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俾斯麦时代

从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十三年内，德意志国的历史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整体。无论德国的疆界还是德国的宪法，在此阶段内都完全不曾出现过改变。其间既无战争亦无革命，于是那四十三年非但成为德意志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最稳定的时期。然而，经过更仔细观察后会发现，那四十三年却裂解成两个泾渭分明的段落：到1890年为止是“俾斯麦时代”，1890年以后则是“威廉时代”或“德皇时代”。

概言之，第一个阶段——俾斯麦时代——在内政方面往往很不幸福，而且四分五裂；在外交方面则行事审慎，而且非常和平。威廉时代刚好完全相反，在内政方面仿佛是一个事后补足统一的年代；在外交方面却走上冒险主义路线，最后演变成一场灾难。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威廉时代的外交政策在国内获得了极为热烈的正面回响。

就俾斯麦时代的氛围而言，德国一俟胜利与建国的激情消散以后，便处于不幸福的年代。威廉时代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都是一个幸福的年代。这有一部分纯粹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自从建国初期在1873年出现萧条以来，欧洲各地和德国都普遍面临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而且那种情况甚至还超出俾斯麦时代一直延续到1895年。可是从1895年到1914年之间，各国却几乎一直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

我们在今天也还可以亲身体验到，经济事务几乎比政治本身更能够决定国内的政治气氛——即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并不直接干预经济。而俾斯麦就是那么时运不济，以致他的整个时代几乎都是经济萧条期；威廉二世却福星高照，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直到开战以后），他在位的年代都处于经济繁荣期。这种情况也和其他的因素有所关联。在俾斯麦的时代人口仍然不断西向外移，从旧普鲁士的农业地带迁徙到西部的工业区。此外在俾斯麦时代的二十年期间内，更有一百多万德国人移民美国。俾斯麦不担任首相以后，德国人向国外移民的现象开始减少，最后几乎完全停止。如今德国人在国内也可以充分就业，而且他们的工作待遇比较好。

上述各种与经济息息相关，而且必须在此一提的事项，在我看来已经不属于本书的主题范围。因为德意志国并非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环境，更不是由于国内政策而走上末路（如同历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所言，它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病入膏肓）。德意志国失败的理由来自外在的形势和本身的外交政策。

但在此还是必须对俾斯麦时代的内政作出一些注解，而如同前文所述，它曾经带来了许多痛苦。就内政方面来说，俾斯麦是把自己的帝国建立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妥协之上（自由派同时也就是民族主义者）。当初俾斯麦的普鲁士“危机内阁”固然起源于政府和自由派之间的严重冲突，但俾斯麦一开始就希望与对手产生共识，并且相信双方可以诚实地达成和解。他这种做法的基础有二，一是满足自由派人士的民族愿望，二是在和解以后让他们参与国家内政。

俾斯麦本人是保守派的君主主义者，不过他的帝国所赖以立足的宪政妥协，是以一种“半议会君主制”为前提的。他在建国时期所欲达成的政治妥协，则着眼于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持续结盟。这位“铁血宰相”在1867至1879年之间，大体上是以保守派的立场为出发点，与自由派一同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到了最后，俾斯麦竟然打算让一位自由派人士（来自汉诺威的本尼格森）加入普鲁士内阁，甚至还想任命该人担任副总理。那项计划虽然未能成功，俾斯麦还是诚意十足地度过了自己的自由派阶段。但俾斯麦无法预见的发展是，与民族自由主义派的妥协已不足以在1871年以后维护国内的和平了。

大约就在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同时，俾斯麦骤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两个崭新的政党和政治势力。可是，俾斯麦除了对它们进行毁灭战之外，想不出更佳的因应之道——结果他自己打了败仗。那两股政治势力分别为“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二者大致与帝国同时成立，因此称得上是真正属于德意志国的政党。俾斯麦却反而称之为“国家公敌”。

他将那两个政党视为国家公敌的理论，源自二者的国际关联性。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天主教会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一个跨国机构。当时的中央党刚好就在俾斯麦时代强烈倾向于罗马——人们甚至斥之为“山那边的人”，因为他们简直是把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而仰望罗马。

长时间下来以后，中央党却在别的方面出现了有趣之处。德国其余各个政党都是阶级政党，例如保守党是贵族的政党，自由党是当时正在力争上游的中产阶级之政党，新添加进来的社会民主党则起初是纯粹的工人政党。中央党却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它反而将所有的阶级兼容并蓄——天主教徒里面也有贵族，甚至是高级贵族；天主教在中产阶级的势力也很庞大；此外当然还有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中央党设法将那些阶级都整合到一起，并且在自己内部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那是创新之举。中央党属于德国和欧洲前所未见的崭新政党类型：一个全民政党。此事之所以饶有深趣，是因为我们今天几乎只受到那样的全民政党所统治。更何况中央党毫无疑问就是今日各个基督教联盟政党在历史上的前身 。

正是中央党的这种特质，以及该党跨越阶级界限的结构，才使得俾斯麦心中惴惴不安。他懂得如何与不同的阶级周旋，而且他在主观意识上强烈认同自己所属的阶级——普鲁士的“容克贵族”。 对俾斯麦而言，与其他的阶级和阶级政党作出妥协，那其实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可是一个不代表任何阶级的政党，在他看来就是国中之国，亦即“国家公敌”。于是，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处理中央党的方式，不同于之前在19世纪60年代对抗自由派时的做法，并非通过争斗来获致和平，反而是设法加以毁灭与粉碎。

可是，他从未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中央党自始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而且该党在19世纪70年代所谓的“文化斗争”时期（此即俾斯麦对中央党进行的毁灭性战争），变得更加声势浩大。

就社会民主党而言则缺乏这种着眼点。社会民主主义者构成了一个阶级政党，而且俾斯麦完全可以理解，为何工人阶级——“第四阶级”——也打算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取得发言权，并且维护自身的利益。他曾经在19世纪60年代与拉萨尔（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者之一）友好交往，甚至与拉萨尔共同追寻某些政治目标，纵使后来并未产生任何结果。俾斯麦之所以憎恶社会民主党，并不在于其阶级性，而是出自两个因素：首先是该党的国际化态度；其次，而且是更重要的理由，则在于该党当时仍坚持的革命立场。

社会民主党在草创之初是一个革命政党，其成员不仅“大声喧闹”不已，而且经常公开宣称，他们有意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和一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国家。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成国家的敌人。他们只打算在德意志国的框架内进行革命。但俾斯麦自从1848年以来就深深地痛恨革命，那种厌恶感终其一生都未曾消失。他所想要的是一个阶级社会，他希望自己所属的阶级在那个社会当中享有领导地位——但可作出妥协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携手并进。或许俾斯麦也曾经愿意在适当的情况下，与工人阶级取得妥协以维护政权。然而，他畏惧并憎恶革命。

于是，俾斯麦从1878年开始，对社会民主党展开了一场无情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危害公安活动法》 列出了许多可怕的规定：诸如放逐那些人的领袖（并非将他们驱离德国，而是逐出居住地），以及查禁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集会、刊物、报纸等等。社会民主党人士在俾斯麦时代的后半期，顶多只能算是处于半合法的状态。他们受到了真正的迫害，即便他们获准在国会争取席次、进行选战，并且派遣代表参加帝国国会。俾斯麦虽未插手干预那些宪法赋予的权利，可是社会民主党在其他任何方面都继续遭到禁止。然而，该党以势不可遏的方式，在那个受迫害的年代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选举而变得日益强大。那是俾斯麦时代所笼罩的最浓密的政治乌云之一。俾斯麦始终奈何不了社会民主党，却从未停止对之进行打击，到了最后甚至还变本加厉，意图全面查禁社会民主党并将其领导人物驱逐到国外。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将那些计划付诸实现了。

不过，俾斯麦也曾经尝试运用建设性的手段来打击社会民主党。19世纪80年代——亦即社会民主党遭受迫害的年代——正好是德国社会保险政策的滥觞：1883年推出了健康保险、1884年推出了事故保险、1889年推出了伤残保险。那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大胆和创新的政策。除了德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拥有类似的事物。俾斯麦因此被誉为现代德意志社会福利国之父，而且直到德意志国走上末路为止（其实至今依然），德国在社会政策这方面一直领先其他国家。俾斯麦却将这种政策看成是对抗社会民主党之战的一个环节。他希望一旦国家改善了工人的社会处境以后，就能够把他们从社会民主党那边争取过来。可是，他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工人们虽然收下了社会政策所带来的各项福利，却不让自己遭到收买。他们继续认同社会民主党。

我们还可以在此补充另外一样东西：俾斯麦于自己任期的后半段，更是从1879年开始设法借由政治措施来直接迎合德国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俾斯麦在1879年创建了“生产阶层的卡特尔”（即大农业与大工业的联盟），并通过实施保护关税来拉拢那两个集团。我们可以表示，他简直是以有一点儿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不仅试图在政治方面，同时也在社会政策方面（在“阶级上”）将国家塑造成一个整体。

到了俾斯麦时代晚期，德意志帝国已在内政上呈现出一种双重性质，而且这种性质直到今天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发挥作用：除了各政党之外，还出现许多个联合会。“农民联盟”固然在1893年成立于俾斯麦下台后（主要是作为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组织，而且是大地主与小农民之间的同盟），可是此前已经出现了重工业界的“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轻工业界以出口为导向的“汉萨同盟”（金融业与银行业亦积极参与其中），以及各种工会。那些工会完全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独立运作，设法于经济领域内直接改善工人的处境——所凭借的并非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共同奋斗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尤其是争取更高的工资。这一切也都属于俾斯麦在内政上的作为。

但即便有了这些成就，整个俾斯麦时代的内政氛围都处于郁闷和焦躁之中。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经济萧条，同时也是俾斯麦的政策——或许更是俾斯麦自己的作风——所造成的结果。俾斯麦从来就不是一个委曲求全、具有圆滑外交手腕的政治人物。他难得借由和蔼可亲的态度来取胜，而当俾斯麦在1871年赢得毕生最大胜利之际，已可明显看出他晚年被解职后在心中充满的那种愤懑。（德皇被拥立三天以后，他从凡尔赛写信向妻子表示：“我曾经有好几次迫不及待想成为一颗炸弹，爆发开来将整个架构炸成瓦砾。”）这不禁令人怀疑，俾斯麦是否在当时即已出现一种感觉，认为他在1867年达到真正的目标以后就冲过了头，结果被自己与民族主义缔结的盟约带领得偏离路线太远，于是创造出一个难以运作的东西，而且长此以往或许根本无法把它保留下来。显而易见的是，俾斯麦在建国之后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深深抱持着悲观主义，那种悲观主义同时涉及了德意志国的内部政局与外在形势。

在内政方面，与各党派及帝国国会持续进行的争斗令他愤慨不已。1867年时，俾斯麦还踌躇满志地告诉国会（当时仍只是北德意志邦联的国会）：

让我们把德国放到马鞍上面！它一定有办法学会怎么骑马。

到了1883年，他却很悲伤地引用自己从前说过的那句话，并且把它断然收回：

这个民族根本就不会骑马！……我这么讲的时候并未动怒，反倒完全心平气和：我所看见的德国前途是一片黑暗。（摘自写给罗恩伯爵的信函）

信中相关段落指的是国内政局，而非国际形势。就国际形势而言，“结盟的噩梦”一直令俾斯麦忧心不已：

数以百万计的刺刀主要就直直指向欧洲中央，而我们就站在欧洲的中央。我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因为欧洲整体历史的缘故，遂优先成为其他强权结盟对抗的对象。（1882年在帝国国会的演说）

当时有人向他表示：“您是在做结盟的噩梦！”俾斯麦回答道：“对德国的内阁大臣而言，这种噩梦在很长时间内——甚至直到永远——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俾斯麦对敌国同盟所抱持的畏惧固然合情合理，但令人怀疑的是，那是否果真仅仅出于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因素？其实更重要的理由来自外交方面。我们首先必须明白，1870年至1871年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一事究竟带来了何种巨大变化，以致日后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在当时就已经称之为“德国革命”。德意志建国之前，德国人所居住的欧洲中央地带一向是由许多小邦、中等规模的邦国，以及两个大国所构成。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欧洲强国之间）只是很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其邻国根本没有害怕它们的必要。同时也没有人能够表示，“德意志邦联”于1815年至1866年的半个世纪内，曾经在任何时刻都面临危险，必须对抗欧洲大国及外围强权所组成的优势同盟。

“德意志邦联”现在却突然被一个紧密结合、非常强大、非常军国主义的国家所取代。原本让中欧对外力产生缓冲作用的一大块“海绵”或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塑料垫”，如今却在某种程度内变成了一个水泥块——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有许多炮管向外伸出的水泥块。一场战争促成了这种令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精神振奋，却令欧洲其余各国焦虑不安的转变。而新浮现的德意志强权在那场战争中，同时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和某种毫不通融的强硬态度。1870年至1871年“德法战争”的进行方式与结束过程，已不像1866年的“普奥之战”那般通情达理了。

尤其自从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俾斯麦可谓使得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一开始就和法国成为“世仇”。俾斯麦本人很早即曾对此说出发人深省的看法，但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1871年8月的时候，他已向当时法国派驻柏林的代办表达了意见，而那位代办立即向巴黎提交书面报告转述如下：

就长久维护和平而言，我们已经犯下一个错误，那就是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从你们手中拿了过来。因为那两个省份让我们处境尴尬，它们仿佛像是有法国藏身在后面的波兰。

可见俾斯麦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还是那么做了？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不断对此作出揣测。但俾斯麦的动机不太可能是出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愿望——让自古以来就属于德境，在两百年前才被法国并吞的阿尔萨斯“回归祖国”。俾斯麦从来就不认为他的新德意志国与旧帝国有任何关联，因为旧帝国的核心不在普鲁士。

更强有力的论点是在军事方面。“斯特拉斯堡”和“麦茨”两大要塞对军方人士而言，就是德意志国新近获得的南德疆土之锁钥。 俾斯麦通常完全不向军事观点低头。如果这回他是因为军方而那么做的话，或许是因为他相信法国的复仇之战必不可免——他曾在1871年多次表示：“他们永远无法原谅我们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打了胜仗。”正由于俾斯麦预料战争将会发生，才使得军事观点也对他产生了重要意义。我们不妨这么表示：在1871年后的最初几年内，令俾斯麦担忧的事情并非国外的同盟，而是法国近在眼前的复仇行动。俾斯麦的德意志国所出现的第一次外交危机，便清楚地呈现此事。1875年时，法国已经非常快速地从败仗和赔款中复元过来，开始大幅扩充军备。德意志帝国随即立刻摆出具有威胁性的架势，即便起初还只是采取了非正式的行动。一家柏林报纸当时在头版刊出的标题为：“战争已迫在眉睫？”

俾斯麦始终否认，自己果真有意发动先发制人之战，跟重新崛起的法国打第二场仗。那是完全可信的讲法。俾斯麦的优先考虑是要预防他所担忧的法国复仇之战，亦即加以吓阻。然而，此际出现了令人料想不到的情况。1870年时完全未曾干预战事的英国和俄国（那时俄国所采取的友好中立政策，甚至非常偏袒普鲁士和即将成立的德意志国），现在却共同向柏林施压。英、俄两国宣称，它们将不会袖手坐视法国更进一步遭到削弱。如此一来便仿佛首度预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国如欲超出1871年所取得的成果，势必将面对一个由法国、英国和俄国组成的同盟。而且，从常理来判断，不管德国再怎么强大也都不会是那个同盟的对手。

俾斯麦感觉深受其辱，因为他摆出的威胁姿态旨在进行防御，并不具攻击性。他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对当时英、俄两国当权的政治人物产生了既强烈又具有个人色彩的恨意，对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尤其如此。更重要的结果却出现在其他方面：从1875年的“战争迫在眉睫危机”开始，俾斯麦的“同盟噩梦”才取代了“法国复仇噩梦”。而且，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才可以说俾斯麦积极推动和平政策——依据该政策，德意志国的利益就在于阻止欧洲强权之间爆发战争。正是这个政策才使得俾斯麦的声名至今维持不坠。但其中非常值得玩味的是，甚至连他自己也未能成功避免让德国卷入危险的纷争。

1877年时，俾斯麦在著名的《基辛根口述稿》中列出其和平政策之各项准则。口述稿当中最关键的字句为：

我眼前浮现的目标景象并非在任何地点开疆辟土，而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局势：那个局势使得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强权都需要我们，并可预防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组成同盟来对抗我们。

我们在此不妨先针对“除了法国之外”那几个字眼作出注解：1860年的时候，俾斯麦在一封写给他当时的政治导师——利奥波德·冯·格拉赫——的信函当中仍然表示，即便有许多疑虑存在，他自己还是必须保留与法国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人会有办法下棋，假如棋盘上的六十四个格子当中，有十六个格子一开始就被禁止使用的话”。如今他却认为这种限制已经无可避免，只好加以接受。我们不难想象出来，这是多么可怕的“让子棋”。

除此之外，俾斯麦的政策还意味着严格采取许多退让措施。其做法可归纳成以下五点：

一、放弃在欧洲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土扩张。

二、与此有关的配套行动，就是在德国境内全面压抑扩张的野心，特别是一切与“大德意志”有关的努力方向。

三、不断打消各地“尚未得到解救”、由于德意志建国而被排除在外的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与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德国人——要求并入德国的愿望。

四、绝不介入其余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政策。因为这种做法正可将列强的注意力向外转移到“周边地区”，预防各国组成同盟来对抗欧洲的中央地带。

五、于必要时积极阻止欧洲内部爆发战争，而且纵使在德意志国并未直接参战或受到波及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德意志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这是因为俾斯麦已经认知到，欧洲的战争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那就是很容易蔓延开来。

整体而论，那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和平政策，而且在后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国从未继续出现过相同的政策。此外，我们无法表示，那种和平政策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受到了欢迎。德皇威廉时代动能十足的“世界政策”、魏玛共和时代的修正主义政策，以及希特勒时代的武力征服政策，却获得完全不一样的热烈回响。但真正非比寻常的地方是，就连俾斯麦自己——无论他再怎么立意良善和政治手腕高超——也未能成功避免让他自己的德意志国卷入各种危机。俾斯麦时代的历史正好让人产生一种想法，认为他的帝国注定不会幸福，或许正出自一个不可救药的建国行动。我们在俾斯麦的每一位继任者身上，都找得到若干可以避免的错误。可是，在1871年以后，没有任何人会比俾斯麦更有办法来维护和巩固德意志国，并且促使其邻国承认德意志国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固定成员，甚至视之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既然到头来就连俾斯麦自己也无法成功达到这个目的，岂不正因为建国一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俾斯麦不顾许多反对声浪，立场坚定地贯彻了上述外交方针的前三项。就第四项外交方针而言（不进行殖民活动），俾斯麦自己却在1884年至1885年一度出轨。然而，此事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不如俾斯麦的第五项外交方针（通过危机管理来预防战争）在1878年“柏林会议”期间所获得的最大胜利。如同后来可以明显看出的，德意志国从此开始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路。

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俾斯麦偏离既定方针的殖民政策。它虽然在时间顺序上发生得比较晚，却很快就可以说明完毕：那一段奇特的插曲并没有带来显而易见的长远后果。

1884年和1885年的时候，俾斯麦将已被德国私人企业建设成商业殖民地的四大片非洲土地，正式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保护领地。它们分别是：多哥、喀麦隆、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事情已经如此发生了，可是俾斯麦那么做的理由却始终让历史学家们莫衷一是。曾对此作出最详尽研究的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魏勒，将之总结成“社会帝国主义”一词。就这一点而言，魏勒援引了俾斯麦自己的讲法——俾斯麦曾在1885年发函给德国驻英大使（大使本人由于新近推出殖民政策以后所导致的德、英摩擦，对该项政策并不热衷），向他表示：殖民问题“由于内政方面的因素”，已然成为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

不过，那其实只是用一个疑点取代了另外一个疑点——所谓“内政方面的因素”究竟为何？魏勒列出了一长串内政上的可能动机：1882年以后愈演愈烈的经济萧条；有鉴于舆论界出现的“殖民热”，以及非洲尚未遭到瓜分的土地不断萎缩，于是采取某种“门户关闭政策”以为因应；1884年的选战；此外还有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与殖民政策同时出现，并且同样新颖的社会保险政策。总而言之，俾斯麦有必要在建国十多年以后，当胜利的感觉开始消退之际，创造出一个新的因素来凝聚国家内部。

但更加能够让我信服的，反倒是仅仅被魏勒称作“附带观点”的另外一个理由。依据该观点，突然转向殖民政策以致造成与英国摩擦一事，实乃出于俾斯麦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的刻意策划。而且，此事完全源自内政方面的理由，甚至与个人因素有关——那就是担心腓特烈三世皇帝即位之后，将会出现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格拉斯东内阁”。 依据后来的帝国总理比洛 自己的讲法，他曾经向俾斯麦之子赫伯特坦承了下列事项：“当我们走上殖民政策的时候，皇太子尚未罹患重疾。我们必须针对其长年执政预做准备，因为在他统治下，英国的影响力势必大行其道。为了预防此事发生，我们就必须推动殖民政策，以便随时可能与英国发生冲突。”除此之外，俾斯麦自己也曾经有过一个更加露骨但比较拐弯抹角的类似讲法。

如果这种解释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导致俾斯麦突然转向殖民政策的“内政方面的因素”便昭然若揭：俾斯麦这么做的目的，不外乎在于先下手为强，借此保住自己的职位。但我们为此而责怪他之前，必须先考虑到一点，那就是俾斯麦认为可以控制住因为殖民政策而与英国产生的纷争（后来的发展确也证明此事），而且他同时还相信自己无法被取代（在某种程度内也同样正确）。

我们可别忘记了，俾斯麦从来就不是独裁者，也不是合乎宪法的统治者——他一直是随时可被免职的普鲁士首相和德意志帝国总理。至于帝国时代初期出现了几乎长达二十年的“俾斯麦时代”一事，那其实是宪政上的异常状况，并且只能用德皇威廉一世出人意外的长寿来解释。俾斯麦个人的职位，始终都有赖于他是否有办法让皇帝继续站在他的那一边（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而威廉二世登基以后所出现的结果，就对此作出了再清楚也不过的说明。

威廉一世在1884年的时候已经年事甚高，随时都可能寿终正寝。即将继承皇位的腓特烈太子却是个自由派，娶了英国公主而难免受到其妻影响，况且他还一直相当公开地表示，自己准备在内政方面广泛实施自由主义政策，在外交方面则推动亲英政策。为了阻挠此事发生，为了让德皇无法轻易任命一个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物来取代他——俾斯麦——的帝国总理职位，他需要国内出现反英情绪。而我认为，俾斯麦正是通过殖民政策刻意激化了那种情绪。

可用于佐证这个论点的事实是，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又把殖民政策宛如烫手山芋一般地抛开了。因为老皇帝始料未及地活到将近九十二岁，而皇太子却早已病入膏肓。德国出现一个“格拉斯东内阁”的危机随之解除，而俾斯麦的职位已得到确保，于是他对德国殖民地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俾斯麦最著名的反殖民政策言论便来自1888年。 当时有一位热衷于殖民主义的访客在他面前摊开一大张非洲地图，然后指着地图说明当地的资源有多么丰富。俾斯麦开口表示：“您的非洲地图非常漂亮，然而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俄国在这里，法国在这里，而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

“社会帝国主义”的世界强权愿望固然在德国一直继续存在了下去，可是它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之后才登峰造极。俾斯麦本人尽管曾经在1884年至1885年有过出轨行为，但我们仍可表示，俾斯麦基本上对殖民主义抱持着收敛的态度。他一再强调：竞逐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都不是德国所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就负担不起——德国必须知足，才会有办法保留及巩固自己在欧洲内部的地位。

即便如此，俾斯麦的德国还是在1877年的《基辛根口述稿》之后不久，在欧洲内部陷入了麻烦。问题衍生自欧洲东南边缘地带持续进行的一个发展，而且它在整个19世纪不断导致欧洲爆发危机。那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缓慢解体，以及该国信仰基督教义并多半为斯拉夫人的各个民族，在巴尔干半岛所进行的分离运动。

俄国人支持了巴尔干半岛的反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其着眼点有二：一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即刚刚开始在俄国兴起的泛斯拉夫运动；二是出自强权政治的考虑，亦即必须向地中海推进。俄国一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取得土耳其各海峡的控制权，以便让俄罗斯的舰队涌入地中海，并且将当时主宰了地中海的英国舰队阻挡在黑海外面。

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糅合在一起以后，便促成了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俄国将土耳其逐出该国位于欧洲的大部分领土，最后更挺进至君士坦丁堡 的大门外。这导致欧洲爆发危机：为了继承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土地而一直与俄国处于竞争关系的奥地利，以及不希望俄国进入地中海的英国，共同威胁要撤销“俄土战争”的结果。

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为此陷入窘境。这位帝国总理之前已在《基辛根口述稿》中表示，德意志帝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也就是说，德国应当发挥自己相当可观的影响力，避免遭到与德国风马牛不相及的欧洲危机波及，以致有可能被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俾斯麦因此觉得，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他将二者视为一体），自己现在有义务进场干预，借此避免爆发一场已经迫在眉睫，在一方是俄国、在另一方是英国与奥地利的大战。

俾斯麦针对当时局势创造出他那个著名的用语——“诚实的经纪人”。从该用语的完整讲法即可看出俾斯麦技巧十足的自我节制，以及俾斯麦因为不得不在欧洲扮演和事佬与和平维护者的角色而出现的轻微反感。他在1878年向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

我认为调解和平的方式，并非我们在相互分歧的立场之间担任裁判，于是以德意志帝国的力量作为后盾开口说道：“一定非要这么做不可”。我对此的想法比较谦逊，比较像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希望让生意真正能够成交。我对自己的恭维则是，纵使英国和俄国无法自行达成共识，我们应该也有办法成为值得双方信赖的对象，正如同我确信我们可以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那么做一般。

那是处理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时，所采取的非常谨慎的方式。人们可以感觉到，俾斯麦是在有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因为地缘政治和德意志帝国实力上升的缘故，于是被迫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后来确实产生灾难性的后果。1878年的“柏林会议”起先消除了眼前的战争威胁，并建立起一套通用规范，让与会的每一方都有点不满意，但又有点觉得满足。“柏林会议”虽然在此后二三十年内为欧洲带来有益的发展，却对德、俄两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可怕的影响。我们必须在此简单回顾一下。

自从瓜分波兰以来，尤其是在进行“解放战争”反抗拿破仑之后，普鲁士与俄国的关系就类似今日东德与苏联之间的情况。普鲁士是一个与俄国紧密结盟、或多或少必须依赖俄国善意的国家，并且从俄方获得深厚的友谊。普鲁士虽然比俄国小了许多、地位不像俄国那般重要，对俄国而言却非常有用。一百年来，两国之间便维持这种非常紧密的政治友谊。接着在1866年和1870年的时候，俄国让俾斯麦的普鲁士无后顾之忧，得以先后倾全力与奥地利和法国作战，促成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获得统一。

俄国人于是对两件事情深信不疑。首先他们认为，俄国与普鲁士的固有邦谊和唇齿相依关系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就事论事来看，如今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自然只可能对俄国有利。其次他们相信，俄国凭借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的表现，有资格要求德方感恩图报来表达直接的谢意。

俾斯麦非但不向俄国人投桃报李，反而还做出了他自己在1866年和1870年时于俄国协助下所极力避免的事情——不让双边争端成为一场欧洲国际会议的主题。结果在“柏林会议”中，俄国的进账大幅缩水。

俾斯麦事后声称，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几乎额外扮演了俄国代表的角色。他必须作出这种表示的理由，不外乎在于尽可能设法化解柏林会议给俄国带来的极度失望。但无法改变的结果是：他举行柏林会议一事，以及会中所作出的规范，都对俄国产生掣肘作用。俾斯麦使得大获全胜的俄国丧失了一部分胜利果实，甚至还让奥地利获得不应受的报偿，有权占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可是奥地利全未涉入“俄土战争”，并一直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对手。不难理解的是，俄方对此极感失望、至表愤怒，同时俄国新闻界与外交界在1878年和1879年出现了强烈的反德国、反俾斯麦态度，德、俄两国皇室之间的关系也明显恶化。俾斯麦愤而作出的回应，就是在1879年签订了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盟约。

这意味着乾坤大挪移！我们简直可以表示，1867年时的政策已完全遭到颠覆。当初俾斯麦在俄国的掩护下，将奥地利逐出德国。如今奥地利却与俾斯麦的德国结盟，旨在对抗俄国。

俾斯麦或许并未将德国与奥地利的同盟视为长久之计。然而，日后的发展却恰好如此，因为德奥同盟的自然结果就是，它迟早必将促成俄法同盟。自从乔治·凯南在1979年发表详尽的研究报告以来， 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完整认识：俄法同盟并非19世纪90年代的即兴之作。德奥同盟正是俄法同盟的根源，而且我们可以表示：1879年的德奥同盟才使得俄法同盟成为势所难免的发展。但那两个盟约免不了都还有一点儿歪歪斜斜。因为俄国和德国之间并没有直接冲突，而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亦无直接纷争。可是，德、奥两国如今已然成为盟友。从此开始，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都出现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趋势——要用自己的持久同盟与德奥同盟相抗衡。

俾斯麦在自己还能够执政的时候，以极大的技巧延迟此事发生。然而，那种技巧到了最后已经变成特技表演。1881年他不顾圣彼得堡与柏林的严重龃龉，以及圣彼得堡与维也纳的持续敌意，在三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即“三帝同盟”。俾斯麦为此作出极大努力，并且使用略显矫揉造作的理论，将昔日君主团结一致对抗西方自由民主的做法又重新搬了出来——我简直想表示：又从古董箱里面搬了出来。但“三帝同盟”仅仅维持了六年的光景。它太过于人工化，以致与事态的自然发展完全背道而驰。于是，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结盟政策往往显得有一点儿装模作样，甚至略带轻佻圆滑。

例如，俾斯麦又在1882年促成一个同样不自然的盟约，即德、奥、意“三国同盟”。就上述两个同盟案例而言，他都通过德国的斡旋，将两个天生的敌人撮合成不自然的盟友。奥地利与意大利因为“特伦托”和“德里亚斯特”两地之争（二者都属于奥地利，但被意大利视为不可分割的本国领土），于是也成为天然的敌人。其情况正如同奥地利和俄国为了争夺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遗产，于是自然而然成为敌人一般。

“三帝同盟”在1886年裂解之后，俾斯麦做出了其实有一点说不过去的事情。他瞒着盟友奥地利，与俄国签订了一个直接抵触德奥同盟的秘密条约，即所谓的《再保险条约》。德国于《再保险条约》中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享有主导权，甚至允诺在俄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际保持友好中立。这么一来，俾斯麦非但违反了1879年与奥地利签订的同盟条约，甚至还与柏林会议“诚实的经纪人”之角色南辕北辙。曾经有人为了替俾斯麦辩解，于是表示：19世纪80年代他所缔结的各种同盟，在用意上与一般的盟约不同，并未着眼于一场将来的战争——俾斯麦在那些年头反而希望通过有如特技表演一般，甚至自相矛盾的结盟政策来避免战争爆发。

我们大致可以同意这种对俾斯麦的看法。当德国与奥地利的参谋本部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积极研拟对俄国进行先发制人之战的计划时，俾斯麦曾经致书军事内阁的负责人表示：“我们的政策在于尽可能完全预防战争，若实在行不通的话，便设法让战争延后爆发。本人将无法配合采取其他的政策。”

我们还可以引用不少内容相似，同样来自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言论（它们都是特地为了内部公务往来而撰写，因此完全可信），借以证明俾斯麦确实在德意志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利益之间画上了等号。其历代继任者当中没有任何人具备同样坚决的态度。至于就俾斯麦的坚定立场而言，纵使那源自浓厚的悲观主义，却仍然难能可贵。（1886年他曾发函向战争部长表示：“倘若天意要我们在下一场战争中落败的话，那么我认为毫无疑问的结果将是，我们打了胜仗的对手将使尽一切手段，让我们永远——或者至少在下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无法重新站立起来。……一旦列强发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可以是多么的强大……我们不幸作战失利以后，甚至无法期待还会有办法让现在的国家维持统一。”）俾斯麦在建国以后的政策，就是德意志国由始至终唯一推行过的无限制和平政策。

可是，俾斯麦即便发挥了最大的政治技巧和最大的诚意，依然未能在他的时代完全实现自己所欲达成的目标。他在建国时期导致德意志国与法国那个强权持续成为死敌——所谓的“世仇”；他在柏林会议期间与会后所推动的政策，则促成法国与俄国走上结盟之路。同时，俾斯麦与奥地利建立了亲密关系，但不难预见的是，无论俾斯麦再怎么设法防阻，那种亲密关系本身便暗藏着冲突的因子。因为奥地利与俾斯麦的德国相反，并不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奥地利和俄国一样，也打算继承土耳其在欧洲的土地，而这注定了奥、俄两国日后必将为此爆发冲突。

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在违反俾斯麦衷心愿望的情况下，已经从1878年至1879年开始卷入奥、俄两国之间的冲突，而且再也无法脱身而出。众所皆知的是，这场冲突后来在1914年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当中还出现过另外一场冲突——德意志帝国与英国之间的纠纷。但那场冲突并非因为俾斯麦而起，即便他曾经在1884年与1885年之交推动过反英政策。那是俾斯麦时代结束之后，德皇威廉时代的“世界政策”所酿成的结果。 txyJvi6TIiCp9W0Dc7S/+BXJCYIp2WZODOjXrn2xXg0F/IRBVQOQrzkDf2+Ubm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