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哈夫纳20世纪60年代的创作历程,可以想象,到了70年代初,对于哈夫纳来说,写一部有关希特勒的书,一定是一件技痒难忍,但又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推出了《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过失》,三年后他又出版了《丘吉尔传》,显示了自己对历史题材的浓厚兴趣以及在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才能。在1968年,他又出版了纪念1918年革命的《背叛》一书。人们可以预料,哈夫纳将在1975年前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十周年之际,推出一部有关纳粹德国或希特勒的著作。
而另一方面,哈夫纳又遇到了两个十分强劲的竞争对手。其一是当时在联邦德国史学界迅速崛起的社会史学派。在该学派的影响下,联邦德国历史科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国家政治向社会经济结构与进程转移,对历史人物的专注研究已经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老一套”。他们认为,研究纳粹德国历史不能以希特勒为中心,而为希特勒这样一位德国历史的罪魁祸首写传记,则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揭示造成希特勒上台的历史、政治、社会与经济原因。
哈夫纳的另一个或许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费斯特。这位比哈夫纳年轻近二十岁的政论家与历史作家,于1973年推出了巨著《希特勒传》。这部著作远远超越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布洛克(A.Bullock)的希特勒传记,创造了希特勒研究的新顶峰。在费斯特的《希特勒传》以后,再推出一本更为全面、详尽、透彻的希特勒传记,显得不仅多余,而且几乎不可能。或许,这也是哈夫纳没有直接在1975年前后出版自己的希特勒著作的原因之一。
而当本书在1978年出炉的时候,哈夫纳还给它起了一个过于谦逊的书名:《关于希特勒的几个注解》( Anmerkungen zu Hitler )。意思似乎是,本书不是又一部希特勒传记,《希特勒传》已经有人完成了,我只能附加几个注解作为补充。该书七个章节的标题也真是“注解”般的简单:生涯、成就、成功、错误、失策、罪行、背叛。
但结果表明,虽然有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在先,哈夫纳的几个“注解”却不是多余的。如果说费斯特的《希特勒传》是希特勒这条巨蟒的巨幅油画,那么哈夫纳的希特勒肖像则是一张简明扼要的速写。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恰到好处、入木三分,比墨浓笔重的油画更为真实。费斯特的著作宏大详尽,但读者很难得其要领,而哈夫纳的“注解”名副其实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如此,哈夫纳还指出了希特勒这条巨蟒的致命“七寸”。在费斯特的画卷里,希特勒巨蟒般的活灵活现,让读者感到恐惧(甚至“悲壮”)而又入迷;而在哈夫纳那里,希特勒有时是条巨蟒,有时却萎缩成了一条蜥蜴,而且最终被征服了。
哈夫纳没有运用复杂的政治学或社会学理论,不做过度的艺术渲染,也不做过高的道德批判,而是用普通人的平淡眼光来观察,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来叙述,用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来评判希特勒的是非功过。甚至可以说,是先把希特勒当作一个普通人、正常人来看待,尔后逐渐显现其畸形、疯狂与罪恶的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