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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直到黄巢大起义爆发以前，唐代藩镇——道，稳定在四五十个。这些藩镇与唐王朝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可分成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割据型。这些藩镇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一小部分及于河南部分地区），其代表则是魏、镇、幽三镇。这里的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镇拥立，赋税不上供中央而由将士瓜分。代、德、宪、穆诸朝，朝廷曾数兴讨伐之师，无不以屈辱容忍而告终。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统计，广德元年（763）到乾符元年（874）所发生的171起藩镇动乱中，有65起发生在这类藩镇中，约占38%。
二是防遏型。这些藩镇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以宣武、武宁、忠武、泽潞、河阳、义成、河东等为代表。这一带是安史之乱期间厮杀最激烈的战场，这些藩镇一般也由战争期间临时设置的军镇分合变化而来。它们的特点：一是平时常宿数十万重兵，“严备常若有敌”
，是重兵驻扎之地；二是这里的赋税基本上是当道自供，所谓“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
。这种情况使中原诸镇既是唐后期收功弭乱的重要力量，又是乱兵频生的是非之地。中原诸镇的动乱凡52起，占总数的30.4%，仅次于河朔而居第二位，但它们并非割据藩镇。在讨伐战争中出现的藩帅如刘玄佐、韩弘、王智兴等，虽然时或不听调遣，却仍不失为朝廷制遏骄叛的屏障，他们“镇定一方，居强寇之间”，割据藩镇“皆惮之”
。所以柳宗元中肯地说：“将骄卒暴，则近忧且至，非所以和众而乂民也；将诛卒削，则外虞实生，非所以捍城而固圉也。”
三是御边型。这些藩镇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其中尤以西北地区最为典型。唐代京西、京北地区本来是朔方军的天下，德宗时朔方军被肢解，神策军的势力控制了这一地区，从而巩固了关中的军事地位。重兵驻扎和仰赖度支供馈是这类藩镇的两大特点。西北地区的兵力集结一般在20万人以上，“除所在营田税亩自供之外，仰给于度支者尚八九万人”
。在边疆藩镇的42起动乱中，有29起就是由于衣粮欠缺和“债帅”贪黩而引起的。
四是财源型。这主要在东南地区，最典型的有浙东、浙西、淮南、福建、江西等八道。它们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安史之乱前的采访使，只是管地较小。其特点：一是兵力寡弱，二是财富丰赡。所以它们是唐王朝的“赋税之地，与关右诸镇（西北边疆）及河南（中原镇）河北（河朔镇）有重兵处体例不同”
。黄巢起义爆发以前，东南诸道动乱仅12起，不到这时期全部藩镇动乱的7%。所以史称“天下方镇，东南最宁”
。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后期近50个藩镇中，真正割据的主要是河朔型藩镇，宪宗以后，基本上只有河北三镇而已，其余中原、边疆、东南藩镇都是不割据的。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从武力上巩固关中，而中原藩镇则具有镇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作用。这样，河朔镇与中原镇在割据与防割据的相持关系上，中原镇与边疆镇在维系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上，边疆镇、东南镇与中原镇在武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并从而维系唐王朝相对稳定地统治了一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