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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群体受到一切外界刺激的摆布，并因此反应出不断的变化／群体受到强大的冲动驱使，个人的利益都被抹杀/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作用。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受到暗示的左右／他们把头脑中的幻象当作现实／为什么这些幻象对于构成群体的每个个体都是一样的／群体中鸿儒与白丁并无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到幻觉支配的各种实例／对群体提供的证词完全不能信任，众多目击者的一致证词是最不可信、不能用来还原事实的／史学著作的价值低微。3.群体情感的夸张与简单化。群体没有怀疑与不确定，永远走向极端／群体的情感总是极端的。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产生这些情感的原因／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群体一时的革命本能并不妨碍他们极端保守／他们出于本能地敌视变化和进步。5.群体的道德。在暗示作用下，群体的道德可能大大高于或低于构成群体的每个个体的道德／解释与实例。群体极少受到利益所左右，而利益往往是孤立个体所考虑的绝对因素／群体的道德教化作用。
在简要描述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对这些特征的细节加以研究。
应当指出，群体的某些特点，比如冲动、急躁、不理性、缺乏判断力和批判精神、情感夸张等等，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属于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体中看到，比如女人、野蛮人和儿童。我只是顺便提到这个类比。本书将不对此进行论证。再说，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学的人而言并无用处，而对于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而言，又无法令他们信服。
现在，我将依次针对我们能在大多数群体中观察到的不同特点来进行讨论。
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我们就曾说过，群体几乎完全是受无意识动机支配的。影响他们行为的往往是脊髓神经，而不是大脑。在这一点上，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他们的行为本身可能是完美的，但这些行为并不是由大脑所支配，而是个人随着刺激做出的反应。群体受到一切外部刺激因素的摆布，并由此反应出不断的变化。因此，群体是各种冲动的奴隶。孤立的个体也会像群体中的个体那样受到同样的刺激，但由于大脑会告诉他冲动的危害，所以他不会任由其摆布。用心理学语言来表述的话，我们可以说：孤立的个体具有控制自身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不具备。
各种各样的冲动支配着群体，根据刺激的不同，或慷慨或残忍，或英勇或懦弱，但总是如此不可阻挡，以至于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的利益本身，都无法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千差万别，但群体始终对它们唯命是从，其结果就是：群体是极度多变的；也正是因此，我们看到群体会在转瞬之间从最血腥的残暴转变为最纯粹的宽容或英勇。群体极为容易变成刽子手，但也同样也极为容易成为殉道者。为了信仰的胜利，群体从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关于这一点，不必回到英雄主义的年代就可以看到群体的英勇表现。在暴乱中，群体从来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
，轻而易举就能让上万人随时准备为他的事业献出生命，只待他一声令下。群体从不深思熟虑。
他们的情感可以从一个极端跨越到另一个极端，但他们始终都受着当下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暴风扬起的叶片，四方飞散，然后重新落回地面。接下来，我们在研究某些革命群体时，将列举一些体现他们情感多变的例子。
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他们不受控制，尤其是当一部分公共权力落在他们手中之时。一旦日常生活中的应尽之务不再构成一种看不见的调节器，民主政治也就没有了延续下去的可能。不过，群体尽管有狂热的追求，但不会持续多久。他们没有能力拥有持久的愿望，正如同他们没有能力拥有持久的思考。
群体不只是冲动和易变。他们不承认横亘在欲望与实现欲望之间的任何障碍，因为他们的数量之众，令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无可抵挡的力量。对于一个群体中的个人而言，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自己不会单枪匹马地去火烧宫殿、抢劫商店，而且即便他想这样做，他也会很容易抵制住这种诱惑。而当他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会意识到人数所赋予他的力量，只要激发他烧杀劫掠的念头，他立刻就会屈从于这样的诱惑。意料之外的障碍都会被疯狂所粉碎。如果狂热是人类机体的一种固有属性，那么我们可以说，欲望受阻的群体所表现出的正常状态，就是狂热。
在群体的急躁、冲动、易变，以及所有我们将要研究的大众情感当中，都有种族的基本特质在发挥作用，它们构成了我们所有情感产生的基石。也许，所有的群体都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却大不相同。比如，一个拉丁群体和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群体之间，就有着巨大的差别。最近发生的历史事件就在这一点上提供了生动的案例。1870年，一份简单的电报（伪称一名大使受到了侮辱）被公之于众，结果触犯众怒，导致一场可怕的战争立即爆发
。几年以后，又是一份电文（关于法军在谅山的一场无关紧要的失败），再次激起民众的怒火，政府因此在瞬间垮台。与此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到的严重挫败，却只在国内引起轻微的情绪，没有任何一个大臣遭到解职。群体大多具有女性气质，但最具女性气质的还要数拉丁群体。但凡依赖他们的人，都能攀得又快又高，但同时也时刻处在悬崖峭壁的边缘，总有一天会跌入深渊。
我们在定义群体时说过，群体的普遍特征之一就是极易受到暗示，我们也曾指出，在所有的人类聚集处，暗示作用是多么具有传染性；这种现象解释了为什么群体的情感会急速转向某一固定方向。
假如群体是中立的，那么它往往处在一种观望状态中，所以它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第一个突然形成的暗示，会立刻通过传染作用占据所有人的大脑，而情感倾向也旋即建立。在所有受到暗示的人群中，占领了他们头脑的那个念头，将会转变为行动。不管是放火烧宫殿的行动，还是自我牺牲的行动，群体都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暗示的行为和所有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这一行为的实现是对立的。
于是，群体总是游荡在无意识的边缘，极易接受任何的暗示，表现出不受理性左右的生物所特有的强烈情感，完全不具备批判能力，除了极度轻信，其他什么也不会。对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记住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最荒谬的传说和故事会那么容易地被编造和传播开来。
之所以会产生在群体中轻易流传的传说，并不仅仅因为群体极端轻信，还因为事件在人群的想象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形。被群体目睹的最简单的一件事，立即就会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群体是靠形象思考的，而一个被唤起的形象，又会唤起一系列与它毫无逻辑联系的其他形象。这种状态并不难理解，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有时也会被随便什么事引发一连串奇怪的幻想。理性告诉我们，那些形象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但群体对此却视若无睹；他们把歪曲的想象加入现实的事件，将它们混为一谈。群体对主观和客观完全不予区分。他们把想象当中的画面当作现实，而这些画面与被观察到的事实之间，往往仅存一丝微弱的相似。
既然群体是由脾性迥异的个人组成，那么，群体对自己所目睹的任意一个事件所进行的歪曲，似乎应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传染的作用下，对事实的歪曲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都表现出了相同的性质和方向。群体当中的某一个体对事实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的关键点。圣乔治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墙上，这个画面肯定是先由在场的某个人率先看见，然后才被所有的十字军所看见。通过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一个人所指示的奇迹，会立即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上频频出现的集体幻觉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下产生的。这些幻觉看上去具备了一切关于真实性的标准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的人所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上文所言，没有必要考虑构成群体的每个个人所具备的智力水平。这一水平无关紧要。一旦个人成为群体的一员，鸿儒与白丁一样都丧失观察的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充满矛盾。为了彻底地论证它，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就是再写几部书都不足够。
然而，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些论点无凭无据，我将会给他们列举一些实例，这些例子都是从我们可以援引的大量事例当中随机挑选出来的。
以下选取的就是集体幻觉事例当中最为典型的一件，因为被这场集体幻觉所席卷的群体包罗了各色人等，最愚昧无知的人、最学识广博的人，都在其中。这件事被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所写的关于海流的书中偶然提及到，并曾被转引在《科学杂志》上。
护卫舰“贝勒—波拉”号在海面上寻找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是大白天，阳光灿烂。突然，值勤士兵发现了一艘失事小船的求救信号。全体船员向信号点望去，所有人，从军官到水兵，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在漂浮着求救信号的失事船只后面，拖着一块木筏，上面满满全是人。而这其实只不过是集体的幻觉。德斯福斯上将派出一艘小船前往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都看到“成堆的人躁动不安，纷纷伸出手”，听到“许多的声音混在一起，沉闷嘈杂”。当小船抵达，他们却发现自己面前只有几根被风从附近海岸刮来的树枝，上面盖满了树叶。在这样触手可碰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是如何运行的，而且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机制。一方面，是处在守望状态中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士兵发现海面上遇难船只的求救信号，这一行为带来了暗示。这个暗示通过传染作用，被所有在场官兵所接受了。
群体的人数甚至不需要很多，就足以毁掉人们正确观察眼前事物的能力，真相会被毫不相干的幻觉所取代。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群体，那么，哪怕他们全是杰出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还是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此，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它被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报道过，在此也非常值得详述一番。达维先生召集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他们当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华莱士先生。在集会上，达维先生让观察家们检查了物品并按自己意愿做好标记之后，在他们面前演示了一系列经典的通灵现象：灵魂显形、石板题字等等。然后，他收集这些杰出的观察家们所写的观察报告，报告中无不认定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只有通过超自然手段才能获得。而达维先生则向他们揭示，这些现象只不过来自简单的骗术。“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部分，”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不是骗术本身有多么神奇，而是外行的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有多么不可靠。”他说，“因此，目击者们可能提供出大量来自实证却完全错误的报告，但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旦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如此简单，以致人们对于他竟敢使用这样的方法而感到吃惊；但他确实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能说服群体相信自己看见了事实上并没有看见的东西”。这通常是催眠师作用于被催眠者的能力。但是当我们发现，这种能力能够作用于高智商的头脑，况且这些头脑还是预先持有怀疑态度的，我们就可以想象，让普通群体受骗上当，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了。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上正充斥着关于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有十二个左右的证人言之凿凿地说自己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证言如此一致，不容预审法官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然而，就在葬礼即将举行的时候，人们在偶然中发现，他们本以为已经遇难的孩子仍然好好地活着，而且与溺亡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就如前面提到过的好几个案例一样，第一个下断言的目击证人本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而他的证词轻易就能影响其他所有的目击者。
在类似的案例中，暗示的起点往往是某个人并不清晰的回忆所产生的幻觉，这个初始的幻觉在得到肯定之后，开始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感受力极强，那么，只要他认为自己认出的尸体有呈现出（在所有实际的相似处之外）让人联想到某个人的一些特征，比如一块疤痕或一处衣饰的细节，通常就足够了。
这样的联想就会成为某种凝结作用的核心，侵占智性的领地，麻痹一切批判力。于是观察者所看到的东西不再是物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孩子的尸体会被自己的母亲所错认。在如下所述的这件被最近的报纸重新提起的旧闻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刚才所指出的两种暗示作用是如何运作的。
这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认了出来，但其实是认错了。于是一连串不准确的辨认过程就开始了。
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学生认出了尸体的第二天，一位妇女哭喊起来：“啊！老天，那是我的孩子。”
人们把她带到尸体旁，她检视死者，注意到他前额的一块伤疤。“没错，”她说，“是我可怜的儿子，去年七月走失的。一定是有人拐走了我的孩子，现在他们杀了我的孩子！”
这位妇女是福尔街上的门房，姓夏凡德雷。人们叫来了她的小叔，他也毫不犹豫地说：“这就是小菲利贝尔。”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位居民都认出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菲利贝尔，他的小学老师也说，孩子所佩戴的徽章就是证明。
但是，邻里、小叔、小学老师和母亲都弄错了！六个星期之后，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波尔多被杀害，然后被运到了巴黎。
我们发现，这样的误认通常是由女人和孩子，更确切地说，是由一些最易受影响的人所作出的。同时，这也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目击证人在法庭上的价值何在。尤其是孩子的证言，绝对不能当真。法官们喜欢老生常谈地说小孩子不会撒谎。但哪怕只要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素养，他们就该知道，恰恰相反，小孩子一直都在撒谎。或许只是无辜的谎言，但谎言始终是谎言。与其像很多时候所做的那样，以孩子的证词来决定对被告的判决，还不如用抛硬币的方式。
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集体观察通常都是错误的，它们最经常表现为，由一个个体的简单幻觉，通过传染作用，影响到群体中的其他人。我们可以引述无穷无尽的事实，来证明群体的证词不靠谱到怎样的地步。成千上万人参与过色当战役的著名骑兵阵队，然而，面对矛盾百出的目击者证词，根本无从确定究竟是谁在左右这场战役。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英国将军沃尔斯利证实，关于滑铁卢战役中的一些重要事实，至今仍有人在犯最为严重的事实性错误，而这些事实却是被数百名目击者所证实过的。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群体的证词价值几何。逻辑学论著认为，为了证明一件事实的准确性，我们所能援引的最可靠的证据之一，就是大量证人的一致证词。然而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逻辑学的论文全部都该重写。最值得怀疑的事件，肯定就是那些被最多人所观察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上千目击者证实，这往往意味着所记述的事实与真相已经相去甚远。
从以上情况可以得出，历史书籍只能当作虚构作品来看待。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件作出的不可靠记述，并伴随着事后的诠释。浪费时间写这样的书还不如去搅稀泥。倘若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真相便会一无所知。对于一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伟大人物，比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耶稣或者穆罕默德，我们对他们的生平，拥有过哪怕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极可能一句都没有。不过，说实话，他们真实的生平对我们而言无关紧要。我们有兴趣了解的，是这些伟人被大众神话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传奇中的英雄，而绝非现实中的英雄本身。
不幸的是，这些传奇（甚至尽管它们是被书本所定格下来的）还是没有任何属于自身的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不同，群体的想象力一直不停地在改变着它们。《旧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兰
所爱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膜拜的佛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也几乎没有了共同之处。
甚至不需要数百年时间，英雄的传奇就可以被群体的想象力彻底改变。改变有时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完成。我们在自己的这个时代就已经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神话就在短短五十年中多次被改写。在波旁王朝的统治时期，拿破仑成了一个拥护自由、不牟私利、田园牧歌般的人物、庶民的朋友，在诗人们的传颂中，他该会长久地留存在乡亲们的记忆中。三十年后，仁厚的英雄变成嗜血的暴君，在攫取了权力与自由后，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就让三百万人为他命丧黄泉。在如今，我们又见证着这个神话发生新的变化。再过几千年，当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位英雄的存在，就像学者们有时也会怀疑释迦牟尼的存在一样。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只是太阳般的神话和一部赫拉克利特式的传奇历程。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他们也许能够轻松地接纳下来，因为，与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深谙群体心理学的知识，他们知道，若不靠神话，历史也就无从久存。
无论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好是坏，它们都具有的双重特点就是：极为简单和极为夸张。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他无法对差异进行区分，只会囫囵地看待事物，而且不懂其中的演变。在群体当中，情感的夸张会因此而得到强化，因为展露出来的感情会通过暗示和传染非常快速地传播，而对这种感情的明显赞同则会大大增长它的力量。
群体情感的简单和夸张使得群体既不懂怀疑也不知道不确定为何物。就像女人们一样，他们一下子就能陷入极端。怀疑一旦被说出口，就立刻成为了不可辩驳的现实。反感或是非难的评论，在孤立的个体身上并不会加强，但在群体中的个体身上，就会立刻变为极度的仇恨。
尤其在异质性群体当中，群体情感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缺席而更为夸大。确信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确定）以及暂时产生的人多势众之感，使那些在孤立的个体身上所不可能有的情感和行为会在群体身上表现出来。在群体当中，愚蠢、无知和心怀嫉妒的人们摆脱了自身的卑微无能之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粗暴、短暂但巨大的力量感。
群体身上的夸张倾向，常常会不幸地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情感，这些属于原始人残留本能的返祖现象，在孤立且有责任感的个体身上会因害怕受罚而有所约束。而群体则会因此极其容易做出极端恶劣的行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不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崇高美德。在巧妙的暗示作用下，群体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会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道德的时候，我们很快会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夸大自身的情感，因此也只会被极端的情感所打动。想要抓住群体注意力的演说家，就必须措辞激烈。夸张、断言、重复，并且绝不试图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共集会上的演说家们所惯用的论说手段。群体对他们的英雄人物也抱有同样的夸张情感。英雄人物的品质和他们表现出的美德必须始终被夸大。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戏剧中，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备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善良品质。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剧场的特殊视觉效果。也许这种效果确实存在，但是它的法则往往与常识和逻辑都没有任何关系。面向大众的艺术当然是趣味低下的，但必须有着不同寻常的特质。通过阅读剧本常常无法解释某些戏剧的成功。当剧院老板接受这些戏的时候，他们自己往往也无法确定它们最终是否会获得成功，因为，要想作出判断，他们必须能把自己变成观众
。这里，如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展开的话，我们将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风靡大众的戏剧，有时会在另一个国家毫无反响或者成绩平平，因为它没有发挥出足以调动新观众的力道。
我无需再补充说明，群体的夸大倾向只作用于情感，而绝对不作用于智力。我已经表明过，只要个体处于群体当中，他的智力水平就会立即大幅下降。这在塔尔德先生关于群体犯罪的研究中也证实过。因此，只有在情感的范畴，群体会提升到极高（或相反）下降到极低的境界。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意见、想法或者信仰，他们要么照单全收，要么全盘拒绝，不是视之为绝对真理，就是当作绝对谬论。于是，群体的信仰总是在暗示作用下被决定，而不是经由理性思考孕育而成。众所周知，宗教信仰是多么的偏执，它们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的是怎样专制的统治。
对于是非对错毫不怀疑，同时又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群体因此既专横又无知。个人可以接受矛盾和探讨，但群体则从不接受。在公共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发出一点点轻微的反驳，也会立即招来愤怒的吼叫和激烈的斥骂，随即而来的就是攻击和驱逐，让演说者无力招架。倘若现场没有当局警卫人员的威慑，异见者恐怕早已被千刀万剐了。专横和无知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其表现出来的程度千差万别；这时候，种族——这一决定人类所有情感和所有思想的基本概念，又会显现出来。尤其是在拉丁裔群体中，专横和无知达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它们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彻底破坏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强烈的个人主义独立精神。拉丁群体只关心其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特征就是：急迫且粗暴地要求所有异见分子都来顺从他们的信仰。在拉丁民族中，自宗教法庭以来，所有时期的雅各宾派，都未能建立对自由的另一种理解。
对于群体而言，专横和无知都是非常明确的情感，是一种他们很轻易产生也很容易接受的情感，一旦受到唆使，他们就会将其表现出来。群体对强权俯首称臣，却丝毫不为仁义善良所打动，仁慈对于他们而言只意味着软弱。他们从来不顺应温和仁厚的主子，而是俯首于严厉压榨他们的暴君。对这样的暴君，他们总是为其立起高高的塑像。如果说，他们敢主动将被推翻的专制君主踩在脚底，那也是因为君主失去了权势，成为了他们毫不忌惮、可以尽情藐视的弱者中的一员。深得群体喜欢的英雄类型，永远是恺撒这样的形象。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威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令他们畏惧。
对于软弱的政权，群体随时都准备着造反，而面对强权，他们则卑躬屈膝。如果当权者的势力起伏不定，那么，受到极端情感所控制的群体，就会在无法无天和婢膝奴颜之间交替反复。
不过，如果把群体的革命本能看作主导，那么，对群体心理的认知就有误了。让我们产生这种错觉的，只不过是群体的暴力倾向。他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非常短暂。群体深受无意识的支配，因此也特别屈从于千百年来世袭制度的影响，所以，他们无可避免地因循守旧。
若对他们放任自流，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转变为奴才。当波拿巴剥夺了一切自由，对所有人痛施铁腕之时，向他发出热烈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群体本能中深刻的保守性，我们就很难理解历史，尤其是人民革命的历史。他们渴望改朝换代，他们有时甚至还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可是旧制度的本质，表达的始终还是种族对世袭制的需要，因此他们总是重新陷入窠臼。群体的反复多变只作用在一些极其表层的事物上。事实上，他们的保守本性就像所有的原始人一样顽固。他们对传统的盲目崇拜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对所有能够改变他们基本生存状态的新鲜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如果在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被发明的时代，民主派就已经掌握了他们今日所拥有的权力，那么，那些发明是不可能被实现，或者说，是要付出不断的革命与杀戮的代价才有可能实现的。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应该庆幸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发现都在群体力量尚未萌芽之时业已完成。
如果我们将“道德”一词理解为坚定地尊重某些社会习俗，持久地压抑自私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太易冲动、太易变化，因此不可能是道德的。但如果我们把某些短暂出现的品质，诸如忘我、奉献、不计私利、自我牺牲、追求公正等，都算入“道德”的概念中，我们反倒可以说，群体有时候是有着非常高的道德境界的。
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们，都只是从犯罪行为的角度来观察他们；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为的频繁程度，他们认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下。
情况常常就是如此，但为什么会这样？简单地说，因为原始时代残留下来的野蛮破坏力，是沉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本性。在每个孤立个体的生活中，满足这样的本性对他而言是危险的，然而一旦他并入了不负责任的群体当中，知道肯定不会受到惩罚，他就会彻底地放纵这种本性。由于不能总将这种破坏性本能发泄在自己的同胞身上，于是我们便对准了动物。正是源于这一点，群体对于狩猎和残暴行为有着普遍的热情。群体慢慢地折磨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品，显示出的是一种懦弱的残忍；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十几个聚集在一起的猎人饶有兴致地围观他们的猎犬追逐并撕咬一只可怜的鹿时所表现出的残忍，有着同源的相似。
如果说，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么，他们也同样可以牺牲、奉献、大公无私，其行为的崇高甚至远远超过孤立的个体之所为。尤其是在身处群体的个人身上，往往能够唤起光荣、名誉、宗教与祖国的情感，使之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志愿者那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唯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无私与奉献。
多少群体为了他们一知半解的信仰、理想和只字片语慷慨赴死。罢工的人群往往更多地是为了服从一句指令，而非为了增加一点微薄薪水以满足自己。在群体当中，个人的利益极少会成为强大的动因，相反，在孤立的个体身上，它几乎是唯一的动机。当然，也并不是利益在引导群体投入那么多的战争，这些战争往往是他们的智识所无法理解的，但他们却轻易地在其中遭受屠戮，就像云雀被猎人所摆弄的镜子迷惑，丢掉性命。
即使是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也唯有在置身群体之时，会短暂表现出对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守，这样的事例时有发生。泰纳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九月惨案”
的屠杀者们将他们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珠宝，都拿出来放在会议桌上，而这些东西他们本可以轻松地据为己有。在1848年大革命期间，蠢动叫嚣着攻陷了杜勒利宫的穷苦民众，也并没有染指任何一件光鲜的物品，而事实上哪怕随便一件，都可以换得多日的口粮。
这种群体对个人的道德教化作用，诚然不是定则，但也是一种常见的规律。除去我刚才举例的那些大环境，这种作用在普通情况下也是常见的。我已经说过，在剧院里，观众们会想要在剧中主角身上看到被夸大的美德，我们通常会看到，这里就算聚集了三教九流，场面也总会显得一本正经。浪荡子、皮条客、二流子们面对略显轻浮的场景或台词，往往也只是窃窃私语，这和他们惯常的说话方式相比，明显收敛了许多。
因此，虽然说群体常常放任自己低劣的本性，但他们也不时会成为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说，无私、顺从、全身心地投入某个虚幻或切实的理想，这些品质可以算作美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对这些美德的拥有程度，是最智慧的哲学家也无法企及的。他们也许是在无意识中践行这些美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应该太抱怨群体总是为无意识因素左右，总是不作思考。倘若他们时不时思考和追问他们的眼前利益，那么也许就没有任何文明会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发展起来，人类也就不会拥有自己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