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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唐代藩镇权力是比较大的，尤其与宋代中央对地方统辖过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人事权，即藩镇幕府官员，本道可以自行辟署。二是财政权，即留用本道军费可以自己支配。三是对州县的监察权，即对州县官员的任免黜陟，藩镇具有相当的权力。过去的论者过于强调藩镇权重难制的一面，而忽视中央对藩镇责成事功的一面，不免陷于偏颇。
在用人问题上，事实证明，藩镇幕府人才济济，辟署制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由于“诸使辟吏，各自精求”，故“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
。白居易说，“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据统计，安史之乱以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宰相曾经有过供职幕府的经历。所以后来的统治者对唐代藩镇得人之盛是称羡不已的。
在财政问题上，唐代实行两税法以后，地方赋税的分配原则是除留足当道军费、官俸及其他办公费用外，多则上供中央，少则由中央补贴。有时中央无法补贴，则让当道“圆融支使”，即自行设法；有时地方在定额赋税之外还有余裕，则通过奖励进奉的形式收归中央。这是一种类似于经费包干的办法（其间许多弊病如税外横敛乃封建官僚制度本身的问题），并不是唐代特有的现象，宋初曾一度将地方财税悉数改名“系省”归中央，后来事实证明行不通，又恢复旧制，把地方留用部分留给地方。
可见地方财政包干并不一定是需要否定的。
在对州县官吏的监察上，观察使又称廉帅，监察州县是其本职工作，他们的巡属号称支郡、支州，说明道已经有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的趋势（犹如后世的省）。事实证明，唐朝中央曾经反复强调诸道应加强对巡属的督察。宣宗大中时中书门下的一份奏疏说得如此剀切：“观察使职当廉问，位重藩维，受明王之宠寄，同国家之休戚。岂可但享崇贵，唯务优游，罗声色以自娱，顾凋残而莫问，纵逃显责，必受阴诛！自今以后，并请责其成效，专其事权，使得展意尽心，恢张皇化，敬事以守法度，节用以减征徭。”
由此可见，唐代中央是十分寄重于藩镇对州县的督察的，以至说出“纵逃显责，必受阴诛”的话来。这种对诸道为“责其成效”而“专其事权”的做法，用现代社会通信理论来解释就是，在金字塔式结构中，只有给各个权力层次以相应的权力（“专其事权”），才能使它们有效地应付各种具体情况（“责其成效”）。否则，事权尽总于中央，和不分层没有什么两样，是无法有力地控制一个巨大社会组织的。
那么，唐代藩镇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简言之有两点：一是军事权与行政权的合一；二是地方拥重兵而中央却没有一支能控摄全局的武装。唐代完全依赖藩镇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才得以维持下来，一旦黄巢起义冲垮了这种平衡，唐朝的末日就来临了。宋代地方军权与行政权严格分开，由中央直接控制庞大的禁军，可说是接受了唐代的教训。但是，宋代地方权力过于削弱，“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
，也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它违背了要“责其成效”，必须“专其事权”的道理。总之，我们在理解宋人诟病唐代藩镇“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时，应该对其得失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仅仅以“权重难制”去认识这一段藩镇的历史，“分裂割据”也未必能概括唐代藩镇问题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