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经验，财政经济工作是在实践中摸索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都习惯地把上年的财政结余列入当年的预算，并安排支出。开始，由于编制计划的水平不高，对经济发展情况的估计不够准确，收入计划打得不足，支出计划也打得不紧，执行的结果尚有结余，因此没有出现问题。经过3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财政经济状况出现了根本的好转，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特别是1952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当年财政收大于支，结余了7.73亿元，累计财政结余30亿元。从1953年起，国家进入了“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由于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一方面头脑有些发热，预算的盘子开始打大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缺乏经验，在编制1953年国家预算时，将已作为银行信贷资金使用的上年度财政结余全部打入了预算收入，并抵作当年支出，从而扩大了支出，预算的底子铺大了。当时只有苏联专家库图佐夫（后来任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劝告过我们不能动用上年结余。由于没有弄懂不能动用结余的道理，以前动用结余也没有出现问题，结果没有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戎子和,1991）。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1.3%，而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比上年增长50%，使生产与需要之间失去了平衡，导致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一度发生紧张状态。“在当年的预算执行中,1月份就出现了赤字，到1953年7月份，财政赤字累积已达10.74亿元。当执行中出现财政赤字后，一方面动用上年结余，向银行提取存款；另一方面造成银行信贷资金紧张，从而不得不控制商业部门的贷款，迫使商业部门压缩库存物资，造成商品流转的困难”（宋新中,1997,p.136）。“各地商业部门纷纷压缩库存，减少收购，把挤出来的钱归还银行，这就是所谓商业的‘泻肚子’，一度使市场造成人为的紧张”（宋新中,1997,pp.137138）。财政出现了赤字，银行信贷发生了差额，商业部门又减少了库存，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这是1953年“一五”计划伊始的一次“小冒进”（宋新中,1997,p.136;戎子和,1991）。针对出现的问题,195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及时采取了有利的调整措施，才解决了问题。经过努力，到1953年年底，不仅没有动用过去结余的30亿元资金，而且本年财政收入略大于支出，这就给国家银行充实信贷资金、巩固货币信用，从而对稳定市场物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1954年起，开始实行国家预算每年编列一笔“增拨银行信贷资金”的办法。这说明，在当时国家银行靠本身吸收的存款不足以满足贷款的需要的条件下，国家财政对银行信贷的支持已由不自觉、无计划转向自觉和有计划了（李成瑞,1991）。

国家财政的结余能不能利用？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问题。经过分析，很快就了解到：财政结余作为财政金库存款，存放在国家银行中，而当时国家银行的信贷业务已从支持财政转向支持国营经济，主要是国营商业。财政结余存款已被国家银行作为信贷资金的来源，借给商业部门作为流动资金占用了。打个比喻说，这个“女儿”已经嫁出去了。现在，国家财政又把它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就好比把这个“女儿”又嫁给了另一个“婆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1953年“一女二嫁”的“小失误”。当然，在物资库存确实过多的特定条件下，财政结余也可以适当动用一部分，但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李成瑞,1991）。“当时银行信贷资金严重不足，自有资金又很少，信贷资金的扩大，除了依靠吸收存款和城乡储蓄以及必要的货币发行外，很大程度上依靠财政存款的增加，其中包括财政结余。财政动用上年结余，必然会影响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使银行收回已经发放的工商业贷款或者发行货币。30亿元上年结余是当时银行储蓄存款总额的3.5倍，相当于1953年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一旦动用，会对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产生严重影响，也会影响物资供应的平衡，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另外，上年财政结余中还包括应完未完工程投资和经国家批准的各种跨年度的经费，如自然灾害救济款、水库移民经费、防汛和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等。这些钱已经安排了用途，也是不能动用的”（王丙乾,2009,p.64）。

《李先念初理新中国财政》（高敬增、蒋冠庄,2009）一文介绍了当时的情况。1953年动用财政节余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53年9月8日，陈云指出，当年财政预算把上一年结余列到收入中，是虚假的数字，要列入，支出也应该列上。陈云认为这是当年财政预算的错误（陈云,2005,pp.445446）。虽然陈云讲了话，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对能否动用上年财政结余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仍然存在。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特别是地方财政工作人员认为，既然是财政的钱，为什么财政不能动用；另一种意见认为，财政结余是存在银行里的，银行已经把这部分钱贷出去了，财政动用这些钱，银行没有充裕的资金，就会出现问题。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专门组织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和财政部、人民银行对能否动用上年财政结余进行了研究。他还请苏联专家给财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苏联不允许动用财政结余的经验。李先念仔细听取两种意见，深思熟虑后认为后一种意见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这是在实施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时，财政和银行两家都使用了同一笔钱（后来形象地说这是“一女二嫁”）。当时，财政结余作为银行的存款，已经由银行以信贷资金的形式贷给商业、外贸、工业等部门，充实它们的流动资金，大部分已变成了库存的商品、粮食和物资。如果财政又用这笔钱，就要抽回这一批贷款，这已不可能。否则就要同时设法增加这些部门的流动资金，不然就无法掌握货源，无法保证物资商品的正常供应。如要增加流动资金，或者是增加财政支出，出现赤字；或者是增发货币，弥补信贷资金，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市场物价。因此，后来李先念曾反复强调说：“信贷计划和财政预算是国家分配资金的两个不同形式，考虑财政平衡时，同时也要考虑信贷和现金的平衡，两者必须互相衔接，密切结合。因此，使用上年结余，就需要有数目相等的信贷资金或流动资金来弥补，所以实际上还等于增加本年的开支。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也就是说，想拿上年结余解决本年的开支是不可能的”（李先念,1992,p.67）。

李先念在1954年8月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和10月主持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上年财政结余不能列入当年财政收入。地方必须把财政结余留作财政后备，地方可以动用一部分，但必须严加控制，次年7月以前不能动用上年结余，地方动用结余须报送国家计委及财政部审查批准。他指出：“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中学到的一条经验是：财政预算、信贷计划与现金计划都要平衡。今年财政收支是平衡的，打得比较稳。下半年的信贷计划也是平衡的”（李先念,1992,pp.3738）。“必须考虑现金平衡问题，如果现金不平衡，就会反转来影响到财政预算不能平衡，影响到物价的稳定”（李先念,1992,p.57）。他提出，对于历年财政结余，应一部分增拨为工商企业流动资金，一部分增拨为银行信贷资金。后来，在李先念主持下，建立了由国家预算增拨信贷资金平衡信贷收支差额的制度，并且提出由国家财政拨给国营企业流动资金30%为自有资金的意见，经报请周恩来同意实施。这对企业资金的正常周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敬增、蒋冠庄,2009）。

对能否动用上年财政结余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一直存在，终于导致了1956年经济发展上的又一次冒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3年财政经济形势大好的条件下，当时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进而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职工工资总额和农业贷款三个方面增长过快的现象，当时称为“三管齐下”。

一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基本建设投资逐步加码，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57.7%，多用了15亿元以上，占当年预算支出的45.7%。由于基建规模的扩张速度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造成财政支出供应紧张。同时由于基建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引起了生产资料特别是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供应紧张，不少工程出现窝工，效益降低；由于钢材紧张，挤占了轻工业部门生产用的钢材，影响了市场消费资料的供应。二是职工工资增加过多。这一年原计划增加职工84万人，实际增加了515万人，加上升级调资，使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37%，而同年消费资料增长20%，幅度虽然也相当大，但仍然供不应求。三是农业贷款增加过快。当年计划农业贷款增加11.2亿元，实际贷出额为20.3亿元，比原定计划超过1倍。手工业贷款和公私合营企业贷款也大大超过了计划。银行信贷收支出现缺口，只能依靠增发钞票来解决。1956年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5年年底增加了16.9亿元。由于以上情况,1956年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赤字数额达到18.31亿元。这个差额除了动用历年财政结余10.11亿元外，还采取了向银行透支和动用地方预算周转金的办法。挤银行发票子，引起市场物价波动。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李先念同志总结经验教训，指出要消除赤字，必须千方百计压缩财政支出（王丙乾,2009,p.86;李成瑞,1991）。1956年6月5日的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修改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减少基本建设投资的建议。 qRRzlkE2saBpZE1camSqZSkbG9lBXsokY3WNpcqbqK4jukSXp1Df1hGsTwCZ+pU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