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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一生走的是上坡路。作为一个女用人的私生子，他力争上游当上了一个地位较高的官员；他死时很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走下坡路。他没有完成实验中学的学业，未能通过艺术学院的录取考试，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先在维也纳，然后在慕尼黑，他过着一个提前退休者与波西米亚式艺术家的生活，既没有职业，也没有职业规划。他依靠遗族抚恤金与偶尔的卖画所得维持生计。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到巴伐利亚陆军报名参战。随后是四年的前线服兵役。在这四年当中，他作战勇敢，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但因缺乏指挥才能，未能获得一等兵以上的军衔。战争结束时，他正在后方的一家军事医院养伤。战争结束后，他当了一年的“兵营居民”，他依然没有职业计划与前景。他当时已经三十岁了。
就在这个年龄，他于1919年秋加入了一个极右翼小党，很快就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随之开始了最终使其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涯。
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卒于1945年4月30日，活了几乎正好五十六年，比一般人的寿命要短一些。他的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六年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无法解释的鸿沟。在前三十年里，他是一个古怪的失败者；之后几乎立刻成为一个地方政治名人，到最后，整个世界政局都围着他转。如何解释与弥合这条鸿沟呢？
这一鸿沟使得人们作出了许多观察与解释，但它更多是表面的，并不完全是真实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十年是支离破碎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作为政治家最终还是被证明是（当然是最大级别的）失败者，而首先是因为希特勒的个人生活，纵使在其下半生即在其作为公众人物阶段仍然是内容贫乏，可怜巴巴；而与此相反，若仔细观察他内心的政治生活，在其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前半生，就已经显露出许多为后来所有一切作准备的不同寻常之处。
希特勒一生的分界线，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不能说1919年以前是软弱与失败，1920年以后则是力量与成就；而应该说前后都一样，一方面是非常激烈的政治生活与经历，另一方面是非常贫乏的个人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古怪浪漫艺术家，就已经像一个头等政治家那样融入了当时的政治生活，而后来的“元首”与总理的个人生活，却仍是一个波西米亚式艺术家的个人生活。此人一生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其单调性。
许多传记通常在其传主的名字下面用“他的生活与他的时代”之类的副标题，其中的“与”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隔离，而不是联结。传记的章节与时代的章节相互交替；伟大的个人赫然显现在大幅勾画的时代背景前，他既有别于后者，又介入后者。希特勒的一生不能这样描述。他所有的大作为都与时代的历史融为一体，它们就是时代史。年轻的希特勒在反思时代史，中年的希特勒仍在反思它，但已经介入；晚期的希特勒则在决定着时代史。先是历史创造了他，然后是他创造了历史，这值得探讨。希特勒生活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是空缺，1919年以前与以后都一样。简言之：
在他的生活中——无论“前一段”还是“后一段”——缺少所有在一般情况下能赋予人生以深沉、温暖、尊严的东西，譬如教育、职业、友情与爱情、结婚、养育子女。希特勒的一生，除了政治与政治热情之外，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虽然未必是不幸福的，但却是轻飘飘的、无根基的且可随意抛弃的。随时准备自杀的心态，也一直伴随着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最后，理所当然的，他自杀了。
众所周知，希特勒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近来有人说，希特勒在1917年曾与一个法国女人有过一个私生子。但即便真是如此，他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希特勒的一生缺乏做父亲的经历。）爱情在其一生中的角色也异乎寻常的渺小。他的一生中有过几个女人，不多；他不把她们当回事，没有使她们幸福。爱娃·布劳恩因为受不了他的冷落与经常性的侮辱（“他只因一定的目的需要我”）两次试图自杀。她的前任、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则真的自杀了——可能是出于同一原因。无论实情如何，希特勒当时正在做竞选旅行，而她的死迫使他中断了这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而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希特勒很怀念她，但也用人替代了她。这件悲哀的事情，便是希特勒一生中最接近伟大爱情的事情了。
希特勒没有朋友。他喜欢与他的下属（如司机、保镖、秘书）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一起，而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在这种“司机聚会”中放松自己。对真正的友情他终身拒绝。他与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这些男人的关系，一直是冷冰冰的。他的追随者中唯一与他在早期称兄道弟的罗姆，让他枪杀了。当然，主要是因为罗姆在政治上碍手碍脚。总之，兄弟情义未能让希特勒枪下留情。考虑到希特勒对亲密关系的普遍恐惧，我们简直可以怀疑，对于希特勒来说，罗姆已经过期的友情要求反倒是一个除掉他的额外动机。
还剩下教育与职业两点。希特勒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只上过几年实验学校，成绩很糟糕。不过，在其游荡的岁月中，他阅读了很多东西，但按其自己所说的，只是吸收了其中他自认为早已知道的知识。至于政治领域的知识，希特勒则近乎一个读报迷的水平。他真正过硬的只是在军事与军事技术方面。在这方面，前线战场上的作战经验，使他能够将书本知识有批判地消化吸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前线的经历大概是他唯一的受教育经历。除此以外，他一辈子都是个典型的半瓶子醋——一个总自认为比别人知道得多，而且到处兜售其所阅读到的半生不熟的或以讹传讹的知识，最喜欢在一群无知的公众面前炫耀。他在“元首总部”的桌边谈话，记录了他那不光彩的知识缺陷。
希特勒从未有过一个职业，也没有寻求过一个职业。恰恰相反，当他本来有时间从事一个职业的时候，他简直是故意避开了。与他对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恐惧一样，他对职业的恐惧是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我们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政治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职业。在他从政的早期，他曾称其职业为画家、作家、商人与宣传员；后来他只是一个不向任何人负责的领袖，先是党的领袖，最后是那个绝对的“元首”。他担任的第一个职位是国家总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奇怪的总理，他想走就走，看不看文件、怎么看、什么时候看，都随他。他不定时召开内阁会议，1938年以后干脆根本不开了。他的政治工作方式，不像一个最高官员，而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立就业的艺术家。他等待着灵感的到来，一连几天、几个星期，似乎是在偷懒，但当灵感到来的时候，便突然急急忙忙地投入行动。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希特勒第一次从事一个有规律的工作，即当军队最高统帅。这时，他无法躲开一日两次的军事会议，而这时他的灵感就越来越少了。
或许有人会说，私人生活的空虚，对于完全献身于一个自我确定的伟大目标、拥有创造历史雄心的男人来说，并不罕见。错了。世界历史上的确有几个男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可以与希特勒相比，但是他都比不上他们。他们是拿破仑、俾斯麦、列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包括拿破仑在内，最后像希特勒那样一败涂地；这是他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希特勒那样只是一个政治家，而在其他方面是个零。他们都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在他们进入政治而名垂青史以前，都有过一段成功的职业经历：拿破仑当过将军，俾斯麦当过外交官，列宁当过律师。他们都结婚了，只有列宁没有孩子。他们都曾有过幸福的爱情：拿破仑有约瑟芬·博阿尔内，俾斯麦有卡塔林娜·欧罗夫，列宁有伊涅萨·阿尔曼德。这赋予了这些伟人以人情味；没有完整的人情味，他们的伟大就有所缺憾；而希特勒就有所缺憾。
他还有一个缺憾。在我们涉及希特勒生活中值得研究的部分之前，我们还必须略微提及，在希特勒那里，没有性格与个人素质的发展与成熟。他的性格早就成形了（或许更恰当地说，是停止了），而且一直惊人地一成不变，没有新发展。这不是一个亲和的性格。如果我们不把他那有时像胆怯一样的交往恐惧看成一个和蔼可亲的特征的话，他就没有一点柔和的、可爱的、和蔼的地方。他的积极性格特征，如意志坚强、大胆、勇敢、有毅力，都是属于“强硬”面的。他的消极性格特征更是如此，如肆无忌惮、耿耿于怀、背信弃义、残酷。另外，也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希特勒的一生非常自负，自始至终倾向于高估自我。斯大林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政治工具，但他自己并没有因此昏头。希特勒不仅仅是“希特勒崇拜”的对象，而且是其最早的、最持久的、最热烈的信仰者。
到这里，我们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希特勒个人及其内容贫乏的身世，让我们转向他确实值得观察且与其个人生活不同的、不乏发展与上升的政治生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早在其公开登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它经历了七个阶梯或飞跃。
1.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
2.第一个（还是私人的）政治行动：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
3.决定当政治家。
4.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
5.决定当领袖。
6.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这也是发动战争的决定）。
7.决定自杀。
最后两个决定有别于前面的几个决定，因为它们是孤独的决定；其他决定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难以分开。它们是希特勒的决定，但就像一阵风鼓起一片风帆那样，时代精神或时代氛围每次在希特勒身上或通过希特勒都在发挥作用。
希特勒十八九岁时萌发的对政治的狂热兴趣，就与时代氛围相吻合，或者说是来源于时代氛围。当时，希特勒当艺术家的雄心失败了，但他把其雄心带入了他的新的兴趣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政治气氛要比今天的欧洲高昂得多。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欧洲——所有的大国都处在持续的竞争、地位斗争和战备状态之中，以致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当时的欧洲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欧洲，被喧嚣与恐惧的红色革命所笼罩的欧洲，这同样令人感到紧张。当时，在每个中产阶级聚会的餐馆里，在每个无产阶级人士出入的酒馆里，人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无休止地发表政治见解。个人生活——不仅对于工人来说，对有产人士也是如此——在当时比今天要狭小得多，贫乏得多。但是在晚间，每个人都与他的国家一样，是一头雄狮或一只雄鹰，与他的阶级一起，是开创伟大未来的旗手。希特勒就整天扮演着这种角色，除此以外无所事事。在当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生活的替代品，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它则是完全的生活替代品。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强有力的发动群众的口号。如果能够设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它们将会迸发出何等巨大的爆炸力！希特勒在年轻时或许就已经有了这个主意，但我们不能肯定。后来他写过，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即在1910年前后的维也纳岁月里，就奠定了其政治世界观的“坚实基础”；不过，至于这一世界观是否已经被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这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希特勒的真正磐石，其最初的、最底层的基础，并不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而是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结合。而且，反犹主义似乎是其中的最早成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带着他的反犹主义主张，犹如一个天生的驼背与之相随。不过，他的民族主义，一种特别的、带有种族主义与大德意志色彩的民族主义，无疑来自其维也纳时期。社会主义很可能是后来的附加物。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东欧社会的产物。在19与20世纪之交，西欧的反犹主义正在衰退，在德国也是如此。犹太人的同化与融入受到欢迎，而且在全面进行中。但是，在东欧与东南欧，人数众多的犹太人自愿或不自愿地作为孤立的民族生活在其他民族之中，那里的反犹主义是独特的且杀气腾腾的，目标不是同化与融入，而是赶走与消灭。梅特涅曾经说过，维也纳的第三区以外就已经是巴尔干半岛了。这种屠杀性的、不给犹太人出路的东欧反犹主义，传入了维也纳市内的大街小巷。年轻的希特勒在那里汲取了它；但是如何汲取的，我们不得而知。没有有关他的不愉快个人经历的报道，他自己也没有讲过此类事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只是基于犹太人是另类的观察便得出结论：“因为他们与众不同，所以必须离开。”至于希特勒是如何将此结论自圆其说的，是本书后一章的任务；他又是如何将其付诸实施的，则又是再后一章的任务。这种深深与牢固地潜入这位青年心灵的、屠杀性的、来源于东欧的反犹主义，暂时没有在希特勒古怪的生活中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与此不同的是其维也纳岁月的另一产物，即他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1913年，它引发了希特勒一生中的第一个政治决定，即移民德国的决定。
青少年时期的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人，但他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奥地利人，而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是一个吃了亏的、被德国统一与德意志帝国无理开除的、撇下不管的德国人。同时代的许多德裔奥地利人，都有着与他同样的感觉。奥地利德意志人曾以全德国作为后盾，控制并影响了他们的多民族国家。自1866年以来，他们被开除出了德国，成了自己国家里的少数民族。从长远来看，他们无法抗拒许多被迫成为奥地利人的正在苏醒的民族主义浪潮，他们被迫实行其力量与人数已不足以维持的（已与匈牙利人平分权力）统治。人们从这一不利的处境中得出各种结论。青年希特勒，从来就很会下结论，很早就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奥地利必须瓦解，但在其瓦解过程中必须产生一个包括所有奥地利人的大德意志帝国，并且通过其强大的实力重新统治那些承继奥匈帝国的小国家。在他的脑子里，他已经不把自己当作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臣民，而是未来大德意志帝国的国民。就此，他也为自己得出了结论，而且又是一个最极端的结论：1913年初，他出走了。
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从维也纳逃到慕尼黑，是为了逃避奥地利的兵役。这并不是因为懦弱与胆小。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报名参战，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不是到奥地利军队，而是到德国军队报了名。1913年战争的气息已经弥漫在空气中；而希特勒不愿意为一件内心已经告别的东西而战，不愿意为一个他认为无法挽救的国家而战。当时，他离决定当一位政治家还很远——作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无职业的外国人，他又如何可能成为一位政治家呢？——但他的行动已经是政治行动了。
在战争中，希特勒在政治上是幸福的。只是他的反犹主义情绪没有得到满足——按照他的愿望，人们应该利用战争在帝国国内消灭“国际主义”（他用sz拼写，意指犹太人）。但除此以外，四年的日子过得很痛快——节节胜利；只有奥地利人在打败仗。他从战场上以知情人的腔调给慕尼黑的熟人写道：“奥地利的前途将不出我所料。”
我们现在来讲讲希特勒的当政治家的决定——这被他称为“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客观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1918年革命。如果是在德意志帝国，像希特勒这样社会地位的外国人，连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点基础都没有——除非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但希特勒又不适合该党，而且就对国家政治的真正影响而言，这也是一条死胡同。革命为政党开辟了通向国家权力的道路，而且同时动摇了原来的政党制度，使得新建的政党也获得了机会——1918与1919年新建的政党数不胜数。
希特勒的奥地利国籍，也不再是积极参与德国政治的障碍。“德意志奥地利”（当时人们对奥地利德意志部分的称呼）加入德国虽然被战胜国禁止，但自1918年开始就被边境两边的人们所强烈期盼着，而且在内心已经提前实现了，以至于一个奥地利人在德国几乎不算是一个外国人。社会地位方面的障碍，在一场消灭了诸侯统治与贵族特权的革命之后，对于一个德国政治家来说，则完全不存在了。
我们对此这样强调，是因为这一点总是被忽视。众所周知，希特勒进入政界时自称是“十一月罪犯”的死敌，所以人们不愿意将他看成革命的产物。但客观上他是它的产物，就像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产物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也摆脱了法国革命。没有前面发生的革命，两者都无法想象。两者也没有重建革命消灭的东西。他们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又是革命的继承人。
在主观上，也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就此我们可以相信希特勒的自我表白）让他作出了当政治家的决定，尽管他到1919年秋季才作出这一决定；但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他的觉醒经历。“再也不允许而且也不会在德国发生像1918年11月那样的事情”，这是他在许多政治上的苦思冥想与空想之后下的第一个决心，是这位年轻的私人政治家给自己树立的第一个具体的目标——也是他唯一真正实现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没有发生类似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事件：既没有战争的及时中断，也没有发生革命。希特勒阻止了两者的发生。
让我们看清楚，“再没有1918年11月”都包括了些什么。其内容很多：第一点是防止将来在类似1918年11月局势下发生一场革命；第二点却是再造这一局势，否则第一点无从谈起。这就意味着再次挑起失败的或被放弃的战争，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场战争必须在不存在可能发动革命的力量的内政状况下重新发动。这就离第五点不远了，即取消所有左翼党派——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下子取缔所有党派？但是因为不能消灭左翼党派的后盾，即工人阶级，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这意味着第六点，必须给他们提供社会主义，或者是一种社会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至此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消灭，这是第七点。这又意味着第八点，在肉体上消灭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谢天谢地，在他们当中又有一大批犹太人，因此第九点，可以消灭所有犹太人——这是希特勒最早的愿望。
我们看到，希特勒的所有内政纲领在他步入政界时就已经全部形成了，在1918年11月与1919年10月间，当他成为政治家的时候，他也有足够的时间理解一切并且自圆其说。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他不乏理解某种事物并得出结论的能力。他在维也纳的青年时期就不缺乏这一能力，也不缺乏将其得出的理论性（而且是极端的）结论以同样的极端性去付诸实施的能力。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整个思想楼阁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认识基础之上，他错误地认为革命是德国战败的原因；而实际上，革命是战败的结果。不过，这是希特勒与很多德国人共有的错误认识。
1918年的觉醒经历，还没有给他带来一套外交方面的纲领。这套纲领是他在以后的六七年内得出的。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首先是无论如何要再次发动那场（在希特勒看来过早中断的）战争的决定。其次的想法是，不把这场新战争仅仅当作旧战争的重复，而是要在新的、更好的结盟格局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使敌对联盟破裂的矛盾来进行设计。这一想法形成的各个阶段，以及1920年至1925年间希特勒考虑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这里省略不谈——读者可以在其他书籍中看到。最终的结论（写在《我的奋斗》中）是一个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希特勒把英国与意大利当作同盟国或者善意的中立国，奥匈帝国的后继国家与波兰被视为协助民族，法国是首先应该被打败的次要敌国，俄罗斯是一个应被占领而且长期被征服的主要敌人，应该被改造成德意志生活空间，一个“德意志印度”。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本计划。但它从一开始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与波兰不接受希特勒为它们设想的角色。我们在下文还要多次涉及这一点。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因而不能过长时间地停留在这一点上。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希特勒进入政界与公众视野的时刻，即1919年秋冬与1920年初。这是在1918年11月之后他的突破性经历。而且，这一突破不是指他在德意志工人党（他不久之后将它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很快成为了领袖人物——这不需要多大本事。这个党，当他加入的时候，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无名小党，有几百个无足轻重的党员。他的突破性经历是他发现了自己的演说魅力。这发生在1920年2月24日，那天希特勒在一个大众集会上做了第一次演讲，他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众所周知，希特勒能够将各种不同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态，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演说艺术（希特勒的演说进展缓慢而疙疙瘩瘩，没有多少逻辑结构，而且有时几乎没有明确的内容，而且希特勒的声音沙哑，喉音很重），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能随时控制所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至于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
比对大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希特勒自己的影响。只要想象一下，一个有理由认为自己是阳痿的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创造性能力奇迹时会是何等感受，我们就能理解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何等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当他与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当讲到让他激动的话题，即涉及到政治与犹太人的时候，有时他会从对他来说正常的沉默状态中觉醒，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慷慨激昂。当年他只是使人感到诧异，被看成是个“疯子”。现在这个“疯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众控制者，一个“鼓手”，“慕尼黑之王”。一位被低估者的寂寞而苦涩的高傲，转变为一个成功者的陶醉的自豪。
他现在知道，他能做一件无人能做的事情。他也已经知道，至少在内政方面，他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而且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很快成为名人的右翼圈子中，暂时比他要有名得多的政治家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两者加起来应该赋予他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作为一个失败者与被低估者，他本来就有着此类感觉的基础。由此逐渐酝酿出了大概是他政治生活中真正最重大的与革命性的决定，即当领袖的决定。
我们无法确定他何时作出了这一决定，它也不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激发产生的。我们可以肯定，这一决定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最初几年中还不存在。那时，希特勒对成为一位宣传演讲者，一位民族觉醒运动的“鼓手”，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还尊敬那些当时集中在慕尼黑策划各种政变的帝国遗老，特别是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担任德国作战首脑的、现在被公认为所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右翼运动中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将军。
进一步认识鲁登道夫以后，希特勒对他的尊敬消失了。除了他独有的能控制大众的感觉以外，希特勒又逐渐感到自己能在政治上与思维上战胜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在某一个时刻，希特勒可能又认识到（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竞争的目标不仅仅是未来政府中职位的分配与地位的高低，而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东西，即一个集权的、不受宪法或分权限制的、不受集体领导限制的长期独裁。
这里显现出了君主政体及其复辟可能性在德国消失以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缺。魏玛共和国不能填补这一空缺，因为它既不被1918年11月的革命者所接受，也不被其反对者所接受，这个空缺是（按当时的口号）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在20年代初期，产生了一种氛围，用雅科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即“对于一个与以前的政权相似的东西的渴望”，这种渴望已不可阻挡，而且在“为那唯一的人准备着”。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期待着“那唯一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找到逊位的德皇的替代，而且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即出于对战败的不满，以及对被感受为侮辱的、强加的和约的无助与愤慨。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心声，他预言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时代将会
诞生那个唯一拯救的人
并且已经为他设计好应该做些什么：
他砸毁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
把迷路的赶回永恒法理，
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
主人再次成为主人，
规矩再次成为规矩，
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
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
经过晨曦的风暴与危险的信号
于日出之后辛苦建立崭新的帝国。
这似乎是针对希特勒说的！甚至“那个真正的象征”——勾形十字架，几十年来就装潢着斯特凡·格奥尔格的书籍（不过没有反犹的含义）。格奥尔格1907年的一首旧诗听起来似乎是对希特勒的预见：
那个人！那个壮举！人民与高级委员会在渴望
不要指望与你们同桌吃饭的某个人！
或许是那个长年坐在你们的凶手中的，
睡在你们的监狱里的人：他站起来，采取了行动。
希特勒不大可能知道格奥尔格的这首诗，但是他感受到了这首诗所表达的心声，这种心声影响了他。尽管如此，作出自己当“那个人”，当那个所有人都期待的、希望他带来奇迹的人的决定，无疑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这种勇气在当时及后来除了希特勒没人有。在1924年口述的《我的奋斗》的第一册，记录了这一完全成熟的决定，在1925年新建政党时，它第一次被正式付诸实施了。在新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中，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意志，即领袖的意志。后来充当领袖的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但这与其起初的决定相比，在希特勒内心的政治成长过程中只是一个较小的飞跃。
按照不同的算法，到达那一步希特勒还要度过六年、九年，甚至十年，因为希特勒获得不必向任何人负责的全面权力的时间不是1933年，而是兴登堡去世的1934年，当他成为“元首”时，希特勒已经四十五岁了。然后他面临的问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内政与外交纲领能够实现多少。他以其政治生涯中——至今仍然不是人所皆知的——第一个完全保密的不寻常的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答复是：全部！这一回答包含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让其政治与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自我估计的寿命长度。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试想一下：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对此，不仅是所有的国家制度——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就是那些要“创造历史”的“伟人”（或出于理智，或出于本能），都理所当然地基于此种认识来作出相应的安排。我们在前面与希特勒比较过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不可取代且将这一观点付诸实施的。俾斯麦在一个长远规划的宪法制度内，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权力巨大但权限清楚的职位，而当他必须离开这一职位时，他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拿破仑试图建立一个王朝。列宁创建了党，同时也把党作为接班人的培养基地，而且这个党确实产生了有能力的接班人，并排除了无能的接班人，尽管有时要渡过流血的危机。
所有这些在希特勒那里都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么我，要么混乱”的基础之上，几乎可以说，是建立在“我以后可以是洪水滔天”的基础之上。没有宪法，没有王朝（撇开希特勒对婚姻的恐惧以及没有子女不谈，这也不合时宜），也没有一个真正能担负国家重任的、推出领袖的、长久的政党。纳粹党只是希特勒个人夺权的工具；它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他不让接班人在党内出现。他拒绝考虑其死后的事情，并作出生前的安排。一切都必须通过他本人实现。
这样，他给自己施加了必然带来过急且不现实的政治决策的时间压力。因为任何政策，如果它不从具体环境条件与可能性出发，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寿命长短，都是不现实的。但希特勒的决策就是这个意思。它尤其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大战必须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进行。当然，他没有就此公开讲话；否则，德国人会感到有点不对。但是，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都坦白地承认了。在抱怨自己开战晚了一年，也就是没有在1938年而是在1939年开了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以后，他继续说道：“糟糕的是，我必须在一个人的短暂一生中完成一切……其他人拥有无限的时间，而我却只有可怜的几年时间。其他人知道他们有接班人……”不过，他没有接班人，是他自己的安排。
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后，他也曾几次（尽管不是在公开场合）隐约表示过，他决心将德国历史纳入并服从其个人生命。1939年初，他对到柏林访问的罗马尼亚外长伽芬库说：“我现在五十岁，我宁愿现在，而不愿意在我五十五岁或六十岁时开战。”同年的8月22日，在他的将军们面前，他以其“个人的地位与独一无二的权威”来论证“他不可动摇的开战决定”，这种权威或许以后不再存在，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几个月以后，在11月23日，在同一群人面前，他在督促他们加快实现西线进攻计划时说：“作为最后一个因素，我必须提及我本人不可替代。既没有一位军人也没有一个文职官员能够替代我。刺杀行动可能再次发生……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我将就此行动。”
归根结底，是让历史服从于自己的一生，让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服从于自己的生涯：一个真正令人吃惊的、本末倒置的、夸张的思想。希特勒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思想，难以确定。在其20年代已经形成的领袖概念中，它已经萌芽了：从领袖的绝对不向他人负责，到领袖的不可替代，没有多大距离。但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30年代晚期才迈出了意味着走向战争的一步。可供佐证的第一文献，是在所谓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中记录的1937年11月5日的秘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让其最高级部长与将领第一次但相当模糊地了解了他的战争计划，当时还让他们吓了一跳。可能还需要他自己没有预想到的其执政初年的惊人成就，他的自信才能发展到迷信的地步，发展到受到上帝特别委任的感觉，不仅让他有理由把自己与德国视为同一，而且（“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让德国的兴亡服从于自己的生与死，这一点反正他最后是这样做了。
对于他来说，生与死总是离得很近。众所周知，他以自杀告终，而他的自杀不是凭空而来。他以前在失败的时候也倾向于自杀，作为最后的一步，他随时准备抛弃生命，尽管他将德国的命运交给了它。在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他先躲藏在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那里，他对后者说，他将自我了结，开枪自杀。汉夫施丹格尔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戈培尔说，在以后的一个危机中，当1932年12月纳粹党行将分裂的时候，希特勒对戈培尔说：“如果党分裂，我会在五分钟之内用手枪了结。”
1945年4月30日，他真的自杀了。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以前的自杀言论看成是空话。在对戈培尔的话中的“在五分钟之内”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在以后的同类言语中，就成了几秒钟，最后甚至是“一刹那”。可见，希特勒一生都在考虑如何迅速自杀，因此自杀如何轻而易举。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对陆军元帅保卢斯没有自杀而是投降了俄国人很失望，他发泄道：“这个人应该开枪自杀，就像以前的将领面临失败时冲向宝剑一样……如果没有责任让他留在这个痛苦的深渊，一个人怎么能够害怕这能够把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一秒钟呢？咳！”在遭遇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以后，他又说道：“我可以说，如果我的生命告终了，这对我个人来说，只意味着从忧愁、失眠的夜晚以及严重的神经煎熬中解脱出来。这只是一刹那，然后我就解脱了一切，有了安宁与永远的安息。”
当希特勒的自杀真正发生时，几乎没有引起惊奇，它被看成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因为担当责任者在战败后自杀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相反它恰恰非常罕见。希特勒的自杀显得理所当然，是因为他的一生几乎就孕育着这样的结局。希特勒的个人生活太空虚，以至于在不幸中对他没有保留的价值；而他的政治生活从一开始就是“要么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在结论是“什么也没有”时，自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自杀所需要的勇气，希特勒一直有，如果人们自问一下的话，也一直相信他会有。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也没有责怪他自杀，这显得太自然了。
显得不自然且似乎与自我风格背离的是，他把其生前不大在乎的情妇带走了，以一种特别感人的、小市民式的、煞风景的方式，在共同终结前的二十四小时与她结了婚。他很幸运，很久以后才公开的（因为人们当然会对他很不满）是：他还想把德国，被战争残留下来的那部分，一起带向死亡。关于这一点以及他与德国的关系，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背叛”中详述。
首先，我们要仔细看看希特勒获得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更为惊人的成功，因为两者无疑都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