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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宋涛（1914— ），安徽利辛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一级教授。本文回顾了他参加革命、教书育人等方面的经历和坚持真理、上书周总理的故事。
我现名宋涛，原名侯锡九，别号禹鼎，小名叫侯大全。侯锡九是我第一次上私塾的时候先生给起的，取禹有九鼎之意。1914年12月5日我生于安徽省利辛县展沟集谢圩子侯庄的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
我从小喜欢读书。8岁跨入私塾大门，在私塾学的就是《三字经》、《百家姓》以及《论语》、《孟子》、《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古文观止》、唐诗等古文化典籍。8年的私塾使我得以接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的教育熏陶，对人要友爱，为人要正直，要勤于学习。
1930年，上完私塾后的我开始进入新式的阚町集小学学习，但不识字的父亲认为我能记个账已经足够了，后来在我百般恳求下勉强同意我上了小学。在那里，我有机会阅读了李大钊的《李大钊文集》、陈独秀的《独秀文存》等书籍，觉得他们所描绘的未来社会跟我所生活的现实完全不一样，比我看到的生活要好。
小学阶段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我们校长和老师还组织我们上街游行、喊口号。这一事件使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只能使国家走向没落，落后就要挨打。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参加革命的一个思想起点。
1932年，我小学毕业后，父亲因中学学费不菲，坚决反对我继续读书。但我不愿意就这样半途而废，我这个长孙在奶奶的支持下，父亲四处筹集学费，最终同意我就读于阜阳丽泽中学。我虽然是个埋头苦读的好学生，却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大公报》是每天必到校图书馆去看的。在街上我不时地还能看到国民党的部队荷枪实弹，很威武地向阜阳南部的霍邱等地去“围剿”红军，当时红军正在那一带闹革命。不断的内战让我对未来充满迷茫和困惑。
1934年暑假，因为家乡遭遇洪水侵袭，只得辍学。在展沟集小学任教的同时，我自学完成了初中的课程并攒了一些学费。1935年我考入了安徽省省会安庆一个教会办的圣保罗高级中学。学校特别重视英语课，正是这段时间的英语学习让我后来在解放区得以接触和学习一些经济学的英文书籍。
1937年夏，我第一次从安庆回家过暑假，谁曾想在返校的路上，七七事变就爆发了。随着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安庆的形势急转直下，学校被迫停课了。我想，如果日本人来了，我们家乡也被占领了，我不就成为亡国奴了吗！后来有一天，我在学校的布告栏上看到安徽省学生战地服务团招人，我好像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前进方向，马上就报了名，从此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我先被分在32团任副团长，后调任33团团长，前往安徽省潜山、霍邱、颍上等地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1938年5月，五战区的动员委员会把我们团抽调到六安集训，在讨论抗战的集训会上，我慷慨激昂地就抗战形势做了个很长的发言，我说中国一定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也因此被动员委员会里的地下党组织发现，经人介绍在新四军立煌兵站加入了新四军。
参加新四军后，支队政委郑位三同志要求我们新加入的几位同志改名字，我们几个刚参军的同学在一片小松树林里想着如何起名字，风吹松树林使之发出波涛般的声音，我说我叫侯松涛。报上去后，郑位三把我的姓去掉，又把“松”改成了“宋”，从此我就叫宋涛了。
组织上先是安排我到前线做宣传工作，不久，安排我们去延安学习。我们七位同学经过长途跋涉、冲破封锁，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组织上征求我们是否愿意去学校的意见后，我和王廷、陈亦琴两位女同志终于在1939年四五月份到达旬邑的陕北公学，编入31队，我被指定为队里的学生会主席，不久又被指定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在陕北公学，我们一般是上午上课、自学或听报告，下午开荒种地、挖窑洞，晚上学习、讨论问题，精神上非常充实。
1939年7月，我随陕北公学并入新成立的华北联大。8月下旬，华北联大和抗大的师生在罗瑞卿、成仿吾的带领下向晋察冀解放区出发，我被队里分配作为火力排排长，和大家一起开始东渡黄河，越过封锁线，挺进河北阜平的城南庄。
我们华北联大师生安顿下来不久就开始上课。当时的老师、干部全都和同学们同甘共苦，一起在大食堂吃饭。他们不仅在业务课上有精深的造诣，还有非常良好的品德作风，大家在一起都没有什么思想顾虑，精神上感到非常轻松。
1939年11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在城南庄的打麦场上举行开学典礼。典礼之后，当文艺学院的师生正在演出时，成校长突然在前面紧急通知：“敌人的冬季‘扫荡’开始了，各队快快回去，带好衣物，准备反‘扫荡’，学校师生一起向西南方向的平山、五台一带转移。”那时正值初冬季节，寒风在山沟里呼啸，不久开始下起了小雪，地上积雪渐渐没过脚面，饥寒难耐，但有革命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支撑着我。我们在山区整日与敌人周旋，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就这样整整转了一个冬天。
1940年3月，反“扫荡”胜利结束。队伍集中后，学校宣布学生毕业并分配工作。我和另外十多个同志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四中开始教书生涯，当时的边区中学是为提高边区干部和青年的文化理论知识、培养革命干部而办的。我上的第一门课是统一战线，这对于我这个非党员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在陕北公学时，我们队的指导员刘星华同志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没等我回答，他就因有人找出去了。1942年学校搬到唐梅村的时候，组织上认可了我的工作和申请，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边区四中，教书育人开始成为我最重要的任务，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当时就觉得，作为教员，自己首先要把要讲授的每个学术问题研究得深入，自己若是一知半解，对不起学生，误人误己，因此当教员必须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我一面学习一面教，当时没有现成教材，我就自编讲义，由刻蜡版的同志油印后发给学生。由于打游击和敌人“扫荡”，油印的讲稿有时没法带走，就埋在地下，一下雨，讲义被泡成一团，字也看不清了，有的就和泥巴沾在一起分不开了，所以解放以前我写作的讲稿等内容都没能留下。
边区中学因为教师缺乏，我陆续教过的课程有边区建设、社会发展史、生物、化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政治课等。在打游击的时候，跑到山里面我也想尽办法给学生们上课，我自己也努力抓紧一切时间读书、思考问题，从不懈怠。后来，我除了当班主任和教书外，还给学生每周作一次抗战形势的报告，来增强大家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在生活上我也尽可能地照顾他们，我还负责给学生看病。因为在唐县边区四中的时候，白求恩医学院离我们很近，我除了教书备课外，还挤出时间去白求恩医学院听课，学了一些简单的医术，来为学生们治病。
1944年8月，我们边区中学根据上级安排合并到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我负责给教育学院的中学班上语文课和作时政报告。
1945年8月，全校的教师和学生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从教室和卧室中奔涌而出，大家在一起欢呼、拥抱，叮叮当当敲脸盆庆贺。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陈建民同志结为夫妻，和一同批准的陈辛人夫妇等共同办了一次简朴的集体婚礼。
随着张家口的解放，我们联大教育学院于1945年9月陆续搬到张家口，我爱人随队前行，后分配在张家口的区委从事妇联工作。在张家口的东山坡，华北联大陆续成立了直属于校部的政治一、二、三、四班，我担任政治一班和后来成立的四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兼教员。1946年，国民党的军队开始进攻解放区，准备进攻张家口，联大师生开始从张家口辗转八百里经过广灵等地，来到河北束鹿县继续办学。
1947年夏秋时节，政治学院成立经济系和政治系，我任经济系主任兼政治经济学教员。华北联合大学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开始按照正规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办学。我当时制定了办学的一些初步计划，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还开设一些部门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根据进城后的工作实际和现时需要而设置相关课程，让学生们既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又能结合实际，解决现实问题。为了使学员在学习中不局限于课上所讲内容和书本上的理论，组织学生参加土改运动、社会调查，深入到田间地头，了解土改、生产、支前方面的情况，要求他们真正做到学有所用。
1948年初，根据组织安排，我主管的经济系的学生归并到王学文在石家庄办的经济干部管理学校。不久，华北联合大学将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我担任第一区队区队长、教育科长兼教员，负责给政治班的学生们讲党史、抗日战争史和时事政治等课程。
北平解放后，华北大学迁到北平。由于解放全中国需要迅速培养出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学校也把重点工作放在华大一部的政治培训班上，大量招收知识分子。不久，校舍爆满，学校陆续设立正定分校和天津分校，我负责主持天津分校，扩大在天津的招生规模。
天津分校先是设在意国兵营，由于学生越来越多，也面临校舍紧张问题，经和当时的天津市委联系，迁到郊外东局子原法国兵营。在新校址的大院里举行了简短的开学典礼。我代表学校作了简短讲话，鼓励学生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的理论，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牢记“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校训，向工农兵学习，向实践学习。天津分校的在校学生达三千多人的规模，我除了要处理繁重的日常行政事务之外，还要给学生们上课，在我从教的几十年里，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在何种岗位上，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学工作。
8月，天津分校的学生分配工作开始，我从毕业的学员中选调了十几位政治上可靠、文化水平高的毕业生回京留校工作，学校准备创办新中国的正规大学。回京后，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到西城区拈花寺主持办学习班。政治研究所接收的学员主要包括一些较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有很多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教授、副教授、回国的留学生等高级知识分子，前后办了四个班，三百多人，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解党的政策、改造思想，树立新的革命人生观。我除了和艾思奇一道讲授哲学外，还负责作时事报告，同时主持研究所的日常工作。
1949年10月1日，我在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上观礼，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见证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第一次冉冉升起，心情无比激动。
当我们还沉浸在新中国建立的喜悦中的时候，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开始了，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当时我已是校党委成员，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开会，研讨院系设置、课程设置等等一系列问题。
1950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经济系，任命我为经济系主任，招收了3个班150人左右的本科生。我本来拟了一个经济系的发展计划，建立教师梯队，围绕经济系到底需要哪些学科和教授来支撑，计划开设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学说史、中外经济史、一些必要的自然科学等科目。6月份，苏联专家来了以后，这个计划就没有完全进行下去，因为要学苏联的，由苏联专家对各系所学的学科进行设置。学校还规定，学英文的一律要改学俄文，学英文被认为是崇洋媚外。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经济系的本科学生并入经济计划系，经济系被撤销，成立直属于学校教务部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我担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同时成立了研究生班，由苏联人讲课，学科建设完全是照着苏联的模式设置，采用苏联的教材。
1950年10月3日，刘少奇、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我作为全校教师代表在台上作了发言，发言稿经成校长审阅过，发言内容大致是：我们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教师和学生都要尽最大努力工作和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在教学方面，我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当时授课内容完全按照翻译的苏联教科书讲，但我还是在不断地思考讲授的内容。经过长期思考后，我逐渐发现教材的内容和我国现实有很大距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思想上可以认为这方面存在问题，但很难把反对意见说出来。于是，我就开始在一些会议上，提出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大跃进”刚开始时，我们还没有下去调研过，编的教材中有一些片面地讲“大跃进”如何好的内容。后来我下放到河北安国，在地方上看到一些实际情况以后，自己的思想就更成熟和坚定了，我发现理论与实践有很大的距离，实践上有很大问题，理论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就感到不能跟“风”跑，同时强烈地感觉到，做学问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要真正了解现实情况。理论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做学问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随风倒。
当时社会上对人的家庭出身和成分非常讲究，有的人对有国外背景的人差不多都被视为“有问题”，敬而远之，但我不怕这些。我觉得，只要在某方面有真才实学、品德好、为人正直，经过了解，我就会把他请来我们系任教，并为其创造出较好的环境。我认为，搞政治经济学的不能不懂西方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覆盖各个国家的，联系国内实际时也要联系世界的实际。在经济学方面很有才华的吴大琨是从美国回来的，刚开始，他因其他原因从山东大学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历史，我知道他是搞经济学的，就把他从历史系调到经济系。1957年，我抽调了经济系的部分教师和学生，由吴大琨主持成立了世界经济教研室和世界经济专业。
高鸿业1957年正值“反右倾”高潮时回国了，他是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他的回国当然是一种爱国表现，但是没有学校敢要他。因为解放以后，西方经济学在院系调整后完全被禁止了。我研读过经济学说史方面的一些书，在解放区就读过亚当·斯密、李嘉图、凯恩斯等人的英文书籍，我认为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和学习经济的学者不能不懂西方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在批判性地吸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西方经济学中的内容应该批判性地进行吸收。
当时的教育部有一个司长，他拿着高鸿业的材料找到我，问我要不要。我当时正在食堂吃午饭，看完材料后，我觉得他很有才华，就回话说，我要了。他来时，我亲自对他讲当时的运动形势，告诫他不能参加会议，然而我却不能告诉他为什么不允许他参加会议。我劝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经济学，认真读好《资本论》这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东西之后写出教学用的教材。后来，我和黄松龄副校长带头听他讲课，觉得讲的还可以，就让他开始正式给学生们授课。
我作为系主任的时候，对教师要求比较严格，我留下的教师都是很不错的，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听他们讲课。老师讲得好表扬，讲得不好，下来后我就跟他谈话，教导他们。
20世纪60年代初，中科院经济所的孙冶方同志受到了冲击，我认为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对的，我就邀请他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给研究生班的学生上课。由于我们很早就经常在一起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他长我好几岁，但我们可以说是志趣相投。我还给他找了间办公室，请他当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名誉主任。他为人正派，来我们这里上课也没有报酬，只是请他在学校食堂里吃顿简单的工作餐，他每次讲课，我都找几位同学认真记录，整理后印发给同学们。“文革”后，他恢复了工作，他在整理文稿时，打电话问我他当年的讲稿还有没有，后来我让我们系的同志找出他的讲稿，厚厚的一本送给了他。
反右派运动结束后不久，中央要求长期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要下放到实际部门里去，了解实际情况。1958年春，我挂职下放到安国县当副书记。我亲眼看到了“深挖地，广积粮，大炼钢铁”的种种场面，老百姓却传唱着“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感到这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实实在在的大破坏，心疼得很。
几个月之后的秋天，我从安国回来后，就和学校的李培之同志讲了这些情况。李培之说，你可以给周总理写信，李培之说她和周总理是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于是，我就写了封信，一封给了周总理，另一封给了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把大炼钢铁、深挖地、广积粮的种种弊端都讲了一下。李培之先给周总理打了电话，在得到总理允许后，晚上八点多钟我和李培之一起去中南海把信面呈总理，并向他倾诉了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看法。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总理就到安国视察了。
总理先到村里老百姓家里看了看，摸摸老百姓的炕，是凉的。到了县委办公室，地方领导汇报完情况后，周总理问我，宋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只好说：“没有，有些已经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就问县委书记：“这里的群众怎么都不烧炕呢？”他回答说今年不怎么冷。总理于是反问他，为什么你这个房间烧了炉子？县委书记也没办法回答。吃完饭后，总理和我一起走，到地里去察看情况。一直到现在我心里对总理都很敬重，总理真是好，他是那么朴实，实事求是。总理去世那天我非常悲伤地哭了。
1959年，中宣部组织我主持编写批判赫鲁晓夫和“反修”的文章，文章写完交给中宣部后，他们安排我们几个同志去东北参观考察，从黑龙江到长春后，学校来电报让我立刻回来。回来后的第二天，有人通知我，说我是“右倾”，是“三反”分子，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我写给河北省委书记的信被转给北京市了，当时的北京教委主任主持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会批判我，学校接着也开会批判我。直到当年12月15日，批斗才停止。1960年3月份，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为此专程赶到我们学校，胡锡奎等几位副校长主持了会议。他们两个说，宋涛同志怎么会是反党分子呢？他年轻时就参加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参加革命，是很进步的一个同志。就这样我被恢复了工作。
“文革”开始后，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个被贴大字报的，标题就是《宋涛是什么人？》，顿时校园就轰动了。从那以后，学校的大字报就遮天盖地了。贴我大字报的那个研究生，后来向我道了歉。我说你们年轻人对时局没有认识，我不怪你们。实际上，批斗过我的人，很多是迫于无奈和对当时形势认识不清才去做的，我不计较这些，也不怪他们，我还是把他们当同事、朋友看。我觉得人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对实际情况的清醒认识，这样才能经得起风雨。
人不能随风倒，要有原则性，我认为人一生要无愧于同志和朋友，对同志和朋友，我都是以诚相待的。
1969年4月，我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但我还是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认罪，因为无罪可认。1972年底，军管会当场宣布，宋涛没有任何问题。我作为最后一批解放人员回到了北京，因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解散，我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那里，我被恢复了教学工作和经济系主任职务。
我的家人因我而受到牵连，遭受了无尽的痛苦，儿子女儿都没有很好地上学。儿子宋强高中三年级，毕业没能升学就下放了，女儿宋文力是在高二时被下放到了河北。他们上学时成绩都很优秀，他们也是在我下放回来后，经组织推荐才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后来一个在化工厂工作，一个在北京科技大学教书。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不久，“四人帮”被抓，我高兴得无法形容。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就想到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问题。1977年，我和几位同志去探望在中央党校的成仿吾，向他提出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事，希望他能做做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成仿吾同志德高望重，长征时期与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有诸多接触，复校工作得到了中央大力支持。于是，曾在“文革”时期解散了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终于在1978年3月得以复校，当时已八十高龄的成仿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也从北京师范大学带着在师大招收的几个班的学生一起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重振经济系的使命。复校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复校以后大家工作的热情非常高涨，大家都很兴奋，工作效率也特别高。
重振经济系，一个当务之急就是急需教师，从外面难以找到特别优秀的教师，我们就把一些优秀的学生留校任教，我们学校里有一些教师都是我们系毕业的学生，我自己培养的博士，目前还没有一个毕业后分配到我们系。
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系的主要课程，数学是我主张增添的。作为一个大学生知识面窄了不行，学经济的学生一定要懂数学。我要求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经典著作时要系统地学习、准确地理解，我要求学生基础要扎实，要务实、创新，要超过老一代，看问题要看得远、看得深、看得透，要看实质。学经济学的，不仅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所了解，还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不了解，那怎么行？
我主张我们的教师要真正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一些实际的工作知识。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要确实是高质量的人才，人才不仅体现在其知识和能力上，品德也要高尚。培养更多的品学兼优人才，一直是我对教育的一种期望。为了鼓励在教学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教员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脱颖而出，1994年，我把积攒起来的十万元稿酬全部捐献出来，设立“宋涛奖学奖教基金”。钱虽不多，奖励范围也有限，希望能用来奖励、资助那些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脱颖而出。后来，我向教育部部长提议，培养的经济学人才功底要深厚，专业知识要丰富，要大力培养和选拔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现在，一些措施还是有些成效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2月7日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我在会上发了言，后来会议秘书处把我的发言稿整理为《一个会导致犯“左倾”错误的理论问题》，我从理论到实际阐述我自己长期以来对“左”的看法，得到了会上一些同志的赞许。我在“理论务虚”会议的讲话，并不是那一刻突如其来的想法，而是在思想上酝酿了好长时间。在那么大的会议上，我敢那么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不但有实践经验，也有理论基础。
务虚会议结束后，我就开始把工作的重点转到学校教学与科研工作了。复校以前我也做了一些科研，但写的文章很难脱离当时的现实。我们开始着手主持编写新的教材，先是主编了高校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后又编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用的教材，并到中央广播电台去讲课。为国家机关干部编写学习用的《政治经济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教材一次就印了几十万册。后来编写的还有《帝国主义经济》、《论当代帝国主义》等书。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资本论>辞典》等，都是集中了全国几十名著名学者专家编写的，光是审稿就审了好几个月。
复校后，我加强了学术研究，开始经常写文章。当时很多杂志来约稿，写文章也快，一两天能写一万来字，现在已经出版了三本文集。我现在回顾起来，我的这些文章都是根据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写就的，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我自己认为这些文章都是根据现时的实际情况写成的。直到现在，我还不断写关于国企改革方面的文章，没有国企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我觉得社会主义，就应该搞好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竞争中把国有企业搞好。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决定开始搞学位制度，国家教委让我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第一届经济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有南开的滕维藻、北大的胡代光、北师大的陶大镛、复旦的蒋学模、厦门大学的吴宣恭、西南财大的刘诗白，还有南开的钱荣堃等人，其他还有一些想不起来了，我们这些人就组成了第一届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在学科评议组我担任了第一、第二届的召集人，十年里，我用在自己写文章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了很多，为学科建设和评议工作花费了很多时间，当然能为我国各高校经济学科的发展做点事情令我倍感欣慰。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也比较多。80年代初，当时于光远等同志提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经团联”），由我担任第一届的执行主席和党组书记。当时，我是不太想去担任这个职务的，因为各方面的工作实在太忙。我说，我现在精力不够，我想写点东西，教了一辈子的书，没写什么东西，谁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就想推辞。后来他们说这是学术团体，不是做官，我这才应允。1981年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经过紧张繁忙的筹备工作在大连成立了，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80年代初的中国，经团联举办的学术会议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还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参加的也都是全国各地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一些很有学术成就的专家学者。
在经团联的成立初期，我们还成立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经团联成立后，由于缺乏办公经费，开学术会议等都需要经费，虽然于光远同志用他的稿费支持了若干万元，但我想，经费的长期来源问题必须解决。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向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汇报，看看如何能解决经费问题。后来，他建议我们办个出版社，一是学术出版的事情解决了；二是活动经费也解决了。198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成立。现在，经济科学出版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1989年，由于一些原因，经团联也无法继续挂靠社科院了。这时候负责经团联的许毅同志找到了我，商量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问题，我提出：“能否把出版社挂靠到你所在的财政部？如果没有挂靠单位，出版社就得解散。”许毅表示同意，经济科学出版社后来就隶属于财政部了。
80年代初，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一职我担任了两届，后来就由吴树青同志接任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是由许涤新同志创办的，1988年许老去世了，研究会的几个副会长要我接替他担任会长，直到90年代后期。我所主持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从1986年迄今已经举办了18届，每年开一次会，只是有一年因为经费问题没开。我还提倡和主办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先后创办了《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当代经济研究》杂志。
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许多国家都引起了关注，作者是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国际政治与苏联国内改革的“新思维”。我买了一本，连着读了三遍，越读越觉得糟糕，感觉苏联要有大变化了。
1990年6月，国家教委在山东济南召开经济学方面的讨论会，有些人在会上说，应该借鉴“新思维”来指导我们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改革。围绕如何改这个议题大家分组讨论了好几次。经过大家讨论，我也作了大会发言，我说你们的认识我不同意，戈尔巴乔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我讲完之后，好多人都说，宋老师怎么能这样讲啊！我说这是我的看法，你们不同意咱们可以讨论。但在讨论的时候，许多人发言都只讲别的问题。
那次会议结束回学校之后不久，中央的有关部门就不断派一些同志来问我，为什么说那些话。我当时的看法就是：苏联当时的政策中确实有与实际不符的地方，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地方，代表不了民心，不断积聚社会矛盾，久而久之定要丧失民心。
那段时期，学校对我依旧，但我只有等待，看历史怎么发展。1991年苏联突然宣布解体，我如释重负。2000年，老校长袁宝华在我从教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1990年6月，宋涛同志在山东大学召开的会议上讲了话，宋涛同志讲话时，正是戈尔巴乔夫风云一时的时候。宋涛同志当时讲，看起来，戈尔巴乔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有人回来跟我讲，宋涛同志胆子真大。我说，讲得好。宋涛同志这个严肃、认真的态度正是他严谨求实、治学精神的反映。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老校长袁宝华还欣然题词：“真理在握，痛斥无产阶级革命叛徒；春风化雨，勤育社会主义建设英才。”
治国兴邦，人才为先。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说，教育重要；从个人的品德与素质方面来讲，教育也很重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讲，教育同样重要。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教过的专科生、进修生、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数以万计，其中有很多成为著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经济管理工作者，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已至耄耋之年的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65个春秋，这么多年来，是马克思主义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我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行动指南，教导我要很好地为人民而工作。看到我们国家从贫穷落后逐步走向繁荣富强，从落后挨打逐步走向独立自主，兴奋与自豪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愿为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强国而继续奉献我的光和热。
宋涛（1914— ），原名侯锡九，字禹鼎，安徽省利辛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经济学家。
宋涛1939年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40—1944年秋在晋察冀边区中学任教。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兼任班主任和党支部书记。1945年8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兼教员。1947年，创办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经济系，任系主任兼教员。1948年8月，在华北大学任区队长、政治学院教育科长和教员。1949年春任华北大学天津分校主任、区队长兼教员。1949年10月，任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所长。1950年，主持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和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并任经济系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后历任校党委常委、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系系主任和名誉系主任等职。1959—1966年，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主编等社会职务。自1980年起，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兼党组书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评委等，是经济科学出版社创办人之一，也是《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当代经济研究》等刊物的创办者。宋涛还曾任北京经济学总会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等。1990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2009年被聘任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
宋涛著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宋涛选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代帝国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资本论>辞典》、《政治经济学》等数十部教材和学术著作，发表论文近200篇。主编的《当代帝国主义经济》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作为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宋涛也是新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始终认为，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为此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作出贡献。主要贡献有：一、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并主持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二、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际问题，很早就提出要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必须让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并在市场竞争中成为主体；三、关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矛盾问题的研究，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新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并以其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