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唐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置的缘边节度使，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局面的先导。那么，为什么要在边疆地区宿重兵、设藩镇呢？这必须从唐初以来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和当时的边疆形势中去探讨。
唐初武德年间，天下甫定，面对控弦数十万的突厥侵扰，唐廷采取了委曲求和、力避战事的方针。
贞观初年，唐朝内部业已稳定，太宗秣马厉兵，积草屯粮，做了充分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进攻战，从贞观四年（630）开始，先后击破东突厥、薛延陀，降服漠北诸部，设都督府和羁縻府州以统之。贞观十四年（640）又破西突厥，平高昌，于其地设置州县。唐朝声威由此大振。史称：“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唐代辽阔的疆域基本上是这时奠定的。高宗前期，奋贞观之余烈，继续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显庆二年（657）平西突厥贺鲁，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地区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显庆五年（660）伐百济，总章二年（669）平高丽。至此，唐代的边功达于极盛阶段。
这一阶段的征讨主要是由行军总管、大总管统兵募、府兵、蕃兵等临时出征，事解辄罢。故杜佑云：“国朝李靖平突厥，李勣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玄、王孝杰、娄师德、刘审礼，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缘边都督“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
。
从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710—713），边疆形势逐渐发生变化，唐王朝为守住已开拓的疆土，做了不懈的努力。在吐蕃方面，从7世纪70年代以来，唐廷连续两次惨败折兵，仪凤三年（678），刘审礼葬身青海，损失惨重。高宗急忙召集侍臣讨论“绥御之策”。当时有两派意见，守边派认为“攻之则兵威不足，镇之则国力有余，且抚养士卒，守御边境”（给事中刘景先）；提出“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掠”（中书舍人郭正一）；“且令大将镇抚，畜养将士；仍命良吏营田，以收粮储”（给事中皇甫文亮）。另外一派则主张采取强硬措施，认为“敌不可纵，纵敌则患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卒老；不如料简士卒，一举灭之”（中书侍郎薛元超）。两派之中以前一派占上风，高宗也认为“李勣已后，实无好将”，“自非投戈俊杰，安能克灭凶渠”
，表明了自己对守边派的支持。前此一年（仪凤二年，即677年），唐廷已于陇右设置河源、莫门、积石三军，加强对吐蕃的守备，至此又派大将黑齿常之为河源军使，“以镇御之”
。武后时，狄仁杰又进一步呼吁要“敕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以逸待劳”“以主御客”
。在突厥方面，神龙时曾令内外官各进破突厥之策，右补阙卢俌的“利在保境，不可穷兵”的策略得到了中宗的赞同，“览而善之”
。定远城及东中西三受降城就是这时设防的。在东北方面，奚、契丹调露六年（679）时即因突厥的诱煽，侵掠州县
，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及大同军以镇之，特别是自万岁通天（696—697）以后，契丹、奚“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
，唐廷多次调发大兵与战，几乎每战皆北。
范阳的清夷军、威武军及平卢军都是这时陆续置立的。
综上所述，自高宗后期，迄开元初年，唐廷几乎与周边各族都进行着激烈的战争，在东北部、北部、西部和西北部，唐廷都被迫采取防守边疆的方针，与此前积极进攻的军事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唐朝内部情况来说，高宗后期，到开元初年，王朝内部政局动荡不安，宫廷政变频仍，这不能不影响到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第二，从唐朝外部情况来看，唐初的羁縻府州制，促进了周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使其势力逐渐强大。北突厥的崛起，吐蕃的猖獗，奚、契丹的反叛，使唐廷几乎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况。陈寅恪先生曾说唐得高丽而“终不能有，则以吐蕃炽盛”
。岑仲勉先生也认为当时“突厥脱离，北边要警，环顾内外，情势迥殊”，“东北两蕃（契丹、奚），渐多作梗，顾此失彼，有同捉襟”
。这种情况必然使唐廷防不胜防，无力进攻。第三，从贞观到高宗前期的武功，拓定了辽阔的疆域，特别是当时东西两个战场的激烈战争，使唐廷必须以重兵分守，广置军镇。这样，边防体制渐渐发生了变化。
玄宗朝前期，虽然唐廷声威复振，但高武以来的边境形势却继续在发展。以节度使的设置为标志，唐廷的边境防线业已渐渐向后退缩。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为八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着数十万镇兵。在开元时代，唐廷十分注意避免两线作战，采取了与一方联合，与另一方作战的策略，从而改变了过去的被动局面，但从整个形势来说，仍然是守而不是攻。
开元元年（713），唐朝复在奚和契丹置饶乐和松漠都督府，封其首领为郡王，并妻以固安公主和永乐公主。开元十年（722），又妻契丹王以燕郡公主；又妻以东华公主，并妻奚王以东光公主
。又将奚、契丹主皆由郡王晋封为王。而在北部和西部，唐廷与吐蕃和突厥进行了频繁而激烈的战争，赖东北乂安，唐廷在这些战争中未致大败。
开元十八年（730），契丹、奚反叛，附于突厥，和亲公主奔还平卢，东北战事大起。唐军连连失利，因而从开元十九年（731）起，唐廷遂主动与吐蕃媾和，双方使节往还，声问相继。开元二十二年（734），双方还在赤岭立分界碑。西部战场的宁谧，使唐廷得以悉心对付东北“两蕃”，通过几场恶战，才勉强于二十五年（737）春天最后击破契丹余部。
从开元二十五年（737）起，东北战场稍暇，唐廷与吐蕃的干戈又起。自此以后，直至安禄山起兵，是唐朝军事上极其难堪的时期。首先，唐廷又陷入了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的境地，北有突骑施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虽然在唐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秋，曾企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载（745）再唱“和亲”之策，但契丹、奚旋杀公主而叛，唐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屯集巨额财富，故范阳军队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其次，特别是在天宝后期一些大的对外战争中，唐廷多遭惨败。天宝六载（747），高仙芝征小勃律，只是唐廷企图保持对西域控制的最后努力而已，当九载（750）再次出师远征时，便惨败于怛罗斯。与此同时，再次丧兵折将于云南；十三载（754），李宓的十五万大军，全军覆没。天宝十载（751）安禄山又大败于奚、契丹。只有哥舒翰与吐蕃打了几个胜仗。
开元天宝时期的上述边境形势，使唐廷所在都要驻兵防守，因而开元以来，边军城镇愈置愈多。这些军镇的设立有两种方式，一是行军留镇，如刘仁轨镇百济
；一是派兵镇守，如姚州驻屯兵等
。到天宝元年（742），缘边军镇已达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同时，由于军队素质的变化，长征健儿在整个戍防兵中的比例愈来愈大，唐初以防丁、行人为主，军城镇戍为辅的防御体制逐渐发生变化，而让位于所谓节度使体制。