用牵道运送水上货物。在堤坝以内一座建造于17世纪、用于牧场排水的风车前，他们停了下来。一个直径20英尺的水轮还在无休无止地劳作着。磨坊主在风车房的窗口售卖烤鳗鱼和一个铜板一杯的牛奶。两人喝完后便走进运河岸边的一座屋舍中参加派对。当宾客们围在一起照相时，他们紧挨着站在后排：在按下快门之前长时间的等待中，提奥还是那么乖巧老实，文森特则像前排调皮的孩子一样焦躁不安。

去往赖斯韦克那天的经历和席凡宁根雨天的告别一样，给文森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多年后，他还能对当天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很久以前……我们一起走在去往赖斯韦克的路上，在磨坊喝了牛奶。”他哀叹道，“那天美好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后来的日子里，他将那天称为“失落的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兄弟俩不分你我，惺惺相惜，“仿佛合为了一体”。无论文森特的感受是否真实，无论提奥是否真的抛开了伙伴们的轻视和嘲弄，这些都已不再重要。被同事孤立、被父母嫌弃、被童年的故土驱逐流放的文森特需要相信，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心灵伴侣。

去往赖斯韦克的经历成为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在文森特之后的人生中再也没有改变过：用怀旧来安抚孤独，用过去来弥补现在。提奥一离开，文森特就提笔给他写信：“亲爱的提奥，一开始的那几天我很想念你；傍晚我回到家发现你不在，让我浑身不自在。”正是从这封信开始，大沓的信件像文献一样在风云流变中沉积下来，默默记述着这段动人的人性体验。

去往赖斯韦克的路上兄弟俩必定会讨论的话题是女人——特别是一个名叫卡罗琳·汉尼贝克的女孩。这个漂亮的金发女孩也参加了当日的派对。派对上，梵高家与卡本特斯家的亲戚人头攒动。文森特就这样遇上了卡罗琳。大家以昵称相称，备显亲近，但并不足以催生任何罗曼蒂克的想法。卡罗琳的父亲卡尔·阿道夫·汉尼贝克打理着一份兴旺的产业。他们一家住在史佩街角一栋令梵高家与卡本特斯家都艳羡的别墅里。这一切都让安娜·梵高的心怦怦直跳。她称汉尼贝克一家为“可靠的好人”，并恳请他们多多关照儿子文森特。“多与他们来往对你的事业发展有好处。”

文森特并不需要母亲的鼓励才会发现19岁的卡罗琳·汉尼贝克十分可人。这个外向、大大咧咧、无忧无虑的女孩与我们古板的学徒文森特性格截然不同（从之后她的信中，你会发现这一点）。她喜欢音乐——不是那种惯常在客厅里弹奏以显示教养的沉闷调子，而是《笑吧、笑吧，我的爱人》这类欢快的流行曲子——但从使用的语言，就能感到曲子里对规矩、礼仪的嘲弄。她爱玩，与男人交往时直截了当，在海牙这样的一个保守的社会中，似乎看起来有点儿轻浮狐媚。连多洛斯·梵高也称赞她“是最娇嫩的花朵”。事实上，聚会上的卡罗琳确实头戴着从赖斯韦克堤岸边采来的野花。

远远观望的文森特也许确实被她迷住了。后来，他曾含糊地将她影射为纯洁的初恋对象。他将自己的热情描述为“柏拉图式的”，而非“肉欲的”。“脑海中的两个‘我’一个幻想着爱情，”他写道，“而另一个，已经陷入了爱情。”倘若他敞开心扉，表白了爱意，那么这一定不是一吐为快的爱的絮语，而是一个交杂着迫切与矛盾的声音——在这个声音的劝说下，（文森特和他人的）激情往往沦为了投降与顺从。这个声音中散发着孤独与绝望。“我试图付出一切，”文森特回忆道，“不求回报。”没有人知道文森特究竟有没有表露心意，但他的一片痴心必定付诸东流。他与提奥一到派对上，必定就已经知道今天是卡罗琳与他们的表兄弟威廉·范·施托库姆订婚的日子。在合照上，她紧挨在范·施托库姆身旁，朝镜头摆着手，仿佛在炫耀手上的戒指。

文森特对于这场订婚的反应再“文森特”不过了。他告诉提奥：“如果我得不到一个好女人，那么找个坏女人也不错。坏女人总比孤老一生要好。”出于孤独，而非力比多（“那时，我的身体欲望并不强烈。”他后来承认）的驱使，他开始招妓。

在海牙，不难找到妓女。在古庇尔画廊几个街区以外一座名叫盖斯特的中世纪木结构大杂院里，只要不挑剔，文森特就可以找到任何他想要的。尽管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浪潮的影响下，所有妓院都被要求注册，所有妓女都要接受正规的医疗检查，性服务这门古老的生意还是在街头遍地开花。迫于管制压力，每间妓院都掩映在“提供女性服务”的酒馆或烟草店之后。后来，当提奥搬到海牙时，文森特曾告诫他不要去招惹这种地方：“除非你实在无事可做——但偶尔尝试一次也无伤大雅。”

文森特最早去盖斯特似乎是在1872年秋天。当时他19岁，生平第一次摸到码头边的黑巷子里去寻找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慰藉。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文森特便会去寻找妓院。有时，他只去那儿坐坐，喝一杯，玩会儿扑克，聊聊天——“人生、烦恼、痛苦，或是其他的一切东西。”如果被妓院撵出门，那么他会站在门口看客人们进进出出。他后来承认，他会听其他嫖客讲下流的桃色笑话，也能以同样的下流笑话巧妙接上话茬。但他对“这些该死的坠入风尘的女人”的兴趣，似乎始终出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和交谈的需要。他承认对她们有种“特殊的怜爱”，并嘱咐提奥要选那些“有感觉的”。

文森特后来记录道，经过了痛苦的第一年后，他在海牙的日子于1872年左右变得“越来越快乐”。但一颗敏感的心和无人做伴的孤独叠加在一起往往会让事情变糟。我们只能猜测文森特到底是惹上了何种麻烦，但据说，文森特对于父母的反应“极为害怕”，甚至恐慌到完全不能自已。绝望中，他决定向他年轻的老板求助。泰斯提格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文森特必须禁止这种行为——他似乎与文森特的家人结成了一个或一系列的联盟。如果再犯，那就是对“家庭责任”的践踏。如果文森特没有遵守此项协定，那么家人就有权将他置于合法监护之下。泰斯提格的反应在文森特的回忆中是个深深的背叛，他写道：“向他开口，我万分懊悔。”

到了圣诞节，这事已经传遍了梵高家。文森特总怀疑泰斯提格通风报信了。“我现在很肯定，”多年后他写道，“很久以前，是他让我处于难堪的境地。”不论是不是泰斯提格大肆张扬，这件丑闻很快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评价文森特的工作表现成为了最棘手的问题被摆上了台前。1872年10月，家史的撰写者，森特伯伯的妹妹记录了他们对侄子文森特的质疑——这些疑虑只能来自森特本人。“有时，文森特让人觉得非他莫属，”她写道，“有时，又恰恰相反。”

纷至沓来的流言将赫尔瓦特牧师公馆的警报拉响。文森特这个沉重的负担不但会让前所未有的紧迫的家庭经济状况雪上加霜，邻里异样的眼光更叫人不寒而栗。凡此种种，让如何保住文森特的工作成为了当务之急。“你可以想象，”多洛斯在家信中写道，“文森特让我们多么焦头烂额。”

同时，家人与文森特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不愉快”。多洛斯给不懂事的儿子寄去信件、诗歌和小册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诫他“不要和自己作对”，“承认弱点”，“将内心与罪恶诀别”。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坚持，文森特开始学习《圣经》，但仍对它态度冷漠。但在他的室友面前，他表现得像是个无神论者。对父亲的那一套罪恶说和悔改说不以为然的文森特总爱在提倡自我完善的资产阶级世俗文学中找寻安慰。而母亲则连他闷闷坐着的照片都看不顺眼（说他“一副苦瓜脸”）。

战线已经拉开。文森特和梵高夫妇重新开始了敌对关系。这一定是个气氛紧张、怨恨满满的圣诞节——但只是第一个。除夕夜，当他回到海牙时，室友看到文森特坐在壁炉边“平静地撕着父亲给他的宗教小册子，并将它们一页一页丢进了炉火之中”。

文森特命途多舛，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弟弟提奥。赫尔瓦特牧师公馆已经陷入了经济危机。文森特很有可能会丢掉工作，需要家里供养。而且，一旦文森特到1873年3月年满20岁，他很有可能会上征兵名单。到那时，多洛斯只能把他送上去苏门答腊岛镇压殖民起义的航船，或者花钱赎出他的服役期限，那又将是一大笔费用。而只有提奥能提供家里需要的另一份经济来源。多洛斯和森特商量之后，给提奥在布鲁塞尔的古庇尔分店找了一个学徒的职位——与文森特曾经的工作一样。提奥起初不愿意。不像哥哥，他喜欢上学，不想离开他在赫尔瓦特的朋友们。但责任摆在眼前。“上帝召唤你去承担这份工作。”多洛斯这样告诉他。1873年1月初，只有15岁的提奥搭上了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安娜与多洛斯鼓励这位古庇尔的新职员“变得和文森特一样聪明”。但私下里，他们殚精竭虑，唯恐提奥步任性哥哥的后尘。他们将他寄养在一位牧师家里，这位牧师可以给他施坚信礼。同时，夫妇俩还让他加入了一个“青年俱乐部”来结交恰当的朋友，充实他的空闲时间（“以免受到教唆”）。他们苦口婆心地鼓励他去做礼拜，服从上司，打扮得体，多吃肉（“好变得强壮”）。当然，在性与宗教这两个文森特栽跟头的领域，夫妇俩三番五次给出最严厉的警告。“时时刻刻都要坚持你的原则，”多洛斯写道，“只有保持得体，坚持信仰，幸福才会随之而来。”

尽管要默默忍受孤独和对牧师房东的不满，提奥在布鲁塞尔干得有声有色。还不满一个月，画廊不苟言笑的经理托拜厄斯·维克多·施密特递交报告称赞提奥很适合艺术品交易这一行，并预测了他最后的成功。多洛斯对儿子表示了祝贺（“能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真是太棒了”），还称赞他“勇气可嘉”——来自这位坚韧的播种者的最高褒奖。提奥白天学记账晚上学法语。施密特经理对这位年轻的助手偏爱有加，甚至邀请他搬至画廊二楼的公寓同住。提奥与哥哥的差别并没有逃过众人的眼睛。母亲写道：“和文森特相比，你干得太出色了。”

文森特也许早就怂恿过弟弟加入他的艺术品买卖行业，但他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两人又会离得这么远。当家里决定把提奥送往布鲁塞尔时，文森特感到很意外。“我刚在父亲的信中得知好消息，”他于1873年新年前后写信给提奥，“衷心祝你好运！”很快，意外被雀跃所取代。“我多么高兴我俩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几周后他又迫不及待给提奥去了一封信。在文森特心里，提奥就职古庇尔会将去年夏天培养的兄弟情义再次推向高潮。“我们还有好多好多话可以讲。”他兴奋地写道。狂热地陶醉在手足情感中的文森特开始给亲爱的弟弟各种建议，指导和鼓励他。他一面抚慰提奥最初的不适，一面回味自己当日的孤独；他祝贺他的成功，又同情一个学徒工地狱般忙碌的一天。他谈论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反复要求提奥给他讲“他看到的、他最喜欢的画”。

对文森特来说，提奥的新角色实现了他在通往赖斯韦克的路上的愿景：兄弟二人“不分你我，惺惺相惜，仿佛合为了一体”。被这些念头激励着的文森特满怀热情进入了新年。他开始进行商业旅行，拜访客户，从不错过任何见识更多画作的机会。他与家人重修旧好，也再次投入了划船派对等社交活动。每有新鲜事，他都会赶忙提笔与提奥分享。有时，重燃的工作热情近乎癫狂。对于他在布鲁塞尔的门徒来说，文森特扮演着拉拉队长和榜样的双重角色。“古庇尔真是个好地方，”他写道，“在这儿越久，你就会收获越多的抱负。”

而此时，文森特却必须离开海牙。

也许是在制订来年计划的会议上，森特和泰斯提格作出了这个决定。向来会为儿子的利益挺身而出的多洛斯想必也参与了这个决策。1月底，泰斯提格通知文森特他“可能很快会被”调往古庇尔伦敦分行。调动的原因没有确切的记录。显然，文森特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不想与他的弟弟分享。他只说：“上头决定，我必须要离开。”

他的调离与“不端的品行”不无联系。如果他仍不知悔改，那么必定会让家庭蒙羞，甚至会毁掉家族生意。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因素导致了他的调离。文森特与父母的紧张关系也加重了森特对这个同名侄子的不信任感。在12月的照片中，文森特一副邋遢又苦恼的样子——与他精神抖擞、衣冠楚楚的伯伯和他善于交际的弟弟形成了强烈反差。妹妹利兹后来回忆道：“笨拙和羞涩是文森特事业上的绊脚石。”

但从未想过将他开除。因为这不仅会让家庭难堪，让多洛斯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会浪费文森特的一项无可争议的特长：对古庇尔的庞大库存了如指掌。综上所述，将其调往伦敦似乎是最佳选择（也显示了老道的泰斯提格的手腕）：伦敦分店主营批量业务，那边没有画廊。它主要和经销商而非零售的客户打交道。这样一来，文森特与外界的接触就变得十分有限——确切说来，将他限制在了说英语的圈子里。“他们把他调到伦敦，”妹妹回忆道，“看看让他和说英语的人打交道是否会容易些。”

但在一个以售卖立足，用销售来实现增值和定义成功的产业里，被调往遥远的库房只能说是一种羞辱。但是，梵高一家仍然决定冒险一试。作出决定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参与到对真相的暂时隐瞒中。新年伊始，还没得知调动一事的文森特经历了一次加薪——从此足以摆脱家庭的资助，还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作为奖金。这笔55荷兰盾的巨款中的一大部分被文森特上缴给了他的父亲——如家人期待中的一样。安娜知道消息后，自称“很吃惊”。但无论如何，她都会把这视为一次晋升。表面宣称这是来自“上帝的赐福与引导”的多洛斯极有可能了解全部真相。但事后他只能黯然地承认：“我只能佯装不知。”而泰斯提格则以一封违心的表扬信“圆满”地完成了这场阴谋的策划。“他给了文森特最高的赞赏，”多洛斯将内容告诉了提奥，“还说来到画廊的爱好者、买家、画家，几乎每个人都围着文森特转。失去他，他很遗憾。但他表示文森特肯定能走得很远。”

但他们的话都没能糊弄或者抚慰文森特。调离的消息对他的打击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拖了一个月才把实情告诉他远在布鲁塞尔的“门徒”。“想必你应该已经知道我马上要去伦敦，”他最终在3月中旬提笔给提奥写信，“要离开这里，我很遗憾。”他开始抽烟斗——他的父亲每当有不顺心的事，就会来上两口——并建议提奥也这么干。“这能让你忘却忧愁，”他发誓，“凡事不会较真。”他还坚强地向母亲保证：“我会过得快活，接受一切。”但调离的具体安排一直没能确定，他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离开的日期从一开始敲定的夏天蓦地提前到了“马上”。之后，原来商定的5月再一次被提前——好像森特和泰斯提格迫不及待地想要他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在路线上，一开始他被安排直达伦敦；后来，又改成了经由巴黎去往伦敦。最后一周，细节才最终被全部敲定：他会在5月12日搭上去往巴黎的火车。

离开前的一个月，文森特被持续的恐惧所笼罩。因为他总忍不住设想自己即将被孤独和乡愁所折磨。“我也许会孤独一生，”他悲观地想，“要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他漫步穿过城市，拿着画板来到郊外，缅怀着他即将要离开的“家园”。他提起铅笔迅速描画着什么。将成品呈给父母和弟弟看之前还仔细地用钢笔描上线，用软芯铅笔打上阴影。画画好似一种仪式，能给他带来心灵的慰藉：有的画再现了古庇尔画廊外的街景，有的画描绘了他和提奥去赖斯韦克途经的运河和牵道，还有的画只表现了远处有辆马车驶离的长长的路——就像父母驾着马车离开泽文伯根所走的那条长长的路。

文森特还是一如往常地工作着。复活节短暂的休假后，还有两天他便要离开。他只带了很少的行李（把大量物品遗弃在了身后，好像他很快就会回来）。接着，他去往赫尔瓦特与家人作了最后的道别。但在那儿，他没有寻到任何安慰。只有一大堆关于牧师公馆的回忆等着他。妹妹安娜已经离开家去了寄宿学校，提奥远在布鲁塞尔。他只看到忧心的父亲。多洛斯最惧怕的噩梦居然成了现实：文森特不幸被抽中去服兵役，而这位牧师不得不从自己干瘪的钱袋中掏出625弗罗林——几乎是他一年的薪水——去寻一位砖匠，代替他的儿子上战场厮杀。

凑巧的是，文森特在赫尔瓦特度过的那个周末恰好是圣约伯日——这是纪念《旧约》中饱受苦难的族长约伯的日子。多洛斯抽出时间与儿子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安娜只问了一句：“你真的打算什么也不带走吗？”眼见儿子近乎哽咽，她惊呆了，之后便再没说什么。

文森特只在巴黎待了几天，但足以见识了这个万花筒一般的城市。他后来回忆道，巴黎给他的唯一印象便是：“太大了，简直让人炫目。”这些日子，他一口气消化了成千幅作品：有新开沙龙中的400余幅油画，卢森堡宫大批的鲁本斯画作，当然还有卢浮宫，里面的很多画作在最近四年里文森特都细细地包装过。他还领略了森特伯伯的世界：他在夏普塔尔大街上气派的石灰岩公馆、珍品荟萃的画廊、颜料店、大库房，蒙马特大道上的旧店铺，以及新巴黎歌剧院之下的面积庞大的新店铺（“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他向提奥汇报道）。他还在森特优雅的别墅里用了餐，见了一些艺术家和他伯伯艺术圈里的朋友。

接着他便离开了。去巴黎的唯一原因便是森特伯伯和伯母可以护送文森特去英国——家庭团结的又一次体现。因此当他们离开时，文森特也跟着离开了：先乘火车到迪耶普，再坐船到布莱顿，最后乘火车去伦敦。

对文森特来说，那几天都在迷迷糊糊中一晃而过——给提奥的信中，他只能想到用“愉悦”这个词来形容这趟旅程，他心中充满了疏离感和自责。他后来表示：“当我第一眼见到巴黎，心中首先升起的是一种难以驱散的神秘感。”森特让他见识了很多，参加了很多奢华的宴会，与众多卓越的画家会面攀谈。但人们对他高贵的姓氏赞叹得越多，他却越发落寞悔恨。

当文森特环顾四周时，他很清楚，这里不再意味着他的未来。他再不可能成为森特从未有过的那个儿子。那个梦已经失落在了海牙或是巴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重现在伦敦库房处理订单的办公桌上。他已经被驱逐出局。漫长的流放正要开始。 it3LY+FvOqaTwFAdiC4wjGdMHlCF15Zmigf14JzbSlfQ6u23ZG9jOjj7g0Peo9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