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由此，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建设时期。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当年的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在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长21.3%的情况下，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却增长了50.7%，当年新增财政收入的60%用于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为了平衡财政收支，不得不将以往的财政结余抵作财政支出。由于财政结余存在银行，已构成银行的一项资金来源，而国家预算动用财政结余时没有结合信贷计划统一平衡，因而导致了银行贷款紧缩，商业库存下降，削弱了国营商业对市场的控制力量，给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带来了困难。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及时发出了“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支出、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年度计划执行的结果，不仅没有动用财政结余，而且做到了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2.74亿元（参见表5—1），银行的财政性存款和商业库存也都有所增加。在这次波动之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财政存款、银行信贷与商业库存之间的关系，使得对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1956年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工资增长过快，农业贷款增长过多。由于基本建设安排过大，同时又没有相应压缩贷款规模，结果使得财政支出远远大于财政收入，当年财政出现18.31亿元的赤字（参见表5—1），除使用上年结余10.11亿元弥补赤字外，中央动用决算时在银行存储备用的结余存款5.04亿元，地方财政动用了以前年度中央拨给地方作为周转之用的结余款项1.35亿元，其余1.8亿元通过银行透支解决。动用了历年的财政结余使得信贷收支也出现差额，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比较紧张，商业库存下降，市场货币流通量超过正常需要，物价面临上涨压力。这次教训使当时的决策者深刻地认识到了财政与信贷的内在联系。

从1958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经济建设忽视了经济规模和综合平衡，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大上基本建设项目，脱离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计划上的高指标使得财政出现“大收大支”，银行出现“大存大贷”：最终结果使得国民经济的正常比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效益大大下降，财政表现为大量赤字出现,1958年为21.8亿元,1959年激增到65.74亿元（参见表5—1）。银行则表现为信用膨胀，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1961年末的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末增加了1.4倍，价格上涨、物资供应紧张，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严重通货膨胀。这次经济挫折从反面说明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1960年和1961年的经济调整，宏观经济曾一度有所好转。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一次打断了经济发展的历程，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财政综合平衡的理论被作为错误的东西加以批判，认为追求平衡就是“右倾”保守。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停滞不前，在1966—1976年间，财政收入总计7 225.27亿元，财政支出为7 244.16亿元，收支相抵后有赤字18.89亿元。财政从账面上表现为虚假平衡，但是事实上国家财政极其困难，也同时出现了信用膨胀和物资匮乏，表现为长期的抑制性通货膨胀。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决策方面的失误数度出现导致物资匮乏、信用膨胀、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受阻的情况出现，综合平衡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提出并逐步发展完善起来。 IKiwbu86ooy6X9cNi4cioqA1obAPX3i+RVTYBYuSjUSiETVS7eO6gCDvRdAU+G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