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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是“三平理论”提出的大制度背景，计划经济本身就存在着集中的内在要求，即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计划，主要的财力物力主要由中央统一调度：财政统收统支、银行统存统贷、物资统购包销。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政府对于经济运行采取直接的数量与价格管理的方式，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的运行间接调控。具体来看，要理解当年综合平衡的实现过程就必须了解计划体制下一些特定的制度安排及其经济意义。
“财政和金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钱口袋”，在统收统支的计划管理体制下，财政为主，金融为辅。国民收入中的主要部分是经过财政预算进行分配的，所以要实现物资的平衡，就要先有货币收支的平衡，而财政是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同时信贷收支平衡又有赖于财政收支平衡。这样在“三个平衡”中财政收支平衡就处于关键地位，欲实现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就必须先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因此，国家便把宏观控制的目标首先放在财政收支平衡上。只要管住财政收支，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那么，信贷、物资就基本上可以取得平衡，从而国民经济的总体也就平衡了，货币流通也就稳定了。
通过表5—2,我们对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进行历史性考察，可以发现1953—1978年间财政收入的平均占比为34.3%，财政收入对国民收入的弹性值为1.111,这说明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非常高，而且其增长速度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1979年开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到1982年下降为25.4%，财政收入对国民收入的弹性值也逐年下降，由大于1变成小于1,即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此相对比的是银行各项存款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2.3%上升到1984年的12%。曾康霖（1986）提出，银行信贷差额是否最终靠财政来弥补？这几年财政收支出现赤字，财政没有钱弥补信贷差额，财政收支的差额反而要通过银行信贷来弥补。经济体制改革塑造了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主体，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个人部门倾斜，使银行信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了，信贷成为筹集和分配货币资金的主渠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逐步演变为“小财政大银行”，从而使信贷平衡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宏观经济平衡的实现方式逐步由财政收支平衡作为关键点发生了变化。
表5—2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二者的增长弹性值
说明：*弹性值为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增长之比。
资料来源：陈共：《财政学》,19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信贷收支平衡的实质是要追求货币供求平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求均衡的影响因素很多，其实现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入手，既有赖于中央银行，又受制于商业银行、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上缺乏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与投融资主体。同时，银行体系是“大一统”模式，全国上下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资金管理采取统存统贷的管理方式，银行信贷是除财政拨款之外企业唯一的资金来源，因此，货币供求变化就单一地表现为信贷收支的变化。市场经济机制下，复杂的货币供求均衡问题就简化为信贷收支平衡问题，信贷收支受到综合信贷计划的控制，同时信贷资金的收与支也极大地受到财政部门行为的影响。以上几个因素就决定了信贷收支平衡而不是货币供求均衡成为“三平”之中的综合反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筹资主体和资金筹集方式的多元化，银行体系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央银行间接调控机制的确立，人们对信贷收支平衡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货币供求均衡的关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政府部门对于资金运动的管理主要依靠财政收支平衡，辅之以信贷收支平衡来实现，而其对物资供应的管理则是通过数量管理与计划价格手段实现的。从1953年起，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企业以产定销，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产品价格由国家核定。当时商业部门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多数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从工业部门来看，“统购包销”就是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必须由专门的机构进行收购，生产者不得私自将商品卖给其他商人，然后，由这个专门的机构再将收来的商品统一进行销售，不得转销。从农业部门来看，国家于1953年10月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当时，政府部门除了对工农业物资采取直接数量管理之外，还根据需要通过价格手段来实现物资供应的调度与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工业品的“统购包销”与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管理方式的转变，物资供应体制逐步转换为市场流通体制，计划价格转换为市场价格，政府已不再直接协调物资供求的关系，而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调控来影响物资供求的平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