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虽然全球金融业的经营历史几经分合，但最终又重新走上了整合与混业经营之路。最近的趋势表明，在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的力量正在逐渐加强；而在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里，银行全能化的趋势也使银行逐渐走出传统业务的约束，形成与资本市场相互竞争，同时又交叉互补的全新格局。在这一趋势中，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边界模糊起来，“融合”成为双方共同的需要：银行业务可以向金融市场延伸，而金融市场的产品通过银行这个平台也能获得新的实现方式。如果说早些时候金融“脱媒”的冲击使银行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以维持生存的话，那么当前全球范围内银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在市场压力下“被动适应性改变”的范畴，而是通过主动创新，进入新市场，开拓新业务，推出新产品，在保留原有作为中介的技术优势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跨越。

面对国际风起云涌的混业经营潮流，滞后的金融改革和开放进程的加快，都迫使国内金融业的发展必须走上混业经营之路。但是，当前的中国金融改革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点上：全球金融自由化、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对于尚处于产业“幼稚”阶段的中国金融业而言，无疑将使金融脆弱性问题更加突出。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而言，多年来积累的庞大金融风险尚需消化，接踵而至的是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直面跨国金融机构的竞争；而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票据市场、企业债券市场等），无论是从容量、深度或者广度而言，都远未达到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随着金融开放进程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机构准入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等都将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既定参数”。在这些综合因素作用下，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能否抵御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上述国际和国内金融发展的背景下，我们迫切地感受到对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未来发展需要一个全面深入的细致研究。该研究既要着眼于全球金融发展的趋势，更要充分考虑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特殊性。在这一宏观思路下，本研究旨在探索现代金融体系下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路径、风险与监管这三大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三大问题是相辅相成、逻辑井然的。具体而言，本研究基本理论框架的核心逻辑是： “现代金融体系界定（理论大背景）———国家禀赋论证（立足点）———中国混业经营的特殊性（现实背景）———特殊性要求适度的开放保护和国家控制（宏观原则）———混业经营应保持在监管水平约束下渐进有序发展（微观原则）———金融控股公司的多层次渐进式发展与监管（实施原则）。”

从结构上看，本研究共包括七章，其基本内容及论证层次如下：

作为整个研究的理论大背景，本研究第一章首先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这一界定立足于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全面解读，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即有效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出发，对金融体系结构、金融业组织形式（即分业或混业）和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解读和实证分析。在本章中，我们不仅考察了金融体系结构、金融业组织形式和金融效率的决定因素，还详细论证了金融体系结构、金融业组织形式和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动态演变机制。本章作为全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旨在为金融业组织形式的变迁提供一个宏观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我们对“现代金融体系”的解读超越了“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的优劣之争，直接将目光聚焦在金融功能的有效释放上，而金融业组织形式的调整与变迁，也最终取决于何种组织形式能更好地促进现代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实现，这正是我们整个研究的最基本立足点。当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影响金融业组织形式具体选择的因素很多，如法律环境、监管环境、文化环境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子。对于这些因素，本章亦有所涉及。在本章最后，基于一个全面和综合的视角，我们初步构建了现代金融体系下关于金融结构、金融监管与金融业组织形式三者之间的一个“动态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我们可以将金融业组织形式的调整与变迁置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之中加以理解。

第二章从全球视角与比较分析的角度，为金融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与变迁提供了一个国际大背景。通过历史性、国别性地对现代金融体系发展中的金融业组织形式及其变迁历程进行全面考察，我们对金融业组织形式的演变路径、历程与动因进行了分析，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模式与发展阶段进行了总结，并对金融业组织形式变迁与金融监管体系选择进行了全球比较与概括。在本章中，我们对金融业组织形式的全球比较分析既有纵向的历史维度的分析，也有横向的国别维度的分析；既有对主要国家的重点案例考察，也有基于全球大样本的实证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业组织形式的变迁趋势。

从第三章开始，我们正式转入对中国的具体分析。在第三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金融业组织形式的发展背景与历程、中国金融业组织形式的现状与问题以及中国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现实意义。

第四章通过对分业经营模式下中国金融业的运行特征与效率进行考察，详细论证了中国金融业组织形式调整的方向与路径。在对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的宏观效应与微观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和综合评估后，我们发现：在制度完备的情况下，实行混业经营不仅有利于提高金融效率，而且还有助于金融稳定。在本章最后，结合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现状，我们还对中国金融业组织形式调整的现实约束条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中国金融业组织形式调整的“渐进式”发展路径。

在肯定了中国金融业未来混业经营的发展方向后，在第五章中，我们从风险控制和效率并举的角度详细论证了未来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具体模式取向。在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一般风险和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所面临的特殊风险与监管问题进行细致考察后，基于风险控制和金融稳定的角度，我们认为，金融控股公司应该成为未来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理想模式。由于中国是在金融业相对落后的状态下选择开放发展，因此必须格外重视混业经营中可能蕴藏的种种风险，避免改革路径错误或者开放节奏失妥造成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受损。基于这一思想，在本章中，我们对混业经营可能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提出了“合理开放保护”与“适度国家控制”的基本思想，其要义是：在渐进的开放节奏中，以合理的开放保护和适度的国家控制确保金融安全前提下的效率实现，这应该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目标函数和政策工具的核心内容。

从第六章开始，我们把分析的重点转移到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体系构建上，这部分内容是第五章关于风险控制内容的具体延伸和自然深化。在对金融监管相关理论进行了一个框架性的梳理之后，我们迅速进入了专门针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的细致分析。在这一章中，我们不仅对全球范围内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情况进行了一个系统归纳和总结，而且还对美国、英国、日本三个国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进行了深入介绍。以国际经验和国际通行准则为基础，我们在本章最后一节提出了在中国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系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从内部控制体系和外部监管体系两个基本层面逐渐展开，目标是要最终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全面风险控制体系。具体而言，在内部控制体系的相关内容中，我们集中讨论了内部控制体系的结构设置（多层次的垂直架构）以及内部控制体系的程序和内容（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在外部监管体系的相关内容中，我们针对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合并报表与资本充足性监管、防火墙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全面风险监管评级系统以及监管的渐进立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尽分析。作为第五章关于风险控制内容的深化，本章旨在进一步说明：金融监管的第一要务是确保金融稳定，对金融效率的追求必须以金融稳定为基础和前提；混业监管的重中之重是控制风险。

在第七章中，我们将中国未来的混业经营路径、风险与监管体系改革置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宏观思路中加以解读，勾勒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动态发展轨迹图”。在本章中，我们首先从基于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视角审视了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现实基础，提出“必须深入认识现阶段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混业经营的现实基础应该以银行为核心和平台逐步展开”。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们提出并论证了一个重要观点：从确保渐进改革的稳定性（尤其是从控制宏观整体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金融监管需要保持对整体风险的控制力，这要求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阶段必须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相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在金融监管水平约束下的“适度推进”。在本章的最后，基于中国当前实际金融资源的配置情况，我们对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监管目标、原则与结构进行了系统建构。在监管原则方面，我们提出了六大基本原则：监管主体的相对独立性原则、依法监管原则、监管适度与适度竞争原则、多层次监管相结合原则、监管协调原则以及适度的开放保护与国家控制原则；在监管结构体系的构建方面，我们提出了包括“三道防线”的监管层次结构，并指出了监管组织结构建设“两步走”的思路，即在“牵头型”监管模式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国务院直辖的统一监管模式。这种分步、平稳、有序的监管改革路径是国家整体“渐进式”发展思路在金融监管领域的集中反映，既与国家经济渐进转轨的宏观思路一致，很好地考虑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性和特殊性，还能在开放条件下把提高国家金融竞争力和维持金融稳定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局限条件下实现改革成本的最小化、综合效率的最大化和路径选择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