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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伦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有450万人口，面积是巴黎的两倍，海牙的45倍。当代评论家将它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黑点”，往乡村方向输送着让制图家都感到噩梦连连的盘绕交错的窄街。在海牙，距离房东家门阶几分钟的路程，文森特就能找到一片未垦植的牧场；而在伦敦，按照一位游客的说法，想要去趟郊外，得乘上“几天的马车”。四年前造访伦敦的亨利·詹姆斯觉得自己“快要被碾碎”。当然，文森特不是没有见识过城市：他去过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甚至巴黎。但这些短暂的旅程远不足以让这个布拉班特的乡村男孩自如应对眼前这个詹姆斯认为“大得不可思议”的世界之都。
如果说海牙街头井然有序，那么伦敦街头则一片混乱。下了河岸街，就到了位于南安普顿街的古庇尔办事处。去那儿报到的第一天，毫无心理准备的文森特就感觉被甩入了一片人海。交通拥堵，几乎要双脚离地才能穿过街道。尤其在傍晚，一列列蜿蜒的行人将人行道、桥梁和广场堵得水泄不通。快速移动的人流不时会被乞丐、擦鞋匠、妓女、小丑，或者另一拨横穿的人流打断。当然，你还能看到翻着筋斗想你施舍一个便士的赤脚男孩，以及操着文森特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叫卖各式货品的小贩。
但最令文森特震惊和不习惯的是糟糕的卫生状况。与有着明亮的窗户和古朴的街道的海牙相比，伦敦就像个巨型垃圾场——约翰·罗斯金曾称它为“全身都在冒毒的肮脏城市”。从南安普顿街前的古庇尔办事处到圣保罗大教堂与大英博物馆，一切都被覆盖上了油腻的黑烟灰。尤其是在文森特抵达的夏天，一股尿液的恶臭弥漫在全城的排水沟槽旁，把富人赶到了郊外，其他人只能饮用这样的水源。
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住。像成千上万无法忍受的新居民一样，文森特来到郊区寻找庇护。但那儿的乡村生活再也不货真价实。那时，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别墅（都是外观一致、整齐排列的房子），已将城市重重包围。在其中的一个新社区（也许是在东南面，格林威治附近）里，文森特找了一户寄宿的人家。他称邻里们是“那么亲近祥和，以至于你都几乎要忘掉你身处伦敦”。这栋时髦的哥特式建筑有着“怡人的花园前庭”，足以容纳房东太太、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四位租客。享受乡村生活的代价便是，文森特早晨6点半就必须出门。他先步行至泰晤士河边的码头，乘一个小时的蒸汽船，然后再穿过拥挤的街道来到古庇尔办事处。
有一次在城里，他被满眼的绿地所吸引。“随处可见迷人的公园。”在给提奥的信中他写道。午休或者下班后，他会来到这些宁静和人烟相对稀少的迷你乡村中整顿身心。他尤其爱去海德公园，那儿的古树、羊儿吃草的草地、鸭子嬉戏的池塘，都让他好像回到了格罗特比克的浅滩。
没有摆脱海牙事件阴影的文森特努力重新开始。父母和伯伯的耳提面命让他在伦敦的日子始于一系列的社交。森特伯伯开始邀请文森特参加宴请古庇尔大客户的晚宴。他花了一个“愉快”的周六与画廊的同事在泰晤士河上游船。他还坐在客厅的钢琴前与室友们——三个热诚的德国人——分享那些“赏心悦目的夜晚”，或与他们花上一整个周末去郊外散步。
6月，文森特的新老板卡尔·阿巴赫邀请他这位交际广泛的新职员周日一同去博克斯希尔远足。这是城南的一片陡峭的白垩悬崖。这是个晴朗的日子，微风习习，从峭壁往下望去，这头是伦敦，那头是英吉利海峡，英格兰东南部的全貌尽收眼底——从家乡低地至此奇诡的地貌一览无余。“这儿的郊外很美，”在给提奥的信中，他写道，“与荷兰完全不同。”
文森特在家信中说，他又开始做礼拜，这终于让父母安下了心。他还寄去了伦敦一座荷兰归正会教堂奥斯汀隐修院的铅笔画以示证明。但最让赫尔瓦特牧师公馆欣喜的消息当属文森特买的一顶礼帽。安娜得意洋洋地说：“在伦敦，人人都戴这样的礼帽。”
再一次，文森特竭尽全力跻身母亲渴望他进入的阶层。他屏着呼吸报告他的罗登道之行。罗登道是海德公园一条骑马专用的林荫道。每到傍晚，伦敦的骑手们便会身着最时髦、最精良的装备现身。“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一幕。”文森特写道。他对艺术的品味也被全新的标准引领着。在兼收并蓄的四年之后，他的嗅觉越来越精准，越来越符合商业的需求。在他发掘的所有英国艺术家中，只有两位深深地将他俘获：乔治·鲍顿和约翰·埃弗雷特·米莱——这两位都是商业上极为成功的画家，作品十分符合大众的品味。（其实，鲍顿当时已是古庇尔的签约画家。）他还对其他几位艺术家表示了一般的赞许，对他们作品的感染力、卖相和“利润回报”——也就是销售前景——表示了肯定和赞赏。
对有争议的作品，譬如对流落街头的母亲、蜷缩的穷人、弃婴，或者悲伤的寡妇的现实主义描绘，文森特一律没有兴趣。他在家信中描绘的都是符合古庇尔核心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作品。当然，这也符合梵高家族的期望：《蜜月》中表现时髦夫妇闺房秘事的画面，《受洗》里描绘雍容华贵的年轻母亲温柔地抱着孩子做礼拜的场景，或者《德文郡的房子》里刻画身着精致晚礼服的年轻女士悄悄来到豪华楼梯旁分享秘密的瞬间。文森特强调，这样的作品才“真实地表现了现代生活”。
他参加了皇家艺术学院的夏季展，却一反常态地带着不屑的态度离开了那里。几幅作品被他嘲笑得厉害。英国艺术也被他鄙夷成了“劣质与无趣”的艺术。《绘画》和《伦敦新闻画报》正在倡导对大规模生产的木版画进行改革。这场运动已在比邻的河岸街开展得如火如荼，却没能吸引文森特的商业眼光。每周，他都得挤进围观报社印刷间的人群以便一睹新品。但通过窗户看到的突兀的黑白画让他感觉十分“糟糕”。他后来承认：“我打心底讨厌它们。”
从国家美术馆回来以后，他只对那儿的一幅荷兰风景画发表了看法。敦达利齐画廊展出的一些约翰·康斯特布尔的所谓“优秀”作品，不过只达到了他在海牙偏爱的巴比松画派的水准而已。一组流动展出的熟悉的比利时画家似乎才真正触动了他（“能见到这些比利时作品真是一件乐事。”他写道）。然后，他急切地央求提奥给他讲讲关于巴黎沙龙的新鲜事儿。
但这一切还是镌刻在了文森特的心底。国家美术馆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拉斐尔，多维茨画廊的盖恩斯伯勒和凡·戴克，南肯辛顿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前身）的透纳——所有这些人的作品都在文森特无垠的大脑博物馆中找到了安身之处。即便多年以后文森特召唤它们时，那些细枝末节也会令人惊讶地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比如，《绘画》上满是乞丐和弃婴的插图十年后不仅会再次浮现在文森特的脑海，还会成为他深深为之痴迷的东西。然而那个夏天，文森特满脑子只有鲍顿画中的那个意象：一个年轻的绅士和一个看着像是他母亲的女人走过家族的宅地。这幅画名叫《继承人》。文森特非常喜欢它，照样子画了一幅素描寄回了家。
当文森特试图妥协时，他的疏离感也与日俱增。眼前的所有东西都让他想起昨日时光。在周日的漫步中，他“怀念”起海牙的周日漫步。寄宿的房子让他想起以前在卢斯家的日子。“我没有忘记他们，”他写道，“要是再能去那儿待上一晚该多好。”他在现在的房间里挂了一幅一样的画。他渴望收到家里的消息，每到一个家庭节日，便热切地询问所有事件的小细节。一段时间的好天气也能引发一阵阵思乡的惆怅。“你在家一定很愉快，”他写道，“我如何才能亲自体验到呢？”
文森特在社交上的最初努力统统付诸东流。和阿巴赫培养出的那一点点友谊也消耗殆尽。他承认，语言不通也许是个原因。文森特能听得懂英语，却说不好。刚来伦敦时，他戏称，连房东的鹦鹉英语都说得比他溜。然后，他流利的德语也没有能阻止他那些德国室友将他遗弃。面对总是为他的内向而担心的父母，他谎称是自己不想与他们为伍，而不是遭到他们的嫌弃。他解释说：“他们花钱毫无节制。”
但显然，这里面还有其他原因。孤僻的老毛病又开始纠缠文森特。“在这儿，我完全没有存在感可言。”文森特后来这样描述他的伦敦时光。像在海牙时一样，他有意避开人群（由此错过了譬如伦敦塔、杜莎夫人蜡像馆等再寻常不过的旅游景点）。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散步、阅读和写信。”一位于8月前来探望的昔日海牙同事认为他十分“悲观厌世”，被“巨大的孤独感”折磨着。多年后，文森特这样描述他在伦敦的心绪：“冷漠、绝望……对人不再敏感，麻木不仁。”父母揣着他那些“沉重愁苦”的家信百般焦急。“怪”这个字眼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们忧心的谈话中。
工作让文森特垒起了一堵与外界隔绝的墙。现在给印刷商填写订单的单调工作令他分外想念海牙工作内容多样的岗位。他向提奥抱怨：“这儿比那儿无趣得多。”伦敦分店没有画廊，只与经销商和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开的办事员打交道。他们没有时间谈论艺术，也没有一间可供艺术家浏览、交流技巧和闲聊的颜料店。库房很忙（每天要处理上百幅印刷品），但存品实为有限。文森特对每天经手的大多画作并无好感。他向提奥发牢骚：“好画太难找了。”身边的一切都提醒着他，他被从欧洲大陆上最为辉煌的艺术品天堂流放至此。“你尤其得和我说说最近看到的画，”他央求弟弟，“或者新近推出的蚀刻画和平版画。你最好畅所欲言，我这儿已经很久看不到这样的作品了。”
每日的单调乏味好像是一种羞辱（他称之为“发霉腐烂”）——时刻提醒着他那些从指缝溜走的机会，那些未能涉足的道路。“我最初以为一切都会很美好。”他写道。但一闪而过的念头又告诉他：“也许是我的错。”偶尔，他也会禁不住偷偷遐想——“未来”。“我或许会成为某个人物”，但他也很清楚，目前自己已经掉了队。文森特的伦敦境遇意味着他的自信心岌岌可危，自卑感与日俱增。当他与信中仰慕的乔治·鲍顿不期而遇时，他却没有“同他交谈的勇气”。当荷兰画家马蒂斯·玛丽斯造访古庇尔时，文森特却“腼腆得一言不发”。
语言让他与社交绝缘，金钱则加深了他的罪恶感——在他的余生中，情形依然如此。他翻了一番的薪水还是不能应付他的开支。“为了省下几个便士”，他不再搭蒸汽船进城，而是全程步行，走某座疯人院中的桥横穿泰晤士河。他发誓要找更便宜的公寓。家信中通篇立志节俭的字眼和在一些小花销上的一味自责透露出文森特已陷入了更深和更强烈的罪恶感。更糟的是，父母还不时寄来家信报告赫尔瓦特正经历的极端经济困难。尽管如此，他们却一再声明会毫不犹豫地为孩子们作出牺牲。“我们紧衣缩食，”安娜写道，“但坚信在你身上投资是件明智的事儿。这难道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有回报的事吗？”
8月，乡愁、孤独和自责一并化作了忧愁。几个月来，文森特一直试图让父母相信他对一切都“很满意”，他“过得很好”，对于新工作“倍感满足”。然而对提奥，他则更为坦诚，但也并非畅所欲言。6月，他告诉提奥：“看现在的光景，我一切都还不错。”7月：“我可能会习惯起来的。”8月：“这样的生活，我也许还得忍受一段时间。”
为了不再消沉下去，文森特与已婚的卡罗琳·汉尼贝克开始了亲密的通信。在一颗狂热心灵的驱使下，他给她寄去了大量讨人喜欢的、暗示性的画像及诗歌，有年轻的金发女孩，也有姿势迷人的乡村少女。他誊写了一首济慈的诗歌来赞美“有着瀑布般亮丽长发的美丽少女”，还建议她去读济慈另一首具有挑逗意味的长诗。他给她寄去了朱尔斯·米什莱创作的法国流行恋爱手册《爱》的节选，里面讲述了一位男子如何迷恋一位女子的容颜：“她俘获了我的心，如此真切……她的面容在我心上挥之不去。”他用来形容他们的旧交情的言语，似乎更适合用在分别的恋人而非远方的朋友身上。他还建议卡罗琳去读朗费罗的《伊凡杰琳》，里面描绘了一位年轻的阿卡迪亚男子如何为真爱心伤的故事。
在对婚姻幸福的卡罗琳的这番引诱中，文森特期望得到什么？这是一生失意的文森特第一次试图说服别人回心转意。他尝试着在文学和艺术中幻想一段不存在的情感来找寻安慰，检视这段虚幻的情感能让自己支撑多久——好让自己在充满敌意的现实和对幸福的渴求中找到一个中立点。他告诉卡罗琳，他在寻找“一片故土……能让我们在世上立足的哪怕一小块地方”。“但我还没有抵达那个地方，”他写道，“虽然我一直在追寻，也许有一天我能将它抓在手心。”
1873年秋天，文森特的父母感到伦敦的大儿子在信中口气有所变化。“我们收到的都是些愉快的信。”多洛斯有些吃惊。但原因并不在于将文森特一口回绝的卡罗琳·汉尼贝克。
一切都是因为文森特的新房东。
在之后的17年里，背井离乡的文森特曾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亲近他人的家庭。在海牙，他不止一次地企图取得小贝琪·泰斯提格的爱慕，好让他在这个亲密的小家庭中有个容身之处。在伦敦也一样，他多次来到新老板阿巴赫的家中拜访他的妻儿。这些年来，他似乎更容易被那些失去父亲或者丈夫的残缺家庭，或者只有单亲母亲的家庭所吸引。他很乐意挺身而出，填补空缺。这样一来，他起码能感受到欢迎，或者说，交换到欢迎。
对文森特来说，厄休拉·罗伊尔和女儿尤金妮娅看起来就像是这样的一家，她们经营着一间小型的托儿所。就这样，文森特成为了布里克斯顿海克福德路87号的租客。这儿的租金更低，走路去古庇尔也只需要一小时。很早开始，文森特就觉得55岁的厄休拉和19岁的尤金妮娅是自己的同类：她们都有一颗受伤的心，迷失了方向，却向往“故土”。连她们的姓氏都有背井离乡的意味——这原本是个可爱的法国字眼（loy-yay），一旦用呆板的英语发音，似乎就成了lawyer。
厄休拉的父亲是个船长，她有着所有海上女人都有的坚忍。“她饱经风霜”，文森特观察到，她像个“一只脚已经踏在棺材里的人”。消瘦矮小、五官深陷的厄休拉饱经风霜，却仍未被生活击垮。她的外孙后来将她形容为“心地善良，却十分不幸”。而尤金妮娅却是个令人畏惧的姑娘。她长着一颗大脑袋，容貌粗犷，结实健壮，一头蓬乱的红发，尤其与文森特的妹妹有几分相似（受了他母亲的遗传）。多年来没有父亲和兄弟姐妹，尤金妮娅浑身上下像个男人，总爱一意孤行，“又专横跋扈，又十分难搞，脑子灵活，脾气火爆”。
给了一家子姓氏的父亲让-巴蒂斯特·罗伊尔已经去世多年，也是个流离失所的男人。当年，他只身一人来到伦敦，娶了厄休拉，生下一个孩子便患肺痨病死了。传说，他的遗愿便是能回家乡咽气。于是，他与妻女一起回到法国，在海边一座小屋里住下。每个傍晚，亲友们都会把他抬到海滩上去看夕阳。当死神降临的那一刻，他作了最后的忏悔，“在场的人们无不为这个男人纯洁、正义的一生流下泪水”。
厄休拉·罗伊尔与尤金妮娅·罗伊尔
而记述这些事件的文件最终落到了文森特手里。不论真假，流放与回归的故事让文森特感动至极，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留着副本，抄写并寄给家人。文件上最后是这样总结的：“他是这个世上的异乡人，他热爱自然，他最后望见了上帝。”
文森特对厄休拉和尤金妮娅的印象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个伤感故事的影响。别人眼里枯萎干瘪的房东老太和她坏脾气的女儿（文森特从未向提奥提起过她们），在文森特眼里成了一个勇敢承担人生悲痛的小家庭。他告诉妹妹安娜：“我没见过如此相亲相爱的母女。”从进驻那个狭小的三楼房间时起，文森特就将这个残破却温暖的家庭视为了自己破碎心灵的绝佳港湾。“现在，我有了梦寐以求的卧室。”他写道。在他眼里，这个新居好比津德尔特的阁楼。为了让梦想更完整，他急切地召唤提奥的加入：“噢！我的伙伴，我多么盼望你也能来到这里。”
这儿的每个地方都能让文森特重拾童年的记忆：罗伊尔一家会在花园栽种花木和植物，屋里全是蝴蝶和鸟蛋的标本，白天充满了孩子们上学下学的嘈杂声。他还为这个房子创作了素描给“新家人”和“旧家人”观赏。1873年圣诞节，文森特帮忙用冬青装饰屋子，并以“英国人的方式”，吃着布丁和唱着颂歌庆祝了节日。这是他度过的第一个不受乡愁滋扰的圣诞节。他还向提奥吹嘘：“希望你的圣诞节也过得和我一样快乐。”
被全新归属感支撑的文森特鼓起勇气决心重新赢得他在家中的地位。现在的家信中不再需要用虚假的快乐来掩饰落寞的心。他勤奋地埋头苦干，多次受到嘉奖（好消息当然也马上传到了赫尔瓦特）。他洋洋得意地将新年加薪寄给了家人，数额多得让双亲担忧他“过度节省”。他甚至又与前老板，古庇尔的大红人泰斯提格有了接触。
家庭复兴计划的核心是将妹妹安娜带到英格兰安置。文森特若能帮妹妹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优越职位，就既能缓解牧师公馆的经济压力，也有利于他赢回家庭的青睐。1月，他开始了这场一箭双雕的行动。他极力向父母游说这一尝试的可行性：安娜亲自去面试可以赢得更多的职位，还能练习英语。他开始在报上登广告，找合适的职位，起草求职信。他甚至提出回家陪伴妹妹漂洋过海。“我们亲爱的文森特，”母亲写道，“多么热心。”
对安娜，文森特又换了一番说辞，一番能够吸引孤独少女之心的说辞。他强调了罗伊尔一家的善良和好客——与一本正经又冷冰冰的寄宿学校截然不同——也会使这一家成为她的第二个家庭。文森特还写道，他“与尤金妮娅已情同兄妹”，安娜“也应该视她为姐妹”。“看在我的分上，对她友好一些。”他最后总结道。厄休拉也给安娜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让她把海克福德路的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同时邀请她前来参加尤金妮娅与一位“懂得如何怜惜她的温厚男士”的订婚典礼。
迫于经济压力，文森特的父母接受了这个计划。6月，文森特会来到赫尔瓦特，陪伴安娜前往英国。在那儿，他会帮助她找工作（并在此期间提供资助）。文森特兴奋异常。“我们的安娜要来了，”他告诉提奥，“多么美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了。”
不论文森特如何迫切地希望利用这一计划赢回在家中的地位。可惜的是，这个位置早已被取代。11月，也就是在文森特被调离仅仅六个月后，提奥被调至了古庇尔海牙分行。他搬进了文森特先前寄住的公寓，承担了兄长曾经打理的工作。就像文森特曾经经历的那样，泰斯提格也邀请提奥来到古庇尔楼上的寓所品尝咖啡。
兄弟俩的差别再明显不过。提奥有着赏心悦目的容貌和温和的举止，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状态。客户们认为他“老练又细心”——却从来没将这两个词用在文森特身上。提奥不仅在外貌上与他声名显赫的伯伯更相似，还有堪比森特的“好口才”。据说，16岁的提奥已经知道“如何与客户们周旋”，“如何提升他们的眼力”，从而巧妙地令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很快，提奥不但得到了他那严厉的老板的赏识（“你生来就是做这一行的材料”），也赢得了他那将一切都默默看在眼里的伯伯的认可。从那以后，他再也听不得“旁人说他侄子的不是”。
文森特让大家伤心失望，提奥却以自己的成功让赫尔瓦特牧师公馆欢呼雀跃。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提奥不仅让全家再次燃起向森特伯伯提供一个继承人的希望，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他在17岁的年纪就已经能够养活自己了。文森特可是花了多年工夫才做到这一点。多洛斯在信中写道：“你小小年纪就有能力赚取高薪，这真让我骄傲。”“这真了不起！”在海牙，提奥担负起了文森特无力承担的家庭责任。提奥成为了人人钦佩的榜样，父母也对他极尽感激、鼓励和毫无掩饰的偏爱。在给提奥的信中，他们写道：“好好照顾自己，永远成为我们欢乐的源泉和心中的第一！”
提奥的成就既然已被“昭告天下”，当然也没有逃过文森特的耳朵。他已经从泰斯提格那儿听说了弟弟的破格晋升。听到这个消息，文森特没有表现出他嘴上说的“高兴”。尽管二人平时通信极为频繁，这一次，文森特拖延了很久才动笔。信的内容简短又敷衍。沉默两个月后，文森特以“最近太忙”为由作了唐突的解释。那些不停央求“把你的见闻都告诉我”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的文森特只会冷酷地建议提奥“想一想有什么关于艺术的问题想问我”。很快，提奥成为了回信拖拖拉拉的那一方，经常隔几周才回复哥哥的来信，而文森特则通常在一两天内便把回信给解决了——未来他们一直处于这样的不平衡状态。
6月，文森特回到赫尔瓦特接妹妹去伦敦。兄弟间的关系跌至冰点。没有热烈的欢迎，也没有感激涕零。大家不仅对他的新生活和新家庭毫无热情，却反倒疑虑重重。这也许得怪妹妹安娜。文森特循循善诱，企图说服安娜，最终却适得其反。自收到哥哥关于罗伊尔家的那封信起，这个姑娘便开始浮想联翩。那头文森特刚告诫她“我们的关系仅此而已”，这头安娜已经向提奥猜测，文森特和尤金妮娅之间“不止是兄妹之情那么纯粹”。不论文森特如何否认，如何希望她“不要在家里提起此事”，安娜还是含沙射影地把“两人的暧昧关系”搞得人尽皆知。接下来，原本能“矫正视听”的尤金妮娅订婚的消息却让事情变得更糟：牧师公馆开始因这件事变得更为困惑和担忧。因为他们早就听说了文森特对卡罗琳·汉尼贝克展开的书信攻势，也对文森特的动机更为狐疑。
像以往一样，梵高夫妇开始责备文森特交友不慎。文森特与尤金妮娅被曲解的暧昧关系让他们对厄休拉也没有任何敬意，鄙夷地称她为“那个老女人”。哪个母亲会让女儿的名声置于这样的不明不白之下？让文森如此着迷的罗伊尔一家却让梵高夫妇不无忧虑，他们觉得这个残缺的家庭“很反常”。“这一家子都不像正常人。”安娜提醒提奥。多洛斯则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国人素来自由奔放，从不被道德感约束。他们作出了最可怕的猜测：尤金妮娅是个没有父亲的“私生女”。对于海克福德路上这栋“藏有众多秘密”的房子，两人抱怨良多，并开始担心文森特在罗伊尔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文森特在他的新家庭里越来越欢欣愉快——“那感觉很棒，”他表示，“好像从生活中的麻烦中解脱了似的。”梵高夫妇却担心这不过是他们古怪的儿子脑中“又一个终会落空的幻想”。他越是细细描绘在那儿感受到的爱的包围，两人就越忧虑他在那房子里的生活“太过孤单，与世隔绝”。文森特兴高采烈地讲述他在外面的世界找到的家庭温暖，安娜隐隐有些不快。安娜绝对容不下他如此热切地与陌生人称兄道弟，把那些外人视作家人。因为在她心里，家人间的血肉联系是唯一且不可侵犯的。多洛斯也和妻子一样对此忧心不已。
接下来，提奥出现了。
提奥人还没回来，他的成就早已传到了赫尔瓦特。6月中旬，他有幸一睹荷兰王后索菲亚的真容。当天，她刚好莅临普拉茨的店铺。不久，森特伯伯就把他介绍给了古庇尔最尊贵的人物：阿道夫·古庇尔。提奥的才能受到了极大的赏识，他的时间也都被占用，以至于他必须在文森特在家的这段时间取消回家的安排。兄弟俩一年后的重逢至多只能算得上彬彬有礼。谈话内容除了店铺事宜，一概没有涉及其他。提奥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回海牙，自尊心受伤的文森特竟不愿陪伴左右。
家人的不信任和忽视，让文森特渐行渐远。在赫尔瓦特的那些日子里，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用来记录伦敦“剪影”的小素描簿上。提奥离开以后，他继续忙于手头的活计。他按照赫尔瓦特牧师公馆的样子画了素描，并送给了妹妹利兹和惠尔。至于父母，他创作了一幅海克福德家中的窗景画送给他们，公然藐视父母对那里的偏见。让文森特意外的是，母亲竟然支持他继续这项颇有益处的闲暇活动。她告诉提奥：“对此我们都很高兴，这兴许是项可以给他带来好处的才能。”
文森特坚持要离开，就像他曾经坚持不愿离开一样。随着返程日期的逼近，他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孤立。每每提到伦敦，他除了抱怨那儿的雾，便不再多说什么。“他很不自在。”安娜后来向提奥抱怨。多洛斯则因为父亲5月的离世身心俱疲，习惯性地陷入了情绪上的归隐，淡出了牧师公馆的日常生活。最后一周，文森特几乎见不上父亲几面。眼见假期即将结束，文森特却给老板去信恳求延长休假时间。他也取消了顺路去海牙看望弟弟的计划，把剩余的时间统统献给了一阵突如其来的、癫狂的绘画欲望——好像多画一幅作品就能感化那一颗颗与他敌对的心。
但这并不管用。他赢回家人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7月14日，火车载着文森特和妹妹驶离赫尔瓦特火车站。梵高夫妇把拯救文森特的希望寄托在了妹妹身上，这与文森特的初衷恰恰相反。
回到伦敦不到一个月，文森特就搬离了海克福德路的寓所。他没有解释原因。从赫尔瓦特回来后，他与罗伊尔一家的关系一直很和睦。厄休拉和尤金妮娅对安娜拥抱欢迎。“她们都很善良，”她向家里报告，“她们变着法子让我们住得舒服。”一开始，有妹妹的陪伴文森特乐得不行。“可以在一起叫人多么开心。”他告诉提奥。上班路上，安娜会陪他走一段路。两人还一起在罗伊尔家的客厅弹钢琴。她去了文森特工作的地方，还与他的老板吃了饭。周末，他们去博物馆或者在公园里野餐。文森特还学会了游泳。
夏日的悠闲为什么就此戛然而止了？不关心原因的梵高夫妇只是暗暗庆幸，之前的不祥预兆八成是真的。“罗伊尔家的事看起来并不顺利，”多洛斯写道，“我终于松了口气。因为他们住在那儿让我很不安。”安娜对此很赞同：“文森特继续待在那里让我很不放心，现实比你想象得要难得多。”多年后，关于文森特的突然离开，开始流传出一个无望的爱情故事。提奥未来的妻子乔安娜·邦格猜测文森特爱上了尤金妮娅·罗伊尔——这个猜测和安娜先前的浪漫想象不谋而合。此后许多传记作家纷纷作出猜测。“他试图说服她解除婚约，”邦格写道，“但他没有成功。”邦格添油加醋地强调，“这初恋的伤痛”永远改变了文森特，“让他善于捕捉别人的痛苦”。
无疑，现实总是乏味无奇，意味深远。文森特的拼凑家庭注定无法长久维持下去。文森特不知道他青春期的妹妹安娜已经长成了一个挑剔、多疑的19岁姑娘。也许更关键的是，她不了解文森特。求职几周以来没有任何收获，安娜觉得谋到一份工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认为会有一些困难，”文森特向提奥解释道，“几乎人人都说她年纪太小了。”文森特承诺要供养妹妹直到她找到差事为止。8月房租到期，文森特手头也开始紧张起来——8月对他来说总是危机连连。文森特的罪恶感、安娜的不耐烦和尤金妮娅的坏脾气必然会让火药桶一触即发。
8月15日，文森特在方圆一英里内找到了新的寄宿地，结束了他在罗伊尔家的生活。人生中第一次强烈的依恋就此无疾而终。“他对人总抱有幻想，”对这一个月来的相处，安娜只作了这一评论，“当他们辜负了他的最初判断，他会失望至极。从那时起，他们便在他的心里枯萎腐烂。”
不论文森特因什么原因离开，这一事件又让文森特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也许命运就是如此，没几天，安娜便在离伦敦五个小时车程的韦林找到了工作，之后便搬离了文森特在肯宁顿的新寓所。一年来，文森特头一次独自生活。很快，文森特又拾起了童年爱沉思、好独处的习惯。他放下了画笔，在文学和艺术中舔舐伤口。他不思饮食，蓬头垢面，远离人群，也无心工作，遭到了远在普凌桑那格的森特伯伯的严厉批评，他希望文森特“出门见人”。母亲也认为，这“对他的未来十分必要”。文森特似乎将“新家庭”的解体迁怒在了他的家人身上。他已经不再给家里去信。“文森特渺无音讯，这让我们很伤心，”多洛斯向提奥诉说着自己的担忧，“这说明，他的情况很不好。”
伦敦没有可供文森特逃离的荒野。但这儿有在格罗特比克找不着的花样和乐子。他后来告诉一位朋友，特别在晚上，结束一天劳碌的工作后，他会“久久流连于那些后街小巷中”。
文森特不善交际，却渴望与人接触，且早就丧失了悔恨之心。很快，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可以花钱买陪伴的天堂。八万余名妓女，其中多数还是未成年人，在伦敦这个法定结婚年龄为12岁的城市经营着她们的生计。在文森特频繁出入的某些地区，机会更是召之即来。“你还没走上100步，就有20来个妓女上前搭讪。”一位走在河岸街上的游客抱怨道。3000家在政府注册的妓院支撑起了这项产业，还有一半数量的非法妓院打着酒馆、雪茄铺、跳舞沙龙和“夜店”的旗号揽客。还有一些妓女会“成群”聚集在指定的地点（譬如牛津街、圣詹姆斯广场或者科芬园），有些地方离古庇尔非常近。她们大胆地勾搭路人，麻痹他们的警惕心。人们叫她们妓女、荡妇、失足姐妹、风尘女子、小姐、婊子，甚至“堕落的魂灵”。
文森特则称她们为“爱意泛滥的女孩们”。
8月，在给提奥的信中，文森特大胆坦露了自己在伦敦的新生活：“心灵的纯洁和肉体的堕落可以不矛盾。”以此为指导原则的文森特，再次发起了一项猛烈的行动来结束自己的“流放状态”。如果不能让父母回心转意，他至少也要赢得弟弟的心。还有什么能比自由享受性的诱惑来得更有效呢？
文森特很清楚，自提奥15岁离家，多洛斯就想尽一切办法防止他误入歧途。大城市布鲁塞尔诱惑良多可以理解，但即便提奥被调到了相对安全的海牙（也许是出于多洛斯的精心安排），也阻止不了赫尔瓦特飞来的各种苦口婆心的告诫——“要提高警惕”，“躲开诱惑”，“不能成为浪荡子”。这些颇为隐晦的警告其实都在暗指性。当提奥着魔一般沉溺在盖斯特的暗巷的时候，文森特及时抓住了机会。
这边是多洛斯教诲的纯洁和规矩，那边是文森特鼓吹的宽容和肉体的欢愉。多洛斯曾建议提奥买一本《圣经年鉴》，每天早上做祷告，以便驱除内心的“兽性”。文森特用诸如“你们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你们中没有罪过的人第一个向她投石头吧”之类的《圣经》训诫作为反击。相比基督，文森特选择引用人类心灵的福音书，朱尔斯·米什莱的《爱》来教唆提奥“坚持自己的想法”，违抗父命。在多洛斯的警告中，海牙这个城市成了厉鬼横行的可怕噩梦，让提奥不寒而栗，而文森特则以歌德笔下标致的怀春少女和《泉边的玛格丽特》来诱惑他。
就像文森特对卡罗琳发起的攻势一样，在这场拉拢提奥的浮士德式的战役中，他使用了各种各样他擅长的手段。他给提奥寄去迷人的农家少女像（那个年代经典的男性幻想的对象），以及卡米尔·柯罗作的肖像（他的情人和他的作品一样出名），还叮嘱他将它们“放在房间”。他向提奥推荐柯罗撩人的女性木刻画（《仲夏前夜》），和朱尔斯·布莱顿笔下围着篝火欢快起舞的性感乡村姑娘（《圣约翰的夏娃》）。在那年的皇家艺术学院画展中，他只喜欢詹姆斯·蒂索笔下那些时髦的年轻女子。
在文学上，除了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歌德和海涅（众人皆知他与女店员的一段私情），他也没有遗忘那些法国作家，如在十四行诗中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完美女性的欲望合二为一的查尔斯·圣-伯夫、用文字将乡村女人“深似大海的心灵”和“衬托胸型的束身衣”刻画得入木三分的阿曼德·西尔维斯特、失恋文学中的“桂冠诗人”埃米尔·苏维斯特（“我爱的姑娘不爱我，我将心碎神伤”），还有浪漫主义焦虑的化身阿尔弗莱·德·缪塞，他因与乔治·桑跌宕起伏的情事而闻名。
文森特充满激情的论辩升级成为对弟弟全方位、一意孤行的攻势——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对性权利的辩护只是开始。他的声辩很快涉及爱、归属、忧郁和向往——这些主题与他深深的疏离感相缠绕。单薄的信件显然无法承载这些沉甸甸的情感。1875年初，他为提奥买了一本相簿，用细小、整洁、毫无差错的字迹在空白页上誊满了这个或者那个作家的名言警句。一本写完了，又买来第二本，在煤气灯下一直抄写到深夜。
没人知道文森特到底写了多少封这样的慷慨激昂的信。1874年8月到1875年2月这半年间的通信没能保留至今，但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定有过这样的通信。文森特所有的努力都浓缩在了两本彩纸封面的小小相簿中。1874年冬天，为挽回去往赖斯韦克途中的特殊情义，73个条目，上百个页码见证了文森特声嘶力竭的呐喊——即使他与所有其他人的关系正慢慢滑向深渊。
10月，文森特和家人的战役正式打响。他已有近两个月没有给家里去信——这对家庭责任是种史无前例的忤逆。他连母亲9月的生日都忽略了，其中的敌对意味自然不言而喻。“重要的日子也等不来文森特的信了，”安娜绝望起来，“噢，提奥！这太让我们伤心了。”没有消息才是最坏的消息。夫妇俩开始设想各种各样的状况：文森特伙食不好，文森特交际不够多（他需要多和上流阶层打交道），文森特太孤僻，伦敦的氛围“容易让人抑郁”。他们甚至认为，他需要多读些东西（“来转移注意力”）。他们担心文森特会不会不再去做礼拜了。安娜埋怨他在上帝安排的幸福之路上“故意掉队”。
10月，还是没等来任何消息。夫妇俩有史以来第一次担忧情况会不会更遭。“可怜的孩子，”他们写道，“总是折磨自己……倘若我们对自己不满时，我们总会很难过。”9月的某一天，森特伯伯造访赫尔瓦特，多洛斯与安娜累积多日的焦虑终于得以倾吐。之后不久，文森特就从古庇尔的“大人物”那儿接到指令，他将被调往巴黎一段时间。
这样的干预惹怒了文森特。哪里还顾得上言辞委婉和尊重父母之类的家庭教诲，他立马去了一封火药味十足的信。他尤其谴责父亲干预自己的生活，而多洛斯只能含糊其词（“这不是我的主意”），他强调：“是伯伯的决定。”事实上，敲定调离之前的两周，多洛斯见了森特和他的合伙人利昂·波索。连提奥也早于文森特得知此事。文森特试图相信父亲关于森特伯伯“想要他去总部工作，熟悉相关事宜”的说法。但他仍旧怒气十足。他没有去韦林和妹妹告别，只去了一个便条要回了自己的箱子。父母那边，他连巴黎的地址和离开的日期都没有告知。他们只能从提奥那儿得到一点消息。
10月26日，文森特启程前往法国。多洛斯和安娜依然只是默默等待和静静期盼。“我们不想就此绝望。”他们坚持道。他们反而更虔诚地祈祷：“这场调离有上帝相助，可以让文森特回心转意，继续快快乐乐。”然而，当冬天降临，文森特还是固执地保持沉默时，他们也免不得悲观失望，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妹妹利兹担心文森特“永远都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还预测“再看到他，不知道还要多久”。多洛斯认为儿子的行为“很不正常”，并告诫道：“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安娜的看法最为尖锐。“他已经关上了自己与社会，与世界之间的那扇门，”她写道，“他假装我们不存在……他就像一个陌生人。”
文森特就这样失去了家人的欢心——这样的风波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重复上演。曾几何时，在津德尔特牧师公馆，文森特失掉了他应有的位置——但那段记忆却没有因离开而烟消云散。他想要重新获得家人的欢心，所以想要为安娜找工作。文森特因为孤独而沉沦在伦敦的声色世界里，只能依靠文学和艺术捍卫与提奥的情义。没人能预料到，未来，他仍继续与父母反目，他的自暴自弃将愈演愈烈，与家人撕扯出更深的裂痕。
未来，这一切都将连番上演。
圣诞节逼近，对家庭温暖充满渴望的文森特打破了沉默。梵高夫妇将最近的风波称为“那些情绪”，给了善意的回复，并且开始计划节日的家庭团聚。被工作和天气拖延了的文森特，戏剧性地在梦幻的圣诞节前夜从巴黎赶回了家。他后来回忆：“村子里张灯结彩，教堂尖顶被白雪皑皑的白杨簇拥在中心，赫尔瓦特那晚看起来美极了。”星光熠熠、月色朦胧的夜晚，文森特坐着一辆敞篷马车回家——这在文森特心中有如奇迹，要知道几个月前他才痛苦地离开伦敦，对家庭的向往这会儿迅速地在他心中复苏了。
1月，再次回到英国的文森特开始埋头苦干。他的信件已摆脱了六个月以来的耿耿于怀和愠怒，洋溢着对店铺和新画廊开张的欣喜，以及从此他可以售卖真正的油画，而不是印刷品的期许与展望。“我们的画廊已经就绪，而且十分有看头，”他向提奥吹嘘道，“我们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品。”他也给父母去了一些“不错的信”，信里“满是豪言壮语”。在伦敦见过文森特后，妹妹安娜让父母安心，因为他看起来“十分不错”，胃口大好，也开始注意穿着。
他也没有像错过母亲的生日那样错过父亲2月的生日。多洛斯记得，文森特的生日祝愿“深情满溢”。文森特给父母寄了些钱作为礼物，好让他们去拍照，洗出照片寄给兄弟姐妹们，这个主意源自文森特用肖像来进行艺术创作的最初念头。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分布在天南海北，惯于交换照片来寄托对亲人的思念。这个念头后来让他痴迷了一生。
3月，文森特试图说服古庇尔的大鳄们将提奥从海牙调往伦敦，这样他们就可以待在一起了，但是没有成功。“你如果能来这儿的话我一定很高兴，”他很肯定地说，“有朝一日，我们一定得这么干。”
然而，不论是文森特还是他的家庭，都不可能这么快就摆脱过去的阴影。他们完美的圣诞节也将在文森特兵役替补费即将要付清、全家要面临经济寒潮的阴影下度过。利兹回忆，文森特在家期间，多洛斯对文森特善意的言辞和“了不起的想法”置若罔闻。“如果，爸能听进去一句，”利兹惋惜道，“那么他对文森特的看法就会大为改观。”新年伊始，文森特继续用不定期的短信来折磨多洛斯和安娜。
文森特对工作燃起了新的热情。但这样的热情显然掩盖不了自海牙时期就给他带来麻烦的那些问题：他缺少“优雅的风度”，也不是做销售的材料。新画廊即将推出年度展览，到时，这些缺陷一定会让阿巴赫经理越来越感觉碍眼。两人剑拔弩张到时有正面冲突。文森特后来辛辣地嘲弄阿巴赫的“物质主义”和保守思想。古庇尔有人开始质疑文森特是否称职。而文森特则不以为然：“他们看到的只是我的表面。”
3月中旬，新画廊开张的前一天，文森特接到消息，他将立即被调往巴黎。这一次的调离仍是“短暂”的，但其中的信息很明显：“大人物们”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他不可能被委以重任。他的职位被另一位英国学徒替代。他再也回不来了。
在赫尔瓦特，父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希望他能坚强一些。”多洛斯十分焦急。提奥也担心“那儿的人对文森特毫无同情心”，“没人能知道他心里会想些什么”，“他总那么善意，却没人相信他”。一个有如哥哥一般敏感的人会如何面对人生的低谷？
巴黎的信终于来了。多洛斯说，这是一封“奇怪的信”，却没有解释原因。也许是因为信尾附上的这首《流放》：
读完信后，多洛斯自我安慰道，也许是这些“热情和付诸东流的努力，过度地刺激了文森特”。但他无法遏制那些可怕的念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只向提奥倾吐了心事，“不论是关乎身体还是灵魂，我想文森特是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