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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平定后的藩镇武装，主要有三种：一是河朔一带的安史旧部；二是中原一带的新设节度使；三是缘边地区的旧有藩镇。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公历12月16日），安禄山率领15万大军号称20万，发动叛乱，仅仅一个多月就攻入东都洛阳，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称帝，建立大燕政权。唐王朝风雨飘摇，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中央没有一支可靠的劲旅前往抵御：封常清纠集的乌合之众一触即溃，高仙芝被杀后，身统数十万大军的哥舒翰也一战被擒。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天下几危。这时在前线作战的主要有两支武装：一是北部和西北旧有藩镇，以郭子仪等率领的朔方军为代表，河西、陇右余部及安西、北庭赴援军队亦归其麾下，势力颇盛，是讨叛的主力。另一支是河南地区新设的节度使，所谓“分命节帅以扼险要，其所统之增减离合，随时制宜”
，因属草创，在战争中一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其时海内动荡、王室衰微的情况下，这些新、老节镇都被获准可以自募军队，自调兵食和自署官吏。
因而，随着战争的推移，他们的势力也获得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唐王朝如果不能控制住这些讨叛军队，显然是难以存在下去的。还在战争之初，肃宗就为郭子仪、李光弼的功高不赏而显得忧心忡忡。
伐叛主力的副元帅先后换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数人，河南战场的节度使亦频频更换。
更重要的是，唐廷又大力扶植了另一股政治势力——宦官势力，以此来与之相抗衡。
历史上宦官势力总是在王权微弱的时候急剧膨胀起来，但他们又实实在在是为了加强王权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唐代宦官权势虽然在玄宗时代就已经炙手可热，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才作为一种救危扶倾的势力而飞黄腾达起来。这时期的宦官，有的在中央掌管枢密，肃宗时的军事行动就基本上是在李辅国的策划下进行的。
有的领兵征战，鱼朝恩曾出征命将，在镇陕战役中立过大功。
更多的则是出任监军使，深入到每一支作战部队中，“监视刑赏，奏察违谬”
。因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在都可以看到宦官与军将的矛盾冲突。典型的例子如乾元元年（758）九节度使围相州，朝廷不置统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由于双方互不相协，导致了叛乱势力的卷土重来。肃代之际，叛乱接近尾声，有些军阀已不大听朝廷调遣：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扬州，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于襄阳，
都显示出军帅与宦官双方冲突更形加剧。宝应元年（762）八月，郭子仪入朝，为宦官程元振所谮，解除了兵权，“遂留京师”
。同年来瑱入朝，因程元振“谮瑱言涉不顺”，赐死。史称由是“藩镇皆切齿”
。李光弼、令狐彰等亦因与宦官不协而不敢入朝。
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则因之“恐惧自杀”
。对于这些带有普遍性的事件，我们显然不能解释为宦官与军将的个人嫌隙之争，它真实地反映了唐廷对这些膨胀起来的军阀势力的猜忌和防范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所以，在这些事件中，皇帝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宦官一边。
安史之乱结束后，上述矛盾仍然有增无已。郭子仪依然闲居京师，“部曲离散”
。李光弼因与朝廷相猜间，不久郁郁而亡。而仆固怀恩的叛乱，尤是中央皇权与军阀势力矛盾白热化的集中表现。
仆固怀恩是继郭、李之后的另一位朔方军领袖。肃宗时即因与李辅国不睦，“几至破家，便夺兵权”
。宝应中，他以副元帅带兵追击史朝义，最后收复了大河南北。然而，正当他血战疆场时，朝廷已经“密为之备”
，在打他的主意了。宋人孙甫论及此事说：“肃宗宠信内臣，为将帅之患。郭子仪讨平大乱，收复二京，元勋厚德，天下瞻望，但不与鱼朝恩相协，为其谗间，遂罢兵权。李光弼战伐尽力，动有奇功，才谋忠勇，冠于诸将，亦为朝恩所挠，致有败衄。怀恩前从子仪，知其事矣；后事光弼，惮其严而不附，遂与朝恩协议，以败其功，又施其计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权任，况他帅乎？又观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辈用事于内，甚于朝恩。来瑱居将相之任，一不从元振请托，无罪而杀。此怀恩所以不肯尽忠也。”
可见仆固怀恩事件不是偶然，它是长期以来领兵将帅受到唐朝中央及宦官势力的猜忌、排斥、打击而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后来，有个节度使对宦官说：“仆固怀恩岂反者邪？皆鼠辈弄威作福趣之祸也。我本不反，今为尔反！”
生动地表明了宦官与军阀的矛盾对立。
宦官势力虽然是皇帝牵制军阀势力的工具，但他们与中央皇权也产生摩擦。有唐一代，莫不如此。这时二者的关系与德宗以后“九重之废立由己”
的情况稍有不同之处，在于皇帝尚未被宦官完全控制，因而一旦宦官势力有逼主之嫌，就被皇帝毫不犹豫地除去。如李辅国专权时，“上（肃宗）颇不悦”
，“辅国行事，多所变更”
。代宗即位之初，李辅国权势更炽，他对代宗说：“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结果，“帝矍然欲剪除”
。代宗遂倚程元振而除之。后来又流放程元振而重用鱼朝恩。及鱼朝恩复蹈前辙，认为“天下事有不由我乎”！
代宗又倚元载而除鱼朝恩。朝恩既诛，代宗又恶元载，“将加之法，恐左右泄漏，无与言者”，遂与外戚吴凑“密计图之”
，至大历十二年（777）方将其党一网打尽。可见，几乎终代宗之世，宫廷内部一直进行着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安史之乱平定前后，不仅唐王朝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唐王朝与西北地区吐蕃、党项的民族斗争也穿插其间，使它陷入内忧外扰的交困境地。还在安史之乱以前，西北地区就是与河北遥遥相对的军事重镇，哥舒翰身统河西、陇右二镇，与安禄山的幽州、平卢、河东三镇相对峙。战乱期间，河陇军队赴难东讨，边防空虚，吐蕃、党项乘机进逼邠、泾一线，虎视长安。唐廷被迫分部分兵力加强西北边防。
及仆固怀恩叛乱，“连诸蕃之众，为国大患，士不解甲，粮尽馈军”
，其危害之烈“不啻于禄山、思明之难”
，唐廷受到沉重打击。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锋直指长安，代宗出奔，吐蕃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几乎颠覆了唐政权。仆固怀恩死后，吐蕃仍然频岁进犯，“边羌挐战不解”
，唐廷曾征调幽州、魏博、成德、淄青、汴宋、河中及申、黄、安、息等军队二十八万众以备边。
直到大历季年，吐蕃还时常在京畿附近“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
。唐朝每岁都要征调大批防秋兵以资守备，西北地区的武装集结一般在二十万人以上。即便如此，还有人倡起迁都河中、秋杪行幸避狄的退让之策
，可见其时形势之严峻。
由上可知，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的焦点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转移。唐廷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已相对地让位于它与反叛乱势力——新起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唐廷与叛乱势力的军事斗争中心地区也相对地让位于在唐王朝肘腋之地——京西京北地区与吐蕃势力的武装抗争。
在这种情况下，唐廷迫切要求早日了结河北战事，处理日益激化的新矛盾。因此代宗即位之初即明确规定：“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附者，当超与封赏。”
东都收复的捷报传来才四天，又下制：“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
于是，张忠志（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在史朝义授首之前纷纷投降，正是唐廷所期望的，特别是张忠志开土门（井陉口）纳王师之功，一直受到唐廷的重视。
援往日处置安史降将如能元皓、令狐彰之例，各授以节度使，自是情理中事。诚如王昶跋《李宝臣碑》所说，“不如此不足以慰来投之心”
。并且，唐廷通过“分而帅之”的做法，大大缩小了各镇的势力地盘，较之当年安禄山独擅三镇和史思明乾元中投降时授以整个河北节度使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战后上述新的政治矛盾与军事斗争既然愈演愈烈，恰好为安史旧将恢复元气、发展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故史称：“属怀恩反，边羌挐战不解，朝廷方勤西师，故怀仙与田承嗣、薛嵩、张忠志等得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
“河、湟六镇既陷，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资粮百五十余万缗。而中官鱼朝恩方恃恩擅权，代宗与宰相元载日夜图之。及朝恩诛，帝复与载贰，君臣猜间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而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
史实清楚地说明，河朔割据的形成，不单单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实际上还是新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一种局面，笼统地归结为“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
，不免失之肤浅。
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各地新设了许多藩镇，在战后不曾罢去，大量军队亦未销兵归农，从而出现了“天下尽裂于藩镇”的局面。这也是因为代宗君臣的姑息和苟且偷安吗？回答是否定的。正确的答案，仍要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去寻找。
河北战争一结束，就不乏销兵罢镇的言论。广德二年（764），郭子仪曾上言：“安、史昔据洛阳，故诸道置节度使以制其要冲；今大盗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请罢之，仍自河中为始。”六月“敕罢河中节度及耀德军”
。翌年三月，左拾遗独孤及又上疏，指责：“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不用之军，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厄要害之地，俾置屯御，悉休其余，以粮储屝屦之资，充疲人贡赋，岁可减国租之半。陛下岂可持疑于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独孤及这番话语恳切言明，但“上不能用”
。为什么代宗无动于衷呢？
安史之乱以前，“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
，诚如王夫之所说：“天宝元年置十节度使，其九皆西北边徼也，唯河东一镇治太原，较居内地……若畿辅内地、河雒、江淮、汴蔡、荆楚、兖泗、魏邢，咸弛武备，幸苟安，而倚沿边之节镇，以冀旦夕之无虞，外强中枵，乱亡之势成矣。”
这种内外不均的形势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河东、剑南、岭南依然要驻兵戍守，而西北地区尤其是激烈的战场。这些地方的军队不仅不能削减，而且时有所增，如李元谅在边镇，“籍马蒐乘，补卒济师，始编簿者二千，终载书者一万……此其徇国之功四也”
。仅江淮赋税之地稍见安宁，时称“天下方镇，东南最宁”
。
边疆之重兵既不可去，如果唯罢内地诸镇、尽销其兵的话，势必又会使内外的军事布局失去平衡，重演天宝末年的悲剧。相反，若中原诸镇继续保持足够的兵力，即可维持住一种均势，使内外互相牵制。故王夫之认为，“即令外寇果强，侵陵相迫，抑必内屯重旅，以时应敌”。“夫使禄山之乱，两河、汝、雒、淮、楚之间，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关之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贼其敢轻窥函谷哉！”
中原诸镇的宿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打开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形势图可知，如果把河朔叛镇、东南财赋之地及关中地区连成一个三角形的话，那么中原型藩镇便居于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史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今之徐方，控临东极，淮海闽越，千里遥赖。”
汝州“捍蔽东都，联唐许，当蔡西面”。河阳“乃魏博之津”
。滑州，“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
。昭义“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惟恃此以制之”
。总之，中原型藩镇居腹心之地，具有控扼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事实证明，唐后期伐叛战争，主要是征调这些藩镇的军队，所谓“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
。故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确实是切中其要的真知灼见。
当然，安史之乱以后之兵不可销，除维持地方军阀势力的均衡这一因素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不可不提。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之世采用多种办法，试图加以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
；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
；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
。在这几种办法中，前两种都失败了，而募流民客户为兵的办法虽能诱得“逋逃者”“争出应募”
，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职业兵而不可卒去。八年战乱又制造了一批流民，社会经济愈益凋敝。关中地区是“诸军亡卒及乡曲无赖子弟相聚为盗”
，河东地区是“百姓饥馑，难为聚敛”
，剑南一带是“寇盗充斥”
，江淮一带是“税外横敛”“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
。如元结所说“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
。既然一般农民尚不恋故土，“流亡转甚”
，欲使那些无业可操的军士解甲归农，无疑等于痴人说梦。永泰元年（765），元结在今湖北樊水一带碰到昔日部下的兵士，有诗记其事云：“漫游樊水阴，忽见旧部曲。尚言军中好，犹望有所属。”
可见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脱离军队的散兵游勇对昔日的戎马生活仍十分向往。其原因何在呢？元结的另一首诗实际做了回答：“山泽多饥人，闾里多坏屋。战争且未息，征敛何时足。”
这里的战争当指唐廷与仆固怀恩和吐蕃的战争。可见，闾里凋敝和横征暴敛以及无休无止的战事便是兵士们不愿和不能释戈操耒的主要原因。集聚山泽的散兵游勇毕竟是一股不安定的社会因素，代宗曾下诏招携云：逃亡官健，“仍委刺史县令，自赍诏书，亲至山谷，分明谕旨，一一招携。所有怀附，切加慰纳；问其所欲，各使便安。若愿归田农，当恤生业；如请入军伍，亦听食粮”
。逃亡兵士，尚且听其“入军伍”“食粮”，足见当时销兵之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