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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又称藩岳、藩翰、藩垣、藩侯，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诗经·大雅·板》就有“价人（勇士）维藩，大师（民众）维垣，大邦维屏，大宗（嫡子）维翰”
的说法。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有“藩岳作镇，辅我京室”
的赞词。韩愈致书凤翔节度使邢君牙亦誉称：“今阁下为王爪牙，为国藩垣。”
可见，藩镇乃是形容地方军政机构能够屏藩（保卫）王室（中央）、镇守一方的美称。
唐代的藩镇称作“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的长官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这一行政实体形成的根本原因，必须放到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探求。
秦始皇第一次在幅员辽阔而交通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初置36郡，后来增至40余郡，大约与唐代藩镇数目相当。为了有效地统治广土众民，秦朝采取了以御史监察郡守的措施，于诸郡皆派监御史。
汉初郡国并行，“七国之乱”后，诸侯国逐渐被削弱、废除，郡县数较秦代增加了近两倍，这样，中央直接统辖郡县便有不少困难，武帝时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各置刺史以察郡守，就是为适应这种情况而采取的措施。东汉末年，刺史改州牧（时或并置），拥有赋政治民之权，州由监察区变成了行政区，出现了州、郡、县三级行政区。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各个分裂政权内部大都实行三级制，天下州郡不胜其多。真可谓“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于是隋初废郡存州（炀帝改州为郡），又变成了州、县二级。这样，历史似乎又回到了汉武帝设十三部州以前的情况——由中央直接统领郡县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统领数百个郡，上千个县，势必要削弱中央统治。于是汉代统治者曾经碰到的问题，又严峻地摆到了唐朝统治者面前。
唐初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不时地派使巡省天下，监察州县。大约从武则天称帝后不久，十道巡察已成定制。景云二年（711）敕分天下为二十四都督府，“察刺史以下善恶”，这等于在州县之上另置一级机构，朝廷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还是以权重难制而罢
，依然置十道巡察使。开元二年（714）改为按察采访处置使，至四年（716）又罢，八年（720）复置，十年（722）又罢……这样置而旋罢、罢而复置的举措，充分说明了唐王朝既惧怕地方事权过重，又无力直接控制千百个郡县的矛盾心理。但是，统治手段（交通、通信等）既是如此落后，统治疆域与人口又是如此广袤众多，要想有效地施行对全国的统治，在州县之上另立一级机构是势所难免的，唐代的“道”正是这种矛盾运动的产物。
事实表明，在众多州县之上另立一级机构，不仅是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矛盾关系的必然结果，而且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各代，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宋代的路即相当于唐代的道，宣和时全国凡二十六路。元代疆域辽阔，在路之上又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关。明代改置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省，并且一直沿用到清代以至今天。明清时代在“省”这一级设置巡抚或总督，成为地方一级大员。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中央政府通过设立数目较少的一级机关（如道、路、省）来统领千百个州县，是封建统治者为解决统治技术落后与统治区域广阔之间的矛盾长期摸索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