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假设我们通过望远镜来回顾德意志国的历史，马上可以发现三个奇特之处。

首先是这个国家的短暂寿命。它只在前后共计七十四年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整体：从1871年到1945年。即便有人宽宏大量，将其前身的“北德意志邦联” 一并列入，同时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四大战胜国还愿意将德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管辖的短暂时期，所得出的总和也只有八十或八十一年（1867年至1948年），仅仅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岁数。就一个国家存在的期限而言，这个时间未免短得可怕。我几乎不晓得还有任何别的国家会如此国祚短促。

其次引人注目的是，德意志国在此非常短暂的生命期限内，至少有两度（1918年和1933年）——但实际上是三次（还包括更早的1890年）——彻底更改了自己的内在性格与外交政策路线。这八十年的时间内于是出现过四个泾渭分明的阶段，而且我们甚至可以如此表示：德国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变成了另外一个德国。

第三个奇特之处则在于，这段如此短暂的历史是以三场战争作为序幕，然后以两场骇人听闻的世界大战收尾，而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多或少脱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看来，德意志国的历史简直就像是一部战争史，而且难免会有人设法把德意志国称作“战争之国”。

人们自然会想问个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德国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加好战吗？我倒并不这么认为。若将德国人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亦即着眼于一千年出头的时光，便可发现德国人在俾斯麦的时代以前很少发动战争，而且几乎没有发动过侵略战争。德国自从近代初期以来就位于欧洲的中央，成为一个巨大而呈现出多元面貌的缓冲地带，不但时而有外力介入干预，德境内部也爆发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诸如“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 等等。但是这些内部纷扰并未演变成对外侵略的行动，不像德意志国在20世纪的时候有两次那么做了，并且随之走上末路。

德意志国究竟为何覆亡？它为什么会偏离其创建者俾斯麦的初衷，变成了一个向外扩张、侵略成性的国家？对此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但我认为它们都不怎么具有说服力。

其中有一种论点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普鲁士——德意志国毕竟是通过普鲁士才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国完全被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大普鲁士国”（至少其建国者如此认为），普鲁士在德境享有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同时出现了德国的第一次分裂：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这么说来，一切都该归咎于普鲁士了？假如当初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内召开的国民议会，在1848年革命时就能够将德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一切岂不可以发展得比较理想？

但说来奇怪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有许多人这么认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外交政策可一点也不和平。“保罗教堂”事实上甚至将许多场战争一并纳入考虑——“左派”的国民议会成员巴不得跟俄国大打一仗来解放波兰；中间派及“右派”的议员则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的缘故，不惜与丹麦开战，而且普鲁士果真在1848年把那场“代理战争”进行了好一阵子，然后才半途收兵。除此之外，“保罗教堂”内许多身为自由民主派人士的政界显要还大咧咧地公开宣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为德国争取权力。“德意志民族已对原则与教条、字面上的‘伟大’和理论上的‘存在’深感厌烦。它所要求的，就是权力、权力、权力！能够给它权力的人，就可以从它那边得到荣耀，而且所能得到的荣耀将超出其人自己的想象。”以上是尤利乌斯·福禄贝尔的用语；此人今日早已遭到遗忘，然而当时他是“保罗教堂”大德意志派政治人物中的翘楚。

在整个“保罗教堂”里面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摆脱德国人数百年来在欧洲中央所处的被动状态。他们希望能够仿效欧洲外围列强已经行之有年的做法，也来推动权力政治与扩张政策。此类愿望在俾斯麦身上却淡薄许多，而且他在1871年后不断强调，德意志国是一个已经饱足的国家。但比较正确的讲法其实是：普鲁士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已经饱足，而且过于饱足。或许普鲁士向南德的进展，甚至已略微超出自身势力范围的天然界限。不过，一直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以后，才可发现德国其实完全未曾餍足——而且随着普鲁士的色彩日益减少，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成分不断增多，那个现象也就愈益显著。因此我们无法用普鲁士的罪过来解释德意志国的罪过（假如我们硬要使用“罪过”一词的话）。反之：当普鲁士依然在德意志国境内享有支配权的时候，它实际上扮演了刹车而非发动机的角色。

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被拿来解释德意志国走上扩张与覆亡的理由。例如有一派理论将工业化视为主要原因，因为它促成德意志国在极短时间内跃升为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强权：这种快速工业化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动能，最后爆炸开来。

这种论点可以用一个事实来加以反驳：工业化并非德国特有的发展。工业革命在19世纪的时候分成几个阶段逐步传遍了欧洲大陆。它传到法国的时间稍早于德国，以及荷兰和比利时等较小型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又比德国晚一点，而俄国开始的时间更晚。那是一个全欧洲性的发展过程。德国固然将工业化进行得特别彻底和特别成功，但整体而言仍大致与欧洲其余各国同步迈进。假如德意志国的骇人动能与扩张主义是工业化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自然而然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何偏偏只有德国如此？莫非一个目前正走红的史学流派在此发挥了作用，有意以言过其实的方式将经济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其他若干解释模式则让人注意到，它们涉及了特定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而且实际上是被刻意构思出来的，以便为相关政治立场做出证明。比方说吧，如果有谁的看法与列宁一致，也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的话，那么免不了就会怪罪于资本主义，认为是它害得德意志国走上帝国主义，并且为此而土崩瓦解。

或许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缘故，那种论点向来无法令我折服。但即便试着设身处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我也无法不注意到，有许多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从未走上帝国主义之路——例如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瑞士。那些国家为何没有走向帝国主义呢？该问题导引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模式，而且我认为这种解释更加合情合理。

瑞士是一个小国，而小国与大国在外交上的生存法则迥然不同。小国必须选边站或者维持中立，向来无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强权政治来改善命运。各大强国却很容易就会出此下策。它们只要在任何地点发现了空隙，便倾向于朝着那里扩张过去，借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权力正是其赖以立国的基础。德意志国是一个强权，这是它有异于德境昔日国家形态的地方，也是其真正的新奇之处。然而德意志国找不到什么有机可乘的空隙，难以趁虚而入进行扩张。

一位青壮派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卡里欧，曾经表示：“德意志国诞生于包围之中。”这么讲就正确多了，因为打从一开始就有许多强权环伺在德意志国的周围。德意志国在西方面对法国和英国，在南方和东南方与奥匈帝国接壤（当时奥地利仍为列强之一），在东方则毗邻巨大的俄罗斯帝国。

德意志国的地理位置可谓相当不利。它缺乏可供开拓的自由空间，既无法像英国、法国，甚或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那般经由海路进行扩张，也无法和俄国一样东向深入亚洲腹地。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德意志国已然成为强权，于是也具备了强权的本能，打算让自己变得更大。这种本能可说是一开始就被放入了它的“大国摇篮”。

此外，还存在着第二项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处于不大不小的尴尬地位。早在建国战争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它在一对一的时候或许强过任何单独的欧洲大国。但它当然敌不过列强的同盟，更遑论是由围绕在外的全体强权一起组成的同盟。正因为这个缘故，德意志国始终对此类的同盟心生畏惧。列强当中的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甚至俄国却都感觉自己不如德意志国强大，于是倾向于争取与他国缔结同盟。德意志国又因为它们的此种倾向，不断设法阻止形成这样的同盟，必要时更不惜诉诸武力，通过战争来加以破除。我们可别忘了：对当时所有的强权来说，战争仍然是“最后的理性”，亦即最终与最严峻的政治手段。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是：德国人在违背帝国创建者原意的情况下（我在此重复这一点，并且将在后面更详细地加以阐述），往往会认为建立德意志国的工作仍不完全——它非但不是民族历史的极致，反而是一个跳板，通往从未明确定义出来的扩张行动。

人们为何将1871年在凡尔赛宫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称作“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而不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德国”（Deutschland）？主要的理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大于——但同时也小于——“德国”这个民族国家。“小于”，那是因为它将许多德国人排除在外的缘故：它是“小德意志”国。它只在普鲁士力有所逮的范围内被建立成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必须与普鲁士的霸主地位协调一致。因此它称得上是“普鲁士的德意志国”。

但是“德意志国”这个名目不仅涵盖了此一“较小”的层面，同时也隐喻着“较大”的一面：此即中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跨越民族界限的普世要求。

“德意志国”既可以是“普鲁士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德国”，或者也可以是“德国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欧洲或世界”。前者是俾斯麦的见解；后者则是希特勒的诠释。从俾斯麦通往希特勒之路不仅是德意志国的历史，同时亦为德意志国败亡的历史。

这部历史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于，德意志国看起来简直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推向毁灭。其权力扩张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捉摸，以致德意志国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由敌人所构成的世界，最后被那个敌对的世界击破，并且在敌国之间遭到瓜分。随着德意志国的分裂，那些敌国却仿佛受到魔棒点击一般，突然都不再是敌人。自1949年起接替俾斯麦帝国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从一开始就分别在西方和东方没有了敌国。时至今日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东方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西方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继续存在，似乎也都逐渐有办法以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两个德意志国家已经对峙了几近四十年，而且此种局势还看不见有结束的一日。这正好让我们有办法以从前不可能的方式，仿佛从远方通过望远镜一般地来回顾“德意志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