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坝

文森特·梵高一生手不释卷。在他所读的浩如烟海的故事中，有一则备受青睐：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母亲的故事》。每每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便会反反复复地讲述这则阴郁的童话：慈爱的母亲宁愿让孩子死去也不愿冒险让他面对痛苦。文森特把它记得滚瓜烂熟，还能用几种语言来讲述，包括他那口带浓重口音的英语。对于生活不幸、痴迷文艺的文森特来说，安徒生的这则母爱童话天然有一股独特的魔力。而他对这则故事执拗的反复述说，申明了他不为人知的渴求和非同寻常的伤痛。

文森特的母亲安娜从未理解过她最年长的儿子。他的古怪，从幼年起，就挑战着她世俗且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他那自由不羁的才气挑战了她有限的理解和视野。在母亲眼里，儿子总有那么多怪异和不切实际的念头；在儿子眼里，母亲总那么心胸狭隘和冷漠无情。渐渐地，母亲对儿子的喜爱越来越少——从最初的不解到后来的不耐烦，继而演变成难堪，以至最后的恼怒。文森特成年时，母亲几乎已对他不抱一丝希望。文森特的宗教情结和艺术抱负被鄙夷为“没有未来的不务正业”。他出格的生活被视为家庭的劫难。母亲控诉儿子有意给双亲带来“苦痛和不幸”。就像处理垃圾似的，她一件件地丢掉了儿子留在家中的所有画作（他童年所有的涂鸦簿早就被她一概丢弃）。至于他后来送她的一些作品，她几乎不屑一顾。

安娜死后，在她的遗物中只能找到少量的文森特的来信和画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比他多活了17年），母亲给他的信越来越少。他最后入院时，母亲尽管与其他家庭成员来往频繁，却没有来探视他一次。即便文森特死后终于实至名归，她也没有懊悔半分，仍旧冥顽不改，断定他的艺术“荒谬可笑”。

文森特无法理解来自母亲的拒绝。有时，恼怒之下，他将母亲痛斥成“铁石心肠的乖戾妇人”。有时，他责备自己是个“既奇怪，又令人生厌，只能带来不幸和厄运的人”。但他从未停止努力赢得她的认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文森特临摹了她的肖像（根据一张照片），并附上了一行诗，也是一句哀伤的诘问：“透过诽谤的摧残和冷酷的责难/谁会是我灵魂追寻的女子？”

1851年5月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安娜·科妮莉娅·卡本特斯在海牙与牧师提奥多洛斯·梵高结为连理。海牙是荷兰皇室的居住地，被誉为“世上最宜人的地方”。海底的泥土由于包含了比例完美的沙与黏土，适宜种花，所以到了5月，海牙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伊甸园：繁花烂漫无际地绽开在路边和沟渠、公园和花房、阳台和游廊、窗槛花箱和门阶壶罐，甚至开在悄然滑过的驳船上。深深为之迷醉的游客记录道，池塘和沟渠上林荫满覆，袅袅而起的水雾“似乎每一天都会被绘上一层更新、更浓稠的翠意”。

婚礼当天，新人途经的小径已被安娜的家人撒上花瓣，各个站点也扎上了绿枝蓓蕾织就的花环。新娘从王子河畔的卡本特斯家出发，来到海牙修道院教堂。这是一座15世纪建成的宝库，坐落在皇城的中心大道上，两侧菩提树林立，恢弘的别墅群环抱四周。马车穿过的街道会令每一个来自肮脏大陆的人羡艳：每栏窗格都掸得清清爽爽，每扇门都刷了新漆，门廊上的每个铜罐都抛过光，钟塔上的每柄长矛都刚刚镀了金。“连屋顶都好像每天清洗。”一位外国人颇为惊讶，街道“干净得像是室内走廊”。另一名游客写道，这样的地方“会令所有人都羡慕那些居住在这里的幸福人们”。

田园有如此地，诗意有如此时，叫人感恩，却无法让人摆脱往昔的阴影——这种复杂的情绪萦绕了安娜·卡本特斯的一生。她很清楚，对于她的家庭和国家而言，好景不会常在。

1697年，卡本特斯家族命悬一线：历经战争、洪水、大火以及持续了150年之久的瘟疫，最后得以幸存的只有格里特·卡本特斯一人。格里特的先人们全都在喋血的八十年战争中丧生。这是一场由低地国17省发起的、反抗西班牙残暴统治的战乱。据载，这场战争始于1568年，海牙等地的新教徒凭借“洪潮般极端的愤懑”揭竿而起。人们被溺死、斩首、焚烧，尸体被绑成一团从高窗投下。西班牙宗教法庭伺机报复，声讨尼德兰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300万人像异教徒一样被迫害致死。

在荷兰广袤的大地上，军队相争，异教相残，阶级互斗，邻里相欺，民兵混战。各类思想派别激斗的状况，持续了80年之久。访客来到哈勒姆，只见“许多人被吊死在树上、支架上，以及随处可见的横梁上”。房屋被焚毁殆尽，家家户户被处以火刑，尸横遍野，无一幸免。

偶尔，暴乱暂时平息下去（1648年荷兰诸省宣布从荷兰王国独立，宣布战争结束），但很快，新一轮的暴行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肆虐。1672年被称为灾年，较八十年战争末期更为惨淡。另一场狂怒点燃了原本安宁且完美无瑕的海牙街头。人群涌入市中央，猎获了曾经的国家首领。在海牙修道院前，他们像牲口一样被屠宰。多年后，安娜·卡本特斯就在这儿举行了她的结婚典礼。

但给卡本特斯家族带来致命重击的并非战争，也并非不时爆发的暴乱。像国人一样，格里特·卡本特斯一辈子都难摆脱遭洪水灭顶的命运。情势一直以来都这么糟糕。冰河世纪终结后，莱茵河口的环礁湖开始堵满丰沃的淤泥，第一批定居者束手无策。慢慢地，定居者们筑堤修坝防止海域扩散。他们广挖沟渠，排尽堤坝后的淤滩。16世纪至17世纪，风车的发明令大片大片的积水得以排干，农田开垦也由此开始。1590年至1740年，以商业贸易征服了世界的荷兰商人们，在遥远的另一半球建立了富庶的殖民地。荷兰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创造了一个足以匹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尼德兰的疆域也扩大了30余万英亩，可耕种的大陆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海水。尽管1000年来付出了巨大努力，洪水仍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这样的恐怖场景无论如何也无法预见：有时海浪会攀上坝顶，有时堤坝会崩塌在浪头之下，有时又兼而有之，海水侵入内陆，向平坦的乡野进军。有时，海水又完全撤去，露出退潮后的大陆。仅1530年的一天夜晚，就有20余个村庄淹入深渊，水面隐约只见教堂尖顶和牲畜死尸。

像所有命途多舛的国人一样，格里特·卡本特斯继承了一种水手般的精准的直觉——对于灾难逼近的直觉。17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与海神的抗争中丧命的千千万万人里，就有格里特的叔父。他和格里特的父母、兄弟姐妹、堂侄、第一任妻子及其娘家人统统在格里特未过而立之年时就丢了性命，长眠于列克河中。

格里特·卡本特斯生在大洪水末期；他的孙子继承了祖父的名字，降生在了另一个乱世。从18世纪中期开始，自由选举、扩大公民权利、废除苛税的呼声与启蒙运动的乌托邦精神汇成了一股洪流横扫欧洲大陆。这股力量如战争和海浪一般，势不可挡。

革命的炽火很快燃及了卡本特斯家族。1795年，新法兰西共和军的武装力量进入荷兰。他们以革命者自居，却如征服者一般驻扎下来。士兵被安置到每家每户（包括卡本特斯家），货品和财产（如私人的金银钱币）充公，贸易萎缩，利润锐减，商户停业，价格飞涨。皮匠格里特·卡本特斯，三个孩子的父亲，就此失掉了生计。更糟的是，1797年1月23日，格里特离开海牙去邻镇讨生活。当晚7点，人们发现了躺在通往赖斯韦克的道路边的格里特。他遭遇了抢劫，被暴打一顿，奄奄一息，还没被抬进家门，就撒手人寰。据卡本特斯家世代相传的家史记载，格里特的母亲“疯了一般地抱着冷冰冰的身体，泪如雨下”。格里特·卡本特斯抛下了一个有孕在身的老婆和三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其中有五岁的威廉，他便是画家文森特·梵高的外祖父。

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拿破仑大军的撤退，荷兰人开始着手治理千疮百孔的国家。出于对国家再度滑入混乱的忧虑，政治、宗教、科学、艺术领域均被施以温和的改革政策。史学家写道：“对于革命的恐惧滋生了反对改革的情绪。”“举国满足”成为了定义这个年代的关键词。

在国家逐渐摆脱变革动乱的阴影之后，威廉·卡本特斯开始重新编织支离破碎的人生。他23岁结婚，在接下来的12年里生育了九个儿女——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全部活了下来。政治稳定和“举国满足”当然还有其他益处。对荷兰语突如其来的狂热催生了人们对于书籍的极大渴求。从阿姆斯特丹到小山村，从经典到说明书，人们的阅读热情被鼓舞着，他们无所不读。抓住了这个时机的威廉将自己拿手的皮革制作手艺应用到了书籍装订中。他在海牙的主商业区史佩街开了一家商铺。30年后，店铺发展成了大买卖，一大家子生活无忧。1840年，政府需要一位装订工装订屡经修订的《宪法》最新版，这个活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威廉头上。之后，他一直自称为“皇家书籍装订工”。

通过温和守旧的作风来恢复元气对这个国家和威廉来说有效，却并非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在威廉所有的儿女中，老二克拉拉患有癫痫，这个名词在当年等同于无尽的精神折磨。她一生未嫁，家人唯恐有损声誉，对她避之不及。克拉拉一辈子都生活在嫌弃与冷落中，后来只有外甥，也就是画家文森特·梵高才认为她是在患病。威廉的儿子约翰内斯“一辈子都没有走寻常路”（他的妹妹隐讳地如此写道），之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后，连事业有成的威廉本人也受到了命运的嘲弄。据家史里一则罕见的记载，威廉于1845年，也就是53岁那年死于“某种精神疾病”。这则正式声明将死因含糊地记述为“卡他热病毒”。这是一种农村地区周期性爆发的牛瘟，一般只感染牲畜。症状包括过度兴奋、痉挛、口吐白沫，直至死亡。这些症状也许成为了官方诊断的依据。

目睹周遭的种种不测，威廉的三女儿安娜在成长中形成了对未来充满恐惧的晦暗人生观。不论走到哪里，似乎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莫名力量将从动乱中侥幸逃脱的卡本特斯家族再一次投入另一场浩劫，就好像村庄终究会在瞬间被大海吞没一样。因此安娜的童年充满了恐惧与宿命感：她总感到生命和幸福岌岌可危。就像她自己述说的那样，她的世界是个“麻烦与烦恼横生的地方”；这个地方“失望无尽”，只有傻瓜“才会对生活有过多的期许”。她说我们只能“学着忍耐”，她意识到“没有人是完美的”，“梦想实现的过程中必然有诸多不完美”，人们“即便有诸多缺点”也应该被爱。人性纷繁复杂，永远处于激变的边缘，是最靠不住的。“我们如果为所欲为，”她这样警告孩子们，“却毫发无损，不受惩罚——那我们不是会愈来愈误入歧途吗？”

安娜背负着这种阴郁的世界观进入了青年时代。在与家人朋友的交往中，安娜十分古板，极易陷入忧郁，喜欢为无端的小事伤脑筋，常常无事生非，或是感伤韶华易逝：她的爱情会不会一下子溜走，爱人会不会突然死去。即使丈夫只离开了一小会儿，她也会想象丈夫突然死去，以此来折磨自己。安娜自述，在结婚典礼上，当马车驶过林荫大道和精心装扮的花海时，她却在脑中反反复复想着某位重病不能出席的亲戚。“婚礼，”她总结道，“也总伴随着许多痛楚。”

为了让那些阴郁的念头平息下去，安娜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她很小就学会了编织，家史上说，在之后的岁月里，她一直“飞针走线”。她写信的时候“极有耐心”——信里都是一些混乱的句法以及错综复杂的插入语，最后的内容往往与要说的主题相去甚远。她弹钢琴，她阅读，因为“这些事让你忙碌，分散你的注意力”。作为母亲，她近乎偏执地抓住每个机会给孩子们灌输此类想法。“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儿上。”她曾给其中一个心情抑郁的孩子提供这样的建议。（这个方法被她的儿子文森特，历史上最抑郁也是最多产的艺术家，掌握得极为娴熟，甚至是过于娴熟。）如果这些都行不通，安娜会大肆打扫一番。“亲爱的妈妈正忙着打扫，”她的丈夫一边记录，一边暗自质疑妻子所有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可她的脑子里却装满了一切烦心事儿。”

安娜“闲不住的手”也伸向了艺术。她至少和妹妹科妮莉亚一起学过绘画，尤其是水彩画，这在当时被新兴资产阶级视作既能怡情养性，又能打发闲暇的乐事。安娜最为心仪的是当时家居艺术惯用的主题：各式各样的鲜花——紫罗兰花束、豌豆花、风信子、勿忘我。在对这项传统艺术的追求中，卡本特斯姐妹也许受到了他们古怪的伯伯，赫尔曼纳斯的鼓励。他曾一度自称为画家。她们还受到了一个显赫的艺术家庭，巴库曾一家的支持和指点。安娜的每次造访堪比一场艺术洗礼。巴库曾家的父亲亨德里克，一个受人尊敬的风景画家，不仅给自己的孩子上课（其中两个后来还成为了知名艺术家），同时还不断地指点卡本特斯姐妹。他培养的一大批学生日后发起了一场纯荷兰的新兴艺术运动，形成了海牙画派。就是这场运动，在安娜上门学艺的35个年头后，成就了她的艺术家儿子短暂却惊天动地的事业。

自然而然地，这个忧心忡忡的孩子安娜投入了宗教的怀抱。

除了婚礼和洗礼，卡本特斯家族的家史中并没有过早地出现宗教行为的记载：1795年，法国革命军进驻海牙，家史将每家必须安置的士兵和充公的钱财斥为由“难堪的上帝之手”导致的。两年后，愤怒的狂潮淹没了赖斯韦克镇，格里特·卡本特斯就惨死在通往该镇的道路上。此时家史中却弥漫着哀伤、虔诚的口吻：“愿主赐予我们仁慈，以顺从的心接受他的旨意。”这是动乱年代的典型宗教情感，不单单在卡本特斯家族，还在整个国家生发蔓延。伤痕累累、精疲力竭的人们开始厌弃只能集结虔诚者的旧信仰，转而投身于能够安慰弱小者的新救世主。安娜这样概括了新信仰带来的温和的福音：“维系、支持和抚慰。”

余下的日子里，随着矛盾愈演愈烈，心生绝望的安娜开始在宗教中寻求庇护。生活稍有不顺，或是孩子们一个捣蛋的行为，都会让安娜心中激荡起虔诚之心。大到工作申请小到学校考试，每每遇到危机安娜便会祈求主的宽容慈悲。在给儿子提奥的升职贺信上，她写道：“愿主令你永远诚实。”从诱惑、坏天气、失眠到债主上门催债，安娜一应祈求主庇佑她的孩子们逢凶化吉。但至关重要的是，她祈求主帮助她抵御内心的魔鬼。她的渴求——就好像她儿子文森特在世俗主题与宗教主题之间的疯狂变换——意味着她渴求一种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却永远无从被满足。即便她不断地试图从信仰中找寻安慰，阴魂不散的魔咒仍步步逼近——这个魔咒便是文森特。

不止从宗教上，安娜还试图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寻觅庇佑。“好好学习过正常生活才能让你们的人生之路笔直平坦。”这是她给孩子们的建议。在一个发生过革命和遭受过创伤的社会，一个会对随波逐流给予褒奖，甚至施以强迫的社会，这本质上是人人追求的理想。维持普通寻常的生活是每个荷兰女人的职责，相比之下，没有谁比安娜·卡本特斯显得更为尽责。

1849年，安娜年过30却依然未婚，她急着寻找归宿。除了患癫痫的克拉拉、麻烦不断的约翰内斯和她最年幼的妹妹科妮莉亚，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已成家。唯有一位堂姐甚至晚于安娜，直到31岁才嫁了一位鳏夫——这样的命运对于老姑娘来说再平常不过。兢兢业业、严肃古板、长着一头红发的安娜似乎注定要忍受更糟糕的命运：孤老终生。

转机出现在1850年3月，比安娜小十岁的科妮莉亚宣布与海牙的一位画商订婚。他姓梵高，家境殷实，他住在史佩街自己的画廊里，离卡本特斯家的店铺不远。这位画商疼爱科妮莉亚，还有个晚婚的兄弟：28岁，名叫提奥多洛斯，是个牧师。三个月后，提奥多洛斯和安娜见上了一面。多洛斯英俊纤弱，五官精致，栗色的头发已有些许灰白。虽不如他哥哥健谈，倒也安静沉稳。他住在格鲁特-津德尔特，一个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小村庄，远离皇城海牙的繁华与精致。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家庭尚可，别无他人可以婚配。两人都有心达成这项安排，于是见面后不久，两人便闪电订婚。

1851年5月21日，提奥多洛斯·梵高与安娜·卡本特斯在修道院教堂成婚。仪式过后，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南部信奉天主教的格鲁特-津德尔特。多年后，安娜这样回忆新婚前夜的心情：“准新娘对于未来的家忧心忡忡。” XRqCA+CYUOmp1g7PnBsyllfwkoHsPXa0vtlSb1p5TWPqgNYrAxEg02SlAS37jd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