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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的历史演变

藩镇又称藩岳、藩翰、藩垣、藩侯,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诗经·大雅·板》就有“价人(勇士)维藩,大师(民众)维垣,大邦维屏,大宗(嫡子)维翰” 的说法。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有“藩岳作镇,辅我京室” 的赞词。韩愈致书凤翔节度使邢君牙亦誉称:“今阁下为王爪牙,为国藩垣。” 可见,藩镇乃是形容地方军政机构能够屏藩(保卫)王室(中央)、镇守一方的美称。

唐代的藩镇称作“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的长官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这一行政实体形成的根本原因,必须放到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探求。

秦始皇第一次在幅员辽阔而交通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初置36郡,后来增至40余郡,大约与唐代藩镇数目相当。为了有效地统治广土众民,秦朝采取了以御史监察郡守的措施,于诸郡皆派监御史。

汉初郡国并行,“七国之乱”后,诸侯国逐渐被削弱、废除,郡县数较秦代增加了近两倍,这样,中央直接统辖郡县便有不少困难,武帝时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各置刺史以察郡守,就是为适应这种情况而采取的措施。东汉末年,刺史改州牧(时或并置),拥有赋政治民之权,州由监察区变成了行政区,出现了州、郡、县三级行政区。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各个分裂政权内部大都实行三级制,天下州郡不胜其多。真可谓“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于是隋初废郡存州(炀帝改州为郡),又变成了州、县二级。这样,历史似乎又回到了汉武帝设十三部州以前的情况——由中央直接统领郡县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统领数百个郡,上千个县,势必要削弱中央统治。于是汉代统治者曾经碰到的问题,又严峻地摆到了唐朝统治者面前。

唐初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不时地派使巡省天下,监察州县。大约从武则天称帝后不久,十道巡察已成定制。景云二年(711)敕分天下为二十四都督府,“察刺史以下善恶”,这等于在州县之上另置一级机构,朝廷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还是以权重难制而罢 ,依然置十道巡察使。开元二年(714)改为按察采访处置使,至四年(716)又罢,八年(720)复置,十年(722)又罢……这样置而旋罢、罢而复置的举措,充分说明了唐王朝既惧怕地方事权过重,又无力直接控制千百个郡县的矛盾心理。但是,统治手段(交通、通信等)既是如此落后,统治疆域与人口又是如此广袤众多,要想有效地施行对全国的统治,在州县之上另立一级机构是势所难免的,唐代的“道”正是这种矛盾运动的产物。

事实表明,在众多州县之上另立一级机构,不仅是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矛盾关系的必然结果,而且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各代,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宋代的路即相当于唐代的道,宣和时全国凡二十六路。元代疆域辽阔,在路之上又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关。明代改置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省,并且一直沿用到清代以至今天。明清时代在“省”这一级设置巡抚或总督,成为地方一级大员。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中央政府通过设立数目较少的一级机关(如道、路、省)来统领千百个州县,是封建统治者为解决统治技术落后与统治区域广阔之间的矛盾长期摸索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 gg49j1isaHCk/ZlJAzfxc/IindbjldG693WBG7bs94gK9e2opvHKyzbs9y379egt



二 藩镇格局的形成

为什么唐代道级机构会以藩镇的形式出现呢?这就必须研究一下安史之乱及其平定后(肃宗、代宗时)的特殊政治、军事形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边疆节度使与内地采访使结合而成藩镇,中原内地亦屯结重兵,形成了所谓藩镇林立的格局。这个问题的关键有两个:其一,为什么安史降将安堵河北如故?其二,为什么中原内地亦设节度使并且在战后仍不罢去?

安史之乱是一场旨在推翻李唐王朝的叛乱。战争开始不久,唐朝就丢掉了两京,失去了统筹全局的能力。玄宗在逃往四川的途中下了一道制命,准许所在节镇自募军队,自调兵食,自署官吏。 当时在前线鏖战的除以朔方军为首的入援边军外,中原内地也“分命节帅以扼险要”“其所统之增减离合,随时制宜” 。在战争期间,停废了采访使,旋即改置观察处置使,由节度使或都团练使、都防御使兼领,其目的还在于加强所在作战将领的应变能力。然而除同安史势力激烈搏斗外,整个战争形势还受到其他多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的制约。

首先是朝廷与前线平叛将领的矛盾。肃宗在灵武建立的班子基本上是在朔方军保护下成立的,它本身十分虚弱。为了控制以朔方军为首的各地平叛军队,朝廷一方面频频更换平叛战争的领导人,如朔方军首领、讨叛主力副元帅就先后换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数人,河南战场上的领导人亦更调频繁。 另一方面,又大力扶植宦官势力来与之相抗衡。宦官李辅国身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实际上掌握着战争的决策权。宦官鱼朝恩曾以观军容使的身份监领九节度使围相州之战,后来又曾亲自带兵镇陕。更重要的是,在前线的每一支作战部队中,都派有宦官监军,许多节度使都是因与宦官不协而或被罢兵权,如郭子仪;或被赐死,如来瑱;或惊恐自杀,如同华节度使李怀让;或被迫谋反,如仆固怀恩。这就大大牵制了唐朝的平叛力量。

其次是唐朝中央皇权与宦官及宰相的矛盾。宦官虽然被皇帝扶植起来对付新兴军阀,但当他们的势力膨胀到有逼主之势时,又会与皇帝发生尖锐的冲突。例如,当李辅国提出“大家(代宗)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 时,代宗便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除去李辅国。不久又重用鱼朝恩而流放程元振。当鱼朝恩认为“天下事有不由我乎” 时,代宗马上利用宰相元载来剪除鱼朝恩。一旦元载专权作势,代宗又与外戚吴凑密计图之,终于在大历十二年(777)诛之。其时离代宗死不过一年多时间。可见几乎终代宗之世,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一直未已。

最后,还有唐王朝在肘腋之地与吐蕃、党项的矛盾。由于战乱期间西北军队赴援勤王,边防空虚,吐蕃、党项乘机进逼邠、泾,虎视长安,朝廷被迫抽调兵力防守西北。仆固怀恩的叛乱又加剧了西北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就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同一年,唐朝的皇帝又一次被赶出了长安城,吐蕃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几乎颠覆了唐政权。仆固怀恩死后,吐蕃仍频岁进犯,朝廷被迫每年征调大批防秋兵,最多时达28万人以上。一直到大历末年,吐蕃兵锋还时常达于京郊。

上述在前线、中央和边疆发生的这些矛盾究竟对藩镇局面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首先是使唐王朝与安史势力的政治斗争逐渐让位于唐朝内部皇权与军将及宦官的斗争;唐王朝与安史势力的军事斗争逐渐让位于唐朝在京西、京北地区与吐蕃、党项的武装抗争。正是由于政治、军事斗争重心的转移,安史首领相继死去后,其旧部才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 。他们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 。其次,由于河朔地区安史旧部的受降和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守,皆需重兵驻屯,所以中原地区的宿兵也就不能罢去。王夫之认为安史之乱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边疆宿重兵,而中原弛武备,“外强中枵,乱亡之势成矣” 。战争后中原藩镇的宿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维持了一种内外平衡的均势。所以宋人尹源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总之,唐代藩镇局面的形成是安史之乱及其平定前后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 R8wGXngMvFzs3YbbDmtKYnnaB7EP6oDxMkmujL/fg6SliNq8khrEm/dd3oDd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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