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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各地新设了许多藩镇，在战后不曾罢去，大量军队亦未销兵归农，从而出现了“天下尽裂于藩镇”的局面。这也是因为代宗君臣的姑息和苟且偷安吗？回答是否定的。正确的答案，仍要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去寻找。
河北战争一结束，就不乏销兵罢镇的言论。广德二年（764），郭子仪曾上言：“安、史昔据洛阳，故诸道置节度使以制其要冲；今大盗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请罢之，仍自河中为始。”六月“敕罢河中节度及耀德军”
。翌年三月，左拾遗独孤及又上疏，指责：“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不用之军，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厄要害之地，俾置屯御，悉休其余，以粮储屝屦之资，充疲人贡赋，岁可减国租之半。陛下岂可持疑于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独孤及这番话语恳切言明，但“上不能用”
。为什么代宗无动于衷呢？
安史之乱以前，“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
，诚如王夫之所说：“天宝元年置十节度使，其九皆西北边徼也，唯河东一镇治太原，较居内地……若畿辅内地、河雒、江淮、汴蔡、荆楚、兖泗、魏邢，咸弛武备，幸苟安，而倚沿边之节镇，以冀旦夕之无虞，外强中枵，乱亡之势成矣。”
这种内外不均的形势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河东、剑南、岭南依然要驻兵戍守，而西北地区尤其是激烈的战场。这些地方的军队不仅不能削减，而且时有所增，如李元谅在边镇，“籍马蒐乘，补卒济师，始编簿者二千，终载书者一万……此其徇国之功四也”
。仅江淮赋税之地稍见安宁，时称“天下方镇，东南最宁”
。
边疆之重兵既不可去，如果唯罢内地诸镇、尽销其兵的话，势必又会使内外的军事布局失去平衡，重演天宝末年的悲剧。相反，若中原诸镇继续保持足够的兵力，即可维持住一种均势，使内外互相牵制。故王夫之认为，“即令外寇果强，侵陵相迫，抑必内屯重旅，以时应敌”。“夫使禄山之乱，两河、汝、雒、淮、楚之间，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关之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贼其敢轻窥函谷哉！”
中原诸镇的宿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打开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形势图可知，如果把河朔叛镇、东南财赋之地及关中地区连成一个三角形的话，那么中原型藩镇便居于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史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今之徐方，控临东极，淮海闽越，千里遥赖。”
汝州“捍蔽东都，联唐许，当蔡西面”。河阳“乃魏博之津”
。滑州，“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
。昭义“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惟恃此以制之”
。总之，中原型藩镇居腹心之地，具有控扼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事实证明，唐后期伐叛战争，主要是征调这些藩镇的军队，所谓“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
。故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确实是切中其要的真知灼见。
当然，安史之乱以后之兵不可销，除维持地方军阀势力的均衡这一因素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不可不提。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之世采用多种办法，试图加以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
；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
；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
。在这几种办法中，前两种都失败了，而募流民客户为兵的办法虽能诱得“逋逃者”“争出应募”
，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职业兵而不可卒去。八年战乱又制造了一批流民，社会经济愈益凋敝。关中地区是“诸军亡卒及乡曲无赖子弟相聚为盗”
，河东地区是“百姓饥馑，难为聚敛”
，剑南一带是“寇盗充斥”
，江淮一带是“税外横敛”“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
。如元结所说“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
。既然一般农民尚不恋故土，“流亡转甚”
，欲使那些无业可操的军士解甲归农，无疑等于痴人说梦。永泰元年（765），元结在今湖北樊水一带碰到昔日部下的兵士，有诗记其事云：“漫游樊水阴，忽见旧部曲。尚言军中好，犹望有所属。”
可见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脱离军队的散兵游勇对昔日的戎马生活仍十分向往。其原因何在呢？元结的另一首诗实际做了回答：“山泽多饥人，闾里多坏屋。战争且未息，征敛何时足。”
这里的战争当指唐廷与仆固怀恩和吐蕃的战争。可见，闾里凋敝和横征暴敛以及无休无止的战事便是兵士们不愿和不能释戈操耒的主要原因。集聚山泽的散兵游勇毕竟是一股不安定的社会因素，代宗曾下诏招携云：逃亡官健，“仍委刺史县令，自赍诏书，亲至山谷，分明谕旨，一一招携。所有怀附，切加慰纳；问其所欲，各使便安。若愿归田农，当恤生业；如请入军伍，亦听食粮”
。逃亡兵士，尚且听其“入军伍”“食粮”，足见当时销兵之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