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简略地剖析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它们对河朔藩镇割据和天下藩镇林立局面形成的意义，对于进一步认识整个唐代藩镇形势的发展也有作用。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诸种因素或矛盾，在尔后的藩镇割据和动乱的历史上，仍在发生影响。
德宗初年，朝廷文臣、武将和宦官的明争暗斗，仍不减当年，德宗在各方面寻求依恃，以至“不知所倚仗矣”
。兴元以后，德宗“颇忌宿将握兵多者”
，又与宦官站在一边。“自燕盗已来，惟朔方多军功，内以遏不轨，外以拓胡虏”
的朔方军，在德宗即位初便肢解为三
，宦官控制的神策军逐渐取而代之，控制了整个京西京北。西北藩镇与神策军无论在政治隶属关系上，还是在经济关系上，都有很深的矛盾。元和十四年（819）邠宁李光颜率兵赴敌，“邠师喧然曰：‘人给五十千而不识战阵，彼何人也！常额衣资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愤声恟恟不可遏”
，搞得“京师恟惧”
。可见形势之严重！德宗初年的李怀光之叛，陈寅恪先生指出：“神策军与朔方军廪赐之不均要为此大事变之一主因。”
可谓一针见血。
边疆形势对藩镇割据的影响亦有清晰的脉络可寻。“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由于西北地区经常需要重师镇守，既从财力上影响到本已十分拮据的唐廷财政，又严重地牵制了唐朝大量军队包括中原防秋兵、西北藩镇兵和中央神策军三方面的兵力。因此，唐廷对藩镇的战争，常常要顾及西北的形势。元和时议讨王承宗，李绛所持的反对理由就是：万一“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
建中初，德宗为“内靖方镇”
而主动与吐蕃结盟通好，才得以征调西北军队东征
。贞元（785—805）后，西北形势又趋严重，故朝廷不敢对骄藩采取强硬方针。元和时大力讨伐叛镇，即因西北战事稍暇，吐蕃“遣使朝贡不绝”
。自元和十三年（818）以后，迄于长庆（821—824）初，吐蕃又频岁入寇
，因而河朔三镇复叛时，唐廷又力不能支了。待吐蕃势力衰歇，河湟之地收复后，西南边疆战事却越闹越大，南诏的进犯，遂成晚唐之大患。
代宗朝不能销兵罢镇的一些客观原因也长期存在。中原藩镇长期是唐廷用以对抗河朔叛镇的重要力量，所谓“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
，“以塞虏冲”，“严饰护疆，不可他使”
。这种内外相持的制约关系，维持唐王朝相对稳定地存在达一百多年，至黄巢起义才打破这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