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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平定后的藩镇武装，主要有三种：一是河朔一带的安史旧部；二是中原一带的新设节度使；三是缘边地区的旧有藩镇。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公历12月16日），安禄山率领15万大军号称20万，发动叛乱，仅仅一个多月就攻入东都洛阳，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称帝，建立大燕政权。唐王朝风雨飘摇，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中央没有一支可靠的劲旅前往抵御：封常清纠集的乌合之众一触即溃，高仙芝被杀后，身统数十万大军的哥舒翰也一战被擒。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天下几危。这时在前线作战的主要有两支武装：一是北部和西北旧有藩镇，以郭子仪等率领的朔方军为代表，河西、陇右余部及安西、北庭赴援军队亦归其麾下，势力颇盛，是讨叛的主力。另一支是河南地区新设的节度使，所谓“分命节帅以扼险要，其所统之增减离合，随时制宜”
，因属草创，在战争中一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其时海内动荡、王室衰微的情况下，这些新、老节镇都被获准可以自募军队，自调兵食和自署官吏。
因而，随着战争的推移，他们的势力也获得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唐王朝如果不能控制住这些讨叛军队，显然是难以存在下去的。还在战争之初，肃宗就为郭子仪、李光弼的功高不赏而显得忧心忡忡。
伐叛主力的副元帅先后换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数人，河南战场的节度使亦频频更换。
更重要的是，唐廷又大力扶植了另一股政治势力——宦官势力，以此来与之相抗衡。
历史上宦官势力总是在王权微弱的时候急剧膨胀起来，但他们又实实在在是为了加强王权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唐代宦官权势虽然在玄宗时代就已经炙手可热，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才作为一种救危扶倾的势力而飞黄腾达起来。这时期的宦官，有的在中央掌管枢密，肃宗时的军事行动就基本上是在李辅国的策划下进行的。
有的领兵征战，鱼朝恩曾出征命将，在镇陕战役中立过大功。
更多的则是出任监军使，深入到每一支作战部队中，“监视刑赏，奏察违谬”
。因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在都可以看到宦官与军将的矛盾冲突。典型的例子如乾元元年（758）九节度使围相州，朝廷不置统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由于双方互不相协，导致了叛乱势力的卷土重来。肃代之际，叛乱接近尾声，有些军阀已不大听朝廷调遣：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扬州，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于襄阳，
都显示出军帅与宦官双方冲突更形加剧。宝应元年（762）八月，郭子仪入朝，为宦官程元振所谮，解除了兵权，“遂留京师”
。同年来瑱入朝，因程元振“谮瑱言涉不顺”，赐死。史称由是“藩镇皆切齿”
。李光弼、令狐彰等亦因与宦官不协而不敢入朝。
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则因之“恐惧自杀”
。对于这些带有普遍性的事件，我们显然不能解释为宦官与军将的个人嫌隙之争，它真实地反映了唐廷对这些膨胀起来的军阀势力的猜忌和防范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所以，在这些事件中，皇帝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宦官一边。
安史之乱结束后，上述矛盾仍然有增无已。郭子仪依然闲居京师，“部曲离散”
。李光弼因与朝廷相猜间，不久郁郁而亡。而仆固怀恩的叛乱，尤是中央皇权与军阀势力矛盾白热化的集中表现。
仆固怀恩是继郭、李之后的另一位朔方军领袖。肃宗时即因与李辅国不睦，“几至破家，便夺兵权”
。宝应中，他以副元帅带兵追击史朝义，最后收复了大河南北。然而，正当他血战疆场时，朝廷已经“密为之备”
，在打他的主意了。宋人孙甫论及此事说：“肃宗宠信内臣，为将帅之患。郭子仪讨平大乱，收复二京，元勋厚德，天下瞻望，但不与鱼朝恩相协，为其谗间，遂罢兵权。李光弼战伐尽力，动有奇功，才谋忠勇，冠于诸将，亦为朝恩所挠，致有败衄。怀恩前从子仪，知其事矣；后事光弼，惮其严而不附，遂与朝恩协议，以败其功，又施其计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权任，况他帅乎？又观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辈用事于内，甚于朝恩。来瑱居将相之任，一不从元振请托，无罪而杀。此怀恩所以不肯尽忠也。”
可见仆固怀恩事件不是偶然，它是长期以来领兵将帅受到唐朝中央及宦官势力的猜忌、排斥、打击而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后来，有个节度使对宦官说：“仆固怀恩岂反者邪？皆鼠辈弄威作福趣之祸也。我本不反，今为尔反！”
生动地表明了宦官与军阀的矛盾对立。
宦官势力虽然是皇帝牵制军阀势力的工具，但他们与中央皇权也产生摩擦。有唐一代，莫不如此。这时二者的关系与德宗以后“九重之废立由己”
的情况稍有不同之处，在于皇帝尚未被宦官完全控制，因而一旦宦官势力有逼主之嫌，就被皇帝毫不犹豫地除去。如李辅国专权时，“上（肃宗）颇不悦”
，“辅国行事，多所变更”
。代宗即位之初，李辅国权势更炽，他对代宗说：“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结果，“帝矍然欲剪除”
。代宗遂倚程元振而除之。后来又流放程元振而重用鱼朝恩。及鱼朝恩复蹈前辙，认为“天下事有不由我乎”！
代宗又倚元载而除鱼朝恩。朝恩既诛，代宗又恶元载，“将加之法，恐左右泄漏，无与言者”，遂与外戚吴凑“密计图之”
，至大历十二年（777）方将其党一网打尽。可见，几乎终代宗之世，宫廷内部一直进行着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安史之乱平定前后，不仅唐王朝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唐王朝与西北地区吐蕃、党项的民族斗争也穿插其间，使它陷入内忧外扰的交困境地。还在安史之乱以前，西北地区就是与河北遥遥相对的军事重镇，哥舒翰身统河西、陇右二镇，与安禄山的幽州、平卢、河东三镇相对峙。战乱期间，河陇军队赴难东讨，边防空虚，吐蕃、党项乘机进逼邠、泾一线，虎视长安。唐廷被迫分部分兵力加强西北边防。
及仆固怀恩叛乱，“连诸蕃之众，为国大患，士不解甲，粮尽馈军”
，其危害之烈“不啻于禄山、思明之难”
，唐廷受到沉重打击。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锋直指长安，代宗出奔，吐蕃立广武王承宏为帝，几乎颠覆了唐政权。仆固怀恩死后，吐蕃仍然频岁进犯，“边羌挐战不解”
，唐廷曾征调幽州、魏博、成德、淄青、汴宋、河中及申、黄、安、息等军队二十八万众以备边。
直到大历季年，吐蕃还时常在京畿附近“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
。唐朝每岁都要征调大批防秋兵以资守备，西北地区的武装集结一般在二十万人以上。即便如此，还有人倡起迁都河中、秋杪行幸避狄的退让之策
，可见其时形势之严峻。
由上可知，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的焦点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转移。唐廷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已相对地让位于它与反叛乱势力——新起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唐廷与叛乱势力的军事斗争中心地区也相对地让位于在唐王朝肘腋之地——京西京北地区与吐蕃势力的武装抗争。
在这种情况下，唐廷迫切要求早日了结河北战事，处理日益激化的新矛盾。因此代宗即位之初即明确规定：“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附者，当超与封赏。”
东都收复的捷报传来才四天，又下制：“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
于是，张忠志（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在史朝义授首之前纷纷投降，正是唐廷所期望的，特别是张忠志开土门（井陉口）纳王师之功，一直受到唐廷的重视。
援往日处置安史降将如能元皓、令狐彰之例，各授以节度使，自是情理中事。诚如王昶跋《李宝臣碑》所说，“不如此不足以慰来投之心”
。并且，唐廷通过“分而帅之”的做法，大大缩小了各镇的势力地盘，较之当年安禄山独擅三镇和史思明乾元中投降时授以整个河北节度使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战后上述新的政治矛盾与军事斗争既然愈演愈烈，恰好为安史旧将恢复元气、发展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故史称：“属怀恩反，边羌挐战不解，朝廷方勤西师，故怀仙与田承嗣、薛嵩、张忠志等得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
“河、湟六镇既陷，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资粮百五十余万缗。而中官鱼朝恩方恃恩擅权，代宗与宰相元载日夜图之。及朝恩诛，帝复与载贰，君臣猜间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而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
史实清楚地说明，河朔割据的形成，不单单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实际上还是新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一种局面，笼统地归结为“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
，不免失之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