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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唐代道级机构会以藩镇的形式出现呢？这就必须研究一下安史之乱及其平定后（肃宗、代宗时）的特殊政治、军事形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边疆节度使与内地采访使结合而成藩镇，中原内地亦屯结重兵，形成了所谓藩镇林立的格局。这个问题的关键有两个：其一，为什么安史降将安堵河北如故？其二，为什么中原内地亦设节度使并且在战后仍不罢去？
安史之乱是一场旨在推翻李唐王朝的叛乱。战争开始不久，唐朝就丢掉了两京，失去了统筹全局的能力。玄宗在逃往四川的途中下了一道制命，准许所在节镇自募军队，自调兵食，自署官吏。
当时在前线鏖战的除以朔方军为首的入援边军外，中原内地也“分命节帅以扼险要”“其所统之增减离合，随时制宜”
。在战争期间，停废了采访使，旋即改置观察处置使，由节度使或都团练使、都防御使兼领，其目的还在于加强所在作战将领的应变能力。然而除同安史势力激烈搏斗外，整个战争形势还受到其他多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的制约。
首先是朝廷与前线平叛将领的矛盾。肃宗在灵武建立的班子基本上是在朔方军保护下成立的，它本身十分虚弱。为了控制以朔方军为首的各地平叛军队，朝廷一方面频频更换平叛战争的领导人，如朔方军首领、讨叛主力副元帅就先后换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数人，河南战场上的领导人亦更调频繁。
另一方面，又大力扶植宦官势力来与之相抗衡。宦官李辅国身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实际上掌握着战争的决策权。宦官鱼朝恩曾以观军容使的身份监领九节度使围相州之战，后来又曾亲自带兵镇陕。更重要的是，在前线的每一支作战部队中，都派有宦官监军，许多节度使都是因与宦官不协而或被罢兵权，如郭子仪；或被赐死，如来瑱；或惊恐自杀，如同华节度使李怀让；或被迫谋反，如仆固怀恩。这就大大牵制了唐朝的平叛力量。
其次是唐朝中央皇权与宦官及宰相的矛盾。宦官虽然被皇帝扶植起来对付新兴军阀，但当他们的势力膨胀到有逼主之势时，又会与皇帝发生尖锐的冲突。例如，当李辅国提出“大家（代宗）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
时，代宗便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除去李辅国。不久又重用鱼朝恩而流放程元振。当鱼朝恩认为“天下事有不由我乎”
时，代宗马上利用宰相元载来剪除鱼朝恩。一旦元载专权作势，代宗又与外戚吴凑密计图之，终于在大历十二年（777）诛之。其时离代宗死不过一年多时间。可见几乎终代宗之世，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一直未已。
最后，还有唐王朝在肘腋之地与吐蕃、党项的矛盾。由于战乱期间西北军队赴援勤王，边防空虚，吐蕃、党项乘机进逼邠、泾，虎视长安，朝廷被迫抽调兵力防守西北。仆固怀恩的叛乱又加剧了西北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就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同一年，唐朝的皇帝又一次被赶出了长安城，吐蕃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几乎颠覆了唐政权。仆固怀恩死后，吐蕃仍频岁进犯，朝廷被迫每年征调大批防秋兵，最多时达28万人以上。一直到大历末年，吐蕃兵锋还时常达于京郊。
上述在前线、中央和边疆发生的这些矛盾究竟对藩镇局面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首先是使唐王朝与安史势力的政治斗争逐渐让位于唐朝内部皇权与军将及宦官的斗争；唐王朝与安史势力的军事斗争逐渐让位于唐朝在京西、京北地区与吐蕃、党项的武装抗争。正是由于政治、军事斗争重心的转移，安史首领相继死去后，其旧部才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
。他们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
。其次，由于河朔地区安史旧部的受降和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守，皆需重兵驻屯，所以中原地区的宿兵也就不能罢去。王夫之认为安史之乱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边疆宿重兵，而中原弛武备，“外强中枵，乱亡之势成矣”
。战争后中原藩镇的宿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维持了一种内外平衡的均势。所以宋人尹源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总之，唐代藩镇局面的形成是安史之乱及其平定前后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