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众所周知，研究人类所进行的交际是一门颇为高深的学问，而且交际学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况且，人们借以交际的媒介——语言也是一门很复杂和高深的工具，对语言的研究也是一门深奥的独立学科。因此，研究人类借助语言（系统）进行的交际活动和语言这门工具的作用，并理清层层关系更加是纷繁复杂、困难重重的，但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

索绪尔（欧洲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就是通过演绎的方法（deduction）在异质的（个人）言语（parole）或（集体）的言语活动[langage（索绪尔语）]中抽象出语言（langue），并对语言的性质做了系统和细致的界定和分析。后来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也称描写主义，则是通过研究和整理美洲印第安语用归纳法（induction）总结出语言性质和规律的，并证实和佐证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语言观。

我们在本书中认为，索绪尔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描述了语言系统（langue）作为某个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全体成员借以参加交际活动的工具的性质和特征（本书的第二章有详细的论述），因此他认为语言（langue）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他的重点放在了语言的系统性研究方面，确切地说是放在了纵组合关系上了（paradigmatic relations），索绪尔本人称之为的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s）。在横组合关系方面（syntagmatic relations），索绪尔几乎没有涉猎，虽然纵组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的概念是他提出的。

作为继承人和革命者，乔姆斯基则提出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上运用（performance）的概念，在横组合关系研究方面（syntagmatic relations）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弥补了索绪尔的研究缺欠，揭示了语言的生成机理和机制。乔姆斯基的心灵主义（mentalism）认为语言就是一组规则（set of rules），而且是数目有限的一组规则。与索绪尔相反，乔姆斯基并不关注语言系统应具备何种特征方能成为一个语言社团全体成员团的交际工具，而是以一个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idealized speaker，如智力是正常的，同时也在关键期之前（critical period）激发了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以及语言环境中经历了足够的语言接触（linguistic exposure）为出发点，审视这个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抽象出来的语言规则或有限的语言规则（limited number of rules），并证明了凭此有限的规则这个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能生成或理解无数个他未曾听过的符合语法的（well-formed）句子的现象。乔姆斯基对有限的语言规则归纳和形式化方面的成果是革命性的，可谓贡献卓著。

功能主义语言学家M.A.K.Halliday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social semiotic）系统，他更多地是关注人们是如何使用语言资源（linguistic resources）表达意义，实现交际功能的。他认为意义即选择（meaning is choice），对语言使用者来说语言资源（linguistic resources）是意义潜式（meaning potential），语言使用者进行选择之后意义潜式（meaning potential）方能成为实现意义（meaning actual or meaning realised），从而表达语言使用者的交际意义和实现交际功能。

概而括之，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研究主要在语言的内部，如前者关注的是语言符号之内能指（signifier）（符号的物理层面）和所指（signified）（符号的抽象层面）的关系和性质，关注的是语言各子系统内部某一符号之所指与其他符号之所指的（对立）关系；乔姆斯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抽象的脱离语境的（decontextualised）句子，这是语言内部问题，因为乔氏不考虑使用语言系统的人和交际语境等因素。他的研究突破在于揭示了语言使用者通过充分的语言接触抽象出来的并借以生成和理解无限数量的抽象的句法规则或规则集。

M.A.K.Halliday不考虑第一层次的signifier—signified（参见本书第一章的示意表，出于方便考虑重复如下）的关系，他所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掌握足够的第一层次语言资源（linguistic resources）的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在第二个层次运用语言这个社会符号系统实现现实意义和交际功能的。

另外，人类所参与的交际活动形式五花八门，他们借以进行交际的工具更是多种多样，语言仅是诸多交际媒介之中的一种。但语言却是人类目前最重要和有效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最常用和最方便的交际工具。因为这门工具的构成既抽象又复杂而且又具很强的系统性，层次分明，结构严紧，因此相对其他形式的交际媒介而言，语言还是人类所使用的表达意义最精确的工具。

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语言（系统）这门交际工具能否将其使用者的交际意义进行编码？编码交际模式认为是可以的，并将交际意义作为语言意义，并不断例数某个词或某句话在某一语境下的交际意义，结果越例越多达到不可掌控（unmanageable）。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中对例（14）情态动词 may 的意义的论述。然而语用学家们（如Austin 1962，Grice 1975，Searle 1969 and 1975，Sperber and Wilson 1986）证明语言是做不到的。我们在本书的第六章进行细致的分析也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语言不同于莫尔斯电码，它的功能不是进行编码，而是给语言使用者提供线索（clues）。它在交际活动中的功能类似于一张地图（a map），仅给人们提供导向（guidelines），交际者在此导向的提示和指引下结合语境信息对交际信息进行整合（information synthesization）从而推导出交际者所赋予其言语的交际意义。这种推理理论成功解决了编码理论遇到的难以掌控（unmanageability）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话语的理解仅诉助于（resort to）语言内部是不科学的。进而，程式化或形式化的尝试和分析是事倍功半的，或者说仅能解决部分话语理解的问题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话语理解的问题。

事实上，不同于有必然结果的逻辑推理（逻辑推理是必然的），话语理解过程中的语用推理是概然的或曰或然的（probabilistic）。这就是在话语交际过程之中遍布着话语误解现象的原因所在。

毋庸置疑，对语言系统的研究、自身意义的研究、交际过程以及语言参与的交际过程的性质、特点及其规律的研究将极大地促进和推动语言学各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际研究，如明确区分和辨别语言意义和交际意义就能使我们看清格赖斯合作原则的缺点——混淆语言意义和交际意图以及对语言参与的交际过程的认识的模糊；同样这一研究方向的发现也会对关联理论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如关联理论对语言及其作用解释的不足和经济原则在交际过程中的模式建立论述的缺陷等等；特别是对机器翻译研究、话语分析研究以及外语教学将提供新的启示和指导。总之，语言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作为人类使用工具的特殊性，它的本质、特点和应用于人类交流活动中的原则、机制等等，还有待于后人进一步揭示和探讨。我们仅是在总结和分析前人们语言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对语言系统在人类交际活动中的运作机制和原则进行了研究，期望此成果能对我国语言学研究和英语教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