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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银行或财政与信贷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将其完全割断。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应对，再一次说明财政与银行之间的“连裆裤”关系将是长期存在的，只不过是如何处理好这种“连裆裤”关系，如何协调二者的连接点，如何运用这种关系服务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因此，财政银行关系或财政与信贷的关系是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问题，需要根据不同时期财政银行关系的特殊性及其连接点来使二者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更加规范、协调。
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我国财政与银行的“连裆裤”关系，人们就曾进行过广泛讨论。沈水根（1982）在1981年最早提出应由银行来统一管理全国的建设资金，财政可以退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退出生产建设领域。宁学平（1982）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财政在分配剩余产品价值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财政作为国家总账房的地位不能动摇。任峻垠（1985）认为，财政和银行作为国家的两个“钱袋”，应在必要的时候统一调度资金，相互支持，试图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是不现实的；针对当时“财政挤银行”的情况，认为应采取措施综合平衡财政信贷。郑炎潮（1986）主张创建一个使资金的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协调一致的财政银行资金管理机制，强调财政与银行应是分离且协调统一的，财政与银行应当并重并且实现一体化。邓子基（2007,p.108）在对财政与银行的联系、区别与分工协作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财政与银行两家理应在密切协作的前提下合理分工，各据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应当自觉地运用财政与信贷这两个工具及其运用规律，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职能作用。周建松（1986）曾彻底否定了财政银行的“连裆裤”体制，提出建立财政银行关系的新模式，认为财政银行资金应以借贷关系为主；货币发行权属于银行，超额发行要缴纳税金；财政银行一体化进行企业投资；银行收益分配应制度化，实行税收缴纳等四个方面。俞天一（1992）则赞成“连裆裤”理论，强调不能忽视否定财政与银行之间的客观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并从财政与信贷在资金投向、投量，收入（或资金回收），企业经济效益和分配，企业资金使用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内在联系。王传纶（1992）认为财政银行关系包含三个层次：财政部门与银行机制的关系；政府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关系；包含在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后面起着重要作用的诸种因素的关系。否定了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观点，不赞成中央银行的独立。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的政策目标从根本上是共同的，从基本内容上是重合的。范林录（1992）认为财政掣肘银行源于新经济体制下的旧财政职能，明确银行是国家分配生产建设资金的主渠道，变对财政“暗补”为银行自主性投资，下放财政事权。张恩华（1985）则力主中央银行应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发挥制约政府信用过度膨胀的作用。朱明熙（1987）认为，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原因并非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财政与银行的协同配合、同舟共济是国家运用财政金融杠杆调节经济的内在要求。俞天一（1992）认为，财政和银行应该按照各自特有的功能对国民经济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努力保持各自的平衡，互相尊重对方的平衡要求和经营管理方面的自主权，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不能由此而忽视或否定两者之间的客观内在联系，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只有正视这种客观的内在联系和无法摆脱的互相影响，才能在进行改革和计划财政、信贷收支时，做到未雨绸缪，互相协调配合，实现真正的平衡，从而对国民经济发挥最大限度的杠杆作用以及进行有效的调节。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忽视两者之间的客观内在联系，不顾在一定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那么必将事与愿违，使主观上希望保持的各自内部平衡最终遭到破坏，预期的各自最大功效必将难以发挥。这正如“连裆裤”，尽管可以按照人们的某种意愿把它剪开，并分开缝制成两条裤腿，但是它们（两条裤腿）所服务的人的身体，仍是两腿相连不可分割的。没有一条腿平稳地站住并使出一定的力量，另一条腿就不可能朝前迈进，一条腿被滑倒在地，另一条腿如果不是被同时滑倒的话，其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吃力地、甚至是在被扭伤的情况下独自支撑整个身躯，以免整体跌倒。“裤子”虽然在表面上变成了各自独立的两条“裤腿”，但实际上仍然互相联系着。它们必须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才能发挥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财政与银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着眼于经济运行的现实以及特定时期财政与银行内在联系的不同机制，从实际出发，研究怎样才能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顺应市场要求，更好地发挥其间接调控作用；怎样才能使财政部门与银行分工协作，紧密配合，更好地实现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1）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
协调好财政和银行两大部门的关系体现在经济政策上便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主要以公债、公共支出、税收、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等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财政与银行信贷是国家从宏观上集中分配资金的两条不同的渠道，都对社会总供求进行调节，共同作用于经济运行。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作用机制、作用方向以及在扩张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需要在二者之间灵活调度，协同贯彻政策的调控意图，保证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陈共,2007a,pp.420 439）。
除此之外，还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姚云琦,2007）。
（2）继续保持财政与信贷的综合平衡。
财政和银行是国民经济中的两个重要的综合部门，财政和信贷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重要杠杆。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建设投资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国家财政投资的多少，而国家财政投资能力的大小则由生产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但是，在国民经济总投资中，国家财政投资依然占很高比重，且财政政策的作用始终制约着各种投资的数量和结构。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关于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的精髓仍然是适用的（俞天一,1992）。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反映和控制货币流通的关键环节（黄达,2009,p.59）。信贷收支平衡从根本上说是货币流通问题，财政收支平衡其目标也是稳定货币流通与协调市场供求。因而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保证货币流通的稳定及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基本协调，这是再生产过程得以顺畅进行和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关系得以顺畅实现的关键性条件（黄达,2009,p.192）。从实践中看，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应做到:a.国家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对未来经济走势进行科学预测，制定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计划，对这两种收支进行统筹安排;b.国家明确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的法律规范，使这两种资金的运行有法可依;c.国家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运行情况加以审查。
（3）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为了使央行分行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增强独立性，改变了人民银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状况，在全国成立了九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虽然中间显出了一些弊端，但这对加强金融企业自身建设无疑有积极作用。但是从总体来看，货币政策的制定权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中央银行，更不用说当央行和政府对重大经济决策发生严重分歧时，央行可以拒绝听从政府的指令，按照自己的方案行动。我国的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这是导致银行承担财政支出、财政风险向金融体系转嫁的重要原因（姚云琦,2007）。
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一方面要在法律上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权，提高央行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要彻底阻断财政向央行的变相透支，切断财政和央行的融资关系。具体来说，政府应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改进和完善调控手段，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减少乃至完全杜绝政府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干预，以法律、税收、产业政策等财政政策手段实现对国内金融机构的管理，使商业银行能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营。
（4）处理好财政、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长期大量亏损是影响我国财政银行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要规范财政银行关系，完善财政银行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规范国有企业与财政、银行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理顺企业、银行、政府三者的关系，真正建立起企业借款必须还款的约束机制。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突出产权改革这个核心。在原来的产权制度之下，国家是全社会经济资源的产权所有者，也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唯一所有者。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不是独立的产权主体，它们实际上是同属于国家这一产权主体。因此，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借贷并不是不同的所有者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借贷，而是从所有者的一个口袋放进了另一个口袋，这种债务是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权约束的。企业对银行债务约束缺乏的问题，就是通过股份制改造等形式缩小国有企业规模，从所有制上割断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关系。同时，打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实现政企之间、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之间的分离，使产权主体明晰化、具体化，减少行政干预所产生的信用无序状态，使国有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为盈利而生存的企业，使它们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避免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无效配置。另一方面，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使国有企业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运行机制和体制（姚云琦,2007）。
（5）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国债运作管理。
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要规范、强化、整合债券市场，切断隐性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渠道，切断企业和银行用信贷资金盲目投资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资纳入到“开前门、堵后门”的正常轨道上来。完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国债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同时，协调和完善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协调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姚云琦,2007）。
（6）完善金融市场的规范建设。
完善金融市场是财政与银行进行制度协调的另一重点。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在内的整体金融市场的完善，可以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除了市场的统一和完善、有效机制的建设等问题，需要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金融市场的主体建设，即通过促进金融主体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使得财政和金融政策能够在现实经济和货币经济两个层面进行协调，因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往往就是从这些金融主体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二是对金融创新的财政支持。在一国的金融深化过程中，财政与银行政策的配合是全方位的。就金融创新来看，无论是金融产品的开发还是交易过程的创新，通常都需要有相应的财政支持才能实现。
（7）加强银行部门的财政监管。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部分权利的实现是以财政为后盾的，是财政权利的一种间接表达，但随着自身实力的扩张，银行有时在权利上排斥财政。财政部门是银行业国有资产权益的总代表和管理者，财政部门对银行业实施的财务监管是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一环。因此，在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时，财政部门必须作为出资人和最终责任人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财务监管。
①加强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财政监管。主要包括：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国人民银行职能体制；研究制定部门预算编制操作规程，建立基本支出定员定额标准体系，制定适应人民银行特点的经费定额标准；改进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适应部门预算管理要求；加强对央行的财政监管，确保预算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郭慧芳,2009）。
②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财政监督。监督内容主要包括：健全商业银行财务事项登记备案制度和检查制度；做好商业银行有关财务事项审核监管工作；建立健全财政监管的组织机构，发挥财政监察专员办的作用；建立商业银行风险状况与信用等级的公告制度，对商业银行开展绩效评价，防范金融风险；建立对商业银行违规经营的处罚制度；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应建立起协调机制，做好分工协作工作（何志浩,2009）。
③加强对政策性银行的财政监督。对政策性银行的财政监督主要包括：清理历史包袱；明确业务领域；科学设定政策性银行融资方式（周鹏,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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